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五四到五卅期间的学生运动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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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这一时段的学生运动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①初步探讨参见岳谦厚:
《“五四”前后中国学生运动考察》，《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1期;
岳谦厚、李卫平:
《“五四”之后到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等。
，可以清晰地呈现青年学生参与革命运动的成长过程及各阶层各团体在社会失序状态下特定的历史面相。
一、学生之反帝爱国运动
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不断升级，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再到革命派承前启后地进行救亡图存努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引进中国，在进步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生中产生巨大反响，然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青年学生以留日学生为主，其执着于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学说并成为向国内学生传播新思想的媒介。
国内各种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新学生群体的形成及大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的宣扬。
辛亥革命发生之时，新思想已渐渐成为学校风气和学生思想的主流，要求自由和反抗压迫的行为频频出现。
到北京政府时期，社会状况未见好转，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起更猛烈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又唤起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新的觉醒。
可以说，这些因素是激发五四学生运动的基本背景。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努力受挫消息传到北京，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开始酝酿。
北京学生率先行动起来，5月3日北京大学（下称“北大”）召开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下称“高师”）、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下称“法专”）、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下称“工专”）等学生代表参加的学生大会，决议次日举行大示威。
4日，13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发布“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以寻求各国外交帮助并呼吁国人起来挽救外交。
学生有序行进和沿途宣传时，民众“观者塞道，无不为之感动”①《北京学界之大举动》，《大公报》1919年5月5日。
。
当游行队伍未能见到各国公使并在激进团体运动下火烧曹汝霖宅和痛打章宗祥后遭到政府打压，此事激起社会各界对外交的关注和对学生的同情。
5日，北京14所高校校长召开联席会议，推举代表前往总统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山东外交商榷会召集各界举行联合会，致电外交部力拒和约，声称3000万鲁人誓为政府后盾②《鲁人开各界联合会》，《大公报》1919年5月8日。
7日，上海各团体包括学生2万余人召开国民大会，决定致电议和专使拒签和约，推举代表力请参加南北会议的双方代表致电北京政府严惩国贼并释放学生，电请各省教育会、商会一致力争外交及营救被捕学生③《上海国民大会之情形》，《大公报》1919年5月10日。
国内南北会议代表电称:
“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
”“拟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④《南北代表致中央电》，《大公报》1919年5月9日。
社会各界还要求政府公开外交方针。
政府为息事宁人于7日释放被捕学生，并致电外交使团长陆征祥“择要”宣布⑤《青岛怒潮之昨讯》，《大公报》1919年5月8日。
群众运动的力量初步显现。
8日后政府再次拘捕学生，并于14日电令巴黎和会代表在和约上签字。
全国各界再次要求力争外交并保释学生。
据《大公报》报道，“各省团体力争外交之电纷至沓来，义愤激昂，举国一致……宁垣各校学生全体及基督教民并各女子师范学生等共六千余人于九日晨聚集军民两署，为青岛问题集会研究解决，请迅电中央严电陆专使等力争复我主权，其间一学生断指血书白旗‘还我青岛’四字。
河南教育会电云青岛交涉一发千钧，稍有失败，全国瓦裂;
东省祸切剥肤，尤属忍无可忍!
现经在济学生全体开会公议救济之方法，一速电巴黎议和专使据理力争，万勿签字;
二电令沪会代表息争，同御外辱……浙江省之第一中学全体学生电云外交失败，群情震骇，妇孺犹切痛心，学生应愤激状，祈体察民情，释放被拘学生，以慰人心而弭隐患”⑥《力争外交之电报》，《大公报》1919年5月15日。
19日，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行动起来。
当时学运领导者是各地临时召开的学生大会和应运而生的学生会，其形式有发表宣言、通电、请愿、游行、演讲、罢课、组织抵制日货等。
如1919年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联络各校学生力促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接着又组织领导了5月19日26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争取外交的总罢课。
天津学生集会声援北京学生并于7日举行示威游行，同时积极联络商界抵制日货。
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发表《罢课宣言》和《致北京政府电》，响应北京学生总罢课并组织演讲团等进行宣传活动⑦《各学校开会情形》，《大公报》1919年5月15日。
山东学生于5月7日召开国耻纪念会声援北京学生，致电政府力争外交。
会后，正式成立全省学生联合会，提出争外交目标并领导了23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
其罢课宣言指出:
“青岛问题将归失败，政府并非诚意拒绝，乃以国际地位问题欲为大体之承认，所谓保留山东问题一部之说亦徒为虚语。
揣其用意，不过欲卖我山东媚外以自固而己!
