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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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
湖南杨卓林（字□□）、黄兴（一名轸，字静坞，一字克强）等以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归乡运动，结徒散票，别成一会，号曰华兴会，谋在长沙起事失败，遁走上海。
各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亦多归居上海。
军国民教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觇知，求入其会。
于是改名为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军国民教育会之名词亦遂销去无踪矣。
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江西人）枪击王之春（原任广西巡抚）不中之时也。
先是，陶成章尝于壬寅之夏，由北京至日本，与龚味荪（原名国元，又名宝铨，味荪其别号也，秀水人）相识为莫逆交。
味荪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其时会员皆严守秘密主义，成章不以问，味荪亦不以告也。
癸卯之秋，成章由日本还浙江，往游台、宁二府，旋又返日本。
未几，又至内地。
至甲辰冬，复渡日本，道经上海。
是时蔡元培已由人望见推为光复会会长。
元培与成章为同乡，成章素重元培德行。
元培之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知成章于内地各秘密党中颇有结纳，故劝之入会，成章不能却其意，遂入其会。
其后元培复至嘉兴劝敖嘉熊入会，嘉熊许其有事相助，而不入其会。
成章介绍魏兰入会，欲以成内外交通之枢纽，元培迟疑之，兰遂以是不入其会云。
①
是时，元培从弟蔡元康（字国卿）到绍兴，运动商、学二界，声言成章已入会。
诸志士闻成章之入会也，亦遂群入其会，徐锡麟亦于是年冬十二月到上海，见元培于爱国女学校，入光复会为会员也。
②
按照陶成章的说法，蔡元培是在“觇知”（亦即暗中了解）军国民教育会组织的暗杀团在上海活动的情况后，“求入其会”，才得以入会的，其时间是在1904年10月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之后。
但事实上，早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时在上海的蔡元培就与东京留学生群体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当时，上海和东京是拒俄运动的两大中心。
作为中国教育会副会长兼评议长及爱国学社总理、爱国女校校长，蔡元培在上海的拒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4月底，当沙俄拒绝依约从东北撤兵的消息传开之后，上海爱国人士一千多人于27日在张园率先集会，表示抗议。
会议由浙籍士人汪康年、蒋智由召集主持，中国教育会同人“临会者甚众”。
③4月29日，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集会，决定组织义勇队，次日签名者有130余人。
4月30日，上海各界人士1200余人在张园再度集会，蔡元培带领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两校学生列队出席，首先登台演说开会大意，后又即席宣读了留日学生刚刚发来的通电。
群情激愤，决定编义勇队响应留学生。
5月2日，东京留学生再度集会，改名为学生军。
其后，学生军被日本神田警署下令解散。
留学生们经反复讨论，并征求上海中国教育会代表汪德渊的意见，于5月11日将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
上海拒俄义勇队闻知，其后也将组织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自蔡孑民、吴稚晖、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较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共96人，分为八小队，早晚训练。
”④可见蔡元培此时已经在名义上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
虽然到了6月中旬，由于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分裂，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就已不复存在，其后，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往青岛，又因《苏报》案发，在青岛避居了一段时间，脱离了各种事务。
