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富比关于苏轼《功甫帖》的研究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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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富比关于苏轼《功甫帖》的研究报告

苏富比关于苏轼《功甫帖》的研究报告

　纽约蘇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　　摘要：

蘇富比专家团队经过再次论证，并听取了包括中国大陆文博前辈在内的国际及国内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专业意见，坚持认为2013年9月在纽约蘇富比成功拍卖的苏轼《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绪，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包括近现代鉴定大家张葱玉、徐邦达先生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

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先生所指认的该作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

同时，不同意钟、凌二位先生所指认的上博现藏苏轼《刘锡勅帖》也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观点。

我们支持徐邦达先生所做的苏轼《刘锡勅帖》系明人伪笔的鉴定结论。

　　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刊登文章，称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先生指认2013年9月纽约蘇富比拍出的苏轼《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

《中国文物报》2014年第一期又刊登了上述三位研究员先生署名的两篇文章，正式指认上述苏轼《功甫帖》是“双钩廓填”本。

蘇富比专家团队经过再次专业论证，就三位先生的文章做出如下回应。

　　纽约蘇富比拍卖公司在2013年9月19日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卖中，成功拍卖第565号拍品——苏轼《功甫帖》。

整幅作品为立轴，包括四个部份（图一）：

1.苏轼《功甫帖》，上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钤鉴藏印九处：

有四方不可全辨半印，有清代安岐、江德量、张镠、翁方纲以及近代许汉卿的鉴藏印；2.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钤明代项元汴常见鉴藏印三方；3.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功甫帖》双钩填墨摹本；4.同轴另纸装裱许汉卿题跋。

我们认为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是一件经清代安岐《墨缘汇观》、李佐贤《书画鉴影》、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近现代张珩《张葱玉日记?

诗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中国书画权威著作著录，被张葱玉先生和徐邦达先生一致肯定为北宋苏轼墨迹原作的书法作品。

　　三位先生指认该苏轼《功甫帖》墨迹本（下称“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钩摹自清代《安素轩石刻》；指认墨迹本上除许汉卿藏印外，其余鉴藏印皆为清中期以后伪印，理由是所有鉴藏印印色相同；指认墨迹本是从拓本翻刻而来，证据是墨迹本上“世家”半印作为骑缝章与芯纸边缘却尚有距离；指认翁方纲题跋与题诗是伪作，理由是翁方纲书法结构不稳，“翁方纲”、“宝苏室”二印有疑问，且翁氏题跋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文内容有出入。

图一、第565号拍品苏轼《功甫帖》整幅立轴图二、苏轼《功甫帖》墨迹本　　一、通过实物对比和高清照片放大后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图二）：

　　1.墨迹本从上至下右侧第一方半印及左侧第一方半印印色略浅，明显与其他七方藏印印色不同，为该作品上年份最早的两方藏印。

　　2.墨迹本右侧第二方“世家”半印及左侧从上至下第四方“义”字形半印印色明显与其他藏印又不同。

　　3.除去四方骑缝半印之外，墨迹本上其他五方鉴藏印的印色也不尽相同：

应为“安仪周家珍藏”印最红（近朱砂），“江德量鉴藏印”其次，“宝苏室”印再其次，“张镠”印偏黄（偏朱磦），“许氏汉卿珍藏”印最黄（近朱磦）（许汉卿印可以不论，研究员先生并未指认为伪印）。

　　由此，墨迹本上所钤鉴藏印不存在三位先生所指认的钤印印色相同之说。

图三、“安仪周家珍藏”鉴藏印对比　　4.墨迹本右侧第三方“安仪周家珍藏”印可参见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以下简称《印鉴》）330页第19号印，经完全重迭对比、左右移位对比、上下移位对比后（图三），可知墨迹本钤印与《印鉴》所载印印文结构部位严丝合缝，同时墨迹本钤印印色古朴自然，印文神形兼备，与《印鉴》所载应为同一印。

我们同样也可以在黄庭坚《松风阁诗》、《花气熏人诗》（均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迹上找到这方鉴藏印，进行对比。

其实，单国霖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的署名文章中，亦承认了墨迹本中这方安仪周藏印应即是《印鉴》中所载之印。