政府为人民所推戴，不惟不作保障，反视若意，当牺牲学生等，对此等政府殊深缺望，不得已乃以个人能力自谋保全，誓死相争，罔计利害!
”①《学校罢课之宣言》，《大公报》1919年5月27日。
各校学生每日下午组织演说团或三五人或五六人分赴各街及村镇散布宣言书或进行演讲。
上海学生除7日与各界群众一起召开国民大会外，还于11日成立学生联合会，并组织“劝国会”、“劝告团”、“学生共同救国会”等团体进行反帝宣传及各种形式的抵制日货活动。
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律罢课。
从5月4日到6月3日，运动波及全国50多个城市，乃至日法两国中国留学生中。
在此之下，北京政府于5月23日再次通电各省区长官宣示外交情形，并饬转各界勿怀疑政府政策，通令各地官吏军警保护日侨商民照常营业②邵鹏文、郝英达:
《中国学生运动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自6月3日起，北京学联每日派出大量学生进行演讲宣传以应对军警逮捕行为。
学生大量被捕引爆大规模群众运动，首先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团体纷纷通电声讨政府。
“上海各团体来电多至数十通，大致均诘责京师学界举动政府以军警干涉为不当，并力争外交问题，要求罢免曹章陆等。
”③《京外商界罢市昨闻》，《大公报》1919年6月9日。
罢工罢市运动波及全国22省150多个城市。
北京政府迫于压力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人，中国和会代表团于6月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开辟了中国近代外交的新时代。
五四运动规模不断扩大，远远超出一校一区一省范围，并发展成全国性的群体运动，而作为领导全国学生运动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应运而生。
6月16日，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正式成立。
全国学总和各地学联作为学生意志的代表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尽管该组织某些成员或多或少接受了个别政治势力影响，但就整体而言仍是比较独立的学生联合机构，这点可从1919年6月和次年3月两届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召开情况得以说明。
第一届大会重要议案涉及学总章程和拒签巴黎和约问题，第二届重要决议仅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正如吕芳上所指出的那样:
“从‘学总’的整体发展看，民国八、九年较具五四色彩，也较富自主性。
第一、二届学总的基本诉求，还偏重在外交层面上，这是五四时代学运初期‘只问外交、不涉内政’的写照。
”④吕芳上:
《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338、43页。
五四之后紧接着发生福州中日冲突事件，运动中斗争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后各地学生仍坚持抵制日货，此则激起旅居福建日人不满。
福建曾属日本势力范围，不时发生日人挑衅学生之举。
1919年11月17日，因日人殴伤学生，双方矛盾升级。
事发后福州商人首先罢市，各商店以“无故演成流血惨剧愈抱不平，各家均用白纸大书‘此仇未复，誓不开市，有心肝者誓死力争’等字粘贴店门。
”全闽学生会则召集公民紧急大会筹议办法，到会者有绅学商农工报律及各团体代表万余人，提出要求官厅电请中央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撤换驻闽领事、新领事到闽后须向中方谢罪、赔偿死伤一切损失、将滋事凶手及被捕者由中日司法官会审惩办4项条件⑤《闽垣风潮之志详》，《大公报》1919年11月25日。
此事实系日人报复，事后日方不但未惩肇事者反出动军舰威胁，从而激起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各地学生民众纷纷声援闽案。
26日，上海商界总联合会宣言从即日起断绝中日国民交际，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为声援闽案致电英美意法公使，请其转电本国政府支持。
29日，北京30余校学生上万人均执白旗，上书警惕国人之语，由天安门出发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力救福建，抵制日货”口号，以唤起国人注意⑥《昨日学界因闽事大游行》，《大公报》1919年11月30日。
12月1日，福州学生一致罢课。
2日，湖南学生数千人游行并搜集日货焚毁。
1920年1月，天津学生赴省署请愿，武汉学联集合学生游行抗议并发表宣言，称“福州为我国内地，日人竟无忌惮公然杀人，殆以亡国视我，我国权尚有几希?
”⑦吕芳上:
但此次交涉无果而终。
与支援闽案相伴相因的是反对鲁案直接交涉运动开始。
因巴黎和会中国拒签和约，日本提出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案，并传言北京政府将与之补签和约。
7月8日，全国学总获此消息即通电全国，号召学生起而反对。
山东学生首先行动起来，津京等地学生继起，运动高潮出现于1920年4月。
当月，上海学生发起反对直接交涉青岛问题运动，要求政府限期明确拒绝，并在未果情况下以全国学总名义号召全国学生总罢课。
“四月学运”最终失败，其因多多，以上海为例，上海军警认为“学生以勤学为职志，学成即可以报国，何得于求学之时为干政之举。
即云外交紧要，欲作政府后盾，亦只能为法理之主张，不应有法外之行动。
”而且，政府“已答以决不放弃国权……学生自当静候解决，更不容轻率暴动，影响治安。
不谓罢课以后到处演讲，复强迫工商附和，使之罢市罢工，近更阻止电车通行，实属扰乱地方秩序，甚至发布传单日刊，意欲推翻政府，另建民国。
罢工罢市，抗税抗捐，种种悖词，俨同革命，此并非为外交问题，直是构成内乱!
