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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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作为英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经历了国运由盛而衰的起起伏伏。
在18世纪，伦敦的城市人口就已达到100万，成为城市化最早的城市。
19世纪，为了大力发展工业，燃烧烟煤成为主要能源供应手段。
烟煤燃烧后形成的浓烟，使伦敦大气受到严重污染。
在19世纪前40年中，伦敦曾发生毒雾污染14次，每次毒雾污染都造成支气管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提高。
伦敦成了烟囱林立、浓烟滚滚名副其实的雾都。
严重的烟尘污染，给伦敦市民造成极大的健康隐患，也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
1956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于1968年经过修订颁发了第二个《清洁空气法案》，采取严厉措施控制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的排放，有效控制了空气污染的问题。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总数和适龄就业人口的总量大幅度下降，1970年后伦敦大约经历了20年的衰退期。
于是，英国政府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注意到，新经济背景下，文化艺术等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复兴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开始发展文化产业（后改称创意产业）。
后来在查尔斯·
兰德利等人的倡导下，大力推行文化创意城市建设。
伦敦于2003年发布了《伦敦创新战略与行动计划》，并于2004年拟定了第一个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伦敦：
文化首都》，提出要把伦敦建设成世界级的创意文化中心。
围绕此中心，设立了四个重要目标：
发展优秀文化;
提高文化创意;
提高公众文化参与与接受度;
赋予文化价值。
随着该战略的实施，成功解决了城市中心空间不足，旧城改造与交通拥堵等问题，一个全新的创意伦敦正在形成。
（二）集聚的力量——以日本东京为例
显然首都最有能力将自身建成世界级城市，它能通过一些制度，比如外交、商贸、经济及文化政策等成功达此目的。
一旦这种资源、人才和权力加速聚集，使之成为巨无霸，那他周围的城市就会无可避免地衰败。
当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都在一个地方明显聚集的时候，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有时候它会成为激发当地文化创意的障碍，减少当地的创意潜力。
这是由于各种权利的聚集会引发冲突，从而阻碍创意能力的生成。
这种城市通常也是财富聚集之地，财富的多寡成了划分等级的标准，对弱势群体而言要想获得机会引发创意是非常困难的。
现有的主流文化无论在哪个领域都非常强势，他们会鼓励那些他们能够掌控的、在他们能够忍受的范围内的创意。
因此，这种创意天生就底气不足，难成气候。
另一方面，在这种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创意也具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这种地方通常也是大型的博物馆、画廊、购物中心、娱乐中心、大学、公司总部和各种新思想的聚集地。
那些大权在握的人，通常都认为他们有权利拥有这一切。
由于这些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十分健全，因此它能吸引那些最成功富有的人群，从而进一步从周围地区挖走那些创意天才，使这些城市成为最具创意潜力的地方。
按此逻辑，特别是对那些小国家而言，这种中心城市通常能聚集全国25%的人口。
一旦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这个城市对国家发展的支配地位会逐渐加强，而其他地区的发展则会受到严重影响。
日本东京就是这样的城市。
日本东京，几乎拥有全国30%的人口，从某种程度而言，它代表着日本的国际化水平。
东京无可比拟的地位，毫无疑问使周围的大阪、名古屋、广岛、金泽、鸟取等城市逐渐丧失拓展能力和国际发展的机会。
对国家和地区而言，也许这些城市也很重要，良好的国际声誉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东京的存在使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场聚集与反聚集的战斗就此展开。
2007年，东京制定了《东京未来10年》发展规划来进一步强化城市空间、基础设施、环境与产业以及文化方面的优势。
特别在文化方面，推出了诸如加强文化活动建设、提高“东京亲和力”的城市形象建设、文化与旅游展示平台建设、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等方面的重要举措。
而周围城市也不遗余力地提高创意，金泽市于2009年加入教科文组织文化创意城市网络，成为民间手工艺之都，这既是对该城市长期以来立足于当地文化传统发展时尚产业的褒奖，也是提高其国际美誉度和认可度的重要渠道。
可以预见，这场聚集于反聚集的战斗，最终是双方共赢，共同提高了城市的创意能力。
因此，中心城市聚集效应对其本身和周围地区的发展，总体而言都是一种兴奋剂。
（三）立足现实的创意——以芬兰赫尔辛基为例
创意活动总是有高低起伏的，创意是否能取得成效，有时也取决于时机以及当地是否有创意人才、开放高效的组织机构、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以及他们的合理组合。
虽然个人的创意行为有时是自然发生的，并不需要适宜的环境，但对真正的创意活动而言，要激发创意并扩大其影响，还需要人力、资源和政策的相互配合。