这一点，如果单先生的判断成立，则钟、凌二位先生的指认是否就不成立了？

　　5.墨迹本底侧自左至右第二方“宝苏室”印与《印鉴》782页第10号印应为同一方印。

此印也常见于其他古代书画名迹，不乏资料可做对比。

《大观太清楼帖》宋拓本第六卷（南京大学藏）翁方纲跋文后所钤“宝苏室”印，与墨迹本应为同一方印（图四）。

图四、翁方纲“宝苏室”鉴藏印对比　　6.《墨迹本》上“江德量鉴藏印”虽不见《印鉴》，然我们亦可找到欧阳修《灼艾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所钤此方印，可做对比，应为同一印（图五）。

图五、“江德量鉴藏印”对比　　7.墨迹本上“张镠”印虽不见《印鉴》，有关张镠书画收藏的史料记载不甚详尽，然从诸多宋元传世作品上，我们不难找到此方“张镠”鉴藏印的踪迹：

苏轼《覆盆子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蔡襄《门屏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都可看到此印（图六），可见张镠其人经手经眼古代书画数量之多、品质之高。

图六、“张镠”鉴藏印对比　　由此，通过这些印鉴对比，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墨迹本应该不存在研究员先生所说除许汉卿印之外，全部鉴藏印是伪印的指认。

　　8.最后再看一下墨迹本上“世家”半印右侧与作品边沿的距离。

这明显是作品覆褙纸出座与作品本笺形成的距离，这是书画装裱尤其是古书画装裱中经常会出现的现象，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们可见“世”字右侧略有残缺，“家”字右侧与作品本笺边沿的距离乃是印章白文笔划，再往外侧的是出座距离。

图七中，红色辅助线是墨迹本本笺边沿线，红线左侧为墨迹本原作；蓝色辅助线是覆褙纸边沿线，蓝线右侧为立轴裱边；红线与蓝线之间则是覆褙纸的出座距离。

　　由此，墨迹本“世家”鉴藏印不存在研究员所指认的因钩摹自拓本而产生的骑缝章问题。

图七、骑缝章解析　　二、单国霖先生论文质疑墨迹本上同裱另纸部份翁方纲题跋及题诗的真实性，其实我们通过翁方纲传世题跋书法与墨迹本上翁氏题跋书法对比，可以看到：

　　1.翁方纲书法主要取法欧阳询与虞世南，他在历代著名书法碑帖后所留下的题跋不计其数。

识别翁方纲书法之真伪不会太难，能识别翁氏书法的专家同仁也不在少数。

翁方纲在此墨迹本同裱另纸上的蝇头小楷题跋及题诗，姿态统一，架构险峻，小中见大，结体扁方与狭长共存。

类此翁方纲题跋风格的其他翁氏题跋并不少见，我们可以参见《大观太清楼帖》宋拓本第六卷（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上的二则题跋（图八）。

从这三则题跋的书法风格和书写水准来看，无疑是一致的，他们出自同一个作者的手笔书法是再明显不过的。

　　2.至于墨迹本上翁氏题跋与题诗与《复初斋文集》中记载个别有出入的问题，诚如业界专家李先生考证指出的，我们可以认为《复初斋文集、诗集》很有可能是根据翁氏家存的底稿编辑的，翁氏墨迹本上的题跋和题诗底稿成稿于当年（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摘自《复初斋文集》：

“庚戌秋八月秋史侍御持以见示，遂考其大略而系之以诗”），而正式书写墨迹本题跋在九月十二日（摘自墨迹本：

“乾隆五十五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纲书于宝苏室”），两者前后时隔一个月。

虽然翁方纲题跋与其文集有个别出入，但绝大多数文字语句相同，所有内容无不合理之处，且文句有更为顺畅之感。

在这样情况下的题跋和文集底稿的个别出入，应属于同一底稿再次使用时形成的细微差异，在此并不能作为否定墨迹本翁方纲跋文的证据。

　　《复初斋文集》底稿中的文字是底稿墨迹，墨迹本上是题跋墨迹，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排他性。

最终能说明翁氏题跋真伪的，应该还是对翁氏在墨迹本上题跋书迹本身的认定。

图八、翁方纲小楷题跋对比图八、翁方纲小楷题跋对比（局部）图九、项元汴三方鉴藏印对比　　3.翁方纲题跋纸上项元汴鉴藏印“子京”、“项叔子”与“携李项氏士家宝玩”三方印可参见《印鉴》1109-1110页第82、80、108号印。

