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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0页。
）
在旧中国，每遇较大灾荒总是“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
“丁戊奇荒”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和腐败反动的清王朝统治下，灾情更为严重，灾区一片凄惨景象。
请看：
山西 1877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政府奏报：
“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
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
“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1页。
）王锡纶在《丁戊奇荒记》中写道：
“山西无处不旱，……被灾极重者八十余区（县），……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
”（李文治编：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2页。
）清政府派往山西赈济的大员阎敬铭在报告中也说：
“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
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
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版第1册，总页514。
河南 1877年12月7日《申报》登载：
“今岁豫省之灾，亦不减于山右（指山西），……灾黎数百万，几有易子析骸之惨”。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4页。
）次年，袁保恒奏议中说：
河南“成灾七十二处（县）之多，通省核计，已十分之七。
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灾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
直隶 河北省从1878年延续到次年九月的荒旱，致使“保定以西，河间以南，旱蝗相乘，灾区甚广。
……春间犹采苜蓿、榆叶、榆皮为食，继食槐柳叶，……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
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
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
）到河间放赈的一个官员在日记中写道：
“年青的人们被出卖，特别是女子被带到南方去。
……儿童样子最为可怕了——只剩下枯干的皮包骨头，肚子膨胀（他们的食物是杂草和树皮），面色青黝，两眼发直。
”有些人“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下”。
陕西 《申报》于1877年10月3日登载：
“秦中自去年立夏节后，数月不雨，秋苗颗粒无收。
至今岁五月，为收割夏粮之期，又仅十成之一。
至六七月又旱，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
……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粮价又陡至十倍以上。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6页。
……
上述史料只是从同类大量资料中选择出来的几例，从这里已经不难看到那幅重灾区凄惨绝顶的图景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这场特大灾荒呢？
简单地把灾荒归结于社会原因，那当然是不妥当的。
这次大天灾首先是自然现象的反常引起的。
北方经常出现旱情，但连续三年大面积的奇旱还是罕见的。
然而，天灾又恰恰是和人祸相伴随，吃人的社会制度必然造成吃人的天灾。
“丁戊奇荒”严重到如此程度，不能不深刻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状况。
那时社会制度反动，农业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农民极端贫困，不可能有控制自然灾害的能力；
反动统治者只知搜刮掠夺，并不关心防灾抗灾的建设，乱伐森林，水土流失，水利长期失修，这就极大地加重了自然灾害的严重性。
“丁戊奇荒”，就河北省来说，就是由于“河务废弛日甚”。
“凡永定、大清、滹沱、北运、南运五大河，又附丽五大河之六十余支河，原有闸坝堤埝，无一不坏；
减河引河，无一不塞。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17—718页。
）全国也是如此，当时有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韬正确指出：
“今河道日迁，水利不讲，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一片，民间耕播至无所施。
”（王韬：
《□园文录外编》卷一。
）反动统治阶级不但不能采取有效办法积极救灾，反而趁火打劫，更直接地制造了饥荒。
清王朝认为救灾“首曰诚祈”，把“拈香祈雨”、“设坛祈祷”等愚昧活动用来自欺欺人，做为“第一要务”。
虽然也采取若干“开仓平粜”，设立粥厂，“以工代赈”，“捐廉（停俸、减俸）救荒”，“捐输（卖官）赈灾”，“收买蝻子（蝗虫）”等措施，但收效甚小，却有利于地主官绅进一步掠夺压榨饱受饥荒苦难的灾民。
清政府注意的是灾荒影响税收和它的统治，并不关心广大灾民的死活。
反动政府为了多征二十倍的田赋，竟允许种植鸦片。
这次灾情最重的山西、陕西，都是种植鸦片很多的省份。
1877年山西省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八亿亩），有60万亩好地种鸦片，占九分之一强。
难怪山西巡抚曾国荃说：
“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
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0、457－459、462－463页。
）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
“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
“垣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
