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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国外经济学对于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归为古典、新古典、新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和其他理论五个类别。
下面将逐一对各个类别中的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和梳理。
（一）古典视角：
分工与产业集聚
古典经济学对产业集聚动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工（斯密，2001）,这成为现代产业集聚理论成因的理论基础。
产业间分工包括了产业链的延伸和中间品交易问题，企业间分工导致的报酬递增和交易费用的节约成为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
Young（1928）对斯密直观朴素的分工思想进行重新阐述，并突破了斯密的分工受限于市场围的观点，第一次严格论证了市场围，迂回生产和企业间分工的动态正反馈机制。
而随着乘数理论的发展，Young（1928）的理论更多地被描述为“分工决定分工”，即市场规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并导致市场规模扩大这样一个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
但此后有关产业集聚的文章似乎忽视了分工导致的一系列激励的作用机制，直到小凯、Becker、Borland和黄有光为代表的以非线性“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进行数理化和模式化的分析，才重新激起人们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分工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Yang（1991、2000）的文章以斯密和格的分工思想来讨论专业化分工在产业集聚和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为以后的研究从分工和专业化角度来重新讨论区位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开拓性的研究。
总的来说，将分工纳入产业集聚分析过程基本遵循斯密－格定理:
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产生报酬递增，而进一步的分工倚赖于市场围的扩大，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所体现出的就是规模报酬机制，对这一机制的激励反应就成为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产业集聚是为了获取分工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报酬递增自发形成的产业空间集聚过程，这一过程正是基于分工意义上的要素累积和报酬递增自我强化过程。
（二）新古典经济学视角：
外部经济与产业集聚
马歇尔（中译本，1997）继承了斯密分工理论和报酬递增现实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外部经济理论，将经济组织代替分工网络来分析产业区的形成问题，实际上将分工问题转变为在既定的分工和组织环境下，如何实现最大的效用问题。
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在于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外部经济，即创造出熟练劳动力市场、专业化服务性中间行业和技术外溢，并且改进铁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报酬递增是导致产业在特定空间集聚的动因。
Myrdal（1957）在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提出“循环因果”的观点，被Hirschman（1958）进一步将其归纳为包括“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累积循环过程，Arthur（1989）则把这种累积循环过程概括为“正反馈机制”，即制造业倾向于集中于市场容量大的地区，而市场容量的大小则取决于制造业的集中程度，制造业空间分布与市场容量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循环累积机制。
这一机制实际上已经讨论了相关产业之间联系问题。
Viner（1932）则将外部经济性具体区分为了外部技术经济与外部货币经济，即基于知识集中与外溢的技术外部经济和基于市场联系的货币外部经济。
此后有关外部经济理论的研究主要就集中于这两方面。
无论技术外部经济还是货币外部经济，都承认外部经济是产业集聚的产生原因和重要结果，而外部经济则与市场不完全竞争有着直接关系，况且市场不完全的原因很可能就是由于产业空间分布特点决定的（Kaldor，1935;
Eaton＆Lipsey，1977;
Gabszewicz＆Thisse，1986）。
一旦涉及到市场不完全的情况，必然要考虑到报酬递增在产业空间分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正是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讨论的问题。
（三）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差异产品、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等假定条件之下，认为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动力在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市场规模以及关联效应和外部效应所带来的收益（Krugman，1991;
Krugman＆Venables，1995;
Fujita＆Thisse，1996;
Puga＆Venables，1996;
Fujitaetal.，1999;
Fujita＆Krugman，2004）。
Krugman（1991）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指出厂商通过在集聚区域附近选址，能使一个国家比较容易地获得集聚效应，他运用D－S的垄断竞争模型和Samuelson（1952）的“冰山运输成本”，把收益递增和交易成本纳入到经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通过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来解释集聚的发生机制，从而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说。
Krugman（1991）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认为两个对称的区域会分别发展成为核心和周边区域，从而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的在运行机制。
在该模型中，他认为行业地理集中主要受三种效应驱动：
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总是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同时并向小市场出口的趋势；
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在有大量厂商集中的地区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聚集在该地区；
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厂商总是向竞争者相对较少的地区集中。
（四）制度经济学视角：
交易费用与产业集聚
制度经济学将交易费用分析法具体运用到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把劳动分工、交易费用与产业的空间集聚联系起来认为:
工业化的过程中孕育着新的产业空间、在合理的劳动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聚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改变小数目条件、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提高信息的对称性，从而达到交易费用最小化（Williamson，1975;
Simmie＆Sennett，1999;
Gordon＆McCann，2000;
Storper＆Venables，2004;
McCann＆Shefer，2004）。
按照Feser（2004）的理解，分工和交易是产业集聚的核心，随着产业集聚形成和扩，市场容量和产品种类带来的交易规模和交易成本也随之上升，而种种交易过程中带来的各种交易费用和风险将对产业集聚产生影响，这时，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产业集聚过程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如果把产业集聚过程中运输成本作为交易费用的一个方面，其实就可以把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归结于降低交易过程中的种种风险和费用。