但在回到上海之后，他又参加了以中国教育会同仁为主体的办报、办学等活动。
1903年12月间，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教育会同仁创办《俄事警闻》日报，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蔡元培参与发起，并担任了《俄事警闻》论说撰述。
次年2月26日，《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蔡元培又担任了该报编辑。
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春季大会，蔡元培重新当选中国教育会会长，并应原军国民教育会发起人秦毓鎏等人之邀，担任了秦毓鎏等人创办的青年学社总教习。
7月12日，教育会开评议会，议定女校由蔡元培办理。
其后，女校迁至和康里新址办学，中国教育会事务所亦随之迁到该校。
在此期间，蔡元培也参与了密谋反清的活动，并在陶成章、魏兰等浙江革命志士与华兴会领导人黄兴等人之间担任了居间联络的角色。
据陶成章、魏兰所述，1903年12月，他们两人自日返国抵达上海时，曾“与蔡元培联络”⑤“熟商进取之法”⑥，此后，即赴浙江各地运动会党。
经多方奔走，到七八月份，陶、魏等人已将浙东各府会党连为一气，并通过龚宝铨的关系，与在浙西一带颇有影响力的原爱国学社职员敖嘉熊（1874-1908）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是时湖南黄兴欲在长沙起事，期为十月初十日，告蔡元培，欲浙江协约共起。
元培以告成章，成章恐有未妥，仅云为接应。
遂偕兰、毓祥经嘉兴，晤龚味荪、范拱薇入杭州，旋复由杭州趋兰溪入金华，布置一切。
拟后长沙期约三日起事，先以计袭取金、衢、严三府（计从略）。
然后由严出皖，以扼南京，由衢出赣，以应长沙，而用金华之师，以堵塞杭城之来兵，且分道以扰绍兴、宁波、湖州之诸府，而震撼苏、杭，及探官场警信于衙役。
设谋既定，而长沙乃消息无闻。
成章大疑，遂疾趣杭城以探应，闻悉长沙事已于九月二十六日破案，乃急返金华，以按秘共事。
然其时荣卿已以其谋告诸双龙会山主王金宝，且劝以处州应之，偕处州之师以共出江西。
金宝本卤莽武夫，不能谨慎其事，遂及于难……”⑦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参加了华兴会人士在上海组织的爱国协会的活动。
据章士钊回忆：
“尔时内地各处，东连日本东京，同人风闻克强在湘谋大举，渐次到沪会合。
各招待所随分安置，而余庆里尤有人满之患。
克强仍自赓续湘局，为逾年浏醴起事张本。
华兴会者，以振兴实业为名，人众而机事难密，则湘中增设同仇会，联络红帮弟兄；
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
如蔡孑民、陈独秀、蔡松坡等，咸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笃生监誓加盟。
盖克强志切实行，恐其名重易漏，坚不肯任会长，于是众推笃生主持，而吾副焉也。
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特后者克强不甚赞成，而笃生认为必要。
笃生勤攻化学，制置锅炉道具，在余庆里宅着手试验。
居无何，以万福华刺王之春闻。
……案发之明日，缘吾侦察不谨，牵率余庆里同人十余辈入狱，克强与道员郭人漳亦在逮。
卒之人漳得南昌抚署电保，先释出；
克强以随员名义，连同被放，驰赴东京。
后四十日，吾亦出狱东迈，上海之局，暂告结束。
时千九百零四，即光绪三十年冬初也。
”⑧可见蔡元培当时参加的是杨守仁主持的爱国协会，而不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
另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十四章《杨笃生蹈海》中抄录的“湘人作杨毓麟（即杨笃生）传”记载：
“甲辰夏，守仁偕周来苏、苏鹏等组织暗杀队，由日携炸药进发燕京，约张继自湘至，何海樵自沪至，设机关于津门，图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倾动天下之耳目。
守仁潜住京师，周历地形，相机待发。
狙伺数月，无隙可乘，南旋至沪。
八月，黄克强、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谋起湘，电招守仁归。
守仁与蔡元培、杭辛斋、章士钊等在沪组织机关，一面接济湖南，一面结合各省留日同志会。
十月湘事败，黄兴由长沙圣公会牧师救出而会于沪，谋再举，结为爱国协会，设机关于上海之新闸路余庆里，守仁为会长。
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余庆里机关破，检去手枪炸药名册会章，按捕黄兴等十余人。
而发现杨毓麟名片多张，毓麟亦仅以身免，因改名为守仁。
”⑨在书中的“黄克强武昌革命之失败”一节中，曹亚伯又称：