）户部官员为了每年额外得到三万两所谓“饭银”，一再拒绝御史们“暂停以粮酿酒”的要求。
而当时仅直隶一省每年酿酒就消耗粮食几百万石。
（《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页570-571。
）清政府面对严重灾情，仍以“已有定例”为名，不肯缩减宫廷的庞大开支，继续筹巨款大修西太后的颐养宫殿，修建同治皇帝皇后的陵寝，还向各地采办各种奢侈品。
言官们对此多次谏阻，都遭到“著毋庸议”的严词拒绝，甚至“传旨申斥”。
灾民身陷绝境，纷纷倒毙，而封建官僚们仍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
礼部尚书恩承等去四川由晋陕灾区过境，地方政府“虽人夫死亡，车马倒毙，（仍）百计备支，不敢缺少”，可是这位尚书大人“行至晋境，每处常带轿夫，杂费折钱百数十千；
门包零费，银数百十两；
酒席折价外，又用燕菜烧烤及海菜多桌；
大车轿车四十余辆，驿马民马六十余匹。
合计一日尖宿之费，官供民派，需银千数百两”，仍不满足，竟然“需索杂费，闹至县署！
”（《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页758。
）在那黑暗腐朽的封建官僚体制下，尚书承恩的恶行能是个别事例么？
他们完全不顾广大灾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加重灾情！
饥荒是人民的灾难，又是豪绅、贪官、奸商、高利贷者大发横财的良机，有所谓“一欠等三收”。
地主豪绅借机兼并土地；
贪官“吃灾卖荒”；
高利贷者“越境放债，贱准地亩”；
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致使粮价暴涨数倍、十数倍不止。
”（皆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34—538、547—563、594页。
）他们还趁灾民危难之机，与人贩子勾结起来，大批贩卖人口，仅灵邱县县衙的登记簿上，“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
（1878年PeredeMarchi的《饥荒报告》，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0页。
交通落后，固然影响了粮食运入灾区，但是当时各省之间也不可能有统筹全局、互相协作、支援灾区的风格。
河南当局曾得到朝廷允许，向产米多的江苏省请求借几万石义仓陈米。
江苏的官绅们经过“反复筹议”之后，答以“万难借拨”，仅仅拿出二万两银子捐款，搪塞了事。
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自然不会放弃利用中国人民这次灾难，进行侵略活动。
本来发生“丁戊奇荒”，就是和外国资本主义日益加深侵略分不开的。
灾情发生后，他们又大肆活动，不仅外国教堂贱买土地，拐骗人口，并且各国利用清政府国库涸竭，力图对它借贷，以便充当大债主，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1－342页。
）同时，外国侵略势力开始将洋米洋面倾销中国。
1867年我国始有洋米进口的记载，“丁戊奇荒”时洋米进口已达到一百万公担，价值一百六十万海关两。
不久面粉也开始大量进口了。
中国是世界上产粮最多的农业大国，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粮食进口却越来越多，到1933年已达到三千五百万公担以上。
显然，光绪三、四年这场大灾荒，是粮食由出口而转为大量进口的关键。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73—774页。
）粮食和其他商品进口增加，由于大灾荒而使农产品和有关原料出口减少，中外贸易发生了新的变化（根据《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光绪2、3、4、5年统计列表。
）：
（附图）
上表清楚说明，“丁戊奇荒”之前，出口远多于进口，出超达一千余万两；
大灾荒改变了中外贸易状况，出口锐减，进口增加，入超近一千万两，灾荒前后呈鲜明的对比。
“丁戊奇荒”发生后，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没有减轻灾情，反而加重了灾情，造成了灾民的大灾难，使灾区失去了生机。
在天灾人祸的巨大压力下，灾民不得不起而反抗。
毛泽东同志指出：
“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6页。
）前面所谈到的陕西灾民抢粮活动和举起“饥饿难当”大旗的民变，就是这种反抗斗争。
这类斗争在各地都不断发生。
但是，“丁戊奇荒”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由于饥荒奇重，上千万人口死亡，活着的灾民不得不四处逃荒。
皖北灾民逃向扬州一带，山西、陕西灾民逃亡西北蒙古地方，山东、河北等地灾民大量向东北逃荒。
据《申报》记载，1876年9月仅由山东到牛庄的难民，一天就超过八千人。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35页。
关外移民的高潮就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
）灾民大批逃到边疆地区，冲破清政府的封禁，对边区开垦起了重大作用，但对灾区恢复生产却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在旧中国，灾后必荒，“灾”与“荒”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灾过后，1879年曾国荃奏报中说：
山西“频年荒旱，疫疠盛行，民人或什损六七，或十死八九。
迄今市廛阒寂，鸡犬无闻，高下原田，鞠为茂草。
”许多地方“率皆黄沙白草，一望弥漫，考察地利，断难招复承种”。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67、937页。
十年后，1888年一个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巴格纳尔（Rev．B.Bagnall）的报告中还这样指出：
“山西省自1877年大饥荒以后，尚未完全复原。
有些县份的若干乡村，只有一户至二十户人家；
而过去曾经有过几十户人家住在自己的家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49页。
在解放前的中国，几乎没有抗灾能力，灾后恢复生产、重整家园也是十分艰难的。
“丁戊奇荒”和产生它的腐败社会制度早已成为历史，但是没有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和袭击。
这是历史的结论。
[提要]
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