通常对城市而言，总是有些人或部门会全力支持政府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政策，有些人却碍于自身的利益而采取相反立场，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支持或反对的比例也随之改变，很少有城市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能得到各方面的完全支持。
因此，城市就有向各个潜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并且各方的反应不一，有的积极，有的消极，有时当地高校会反对城市政府的政策，而市民们却全力支持;
有时商业机构保持中立，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漠不关心。
并且各方立场还随着形势的转变而不断改变。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形，只有真正了解这个城市并深爱这个城市的人们才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他们的行为有时会定格这个城市发展的基调，有时甚至比城市发展规划的专家更精于此道。
芬兰赫尔辛基的滑稽乐队列宁格勒牛仔（LeningradCowboys）就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曾被讥讽为世界上最遭的摇滚乐队，留着奇怪的莫西干头，穿着尖头鞋，唱着不太时尚的带着东欧和俄罗斯风格的摇滚乐。
这正象征着芬兰过去跟前苏联的丝丝缕缕的关系。
1993年，他们曾在赫尔辛基议会广场前为近7万的观众进行了一场重要的音乐会，他们与前苏联乐队用典型的俄式三弦琴同台表演。
有趣的是这次演出正是由代表赫尔辛基技术创新的诺基亚公司赞助的。
列宁格勒牛仔后来还涉足电影业、餐饮业和百货业，表现出十足的创意潜能。
他们最初的表演就表现出他们的自信和谦逊，但后来他们也意识到这种表演也许并不那么有趣。
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下都有自信按照自己的设想来生活，这也是赫尔辛基的真实写照。
在一个开放的城市，存在着一个开放的系统。
组织机构会通过特定的文化符号和代言人为公众树立生活与行为的榜样，而这些思想开明的人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些组织机构。
赫尔辛基地处寒冷的北欧，随着每年11月的来临，白昼越来越短，漫漫长夜使赫尔辛基人极易患上抑郁症。
于是，赫尔辛基人在1995年推出了“光之力”项目，以后每年11月至12月间推出，持续两周。
这个创意构想是从中央车站广场散发灯光，建立了一个从市区到郊区的灯网系统，通过灯光的象征性来连接市内不同的地区。
此项目运行的最初目的也许是为了给漫长冬夜里的赫尔辛基人提供照明，但“光之力”项目更是一项成功的文化推广活动。
漫长的黑夜由于有了“光之力”，使这个不太受欢迎的自然现象，成为了赫尔辛基的吸引游客的新资源。
“光”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新商标。
每年11月下旬都有不少游客来到赫尔辛基，欣赏新照明，进行新产品发布会，进行灯光与照明方面的研讨会。
还推出黑暗电车，让游客搭乘黑暗电车，以更深刻地展望这座大放光明的城市。
2000年，赫尔辛基成为欧洲文化城市（EuropeanCityofCulture），“光”再次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使者，使其大放异彩。
二、文化资源型文化创意城市
这种城市具有较丰富的城市文化遗产。
这种文化遗产来源于城市发展的漫长历史。
它们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有的将它们看成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有的则恰恰看重了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将其作为打造城市文化特色的基础，如上海、平遥、圣达菲、金泽等城市。
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的根基，它带给城市的绝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源泉，更是提供当地民众持续认同感的见证。
一个有认同感、凝聚力的城市是让人羡慕的。
它也会吸引创意阶层的到来，促进文化创意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但这种文化创意城市的建设，除了发现并保护好城市的文化资源，更应知道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组织相应项目，推介当地文化资源。
圣达菲的国际民间手工艺市场，就是这种出色的推荐项目，成功推介了当地的民间手工艺，并成功吸引了国际民间手工艺的交流，扩大了在这个领域的知名度。
（一）多元文化背景的优势——以中国上海为例
理查德·
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认为城市的多元文化背景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创意潜力和容忍度。
他还创造了城市创意指数来评估城市的创意水平，其中有两个指数特别引人关注，一个是同性恋指数，一个是波希米亚指数。
这两个指数都代表着城市对多元文化的认同。
多元文化背景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是引发创意，提升城市活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世界上有许多城市以多元文化著称，如纽约、巴黎、伦敦等。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著名的文化创意城市。
中国的上海由于诸多的历史渊源，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复合体。
从近代以来，上海就以多元开放著称。
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曾有一位外国人这样表述上海的多元文化景观：
“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
单拿人来说吧，这里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日本人;
黄皮肤黑眼睛的人、黄头发绿眼睛的人、黑皮肤厚嘴唇的人;