通过使用同尺寸拷贝纸印鉴（源自《印鉴》）与在墨迹本上项氏三方钤印进行完全重迭对比、上下移位对比、左右移位对比，并无发现差异（图九）。

这三方印同样常见于历代书画名迹上，我们也不难寻找到对比资料。

　　与《印鉴》印对比，翁氏题跋纸上的这三方项子京钤印略显干涩，一些该呈现的印文线条并没有完全呈现，留下了些许空白。

其实我们知道，钤印时，印面在未能沾全沾匀印泥的状况下，或者印面在沾上带有细微颗粒印泥印料的状况下，都有可能造成作品上所钤印文不能完全呈现的情况。

这时，纸面上有印文呈现的部位是印，未有印文呈现的部位亦是印，关键是合理的呈现和合理的不呈现。

所谓雪泥鸿爪，见白当黑是也。

这种情况，恰恰给我们鉴定印章的真伪，提供了一个可以作为反证参考的空间。

　　通过现存实物资料和存世印鉴资料的对比，从印文自身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三方项氏鉴藏印应为项氏原印所钤。

从翁氏题跋、题诗的布局格式与项氏三方钤印形成的位置来看，翁氏在书写题跋和题诗时，对印章的距离避让意识，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笺纸上的项氏三方印在先，翁氏题跋、题诗书法在后。

　　4.翁方纲题跋纸上的“江秋史”印、“德、量”印可参见《印鉴》328页第5、6号印；“翁方纲”印、“宝苏室”印可参见《印鉴》782页第9、10号印。

作品上钤印与《印鉴》所载印对比，均无差异，各自应为相同之印（图十）。

江、翁二人的鉴藏印同时钤在翁氏题跋笺上，也佐证了江德量请翁方纲为其所藏苏轼《功甫帖》做考证的史实。

图十、“江秋史”、“德、量”、“翁方纲”、“宝苏室”四方鉴藏印对比　　三、钟银兰、凌利中先生在文章中指认此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其实通过墨迹本上另纸同裱的翁方纲“油笺双钩”本《功甫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双钩与书写的根本区别所在。

此双钩本虽然较好的再现了苏轼书法的外形，但还是无法表现自然书写时那些笔锋的转折、墨色的变化以及牵丝的流畅。

例如“轼”字之“工”部，墨迹本转折棱角分明，而双钩本过于平滑；“谨”字之“言”部，墨迹本之提钩墨色变化自然，而双钩本墨色板滞；“别”字之竖钩，墨迹本牵丝坚挺顺畅，且竖划笔锋顿挫有致，而双钩本则牵丝做作，且竖划毫无韵致（图十一）。

书法高手如翁方纲以墨迹本为底本完成的双钩本，尚且不能表达自然书写之本色。

我们不禁疑惑，研究员先生文章中的做伪者以黑白拓本为底本，怎么可能书写出比翁氏双钩本更自然的笔锋转折、墨色变化与牵丝效果来的？

图十一、墨迹本与油笺双钩本《功甫帖》对比　　四、至于张葱玉先生有无亲自过目鉴定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我们可以分析以下三点：

　　1.单国霖先生质疑张葱玉曾亲眼见过墨迹本，“文字中明言他（指张葱玉先生）看到的（是）影印本”。

我们来看《张葱玉日记?

诗稿》（以下简称《日记》）对《功甫帖》记叙如下：

“（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值二万元。

”。

因为陈俊卿前有“又”字，这段日记在此处再怎么解读，也当是《功甫帖》和《章候帖》、《道祖帖》为同一种情况，是墨迹本；而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为另一种情况，即影印本。

怎么在单先生的解读下，这些《功甫帖》墨迹本连同米芾《章候帖》、《道祖帖》都成了“文字中明言他（指张葱玉先生）看到的影印本”了？

2.单先生又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影本应该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没有现代印刷这么的精致……《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文十分相合，张（葱玉）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

试问：

以张葱玉先生的严谨，可能仅凭并不精致的影印本，就对苏东坡包括米元章在内的三件重要宋人书法作品，草率的做出真伪鉴定结论吗？

且鉴定结论准确而具体：

“中间《功甫》、《章侯茂异》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

”张葱玉先生进而高度评价苏轼《功甫帖》：

“《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壁矣。

”能如此高度评价一件宋人书法作品，并媲美自己倾心的米芾《苏太简帖》（上有张葱玉鉴藏印），张葱玉先生只是凭借并不精致的影印本而作的赞叹么？

我们怀疑这又会是张葱玉先生的鉴定风格么？

3.单先生又质疑《功甫帖》既然在《日记》记载了，为何未在《木雁斋书画鉴藏笔记》（以下简称《木雁斋笔记》）中著录？

其实这并不奇怪，张葱玉先生在《日记》中曾经记载的作品，最终没有录入《木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