“丁戊奇荒”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离乡北上长城口外的蒙古，另谋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
与山西类似，受“丁戊奇荒”影响，无以为生的山东饥民，大量外出逃荒，纷纷“闯关东”，以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
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
绝望的民众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状吃下，或掘观音白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裂。
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人吃人”的惨剧便发生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山西受灾的惨状：
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
另外一边同样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
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
旱灾的阴霾，同时笼罩在河南、陕西等省上空。
许多灾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
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铤而走险，聚众抢粮。
他们打着“王法难犯，饥饿难当”的旗号，拦路抢劫，粮价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
直隶地区也有灾民组成“砍刀会”，专门抢粮。
而在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以及山东地区，旱灾同样严重，以致“炊烟断缕，鸡犬绝声，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
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殣（饿死的人）殍不下数万”。
到1878年，大旱持续已三年，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更为严重了。
河南境内，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连割人肉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被饿犬、野狼残食。
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时候倒死在地上。
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河南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灾后继以疫疠，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9年，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区，受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民众人数，多达1.6亿到2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
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约1300万人，仅山西一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
天灾背后的人祸
“丁戊奇荒”为什么会造成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
考查一下清朝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不难发现，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灾害，既是天灾，又为人祸。
自古以来，完善的仓储制度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
与历朝历代一样，清王朝也在各省、州、县设置了粮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
但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仓储制度也渐趋衰败。
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
1830年，户部检查全国粮仓储备情况时发现，实存粮仅1400万石，缺额达1800万石。
到1860年，全国只存523万石了。
无怪乎“丁戊奇荒”爆发之际，灾区缺粮，不但无树皮草根可采摘，“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饿死。
同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元气大伤。
仅鸦片战争就耗去了国库存银的3/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至少耗掉4亿多两白银，此外还有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和其他大小战事的军费，以致在1864年，清王朝国库仅有6万余两白银。
“丁戊奇荒”发生时，“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尽管清政府多方筹措，仍捉襟见肘。
所筹赈款中，属于部拨、协拨及截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万两，不足全部赈款的三分之一。
而时局的动荡，更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曾国藩就曾说:
“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
”频繁的战火、社会的破坏、生态的恶化，严重削弱了清廷和民众抗击灾害的能力。
另外，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许并鼓励民众种植鸦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解除鸦片禁令，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自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5.6万担，中国白银为此大量外流。
