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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之时,早已存在的乌桓、鲜卑及其后的柔然,先后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

隋唐一统之际,突厥与回纥纵横南北大漠,搬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相继逐鹿中原,各自扮演了各自时代的英雄角色。

特别是有元一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隋唐之后的又一个封建大一统时代,也是中国北方草原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空前融合的时代,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时代。

  中国北方草原是“行国”与“居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廊。

所谓“行国”,虽是西汉时对乌孙等西域诸国的别称,亦即可指称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民族和国家;

“居国”则指以农耕为业的中原民族和国家。

“行国”与“居国”因各自生存和发展的日益增长的迫切需要,其接触和往来乃至参与诸侯的纷争,早在春秋时期便开始频繁起来。

除了战争,在“行国”与“居国”之间,更多地还是大量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首开中原夏族主动向草原民族学习的先河,也是草原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所做的独特贡献。

魏孝文帝改革旧俗,积极仿制和推行中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则为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创造了第一个成功范式。

呼韩耶 “和亲”与汉宣帝“册封”,一方面以“和亲”的方式制止了战争,使武帝以来乃至秦汉以来烽火不息的草原和中原重获安宁,草原“赖蒙汉力”结束了内部分裂和长期动乱,中原“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另一方面,以“册封”的方式赢得了统一,从此打破 “正朔不加”胡越的陈旧传统而使草原民族自觉接受中原王朝的管辖,有利于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提高了汉朝在中国北方草原以至西域和中亚的政治地位,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的美好象征。

战争之外,便是通贡与互市。

通贡和互市既是草原与中原“通好”的重要桥梁,又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所有中国北方草原从事狩猎和游牧的草原民族,由于其自然地理、风俗习性而长期处于落后的奴隶制游牧经济阶段的生存需要和内心渴求,无不希望和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建立联系。

为了解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严重不足,尤其需求汉地汉族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品。

同时,这也就是他们所以常常不惜诉诸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周秦而至明清,作为一种比战争手段更好的政治和经济手段,通贡与互市始终得到历代中央王朝和草原统治者的重视,同时深受草原牧民和中原农民的欢迎;

作为草原与中原“通好”的重要桥梁和南北以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通贡与互市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和及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北方草原并不是一片精神荒原。

数千年来,草原民族在与中原民族的长期互相冲撞、融合和交流中,不仅有丰富多彩的物质创造,而且也有绚丽多姿的精神创造。

一如中原文化曾经诞生了伟大的汉字、儒学、造纸术、都城和诗词,草原文化也产生过独特的同属阿尔泰语系的鲜卑文、突厥文、回纥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和独特的宗教哲学、天文历算、石窟寺观、音乐歌舞……“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以庆也。

即至忽图剌为合罕,于豁尔豁纳黑川,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

”草原素有“歌海”、“舞海”之称,像这样热情奔放“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的“踏歌”,又何止万千!

高亢悠扬的牧歌,激情燃烧的酒歌,真挚动人的情歌,至今依然脍炙人口;

热烈欢腾的安代舞,快速敲击的筷子舞,行云流水的盅碗舞,无不令人心旌飘摇!

  历史表明,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殊途同归,是中华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又一种文化。

 

一、“五个特征”同构了草原文化的鲜明特色

  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历史现象。

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以其巨大影响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作为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我们今天所要发展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伟大实践而提出的一项战略思想,因而成为时代的思想和要求。

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现代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同时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那么,弘扬和发展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则是建设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活水源泉。

  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消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二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无论就文化的广义还是狭义、内涵还是外延、思维还是概念而言,草原文化都是具备了这种“必要条件”的并与整个中华文化既相一致又相区别的极“有价值”的文化,其“价值”就在于它有鲜明的“五个特性”:

 

  1.原初特征。

  中国北方草原是草原民族早期活动的摇篮。

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大约产生于4~3万年前而发现于5世纪时的阴山岩画,以及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可与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史诗《摩河婆罗多》、《罗摩衍那》相媲美的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仿佛人类文明的不朽路标共同构成了中国北方草原的原始文化。

内蒙古东部和西部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和骨具,阴山岩画中显现的狩猎场面和神灵群像,以及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里所呈示的表达方式和艺术形式,几乎都折射出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大致相同的原始思维。

