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伉俪的佛家情缘湖南省博物馆藏谭嗣同致其妻李闰的信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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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谭嗣同便给他的爱妻李闰写了这么一封信，请她将这些公文详细检出来，一一点清，封作一包，外加油纸，交给他派去送此信的人带回长沙。

清朝盛行捐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其父谭继询为之捐官（用交纳捐款的办法取得官职）同知，为候补知府，促往南京候缺，分司浙江。

同时，谭嗣同在信中还请李闰将自己在进京之后所需的其他一些物品，诸如：

单、纱蟒袍各一件，挖云抓地虎新快靴一双，伽楠十八子香珠一串，镶金伽楠扳指一个，天球一个，地球一个，团扇一柄（并纸盒），香末数珠一串，好红烧料鼻烟壶二个，都捡作一包，也交给送信人一起带回长沙。

这些物品中，除生活用品如衣服鞋子外，其他便是随身把玩之物，足见谭嗣同平时生活中便是一情趣高雅之士。

如伽楠十八子香珠一串和香末数珠一串，两件礼佛念珠物什便表明了谭嗣同的佛家弟子身分。

一串为手珠，用沉香中的极品伽楠雕刻而成，一般是戴在手腕上,亦可随时拿在手上掐捻念佛。

沉香中最为珍贵的为伽楠香,树脂含量较沉香高。

伽楠香量少而质优,世称至贵。

另一串当为挂珠，即挂在颈上的佛珠,一般是一百零八颗，或拿在手上或绕在手上随时掐捻念佛。

在此信的最后，谭嗣同也与李闰倾谈数语，说他此行进京“真出人意外”、可谓“绝处逢生”，主要是因为“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认为是因果报应，得到了福报，欢喜之心溢于信表。

同时也告诉了爱妻，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6月17日）写给他的信，她在信中所嘱咐的诸项事宜他都立刻照办。

谭嗣同在此信中还向李闰这样叮咛道：

"

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

此信在长沙所写，称谓是亲切的“夫人如见”，以“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相勉，似乎隐有预感，而意欲让她有思想准备，有珍重与托付之意。

湖南省博物馆珍藏有另外一通谭嗣同致其妻李闰的信札，写于其抵达北京准备应召觐见光绪帝之时。

内容（图三）如下：

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到京，事之忙迫，迨不胜述。

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

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

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

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

寄上《女学报》及女学堂书各一包，此后如欲看《女学报》，可开出卖报之处，请唐次丞托人去买。

唐若不能，可径托大兄设法在上海购买也，或函托秦生弟更好。

我十七八可引见。

此上，即颂坤安。

复生手草七月十一日住浏阳会馆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谭嗣同由浏阳而长沙而武汉而南京，经过大半个月的舟车劳顿，长途辗转，终于到达北京。

此信正是谭嗣同到京后，于七月十一日在北京崇文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给李闰最后一函信了。

农历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帝在勤政殿接见了谭嗣同，第二天就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并给四人一道密谕：

“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

”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在信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谭氏伉俪情深，志同道合，对于维新事业付出了自己的一分光与热。

李闰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女学报》开创了中国妇女报刊的先河。

《女学报》的主办者为中国女学会，创刊于1898年。

这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支持下，由维新派妇女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当时颇有影响。

而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更是直接参与，成为女学会的中坚力量。

女学会成立后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上海桂墅里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

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家经元善先生于上海创立，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女校，为当时的中国女性提供了学习知识的机会。

二即创办了《女学报》。

《女学报》辟有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四个栏目，内容分修身、教育等十六门，多为宣传变法维新，大力提倡女学，争取女权，要求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主，要求妇女参政，反对封建迷信，反对陈规陋习等等。

《女学报》是目前所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报，并且完全由妇女主编，以妇女为读者对象，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报。

二十多位主笔中较为著名的有康同薇、李蕙仙以及中国第一位女报人——无锡人裘毓芳等，她们都是当时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实际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批女编辑、女记者。