李鸿章等人于是提议：
“洋药不能禁其来”，不如“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种自产鸦片的方式与洋人抗衡。
几年后，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
以山西为例，1877年，山西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8亿亩），其中60万亩种植了鸦片。
山西巡抚曾国荃后来曾说：
”因为种植鸦片不仅侵占良田和劳力，造成粮食不足，而且诱使相当部分农民自种自吸食，影响了健康和劳动能力。
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
“垣曲（山西运城境内）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
卖官筹款义赈救民
大旱发生后，为了减轻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清王朝还是多方筹措，采取了多种赈济措施。
首先是赈粮。
如山西灾情发生后，曾国荃亲临灾区核实灾情，并按灾情轻重分发赈粮，平粜粮价，广设粥厂，赈济灾民。
根据受灾程度，“极贫者加赈四个月，次贫者加赈三个月”。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赈粮的来源看，主要为开放仓储或调运漕粮。
整个赈灾过程中，共调拨漕粮约70余万石。
为筹集赈灾款项，清王朝一度同意捐官。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在曾国荃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和实职的空白执照各2000张。
曾国荃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
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
另外，清政府甚至派员前往香港、新加坡、吕宋（今菲律宾）、安南（今越南）等地，竭诚劝募。
仅山西、陕西两省就募得银1576万余两，赈粮分别约为176万石和110余万石。
李鸿章称其“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
与此同时，“民捐民办”的新赈灾形式——义赈，也应运而生。
上至达官名流、富绅巨贾，下至平民百姓，流民乞丐，就连远隔重洋的爱国华侨也“向风慕义”，踊跃捐赠财物。
听到北方旱灾的消息后，南方“贫士捐膏火，妇女脱簪珥，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携至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
义赈克服了官赈反应迟缓、救济不力等弊端，三年多就募集“百十万之银”，拯救了“百十万之命”。
在士绅集团的积极推动下，临时性的散赈，逐步向制度化、综合化方向发展。
1876年，江淮、徐州等地受灾，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集十余万金往赈，为义赈之始”。
两年后，上海协赈公所成立后，各地纷纷效法，一时间，各式各样的义赈组织星罗棋布，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
义赈机构还把各地善堂统一组织起来，同时还广泛联系某些新式企业，如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报馆等，使得以往民间的个人“义举”，变成了全社会瞩目的公益慈善事业，创造了一套新颖而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广募赈源，操作流程透明公开，推动了传统赈务方式和手段向近代化嬗变。
灾害发生后，许多外国传教士也投入赈灾活动之中，于是出现了另一种救济方式——“洋赈”。
李提摩太是传教士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
1877年，他倡导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次年，扩充为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
甚至连英国伦敦也成立了英国捐助中国饥荒赈捐委员会。
这些组织从海内外募集赈银30多万两，救济灾民不下数十万。
此后西方基督教会和其他寓华外国人员相继在上海、天津、山东等地创办各种慈善救济机构，募捐放赈，或与中国官方人士一道施赈。
在华洋人也是这次赈济活动的参与者。
据1877年3月《申报》报道，为赈济山东饥荒，上海西商捐银9000余两，香港英国官商筹银1000两。
灾民被逼“走西口”、“闯关东”
这次西南大旱，迫使大批返乡农民工逃离家园，再次进城谋生。
与此相对应的是，“丁戊奇荒”也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灾民迁徙潮，其中尤以“走西口”和“闯关东”最为典型。
“丁戊奇荒”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离乡北上长城口外的蒙古，另谋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
山西北部向来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民谣，便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
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
这些从灾荒中远走他乡的逃难人，将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
口外蒙古地区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逐渐演变为旗县双立、农耕并举的多元形态。
与山西类似，受“丁戊奇荒”影响，无以为生的山东饥民，大量外出逃荒，纷纷“闯关东”，以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
他们抛弃家园，逃至产粮较丰的东北奉锦一带，那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且与山东仅一海之隔，乘船当日可至，因此“闯关东”对山东灾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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