而在这些原始思维中所蕴含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动物崇拜、生殖崇拜、祖先神灵崇拜意识,以及宗教信仰、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又无不带有某种充满生命张力的原初性。

因而,草原文化首先是一种原初文化。

  2.流动特征。

  “逐水草而迁徙”是草原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以蒙古民族为例,自公元7世纪起,“有毛毡帐的百姓”即游牧民部落便流动在东起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草原地带,而“林木中的百姓”即猎民部落则活跃于北起贝加尔湖西至额尔齐斯河的森林地带。

随着历史的演进,作为社会基本类型之一的狩猎经济开始逐步向另一社会基本型游牧经济过渡,并逐渐让位于游牧经济而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出现,以至近代相继出现了半农耕、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相混杂的局面。

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游牧而迁徙。

而长期的“游牧”和“迁徙”,便形成和造就了他们为争取更大生存地域和空间的流动习性。

因而,草原文化又是一种流动文化。

  3.征服特征。

  草原民族是崇尚征服的民族。

这一点从成吉思汗时代,可以一直上溯到突厥时代和匈奴时代,甚至远追其初民社会的英雄崇拜观念。

萨满教中被英雄化了的保护神,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中被神化了的勇者与大力士,特别是由冒顿、社仑、阿斯那土门、骨力裴罗、耶律阿保机、李元昊、完颜阿骨打和成吉思汗开创的一个又一个汗国、王朝和帝国,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草原民族所追求和尊崇的征服者的壮举和事业。

这种征服者的壮举和事业,不仅作为一种事实和力量深深切入同时代人们的存在、生活与命运之中,而且作为一种光荣和梦想,永久地刻在草原子孙的心灵、记忆与思想中。

因而,草原文化还是一种征服文化。

  4.开放特征。

  宗教始终是草原民族的精神源泉。

蒙古人最早信奉的宗教是起源于母权氏族社会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其基本教义为“祭火”和“拜天”,从而使他们在“穹庐”、“盖天”意识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朴素的宇宙观念——“腾格里(天)”。

这种带有浓厚萨满教色彩的“天命观”,经过成吉思汗的“以诚配天”思想又发展为“长生天”、“天力论”和“天佑论”。

然后,再由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发展了“以诚配天”思想,进而演变为一种人本哲学。

在蒙古入主中原不久又出现了所谓的萨满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教并存”的制度和局面,甚至元朝建国其国号就取自儒教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

后来元朝灭亡乃及明朝,同属藏传佛教的黄帽派喇嘛教,则因为得到蒙古封建主俺达汗的积极推崇而在蒙古上层社会广泛传播。

但从成吉思汗、忽必烈到俺达汗,却始终奉行成吉思汗《大札撒》中的铁律:

“尊重所有宗教,但不使任何一教享有特权。

”这种在坚守主权和传统的前提下放手采用异质文化的政策,反映了当时草原民族极为开放的视野、态度和胸怀。

因而,草原文化也是一种开放文化。

  5.自然特征。

  草原与马成了草原民族的永恒象征。

以皮毛为衣,以肉酪为食,以毡庐为住,以马驼为行,以弓矢为战,以敖包为祭,以长调为歌,以盅碗为舞,以蓝天为盖,以大地为床……一切都是独具的,独具的习俗,独具的礼仪,独具的风情,充分展现了中国北方草原独具的悠久和优美。

一切都充满了自然和生态特征,流动的生产方式,简约的生活方式和淳朴的行为方式,一起外化出草原民族与大自然亲和相处得天独厚的观念和精神。

因而,草原文化更是一种自然生态文化。

  事实可证,原初、开放、征服、兼容和自然生态等“五个特征”,同构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既具共性又极具个性的鲜明特色。

  二、弘扬和发展草原文化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其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就预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现象: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

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

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东西方文化不仅都在文明的冲突中重新建构,其相互关系也在日益趋于互补和对话。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相较经济,文化因其国别、社会、民族的不同,并没有走向真正的综合;

相反,却越来越显示出不尽相同的特殊性、不能苟同的独立性和大量纯属个体精神创造的不可规范性。

特别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弘扬和发展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大力建设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尤其要有一种准确把握时代精神的创新思维和世界眼光。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是弘扬和发展草原文化最本质的时代精神。