此并非为政府后援，直是自戕政府!
”换言之，学生若不听劝告即以暴徒论之①《沪学潮之昨闻》，《大公报》1920年4月29日。
同时，学生领导机构遭到破坏，削弱了学生运动力量。
期间，各地军阀纷纷解散学生会，1919年9月天津学联被封，次年2月北京学联被封，4月北京政府发出解散学生会通告②《解散学生联合会》，《大公报》1920年4月27日。
此外，学生内部分裂亦沉重打击了此次学运发展。
在对待政治及政府态度问题上，一部分学生秉承五四之前学运所号召的“只问外交、不涉内政”精神，一部分学生主张积极干涉内政、反对北京政府，导致学运目标无法统一。
如上海学生以学总名义发出全国学生总罢课号召后立即得到沪杭皖等地学生响应，而天津学生未予附和，北京学生亦迁延不决。
《大公报》报道说:
“罢课之举上海既先决议，天津学生开会结果则决定取审慎暂缓罢课……北京学生遂亦决定不罢课，其理由亦不止因与天津一致也，缘京沪之学生间似发生意见，曾有人发言以前次北京学界提议全国罢课为上海学生会所否决，此次上海学生之提议亦不必附议。
”③《学潮与外交》，《大公报》1920年4月18日。
武汉学生“与京学生初本相约不罢，其后京学生罢矣而武汉则始终守其故”，直至在热心商人周旋下才有所行动④《学潮昨闻》，《大公报》1920年5月13日。
四月学运失败直接导致以五四为中心的学生运动的暂时沉寂。
此后两年学运斗争方向发生转移，争国权已非主流。
通过上述考察，发现学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角色发生着转换。
五四阶段学生是主体，其极力进行反帝宣传，以演讲游行形式唤起国人注意，力图发起群众运动高潮。
期间，学运作用巨大。
正是经过五四洗礼国民外交意识才发动起来，社会各界方加入到反帝爱国民族运动中，诸多各界联合运动组织应运而生，形成工商学和市民大联合。
五四之后每遇外交事件学生仍首先行动起来，但此时主要依托于各界联合组织，即学生运动是以群众运动之一部出现。
如在1921年第二次反对鲁案直接交涉运动中，山西民众示威运动由外交协进会、浙江由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发起成立的有社会各界参加的国民外交大会主持⑤《晋人之示威运动》、《外交大会之筹备》，《大公报》1921年12月12日。
此时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可谓五四学运到五卅运动高潮中的一个间歇期，这可从其间几次运动的规模和结果证明。
如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争珲春运动中教育总长范源濂亲自将北京各校学生劝回，天津教育当局则决定提前放寒假，河南亦然。
就学运发展而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各地学生基本各自为政，即有少许联系亦往往十分松散，学生领导机构全国学总处于瘫痪状态，制约了运动规模和运行状态。
到五卅时期学生组织再次联结，学运再次兴起，其特点是开始接受党派政治领导并提出坚决的反帝反军阀主张。
1923年3月15日，第四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此时北京学生经过援助1922年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历次运动，思想已发生转变，逐步与南方学生统一于“澄清政治”宗旨之下。
正如有学生对1919—1923年间学运总结的那样:
“学生运动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彻底无目标的盲目运动，这是学生五年来根本失败的原因。
我们现在内忧外患交逼之时要决定我们今后运动的目标，所谓目标就是我们认定中国应建设在什么主义之上。
所有一般愚昧所倡的调和妥协论调，希图苟安于一时，这当然是我们所反对的。
但要取人家最新的主义，以便马上就应用到中国，怕也不能。
我们觉得现在所需要的是民治主义，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全体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上，赞助三民主义，与主张三民主义者携手合作，使三民主义早日成功，以达到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目的。
”⑥《南开学生之力争外交》，《大公报》1923年3月24日。
同年7月30日学总迁广州，8月召开第五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并邀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激励学生走向革命演讲⑦《大元帅在全国学生会演说》，《民国日报》1923年8月18日。
学生运动开始同党派运动结合。
这一阶段主要有收回旅大、废约、非基督教、收回教育权和五卅等系列运动，而高潮则是全国性的五卅反帝运动。
二、学生对内政之关注
五四到五卅阶段的学生运动应与政治相关联，只不过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学生以“只问外交、不涉内政”为宗旨，实际并非与政治无关。
从五四学运反对政府签署和约到福州事件和四月学运中敦促政府与帝国主义交涉，均显现出学运与政治间的某种联系。