“万福华之谋刺王之春，本蔡元培、章士钊所主持。
谋刺未成，万福华被租界捕房拘去。
章士钊往捕房探视万福华。
捕房问章士钊与万福华有何关系，居在何处。
时章士钊与蔡元培在上海办一日报，章不告以报馆之住址，特告以新闸路余庆里某号门牌。
盖新闸路余庆里某号门牌，即爱国协会，为各省革命同志寄居之所。
而由长沙新脱险之黄兴，亦在其内。
江西统兵大员郭人漳与张继、苏凤初、朱滓淘辈共二十余人，同在一处。
章士钊在捕房说出新闸路余庆里某号门牌之时，捕房即派武装巡警一大队，至该里某号门牌，将一班同志二十余人一网打尽。
”⑩但据章士钊回忆，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是万福华先与刘师培、林少泉及青年学社学生陈自新商量停当之后，再告知他的。
“适余购置一握，备豫自用，少泉厉声责余，以新枪专委自新，福华则持旧枪盾后，以备万一，余不得不承。
”（11）除他和上述四人外，其他人并未与闻其谋。
可见，蔡元培既不是爱国协会的领导人，更不是万福华事件的策划者。
但万福华暗杀事件的失败，不但导致爱国协会机关被破获，也使青年学社因受牵连而被关闭（12），这对担任青年学社总教习并参与了爱国协会的蔡元培来说，肯定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蔡元培当时究竟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他后来对自己当时的活动究竟有什么样的表述呢？
二
在1940年撰写的《自写年谱》一文中，蔡元培对自己当年发起成立光复会的经过作了这样的叙述：
我在《警钟》报馆时，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
各教员中与闻此事的，以从弟国亲及龚君未生为最多。
龚君本随陶君焕卿（成章），属往金、衢、严、处等地，运动会党，劝他们联合起来，待时起事。
而绍兴又有一派秘密党，则为嵊县王君金发、祝[竺]君绍康所统率，而主动的是徐君伯荪（锡麟）。
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居[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
（13）
按照蔡元培的这种说法，光复会的成立是他对陶成章、徐锡麟两派会党加以整合的结果，其时间是在他与陶成章、徐锡麟在爱国女校会面之后。
这与陶成章的说法显然很不一致。
而且，据陶成章所述，他与徐锡麟最初是在日本东京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
当时，苏报案发未久，“浙江学生因章炳麟言革命入狱事，开会于牛込区赤城元町清风亭，锡麟出资赞助其事。
会所中遇陶成章、龚味荪，相谈颇洽。
散会后，即偕其徒张某访陶成章于驹込追分町浪花馆。
成章导之以见松江纽永建（字铁生，前为义勇队代表人），相谈宇内之大势，锡麟大悦，颠复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遂购图书、刀剑以归……甲辰冬，以事过上海，寓于五马路周昌记，因至虹口爱国女学校访蔡元培，成章亦在焉。
时元培与皖、宁诸志士组织一秘密会，名曰光复，邀锡麟入会，从之。
成章因尽以己所经营者告之锡麟。
锡麟归绍兴，始以兵法部勒其子弟矣……”（14）由此可见，蔡元培所说的那次聚会的确是存在的，但那是在光复会成立之后，而不是在光复会成立之前——如果按照蔡元培的说法，光复会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成立的，那陶成章与徐锡麟应该都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以陶成章的个性，他是不可能刻意隐瞒这一段光荣的历史，编造出自己和徐锡麟都是应蔡元培之邀方才加入光复会的情形。
再者，陶成章撰写《浙案纪略》时，距光复会成立的时间只过了4年，如果光复会是蔡元培与他及徐锡麟一同发起创立的，他肯定不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更没有理由将光复会的成立与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军国民教育会联系起来。
而蔡元培撰写《自写年谱》时，离光复会成立的时间已过了36年，记忆错误的可能性本来就比较大，而且，当时许多当事人包括陶成章、徐锡麟和龚未生都早已不在，即使他记载有误，也没有其他当事人可以订正。
因此，笔者认为，蔡说不如陶说可信。
在此，我们不妨引述蔡元培的另一则回忆录作为旁证。
在1919年8月间所作的《口述传略》中，蔡元培曾经这样讲述自己加入同盟会以后所从事的革命活动：
自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
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弹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
何君到上海，访孑民密谈数次。