任何一种文化都且有民族性和世界性。

文化的民族性是每个民族的个体属性。

文化的世界性则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属性。

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又是文化个性和文化共性的辩证统一,即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草原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北方草原孕育、生存、繁衍并与中原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他们在南北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推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法律等制度与政策,以及有关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天文历算、石窟寺庙、音乐歌舞的独树一帜的创造,几乎无一不在阐释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

坚持草原文化的独特个性,保护草原文化的兼容共性,学习、借鉴和吸收一切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以生长和培育这种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新鲜血液和内在素质,正是我们今天建设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凝聚力和创造力是弘扬和发展草原文化最积极的时代精神。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某种凝聚力和创造力,强大的凝聚力来自内涵的向心力,蓬勃的创造力产生于自在的生命力。

而这种向心力和生命力所赖以植根和支撑的,是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追溯草原民族曾经长期固守“逐水草而迁徙”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却在长久的生存和心理积淀中形成了以原初特征、开放特征、征服特征、兼容特征、自然生态特征为鲜明特色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足以证明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草原文化,是一种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极大的创造力的文化。

今天,我们要用中华民族当代的精神和灵魂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充实和激活其向心力和生命力,以充分发挥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接轨中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也就是竞争力,从而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向世界和未来做出贡献。

  文化生产力或称文化力,是弘扬和发展草原文化最富活力的时代精神。

显然,草原文化是一个蕴藏丰厚而异常宝贵的文化富矿。

全力开掘以“取其精华”,全面整合以“去其糟粕”,变草原文化资源优势为草原文化产业优势即产业意义上的“文化优势”,是弘扬和发展草原文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正是由于较好地转换和发挥了自然资源优势,所以成功地造就了像鄂尔多斯、伊利等现代企业集团和他们享誉中外的著名品牌。

相形之下,内蒙古的文化资源优势正处于尚待开掘和整合之中。

而这种“开掘”和“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则有赖于我们积极发展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建设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化。

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和知识经济,文化产业不仅日益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而且由于信息产业的直接推动,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成长最快、利润最大的产业之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政要和专家视为继信息产业之后迅猛崛起并必将在21世纪飞速扩张的“朝阳产业”。

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是文化出口大国,其原因便在于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他们的重要经济支柱。

在我国,由于近年来文化产业受到与其密切相关的新兴第三产业特别是数字化信息技术的猛烈冲击,也已异军突起,很快成为与信息产业相互促进并且带动第三产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及沿海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了那里地方经济和区域发展的新的主要经济增长点。

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明显具有辐射面广、拉动力强、产出率高、增长速度快、可持续发展且低消耗无污染的特征。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化,是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客观要求,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强综合国力和地区综合实力的战略措施。

马克思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指出,“生产力里也包括科学在内”;

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与文化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对孪生姐妹,可以认为,文化也是生产力或称文化力。

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马克思所说的“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而精神生产力可以说就是文化生产力。

  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促进民族共同繁荣、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弘扬和发展草原文化,努力把内蒙古建设成为以草原文化为底蕴的具有鲜明地区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大区,无疑是我们为之努力和奋斗的一项崇高而光荣的使命。

一、塑造城镇风貌特色是城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

  在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通过塑造城市特色来医治“千城一面”的通病,在认识上已经取得一致,在实践中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

我区第七次党代会做出加快城镇化的战略决策以来,各地对城镇特色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决定》强调:

城镇建设要坚持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地区特点相结合。

2005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完善城镇体系,推进城镇发展的意见》中进一步把塑造城镇特色作为指导我区城镇化的六项原则之一,明确规定:

“坚持城镇现代化和塑造城镇特色相统一。

把舒展的城镇空间布局、现代化的服务功能、草原民族文化风貌结合起来,打造特色城市,提高知名度和竞争力。

”鄂尔多斯市在对成吉思汗陵祭奠区进行维修和布局调整中注重提升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同时,按塑造草原民族特色的风貌要求完成了伊金霍洛苏木迁建的新镇区与成吉思汗陵园旅游区的规划建设,使祭奠区、旅游区、行政服务区三块组团相得益彰,凸显了蒙元建筑文化的魅力。

包头市青昆两区,以浓郁的生态性塑造了草原钢城的形象。

通辽市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不仅注重寓生态性和文化性于舒展布局的地域特点,而且建造了一批如科尔沁博物馆等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建筑。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建成了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新镇区。

