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历程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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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宋学者注疏时都把“文”释为典籍，“献”释为贤人或贤人言论。

最早以“文献”名书的是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为《文献通考》。

在《自叙》中他解释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

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言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

从孔子到马端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特别是书写工具的改进与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贤者的言谈高见很容易见诸笔端，各种口头传说和议论也逐渐通过各种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典籍而轻视传闻，相应地“文献”也由一个联合式的合成词逐渐向偏义复合词的方向演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端临将文献的内容区分为“叙事”和“论事”两大类，并且将两者并重，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文献有记注和撰述之别，记注即历史记录，而撰述要有史识。

，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

这是带有片面性的。

今人对“文献”的理解，，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文史学界的文献概念，如郑鹤声、郑鹤春称：

“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

”王欣夫认为：

“文献指一切历史性的材料。

张舜徽先生认为：

“‘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

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

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

当然，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

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

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

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

这种意见是十分中肯的，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文献”的含义和范围。

白寿彝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可包括如下4个部分：

（一）理论的部分，主要研究历史和历史文献，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有关的学科等问题；

（二）历史的部分，主要是研究史文献的发展过程；

（三）分类学的部分，主要是研究历史文献分类的问题；

（四）应用的部分，并认为这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

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是中国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整理。

关于前者，我讨论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内容、体裁、取材、价值、数量，以及不同载体形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

关于后者，我讨论了其发展过程、理论思想与方法、及历代整理历史文献的成就。

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为了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历朝历代都对古籍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整理。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焕然一新。

由于白话文的兴起，文字、语言、文体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1911年至今的百年间，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展的古籍整理运动，是一场在文字语言、整理手段乃至刊印方式都绝然有别于古人的、史无前例的学术文化运动。

古籍整理的实践又催生了古文献学学科。

二者互相影响，相得益彰，其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理应得到条理和总结。

（一）民国时期：

古籍整理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初兴

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

之后又系统阐述了“整理国故”的范围与方法，“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整理国故的兴起是民国时期古籍整理事业发展的学术诱因。

除此之外，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与使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技术因素。

这一时期的古籍整理主要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传世文献的整理，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的成就最高。

《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至1922年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收录古籍323种，8548卷。

二是出土文献的整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敦煌文书、西北木简和内阁大档相继发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

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则是开展新研究的基础工作。

因此，民国年间诞生了一批相关的整理著作。

如敦煌学方面，罗振玉、王国维编辑出版的《敦煌石室遗书》、《敦煌石室真迹录》等，收录了200余部敦煌遗书。

陈垣对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进行编目整理，编成《敦煌劫余录》。

三是域外汉籍的搜访。

民国时期的域外汉籍搜访集中于日本、欧美等地。

较有代表性的如董康在日本对古抄本、宋元本的搜求，孙楷第、王古鲁对古典戏曲小说的访求。

在欧美，则有王重民、郑振铎等人对敦煌经卷、善本古籍的探访。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域外汉籍的搜访大抵是以经眼过目为主要任务的。

这也为当今大规模的搜访域外汉籍提供了线索，指明了方向。

百衲本精选最佳版本，补配善本，同时加以必要的汇校，形成了注重实用性与普及性的特点。

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实践即编制索引和古籍的标点断句。

索引的编制，方便资料查询，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是采用科学方法研治中国古籍中最切实用的手段。

使之符合时人的阅读习惯，扩大了古籍的受众面，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弘扬。

民国时期的古籍整理受益于、当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在推动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在古籍文献的普及传播上做出了新的探索。

在民国时期古籍整理事业初兴的促进下，古文献学学科也迎来了初创的机遇。

首先，第一次提出了文献学学科的概念。

郑鹤声、郑鹤春于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是首部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

书中提到“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

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

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初步阐释了文献学的学科概念，论述了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内容。

全书介绍文献学的基本知识。

在此基础上，文献学各分支学科得到了初步发展。

中国古代对古籍文献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整理，遗留下来很多宝贵的实践经验。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形成了各分支学科的基本规模，为文献学学科的正式确立开展了很多建基性的工作。