此外，学生也有直接质疑政府政策之举，如1919年发生的四川议员加薪风潮和南昌米禁风潮。
是年11月，四川省议会拟实施议员加薪计划，成都学生团遂召集学生于12月13日开会讨论，认为议员增薪加重人民负担，反对此案通过，并派代表赴省议会交涉①《北京学界之新潮流》，《大公报》1919年12月20日。
南昌米禁风潮起因于地方政府和商人主张采取米禁政策，学生联合会于12月9日开会讨论，认为实行米禁办法“直接必至酿成饥荒，间接必至接济仇国，关系国计民生”，故反对实行米禁并为此罢课②《赣学生风潮平息之宣言》，《大公报》1919年12月31日。
五四事件爆发时北京政府内部对待学运态度存在分歧，政令摇摆不定。
即便在曹汝霖宅，军警在第一时间也持观望态度，这可从5月7日“大总统令”对京师警察厅总监及相关人员处分中窥见一斑。
该令称:
“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
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
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者，其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
”③《大总统令》，《大公报》1919年5月8日。
总统徐世昌起初反对严惩学生，以旧士绅中温和派傅增湘为总长的教育部对学生亦主张安抚，但保守派即政府中的军人和旧官僚坚决要求严惩④周策纵:
《五四运动:
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当时报界披露，“学生罢课风潮日益扩大……闻除津沪学生罢课之外，鲁粤二省亦有取一致行动之说，确悉政府对于此事觉办理极为棘手，当轴之中主张取宽大缓和手段者为数虽多，而主张严厉者亦不乏其人，惟无论取何方法，预计要皆未能妥贴有效，故尚未决。
”⑤《政府与罢课风潮》，《大公报》1919年5月24日。
《大公报》指出:
“学潮之汹涌不息，虽由于官厅办理之不善，要亦因政府无明确之表示，以致官厅与学生两方面误会愈深，遂有固结不解之势。
”⑥《读制止学潮令感言》，《大公报》1920年2月8日。
不过，从最终结果看，保守派在对待学运争论中处于上游。
总统徐世昌曾发训令指出:
“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
”⑦《徐世昌严禁学生干涉政治并将被捕学生送交法庭令》，彭明主编: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19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之后波及各地的学运陆续遭到地方军政长官压制，如山东军政两署“奉中央来电即令省教育会会长及各校长劝谕学生不准在街市演讲”，规定“凡属学生所贴之宣言书及东洋各种货物名单均饬地方擦去，不准再贴……凡属学生所撰论说，如主张激烈及排斥日货等类，概不准登”，并“派警兵分住各校门首，稽查学生出入”⑧《鲁长官取缔学生演说》，《大公报》1919年5月31日。
浙江军民两长发表“剀切诰诫”学生书，“责成各校长认真约束，务令遵守校规、安心向学、力图上进，如再不率训诫，即行查明斥惩，倘有逾法行动、妨害秩序并即遵令依法逮治，不稍宽贷。
”⑨《浙军民两长告诫学生》，《大公报》1919年6月2日。
五四阶段，北京政府对学生的迫害一般通过军警与学生之间的冲突形式表达。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各点:
第一，军阀及旧官僚同新生知识分子的冲突具有一定历史渊源，五四前几年北大学生攻击孔教和传统伦理习俗及公开批评政府外交政策，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学校发生人事变动，如陈独秀辞北大文科学长等事，军学双方已生矛盾;
第二，军阀既不满学生在外交上制肘政府，又慑于列强压力而顾虑学运有碍邦交;
第三，军阀从自身利益考虑认为学运危害地方治安;
第四，南方军阀具有打压介入学运的党派势力的意图。
由于政党多同情学运，政府认为学生暴力行动极可能与党派势力插手有关，对党派活动的恐惧自然会转变为对学运之敌视。
1920年后中国出现军阀混战、政治紊乱局面，学生运动明确提出改良政治主张。
这一阶段学生有关改良社会的讨论明显增多，或者说从过去“不问内政”变为积极干预内政。
是时，由于军阀混战、财政窘迫，国家工作人员屡屡欠薪，各部门职员索薪运动此起彼伏，学界尤甚。
教育经费自1920年以来经常发生拖欠现象，教育无法维持的状况比比皆是，北京、湖南、湖北、安徽、山东、四川、江西等地先后出现学界职员索薪运动，其中影响较大者是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索薪运动，八校学生为此发起读书运动并于4月12日和6月3日两次向政府请愿，甚至成立罢课学校学生联席组织以表达对教育当局的不满。
1921年，在北大学生全体会议上有学生指出，教职员屡次罢课对学生而言是“牺牲宝贵的求学时光于彼辈无意识举动之中”⑩《京师教育风潮益广》，《大公报》1921年3月19日。
学生发动读书运动主要针对政府当局，并借机要求改良教育行政、设立教育基金以解决教育经费问题。
六三惨案发生后有学生指出:
“六三事件同仁认为系中华民族教育界被秦始皇蹂躏后第二奇耻，为政府有意侮辱教育界人格!