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
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单是各种各样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式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
”〔2〕今日的上海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桥头堡，也是对外交流最密集的地区。
近来，上海提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文化发展目标，“海纳百川”一方面是指气势宏大的内外开发气度。
另一方面蕴含着一种文化包容的情怀。
上海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前，上海居民中85%来自全国各个省区。
另有大量外国侨民，最多时有15万，涉及40个国家和地区。
从1990年代以后，上海又放宽了移民的尺度，可以预见今后上海移民比例会更高。
客观的城市居民组成，造成了海派文化博采众长，文化融合的特点。
这种多元文化背景赋予上海更强的包容性与开放度，更能激发城市的创造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二）资源取胜——以中国山西平遥为例
一般来讲，一个城市富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无疑是建设文化创意城市的良好基础。
但对于有远见卓识的城市政府而言，他们懂得如何合理利用城市文化资源。
对一些急功近利的城市政府而言，他们要么对文化资源视而不见，一味发展经济，视文化资源为包袱和障碍;
要么将文化资源看成摇钱树，过度开发造成文化资源的损害。
因而，对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城市建设文化创意城市而言，意识是前提，分步骤的适度保护性开发是手段。
中国山西的平遥是这类城市的典范。
平遥于1997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以城市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城市。
平遥代表着中国明清时期汉族城市的风貌，在中国多次“造城运动”中历经风雨沧桑，至今任巍然屹立，保存完好。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因此，平遥古城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
当地政府，以城市文化遗产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业，但与此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他们多方邀请全国著名城市规划和保护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古城保护开发。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完整整体性保护古城的基础，在旁边又建设了一个新城来兼顾当地的发展。
古城以发展旅游业为主，新城以制造业和居住为主要功能。
随着申遗成功，平遥旅游业呈现井喷式增长，旅游业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同类景点前列。
此外，他们还注重开展相关会展活动进行城市文化营销，从2001年开始举办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国际摄影大展——平遥国际摄影节，进一步提升了平遥城市文化资源的价值。
旅游业的发展又极大拉动了当地的商业、运输、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
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当地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激发了当地城市文明风貌的建设，实现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以人为本型文化创意城市
文化创意城市是“人的城市”，因此真正重视人及其创造力的城市是最具创意潜力的。
文化创意城市的创造力和活力来自创意阶层，一个真正富有远见卓识的城市会不遗余力地吸引创意人才的聚集形成创意阶层，并创造条件激发创意阶层的潜力。
此外，文化创意城市的建设也离不开城市大众的参与，只有落脚在基层民众的创意才能够真正产生效力。
并且文化创意城市最终的建设目标还是要惠及城市的每个市民，才能使文化创意城市长久发展。
在这方面，苏黎世和里尔为我们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一）与创意阶层的持续沟通——以瑞士苏黎世为例
在文化创意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创意阶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化创意城市的形成不是政府部门的概念炒作和纸上谈兵。
真正的文化创意城市，一定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创意力量集聚的结果。
这种创意力量，大部分掌握在创意阶层的手中。
创意阶层是由理查德·
佛罗里达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在科学与工程、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与娱乐等领域的专业人员。
他们的经济职能是创造新构想、新科技和新的创意内容⋯⋯创意阶层还包括了围绕核心的更广泛的创意专业人士群体，分布在商业与金融、法律、医疗保健等相关领域⋯⋯都拥有一种共同的创意特质，就是重视创新、个性、差异和价值。
”因此，城市政府部门对文化创意城市发展进行公共指导和干预的成效是有限的，必须不断与创意阶层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生存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和他们的创意意愿。