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
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
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
孑民为赁屋，并介绍钟宪鬯君入会，以钟君精化学，且可于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也。
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
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
然能造药矣，而苦无弹壳。
未几，黄克强、蒯若木、段□书诸君先后自东京来，携弹壳十余枚。
是时王小徐君、孙少侯君已介绍入会，乃由孙君携弹药至南京隐僻处，试之，不适用。
其后杨笃生君来，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钟诸君研究弹壳之改良。
其时费用，多由孙君担任，而经营机关，则孑民与其弟元康任之。
元康既由孑民介绍入会，则更介绍其同乡王子余、俞英厓、王叔枚、裘吉生及徐伯荪诸君。
徐君是时已联络嵊、天台诸会党，而金、衢、严、处诸府会党，则为陶焕卿君所运动。
孑民既介绍陶君入会，则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机会，由孑民与元康介绍陶君于徐君，而浙江会党始联合焉。
制弹久不成，杨君奋然北行。
抵保定，识吴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绍入会。
并为吴君介绍于孑民，言吴君将送其妹来上海，进爱国女学校。
吴君后来函，言有事不能即来。
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
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君，则弹必出杨君手，恐其不能出京。
孙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访杨君于译学馆。
知已被嫌疑，有监察者。
其后杨君卒以计，得充李木斋君随员而南下。
（15）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这里也谈到了自己在上海爱国女校介绍陶成章和徐锡麟结识一事，并将此事发生的时间放在同盟会成立之后。
但众所周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时间是1905年8月20日。
如果蔡元培在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后，先加入该会，后加入暗杀团，再介绍陶成章入会和徐锡麟认识，从而实现浙江会党的联合，而按照他在《自写年谱》中的说法，这个联合的结果就是组成光复会，那岂不是先有同盟会才有光复会？
可见此说定然有误。
据孟岘考证，蔡元培加入同盟会的具体日期是“乙巳九月二十九日”，即1905年10月27日，吴樾炸五大臣一事却发生在1905年10月24日，亦即蔡氏加盟前三天，并非如其《传略》所说是在他人会后颇久才发生的。
此外，杨笃生、苏凤初（鹏）两人加入同盟会是在蔡元培之后，孙少侯加入同盟会之日与蔡同时，陶成章是在1907年入会，徐伯荪（锡麟）则从未加入同盟会。
这些情况与蔡元培的回忆都正好相反。
因此，孟岘推测，蔡元培所说的那个试制炸药的暗杀小组，事实上并不是同盟会组织，而是陶成章所说的那个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
（16）但事实上，据章士钊的回忆，蔡元培当时加入的是爱国协会。
考虑到章士钊与爱国学社及苏报的深厚渊源，他在华兴会中的地位，以及他因万福华案被捕的事实，笔者认为他的说法是可信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光复会的成立与爱国协会的活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从章士钊的回忆资料和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转录的杨笃生传记资料来看，杨笃生率暗杀团（队）赴沪，是在八月间。
其后，杨笃生又与章士钊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协会，“招邀”蔡元培等内层人士入会。
在这个过程中，杨笃生始终是居于领导地位的。
而蔡元培则只是一个成员而已，并不是爱国协会的领导者，在情理上也不可能在爱国协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将其改为光复会。
而在爱国协会机关被破获，章士钊、杨笃生、黄兴、张继、苏凤初等十二人尽皆被捕的情况下，要将爱国协会改成光复会，恐怕也不可能。
因此，笔者推断：