”⑪《驻沪京学生之两电》，《大公报》1921年7月21日。
索薪运动演变成为教育界人格而战。
学生群众意识到正是动荡时局影响了教育经费发放，要求建立独立的教育基金以确保在“政潮起伏，军务倥偬”情况下“教育尚可继续”①《京校力争教育经费之进行》，《大公报》1921年3月24日。
学生在斗争中表现出比教职员更坚决的态度，谓“专抱定解决教育基金问题为上课条件”，即使“教职员方面若以要求政府偿还积欠薪俸之目的的得达便宣告停止罢业，吾辈即宣言接续罢课，非待教育基金问题解决不上课”②《京师教育风潮益广》，《大公报》1921年3月19日。
各地教职员索薪运动与学生读书运动充分暴露出北京政府统治的弊端，而其对该类事件的处理又影响了学生和社会各界对政府的信任，民众离心倾向益彰。
总的来讲，该阶段学生关心政治、反对腐败、力主民主政治建设，如1922年长沙学生就主动担负起监督议会选举的责任，据《大公报》报道:
“各学生以此次选举过于离奇滑稽，认为与湘省之自治有碍，乃纠合同业分赴城区各投票所实行监视，每人只准投票一张，违则撕毁;
一面演说选政之重要，劝人民不受金钱之驱使，丧失个人人格与自治名誉云云。
”③《湘省选举之大舞剧》，《大公报》1922年4月4日。
然而，由于民众关注国家政治建设意识淡薄，学运实处举步维艰之际甚至其行为动机都会遭人怀疑，如1921年11月20日浙江学生赴省议会监督选举时就遭议员质疑，认为此属妨碍正常公务行为④《质问学生于议会》，《大公报》1921年11月26日。
1923年后学生运动进入一个质变阶段。
由于北京学生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政府镇压，导致其对政府和地方军阀失去信心并公开与之决裂而倒向革命。
1923年初首先发生北京学生驱彭挽蔡运动。
1月19日身为教育总长的彭允彝为“取媚吴景濂张伯烈辈，期达通过国会之目的起见，在国务会议席上提出对罗案声请法庭再议一案。
”⑤《蔡彭反脸之由来》，《大公报》1923年1月19日。
此事激起北大校长蔡元培义愤，当即痛骂彭氏，继而辞职。
紧接着学生行动起来。
运动初期，学生就事论事，奋斗目标秉承改良宗旨，仅要求驱彭挽蔡、维护司法独立、监督国会、争取人权，并未提出反政府主张。
如19日北大学生召开全体大会议定:
“
（一）驱逐彭允彝。
（二）拥护司法独立。
（三）挽留蔡校长。
”⑥《蔡元培辞职后之北大学生》，《大公报》1923年1月19日。
在北京各校学生联合会上，北京高等工业学校（下称“高工”）“学生主张尤为激烈，全体痛恨国会之黑暗，主张根本推翻国会”，“但多数代表主张不愿牵及国会之存废问题，惟对于推倒彭允彝则全场代表异口同声，一致主张”⑦《学生联合会倒彭之进行》，《大公报》1923年1月22日。
教育独立和推翻国会问题未能在会上通过。
然而，当学生在众议院请愿遭到军警殴打后双方关系乃恶化，北京学联24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指出:
“学生联合会之意仍决计与政府奋斗。
彭允彝既无教育学识经验，复系政府官僚，由武人保举而来，本不配做教育长官，况再破坏司法、蹂躏人权，非驱除不可。
蔡元培则道德高尚、众望夙孚，苟任去职，学界将失依庇，自应竭力挽留。
至吴景濂之劣迹昭著，早为国人所共弃，此番唆使巡警殴打学生，尤属罪有应得，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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