并不断促成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连续的开放式的沟通，以达成持续的合作意愿。
苏黎世有欧洲最好的两所大学和一所知名的创新文化发展中心，它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
苏黎世正是善于倾听创意阶层的心声，促成了它由全球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中心向时尚文化创意城市的转化。
苏黎世的创意始于著名的“歌剧院骚乱事件”。
1980年5月30日晚，在一场演唱会结束后，苏黎世歌剧院门口聚集了数百名激进主义青年，他们抗议政府拨给苏黎世歌剧院的一笔高达6100万瑞士法郎的专项津贴，质疑政府总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投资划给“主流艺术”，而对那些“非主流艺术”却毫不过问。
抗议人群要求政府出资筹建真正属于年轻人的艺术中心，为那些不起眼的非主流文化提供生存空间。
这场抗议活动最终升级为一场激进青年与警方的暴力冲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歌剧院骚乱事件”。
最终，市政府作出妥协，答应将位于火车总站旁的一座废弃的厂房改建成青年文化中心，并由年轻人自己管理。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30年来年轻的创意阶层不断攻击城市政府，批评当地政府牺牲为数不多的城市创意空间，用来开发新的住宅、商业及写字楼。
他们的呼声也逐渐引起了城市政府的重视，使他们重新评估创意环境的价值，明确创意环境和氛围对于树立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吸引优质人才的重要意义。
接下来，当地政府启动了一项综合性战略来建设文化创意城市，将老工业区的再开发与创意集群的发展结合起来。
现在，苏黎世正谋划如何为艺术家和年轻的文化企业家提供能负担得起并且利于相互交流的城市空间，提升城市生活品质，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吸引并留住真正的创意阶层。
（二）公众参与的意义与方式——以法国里尔为例
刘易斯·
芒福德（LewisMumford）认为：
“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
”因此，不管采取任何城市发展模式，最终的目的是应该改善市民的生活。
文化创意城市的本质是为了提高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而致力于人类的智能开发和应用。
因此，它来自之于人又用之于人。
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创意阶层和市民大众参与的文化创意城市规划能建成什么样的文化创意城市?
从市民大众的立场与需求出发，是否能切中建设文化创意城市的要害呢?
法国里尔给了我们答案。
法国第四大城市里尔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以北，邻近布鲁赛尔和伦敦。
里尔与比利时的边界城市弗朗德勒和瓦隆接壤，是一个拥有200多万居民的多文化跨界都市。
里尔曾是一个大型工矿业区，当地采矿业和纺织业曾经十分发达。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里尔遭遇着传统工业危机带来的种种挑战。
里尔市政府迎难而上，将激发创造力、确立文化方针和发展文化经济结合起来，使第三产业飞速发展，创造性地变身为富有生命力的大都市圈核心。
里尔的文化创意城市建设，从“里尔2004”欧洲文化之都开始。
“里尔2004”文化项目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项目仅仅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吸引力的目的，通过该项文化盛事当地艺术家与居民之间、文化机构负责人和艺术赞助者之间、经济界和政界人士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提升了城市创意潜力。
在里尔，“里尔2004”成为激发城市创造性和公民意识的原动力。
此后一连串的政府文化方针、对市民参与的重视、开发培育创造力与创新性的新工具，都使得里尔在吸引创意阶层和高科技企业的同时重获新生。
四、传统工业衰退转型类文化创意城市
由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产业转型造成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许多以前以工业为主的城市都面临城市发展的危机。
文化艺术等因素的成功融入与渗透，将这种危机转化为发展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创意城市的契机。
因此，这类文化创意城市较多，较具代表性的城市有格拉斯哥、鲁尔、毕尔巴鄂等。
危机的到来，对城市发展来说具有双重作用，有时危机对城市发展来说是成功的契机。
危机会促进当地政府重新思考城市发展战略，不管最终是否成功，都是一种创意萌发的开端。
当然，任何城市面对的危机不同，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
（一）工业衰退引发的城市绅士化运动——以英国格拉斯哥为例
格拉斯哥是苏格兰的第一大城市，当然人们印象中离它很近的爱丁堡才是苏格兰的中心。
这种错觉，主要是由于格拉斯哥早期的发展以工业形象著称，而爱丁堡则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城市。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格拉斯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严重的产业大萧条。
格拉斯哥在面对工业衰退，工人失业时，最初的做法是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着重改善城市的硬件。
后来逐渐意识到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发展动力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振兴当地的产业才是复兴良策。
他们看中了后工业社会中，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并多方征求意见，最后聘请美国麦肯锡（McKinsey）咨询公司对城市发展进行专项调查研究。