光复会是蔡元培等人在爱国协会之外成立的一个新的组织，其主体即为蔡元培当时掌控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的部分成员（17）。
因龚未生有军国民教育会的背景，蔡元培此前也加入了爱国协会的活动，而爱国协会主要成员又大多有军国民教育会的背景，故陶成章推测光复会是从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来的。
但陶成章自己并非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也没有加入爱国协会，对这两个机构的内情并不了解，所述亦不足为据。
可以确定的只是他到上海时“蔡元培已由人望见推为光复会会长”的事实。
据魏兰回忆，陶成章为策应华兴会长沙起义，十月初一直随戏班在义乌、金华间行走。
十月初十，始与会党领袖言明湘、鄂之事。
“过数日，湘、鄂杳无动静。
先生遂由义乌经诸暨而至杭城，阅上海各报，始知湖南事败，湖北、福建按兵不动，先生仍由杭城而至义乌，往返四日，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之多……（其后）由义乌至永康，又由永康至东阳之玉山尖，与大开和尚等接洽，复由台州而至上海。
”推算起来，陶成章到上海的时间大概是在十一月间，则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光复会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农历十月，其商议地点亦应在爱国女校内。
至于具体日期则很难确定，既有可能在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事件发生之前，也有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后。
（18）如果是在枪击案前，则可视为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之举，因当时浙江革命志士并无统一组织，蔡元培在爱国协会中并没有担任领导角色，在华兴会与陶成章等人之间也只是居间联络，而陶成章等人在与会党联络的时候也没有以组织为依托，在此情形下，如果蔡元培等人决定另起炉灶，在以湖南革命志士为主体的华兴会和爱国协会之外建立一个以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新的组织，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如果蔡元培等人是在枪击案发生之后发起成立光复会，那也是因为此时爱国协会已经解体，华兴会人士被捕，出狱后又相继东渡日本，而浙江革命志士则基本上没有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以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新的秘密组织，是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的。
由于缺乏相关史料，对于光复会成立的具体经过，后人已经不得而知。
但从蔡元培和陶成章的相关表述来看，蔡元培等人在发起成立光复会的时候，恐怕只是私下里商量了一下，定了一个大体的宗旨和名目，并没有举行什么正式的会议，就连正式名称也没有确定下来。
这正是陶成章称光复会又名“复古会”的原因。
按照陶成章的说法，“元培之组织光复会，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
而要组织暴动，就势必要以秘密会党为主体。
因此，蔡元培在发起成立光复会后，即力邀与两浙会党颇有结纳的陶成章、敖嘉熊两人加入，后来又吸收徐锡麟等人参加，其目的就是想通过他们与浙江各地的秘密会党进行联络，并将会党力量收于麾下。
对蔡元培来说，会党的加入是光复会真正成形的标志，如果没有陶成章和徐锡麟等这些对会党有影响的人士加入，那光复会就只是一个空的名目，或者只是以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教育会部分人士和爱国女校部分教员的一个缺乏行动力的小圈子而已。
这也正是蔡元培那么注重他十二月间在爱国女校与陶成章、徐锡麟的那次聚会，并将光复会的成立时间放在那次聚会之后的原因。
但是，从蔡元培力邀敖嘉熊入会未成及陶成章介绍魏兰入会却不被蔡接纳这两件事来看，蔡与陶、敖、魏之间其实还是相当隔膜的。
（19）在陶成章的心目中，“元培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20），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以暗杀和暴动为宗旨的革命组织的领导人。
他之所以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加入光复会，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光复会的宗旨和构成对他有吸引力（21）。