它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报刊之一，而且也是最早提倡使用白话文的报刊之一。

信中所提到的唐次丞便是谭嗣同的至交好友唐才常。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贡生，与谭嗣同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

无独有偶的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三日（1898年5月22日），是谭嗣同与他的妻子李闰结婚十五周年的纪念日。

其时他正准备赴北京参预新政，就在这一天，谭嗣同离开了湖南省垣长沙，启程前往湖北省垣武昌。

恩爱夫妻，行将分别，情意绵绵，感慨系之，谭嗣同遂作一帖颇具佛意的《戊戌北上别内子》①，赠予爱妻李闰，内容如下：

戊戌北上留别内子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遊，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

颂述嘉德，亦复欢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毘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

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

诗云：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另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变法失败之时，谭嗣同致夫人李闰的绝笔书，内容居然与此信基本吻合，充满了无尽的思念和伤感。

谭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

闰妻如面：

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

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

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

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

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迎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

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

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戊戌八月九日，嗣同。

谭嗣同在这里将自己和妻子比作是在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中“生生世世，同住莲花”的迦陵毗迦同命鸟，并以“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的佛教精神与妻子共勉，希望与妻子无论在今世的娑婆世界，还是来世的净土世界，都能“缔缘”恩爱；

最后，谭嗣同褒扬了妻子“养亲抚侄”的孝德贤行，字里行间弥漫着谭嗣同对结婚“十五年来同学道”的妻子的浓情密意。

因为谭嗣同是以佛教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妻子的情谊的，所以，即使这是夫妻离别前的赠言，充满了凝重和伤感。

迦陵毗迦同命鸟应是两种鸟，即迦陵毗迦鸟和同命鸟，此两鸟往往被连用，其中迦陵毗迦，亦作迦陵频迦（梵文kalavinka），《正法念经》中曰：

“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

”同命鸟亦叫共命鸟（梵文Jivajiva），亦叫耆婆耆婆，此鸟两首一身。

《佛说阿弥陀经》将两鸟连用，曰：

“舍利，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

”谭嗣同将两鸟连用，应该是本于此，因为他在引文中讲到了《佛说阿弥陀经》中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

迦陵频迦是爱情鸟，象征男女之间的爱情；

共命鸟是友情鸟，象征朋友之间的友爱和同病相怜，这两个象征非常符合谭嗣同与李闰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

谭嗣同从五月离开浏阳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他写给李氏的信有十多封。

在给李氏的信中细致关心，谆谆嘱咐，儿女情长处比比皆是，多年来的漫游和致力变革的生活让他对李氏感到愧疚。

按谭嗣同的妻子李闰乃长沙宿儒李篁仙长女，李篁仙为咸丰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工于乐府诗词。

李闰生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礼，少即好读博览，擅胜诗韵。

1883年春嫁嗣同，恰芳龄十八。

而谭嗣同冰雪情操，著文反对纳妾，而且严以律己。

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年夭折，但他和李闰仍然相敬如宾，伉俪情深。

江湖多风波，道路恐不测，谭嗣同北上后，牵肠挂肚的李闰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

“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

”谭嗣同牺牲后，李闰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并写诗道：

“前尘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层灰。

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

李闰无比悲痛，常在夜深人静时痛哭。

谭继洵也十分难过，有次走到她和谭嗣同的卧室窗外说：

“七嫂，你不要如此悲伤，我也同样难受，但老七将来的声名一定会在我之上。

”李闰是翰林的女儿，出入都十分知礼。

因礼记有曰“寡妇不夜哭”，她知道自己逾礼了，便向公公表示今后再也不会那样。

为了减轻她的悲痛，谭父让她搬出了先前的卧室，住到了厅次右边的房间。

几个月之后，哀惧交加的谭继洵也离开了人间。

一系列的变故却让李闰从悲痛中振作了起来。

李闰一生坎坷，三岁失母，青年丧子，中年丧夫，尽管谭继洵将谭嗣同大哥的儿子兼祧过继给她，可因侄儿早亡，她又在老年担负起了抚育两个孙子的重责。

但她无比坚强。

在谭嗣同受难之后，谭家的境况日益衰落，李闰为了贴补家用，将老宅临街的几间房子开做了客栈。

她还继承先夫的遗志，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校，给穷苦的女孩子们以学习的机会，为她们灌输新思想，教授实用的谋生技能。