有关企业理论的发展有助于理解交易费用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作用，Enright（1995）认为集聚区是对企业部科层结构的一种替代，区域部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Iammarinoetal.（1995）则认为交易成本、空间和区位三者互相整合共同决定了企业的集中方向;
而按照Wood＆Parr（2005）的理解，以产业区为代表的空间集聚和企业分布涉及到三个层面的交易成本:
一是Coase意义的组织交易成本，二是空间运输成本，涉及到要素和投入品价格问题，三是不同区域制度上的差异导致的不同交易成本。
（五）其他视角下的产业集聚
除了上述提到的四种分析视角，还有许多学者对产业集聚的动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Porter（1998）从竞争优势、Scott（1988）从人力资本积累、Russo（1985）从知识扩散、Becattini（2004）从降低竞争成本角度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动因进行不同层面的分析。
按照Porter（1997）竞争优势理论的观点，产业集聚提高了部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产业集聚可以使得企业可以低成本获得专业化的投入品，如专业化的劳动力和高质量的中间品，并可以获得专业化的信息，在上下游企业同时集中的情况下，还存在着生产率的企业间溢出效应，同时，企业越集中，公共品的提供也相对较好;
（2）影响企业创新的方向降低企业创新成本，这决定了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和竞争方向和空间;
（3）激励新企业出现，强化了集聚本身的效果。
集聚区域本身提高了企业的集聚收益，并可以降低企业形成过程中的种种风险并提供了成熟的市场，加上集聚体部本身的市场机会要远高于外部，这都为新企业从集聚体部不断出现提供生机会。
二、国研究
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分析，将各种理论进行糅合或是对各个理论进行实证验证和理论拓展。
基于国的研究没有明显的类型划分，本文决定对国研究按时间顺序进行梳理。
于永达（2001）提出集聚优势理论认为，集聚优势是以优势资源的自由流动为物质基础的，一种经济资源往往与其他资源组合流动。
叶建亮（2001）认为，知识溢出是导致产业集群的重要原因，知识溢出导致集群部产品的类同和恶性竞争的发生。
宁钟（2001）认为，企业集群存在进入、退出、劳动力市场、技术溢出及需求的动态变动等问题，他把空间经济因素引入技术追赶模型，分析了技术追赶、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并对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进行了分析。
黄坡和柳钦（2006）进而指出，外部性产生了产业集聚的主要向心力。
在外部性的作用下，产业集群的企业有着更高的比较优势、要素回报率，吸引着要素向产业集群地区流动，同时由于外部性作用，企业可以共享产业集群的劳动力市场、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及技术外溢，最终导致产业集聚的形成。
周文良（2006）指出，集聚与扩散是并存的，是经济要素流动的两个不同方向，扩散相对于原要素流出地而言是扩散，但相对于将来新的集聚地而言，本身又是集聚。
产业集聚与扩散与否，其在机制是市场扩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的相互作用。
王洁（2007）分析了建立模型创意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多样化的宽松环境、知识产权的保护、政府的支持和参与以及相关协会和专业中介机构的支持是创意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
建军、国亮、黄洁（2009）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情况，对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知识密集度、信息化水平、城市规模、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有一定的影响，在模型构建中将以上四个变量引入，并且考虑了FDI等控制变量，通过实证分析，以上四个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有着显著影响，并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
殷广卫（2009）归纳了影响产业集聚与分散的基本因素：
规模经济、消费偏好、空间成本和心理预期，并分析了各个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
他认为，规模经济总体上会促进产业集聚，但由于其是垄断的来源，因此对于集聚也有一定限制作用；
消费者多样化偏好程度的提高增强了产业的集聚度；
空间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贸易成本与拥挤成本对产业集聚有相反的作用；
不同的消费群体的主观判断能力及理性因素等都不同，所以心理预期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殷
广卫还分析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是产业集聚机制形成的核心环节，并实证分析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差异出现的“东部隆起，中部塌陷”的格局。
晓燕（2011）分析了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地理位置、经济效应、贸易需求、政府推动和基础设施。
通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经济效应、贸易需求、地理位置对金融产业集聚程度有正向影响，基础设施对金融集聚的影响不显著。
军和徐康宁（2010）、黄永兴和徐鹏（2011）、胡健和董春诗（2012）等学者则较为严格地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之规模收益递增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等层面研究我国产业集聚的演化机制，解释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不断集聚的基本成因，表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中国产业集聚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三、总结
概括而论，上述这些观点基于不同的假设条件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聚这一现象给予解释，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产业集聚的本质进而对于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上述理论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有已经存在的企业为什么会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区域进行分析，而没有解释企业是如何在一个区域生形成和演化的。
由于相关产业集聚形成动因的种种理论是一个相对松散的集合体，所以本文的目的旨在通过文献梳理把握产业集聚形成动因的脉络。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了要素、资源和分工在不同层次上的迅速变化，并日益集聚于某个特定区域，具有较强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的企业、生产区位的选择往往具有集中的趋势，形成产业集聚的现象。
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学者都对产业集聚的理论及实证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多集中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分析，而对流通业的研究比较少。
就现阶段的分析，对于不同产业的影响因素也各不同相同，劳动力和资本存量是影响产业集聚的最重要的因素，再者，技术水平、知识的溢出也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表明，政府的干预能力对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地理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就中国而言，东部地区的产业集群要远远强于西部和中部地区。
通过分析这些不同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和发展战略，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所以，研究产业集聚对于各个产业、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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