呼和浩特市成吉思汗大街、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兴安盟科右前旗新镇区等一批特色街区正在规划建设之中。

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等一大批旗县市都在按照民族、地域特色的风貌要求,加大城镇建设的力度。

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中外文化交融特色的口岸城市。

  城镇风貌特色绝不仅仅是建筑技术和学术流派问题,而且是事关城镇核心竞争力的大问题。

塑造城镇风貌特色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和文脉传承的历史意义。

  首先,是积极的社会效应。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建筑艺术是政治性、社会性很强的公共艺术。

城市风貌特色可以综合体现出一个城市过去与现在的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

一座有特色的城市会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居民的归属感,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品味、知名度,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带动力。

反之,一座毫无特色的城市使人首先联想到历史的浅薄、文化的贫乏、管理的低下。

美国在殖民建城之初,就完全抛弃了原有的印地安本土建筑形式,全部照搬欧洲的建筑模式。

但是随着美国帝国主义的崛起,以摩天大楼为主的美国式现代建筑却成了全球包括欧洲建筑潮流的主宰。

尽管如此,凡是主权国家,其建筑风格也在努力体现民族性。

例如马来西亚,在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带有地域特点和伊斯兰风格的世界最高摩天大楼———双塔大厦,至今仍是该国吸引旅游者的主要广告招牌。

再如日本虽然在二战失败后在美国占领下全盘西化,但很多城市和建筑物仍然带有日本固有的历史文化色彩。

  其次,是巨大的经济效益。

良好的城市形象可以起到吸引投资者、居住者、旅游者的直接作用,因而有利于增加城市的投资和消费能力,保持城市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新兴城市巴西利亚仅有40多年的历史,却能以世界名城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的旅游者和投资者,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把原规划仅为50万人的单纯政治首都,变成了现有220万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带动了巴西中部和内陆的发展。

西班牙毕尔巴鄂本来是一个偏远的无名小镇,只因建起了一座富有特色的博物馆,第一年就有130万人参观,从此变成了旅游名城。

再从建设的经济性来讲,风貌特色是不是符合公众要求,能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向,决定每一栋建筑物的使用效果和寿命长短,也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成本。

前苏联斯大林时期高大宏伟、宽廊大柱的“人民宫”式建筑,一度被认为造成了空间和材料的浪费,但是经过时间考验,其独特的建筑形式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并且现在很受俄罗斯国内官方和大众的共同欢迎。

而赫鲁晓夫时代建的很多只讲功能不讲文化的“板式楼”,现在成为被拆除重建或“穿鞋带帽”改造的对象。

当时看起来降低了房屋造价,但现在却成了莫斯科房价高、生活费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各城市也都存在着大量的平庸、短命的建筑,历经多次改造,或者拆倒二次重建,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再次,符合世界上建筑潮流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现代建筑”在二战前后成熟后,对推动世界城市建筑的发展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

但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建筑界认识到必须对“现代建筑”重功能、轻形式的倾向进行改进和完善,其中还出现了冠以“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

统而观之,避开各种学术观点之争,“后现代建筑”代表着对“现代建筑”进行丰富、发展的整个趋向。

对外观呆板雷同的“现代建筑”在保留功能、技术、结构、材料、经济等先进性的同时,进行多元化、个性化、民族化、地域化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特别是对于我国我区历史文化非常丰厚的城镇来说,应重视消化吸收后现代建筑理念,迎头赶上世界现代建筑发展的时代潮流,防止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引进国外先进的建筑形式和设计人才,符合扩大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但是,对外来建筑形式要进行研究和选择。

一方面,要避免把国外几十年前风靡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模式和平庸之作照搬照抄进来,在更大范围内制造“千城一面”。

另一方面,对“后现代建筑”的各种流派的理念和作法,要以“为我所需、所用”的态度加以取舍,属于积极向上、传承文明、节约环保的可以引进,而那些主张怪异、张扬自我的要坚决制止。

一般来讲,主张吸收历史建筑元素和运用折中风格的后现代古典主义、主张传承文脉和体现传统的新理性主义、主张体现地域特征和地方精神的新地域主义,应是我们主要关注和借鉴的“后现代建筑”思想。

作为城镇的领导者,一定要对塑造城镇风貌特色予以足够的重视,进行有力的控制。

否则,我们未来的城市都将成为平庸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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