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陈垣，其所著《二十史朔闰表》是历史年代学的扛鼎之作。

二、新中国前三十年：

古籍整理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渐进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古籍整理事业也随之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古籍整理事业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相继推出标点本《资治通鉴》，标点本四大名著等。

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古籍整理事业得到统一部署和安排，其目的性、系统性大大增强。

新中国前三十年古籍整理所取得的成就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古籍的整理标点，成果显著，包括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和一批古典小说。

1951年，七十回本《水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之后《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相继整理问世，“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

二是出版影印了大批大型古籍。

其中既包括有《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等文学总集，又有《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

三是在古籍的普及和推广上做出了初步探索，出版了《史记选》、《汉书选》等多种古籍的节选本。

由于注解详细明了，便于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读者的阅读，在普及古代经典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就整理标点古籍的具体程式而言，在整理出版《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点校古籍的方法和范式，并为后人所遵循。

三、改革开放以来：

走向繁荣的古迹整理事业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第一，启动了一批大型古籍整理项目。

较有代表性的如“七全一海”大型断代诗文总集的编纂，包括《全唐五代诗》、《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

经过多年的努力，八部大型总集绝大部分顺利完成并出版。

第二，对专题文献的整理。

在规划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古籍整理的目的性、系统性日趋明确，整理出版了一批专题性很强的古籍。

以《四库全书》为例，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1989年推出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也于2006年在杭州出版。

第三，古籍名著的今译成为热点。

古籍今译，一方面是对古籍文献的系统整理，另一方面也承担着以现代语言文字代替古代语言文字的重任。

近些年陆续出版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历代名著选译丛书》等，即便如卷帙浩繁、古奥难懂的二十四史和十三经等古代学术经典，也有《二十四史全译》、《十三经译注》一类的译作问世。

古籍今译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其中涉及古代汉语、古代典章制度、文化常识等内容，整理难度极高，这也对古籍整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古籍今译仍将成为古籍整理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第四，出土文献的整理蔚然成风。

出土文献作为传世古籍的有力补充，对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具体来说，甲骨学方面的《甲骨文合集》已于1982年出版，是集大成性质的资料汇编，为今后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对域外汉籍大规模的搜访。

域外汉籍的搜访始自晚清民国年间，前辈学人筚路蓝缕，为大规模的海外访书指明了方向，有首创之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域外汉籍的搜访大规模启动，其整理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书目编制和影印出版。

比较有代表性的书目包括了《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等，影印出版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汇刊》。

这对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学术研究有非凡的意义。

第六，古籍保护计划顺利启动。

200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就此正式启动。

该计划将对全国所藏的古籍进行系统普查，摸清我国现存古籍的家底，对破损严重的古籍进行修复和保护。

，一方面，提升了古籍保护与管理的水平，另一方面，系统调查了我国的古籍资源，是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前提和基础。

四、近三十年历史文献学科的发展

古籍整理事业的欣欣向荣，也推动了古文献学学科的深入发展。

古文献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时间。

考察古文献学在这一时期的

发展，可以看出学科建设的显著成就。

一是古文献学学科体系正式确立，学科理论、学科架构的讨论走向深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文献”、“文献学”等学科概念，“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学科设置进行激烈讨论。

在新材料，新技术的推动下，古文献学的研究走向交叉与综合的广阔前景。

具体来说，这种交叉与综合包括了若干层面。

首先是研究材料上，除了传世古籍，还要结合出土文献、域外汉籍，

甚至是域内西书，开展整理和研究。

充分利用各种古籍资源，既可开展不同类型的文献比勘，又可为文献传播史发掘丰富的新材料。

其次是拓宽研究的视野，尽量打破从文献到文献这一传统研究思路的局限，将文献学与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研究相结合，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并借鉴西方文献学研究的相关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在保持文献学研究特色的同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为文献学注入新的活力。

回顾百年来的古籍整理史和文献学发展史，可以看到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是根本的保障。

古籍整理的发展推动着古文献学学科的确立与建设，古文献学学科的进步又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古籍整理的具体实践开辟了道路。

古籍整理事业和古文学学科建设的不断进步成为百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