但蔡一方面力邀他入会，另一方面又不接受他推荐的魏兰入会，这不能不使他感到为难，因为他此前一直是和魏兰合作运动会党的，与魏兰关系最为深厚，不可能撇开魏兰。
事实上，就在加入光复会之后，陶成章也是与魏兰同进退的。
据魏兰所述：
“十二月（22），先生（按：
指陶成章）约兰赴日本，与诸志士筹商。
兰因变卖田产，偕毓祥等腊杪始至上海，而先生则先期而行。
乙巳正月，始晤于东京，并与黄兴、蒋智由、陈威、陈毅、秋瑾、彭金门各志士商议办法。
先生因中国人迷信最深，乃约陈大齐在东京学习催眠术，以为立会联络之信用，并著有《催眠术精义》一书。
夏间归国，设讲习所于上海。
既而兰亦言旋。
时敖嘉熊力图扩张势力，欲借温、台人之团体，以起义师，在嘉兴创设温台处会馆，招冯豹、陈乃新为千事。
先生荐兰为总理。
兰与毓祥复引丁锋、魏毓蕃、赵卓、昌逢樵、许绍南等为执事员。
先生偕龚宝铨、徐锡麟至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
因温州人之冲突，会馆不能成立。
先生乃引吕逢樵、赵卓等，先后而至绍兴。
后荐兰为东湖学堂总教习，兰以母病电招归去，不果行。
先生与锡麟等密商，招集金、处、绍各府会党人，为大通学堂学生，设体操专修科，朝夕训练。
”（23）可见当时陶成章和魏兰等人并不是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在蔡元培担任会长期间，光复会的组织结构还是比较松散的。
三
除了陶成章、蔡元培以外，章太炎、龚宝铨、陈魏、俞子夷、沈瓞民等人也曾以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身份先后写过一些有关光复会的回忆录，对光复会的来历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
据汤仁泽《光复会与浙江》一文分析，章太炎对光复会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其中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光复会重组后的会长章太炎，则在辛亥革命前修订《訄书》为《检论》时，于卷九《大过》中说：
光复会“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
民国成立，陶成章被刺，章太炎发表谈话，以为陶成章是“光复会中最重要之一会员。
光复会之起，在癸卯年，先于同盟会，以蔡元培为会长。
其后同盟兴，光复会渐散，陶君亦兼入同盟会。
”1913年，在《光复军志序》却说：
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魁，陶成章、李燮和继之。
1915年代拟《龚未生事略》又云：
“癸卯春，以争俄约事，游学诸生相联为军国民教育会，则黄克强、杨笃生、纽惕生、陶焕卿、汤尔和皆在焉，余亦加入会中；
而内地有外舅章太炎先生及蔡鹤卿、吴稚晖诸君，以复汉之帜相与倡和。
……及苏报案作，上海同志散亡略尽，惟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
焕卿潜与同志有约，为光复会。
”（24）
但笔者经查证却发现，《检论》中的《大过》一文首句即为“民国既兴三年”，可见其写作时间并非辛亥革命前，而且其正文中亦未有一语提及光复会。
光复会“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一语事实上是出自《大过》篇后所附的《光复军志序》，其原文为：
“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继之。
”（25）可见汤文所说的第一则材料其实并不存在，与第三则材料的矛盾也是不存在的。
而《龚未生事略》一文事实上也非章太炎“代拟”之作，而是章太炎在龚未生（即味荪）1922年去世之后据龚氏自述改作的纪传文，该文发表在1923年10月15日出版的《华国》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后收入《太炎文录续编》卷四。
汤文所引，实为龚未生自述中语。
其“代拟”一说，出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58页对其附录的龚氏“平生大略”所作的说明，盖因汤志钧所见者为太炎之手稿也，但手稿亦有自撰稿与抄录稿之分，依常情常理，太炎与未生为师徒兼翁婿关系，有可能为未生修改稿件，但为其代拟稿件的可能性却是很低的。
故笔者认为此文应系龚未生之作。
但此文尚有另一版本流传后世，收入1981年出版的《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文中有几处与前述《章太炎政论选集》附录中所载略有不同。
兹抄录如下：
余自庚子联军之变即怀光复，年十七，东赴日本，而同志尚寡。
癸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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