麦肯锡公司提供的研究报告建议格拉斯哥政府采取更为开放自由的方式以促进私人和外来资本参与城市的更新建设，同时建议城市自身提高城市形象吸引更多外来资金和技术人才。
苏格兰发展机构接受了这项报告的建议，随后成立了一个半政府机构——格拉斯哥行动（GlasgowAction）来执行一系列的文化项目，提升城市形象。
正是这些文化项目，重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使格拉斯哥重获新生，从烟雾缭绕的工业中心转变为文化创意之都，成为诸多大城市面对后工业社会城市转型的成功典范。
格拉斯哥于2008年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音乐之都。
（二）危机的功用，变废为宝——以德国鲁尔为例
城市发展所遇到的危机对建设文化创意城市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
危机意味着有机会对城市发展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估。
危机不总是带来负面的作用，它可能使一个企业、产业、甚至城市面临灭顶之灾，但如正确分析并利用危机，恰恰是城市复兴的兴奋剂。
因此，带着乐观的心态面对危机，敏锐的目光去发现转机，对城市的生存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鲁尔地区是德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区，也是欧洲第二大城市集聚区。
在前工业时代素以煤炭、钢铁产业著称。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鲁尔工业区逐渐衰败，经济发展陷入危机。
虽然工业一蹶不振，但鲁尔地区保留了最完整的工业遗产景观，当地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了工业遗产的价值，成功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废弃工厂和采矿场加以改造，实现了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对象，是我国创意产业发展和文化创意城市建设最爱学习借鉴的对象。
鲁尔地区作为传统的工业城市，是大量产业工人聚集的地方，应该说缺少文化资源。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后工业时代以工业消极形象著称的地区，如今却是世界各地城市纷纷仿效的文化创意城市。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鲁尔地区的发展。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鲁尔正面临高失业率和产业结构改革的难题。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开始注意到文化相关产业对地区复兴及创造工作机会的重要作用。
首先开展了一系列文化产业调研活动。
随后，1992年州政府拿出了一份有关德国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报告，促成了文化产业在鲁尔区的发展。
1999年在鲁尔埃森市召开了第一次“欧洲文化产业会议”（EuropeanCongressonCultureIndustriesinEurope），讨论欧洲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
促进欧洲文化产业发展的《埃森宣言——欧洲私人化的文化产业10项原则》就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
随后，文化产业在鲁尔区飞速发展，到2003年鲁尔区每13家企业中就有一家文化产业企业，当年文化产业营业额达到66亿美元。
除此之外，鲁尔地区还拥有大量文化机构和设施，举办大量文化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工业遗产之路”（ARouteofIndustrialHeritage）。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2010鲁尔区的埃森市成为“欧洲文化之都”。
五、特立独行型文化创意城市
创意意味着与众不同，有时甚至是特立独行。
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途径，就是要鼓励各种文化的交流互动与相互尊重。
从某种意义来讲，每一个城市和每一种文化对他者而言，都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
特色资源，与不走寻常路的勇气也是建设文化创意城市的重要基础。
世界上也的确存在一些特立独行的文化创意城市，它们是旧金山、罗兹、贝洛奥里藏特市等等。
（一）对亚文化的宽容——以美国旧金山为例
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忽然爆发出极强创意的城市发展史。
有些城市仅仅兴盛了极短时间，有的城市成为一时被模仿的风向标，一些城市已经衰败了但它还保留了一些有效的创意依然被大家公认为经典。
接下来以旧金山为例介绍一下创意是如何迸发的。
从1906年大地震以来它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创意期，直到1967年随着嬉皮士天堂在海德艾斯布利（HaightAshbury）的逐渐形成，旧金山的创意活动达到了高潮。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其长期流行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而成为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天堂。
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也成为美国垮掉一代（BeatGeneration）文学的重要出版商。
此后，旧金山逐渐成为美国嬉皮文化和其他相关文化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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