李闰虔依佛法，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1925年逝世于大夫第，享年六十。

康有为与梁启超祝贺她六十寿辰合赠“巾帼完人”的匾额，曾悬于大夫第厅堂之上。

李闰还悉心将谭嗣同的多种遗物，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后来不知所终。

在她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张谭嗣同的画像，对丈夫的思念陪伴她度过了几十年孤独的时光。

“今世已如斯，受人间百倍牢骚，一死怎能抛恨去；

他生须记得，任地下许多磨折，万难切莫带愁来。

”年年在谭嗣同的忌日悼亡赋诗，有悼亡诗一卷留于浏阳天井坡谭家祖屋，惜“文革”中被抄家而下落不明。

她所作的七律《悼亡》，今日读来仍然令人一洒同情之泪，而想见作者当年之痛断肝肠：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二、谭嗣同的信佛之路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岁，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他活了三十三岁，但却赋予佛学现代的精神。

，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

谭嗣同出身官僚世家，父亲是湖北巡抚。

少时倜傥有大志，博览群书，好谈兵法，善于剑术，很有侠气，曾与京城名侠大刀王五结为好友。

谭嗣同从小丧母丧兄，被父亲的小妾所虐。

他饱经伦常之变，久历人世之苦，于是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以为此身一无足惜，唯有追求真理、拯拔众生而已。

当时中国受列强侵凌，社会糜烂，孔教式微，纲常败坏，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契合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救世利生，实现社会变革的精神需求，获取自由平等的精神武器。

晚清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一不与佛学有关。

而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新派知识分子中，又以谭嗣同对佛教信仰最坚，研究最精，实行最力。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

“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

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

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

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

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

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

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

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

”③一八九六年春，谭嗣同在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吴、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方才接触佛学。

他学佛时间虽晚，但其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

同年夏，谭嗣同到南京，结识了近代著名的佛学家杨仁山居士，从杨仁山受学佛学一年。

就在这期间，他“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少不间断”“渐渐自能入定，能历一二点钟始出定”。

由此可见谭嗣同学佛是有一定的体验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认同。

杨文会弟子，一代佛学宗师欧阳渐在回忆其师的文章中，列举杨文会门下有大成就的佛学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谭嗣同：

“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

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伙矣。

”谭嗣同甫闻《华严》性海之说，便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

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从此豁然贯通。

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但如百溪归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渊深的佛学，而贯注其中的，是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是救度众生的伟大精神。

这是千百年来，佛教流于空谈而失去了的胸怀与精神。

在这外辱内乱，黎民苍生流离失所的严峻时刻，僧众唯知坐地念佛，以求自心清净而已，其鼓吹的悲悯关怀，又体现在哪里呢？

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梁启超说：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

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

即有，亦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信相宗……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

绍升尝与戴震反复辨难（《东原集》），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

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

……杨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

……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着《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

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

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

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

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因此，他更进一步地说：

“晚清思想界有一慧星，曰浏阳谭嗣同。

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

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

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

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

尝自集其少作诗文刻之，题曰《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示此后不复事此矣。

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学》。

……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慧星。

”梁启超对佛学的兴趣是受自老师康有为的影响，他曾经膺服康有为的深厚佛学功底，自叹说：

“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

”因此，他努力钻研佛学，曾与谭嗣同一起“相互治佛学”。

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记录了谭嗣同为学上的勤奋：

“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夜废寝食，论不休。

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石埭杨文会……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宏法为事。

……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这一句话足见杨仁山居士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

一批进步思想家和维新志士，都登门求教，有的并尊他为师。

谭嗣同在给其师欧阳中鹄的信中介绍了初次来宁的遭遇和感受：

“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

到此半月，日日参谒，虽首府首县，拜之数次，犹不能一望见颜色，又何论上官?

及上官赐以一见，仅问一两语，而同寅早已疑之忌之矣。

……尤奇者，本地知名士，曾往拜之，以求学问中之益，而人闻其候补官也，辄屏之不见，并不答拜。

幸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差足自*。

凡此诸般若恼困辱，皆能以定力耐之。

”（《谭嗣同全集·

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序中自言：

“吴雁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

”“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

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

二愿师友平安；

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

”三、仁学与佛家教义谭嗣同的主要论著是《仁学》，梁启超称他为“清末知识界的泰斗”。

有的史学家称他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激进思想家”。

按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

谭嗣同》云：

“（谭嗣同）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

舍度外人更无自度之理。

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圆性无碍。

深造而有得，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挂碍，而以佛理印《易》理，以佛说‘慈悲’证孔子言‘仁’。

佛说‘悲智双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之相印。

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

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

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

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故即‘智’即‘仁’焉。

即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

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

既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挂碍，无所恐怖。

大净土与我且不爱矣，更何利害、毁誉、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

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智’即‘勇’焉。

通乎此者，则游行安闲，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度众生。

于是观孔佛之会通，条而贯之，而傅以康有为《春秋》三世之义，《礼运》大同之说，以成《仁学》一书，而人我之阂以祛，死生之故以明，而任事之勇猛亦精进。

呜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视死如归也！

”④由此可知谭嗣同的佛学造诣很深。

《仁学》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论述全篇玄学基础，即：

仁、以太、通和心力；

第二，考察评论困扰中国的主要问题；

第三，佛教、孔子、耶稣三家学说比较。

据历史学家吴晗考证，谭嗣同的这部名著《仁学》就是在杨仁山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内写成的。

谭嗣同接受佛学，是因为佛学博大精深，并且有着“自贵其心”、积极进取的救世精神。

在学术上，谭嗣同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

”（《仁学》在应用上，佛学有着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

“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仁学》）。

在谭嗣同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

“度众生外无佛法”⑤。

《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经世佛学思想。

谭嗣同在《仁学》中，尽力从各学派吸取精华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建立在佛学哲学基础上的综合体系。

《仁学》中所有主要概念都深深地浸透着佛学思想。

谭嗣同称其学为“冲决网罗”之学：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罗决群主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也自无网罗。

”《仁学》一书中，谭嗣同的思想中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反映出一个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状态。

他既墨守全盘西化，同时又坚信中国文化，特别是佛学的生命力。

“通有四义：

中外通，多取其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

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多取其义于《易》，以阳下阴吉，阴下阳吝，泰否之类故也；

人我通，多取其义于佛经，以无人相、无我相故也。

”“终括其义，曰‘人我通’。

此三教（佛、孔、耶）之公理，仁民之所为仁也。

”梁启超以“实用佛学”来说明谭嗣同整个的思想体系。

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他“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

”“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

……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

”梁在《谭嗣同传》中说：

“作官（指谭）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

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教，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

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

”后来谭嗣同以佛法的无常、无我、“冲决罗网”的大无畏精神从事维新变法运动。

梁启超在谭嗣同殉难后评述道：

“浏阳一生得力在此，吾辈所以崇拜浏阳者，亦当在此。

”⑥四、以身饲虎和舍生取义谭嗣同学佛时曾作《感怀四律》：

“同住莲华语四禅，空然一笑是横阗。

惟红法雨偶生色。

被黑罡风吹堕天。

大患有身无相定，小言破道遣愁篇。

年来嚼蜡成滋味，阑入楞严十种仙。

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家梦三槐。

金衰喷血和天斗，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蒙。

桐花院落乌头白，芳草汀洲雁泪红。

再世金环弹指过，结空为色又俄空。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亦与之为无町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一时撒手幼僧祗。

”⑦变法失败时，谭嗣同曾致佛学老师杨文会：

“仁翁大人函文：

金陵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