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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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很多公平的事，可是有一些事是不公平的，在这我不是要说，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只不过有些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一些人身上是致命的。

我不希望，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利，做出一些不公平的事。

人都是有错的，只要不是有意的，可以原谅。

但是即使是这样，有时间也会出现很多不好的事。

如果你是他人的上一级，请你做事慎重。

请慎重!

2．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奥肯定理的含义

（1）洛伦兹曲线

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M.O.洛伦兹提出的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

它先将一国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

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图中横轴OH表示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分组）的累积百分比，纵轴OM表示收入的累积百分比，弧线OL为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讲，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亦然。

特别是，如果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人手中，而其余人口均一无所获时，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另一方面，若任一人口百分比均等于其收入百分比，从而人口累计百分比等于收入累计百分比，则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洛伦兹曲线成为通过原点的45度线OHL。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既不是完全不平等，也不是完全平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相应的洛伦兹曲线，既不是折线OHL，也不是45度线OL,二十项途中这样向横轴突出的弧线OL，尽管突出的程度有所不同。

将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部分A叫做“不平等面积”，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OHL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A+B叫做“完全不平等面积”。

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之比，成为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标准。

基尼系数G=A/（A+B）.显然，基尼系数不会大于意，也不会小于零。

（2）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

它的经济含义是：

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

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

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

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

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作为一种统计分析工具，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收入分配效应，但二者各有其优缺点。

洛仑兹曲线是国际用来测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方法，具有形象、直观、生动优点，但他不能用一个准确的数值来表示收入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计算的是洛仑兹曲线与完全平等曲线所围成的面积，同完全平等线与完全不平等线所围成的面积的比值，是国际上流行的指标。

其优点是：

以一个数值来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公平程度，便于对各国国民收入公平程度进行国际比较。

其缺陷是：

仅从基尼系数本身看不出个别阶层的收入变动情况，基尼系数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重变化感应不敏感。

在实际运用中采用的具体计算方法多种多样，而不同方法所要求的数据又不同，因而出现不同的计算结果，给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判断带来困难。

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度和经济条件不同，其收入分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相同的基尼系数所反映的分配平均程度亦不会完全，必须进行综合分析。

（3）奥肯定理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

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

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

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

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可以用以下公式描述这个定理：

失业率变动百分比＝-1/2×

（GDP变动百分比－3%）。

根据这个公式，当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时，失业率保持不变。

当经济扩张快于3%时。

失业率下降的幅度等于经济增长率的一半。

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增长5%（高出正常水平2%），奥肯定理预期失业率下降1%。

当GDP下降，或增长不到3%时。

失业率上升。

例如，如果GDP到第二年度下降1%，奥肯定理预期失业率上升2%。

奥肯定理的一个重要结论是：

为防止失业率上升，实际GDP增长必须与潜在GDP增长同样快.如果想要使失业率下降，实际GDP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奥肯所提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只是对美国经济所做的描述，而且是特定一段历史时期的描述，不仅其他国家未必与之相同，而且今日美国的经济也未必仍然依照原有轨迹继续运行。

因此，奥肯定律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其所提供的具体数值。

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过大危及经济安全，加剧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扩大，已进入“黄灯”区。

2、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扩大，已经超出公认的合理范围。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从经济发展的实际看，显著影响我国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导致的。

3.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

请说明理由。

小组意见：

同意。

理由是：

吴敬琏先生的新作《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文章的基本观点，即“收入的差距扩大”的主要诱因是“腐败、垄断等机会不平等造成的”。

在进一步的阐述过程中，他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的理论，区分了“结果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的不同，在强调“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时，认定“腐败和垄断，就是机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

为此，他要求人们“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把“文章做在铲除腐败、消除垄断上”，并批评“有些人把收入差距的这种不正常的扩大；

归因于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中国领导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是”做错了诊断“，这些人把矛头”对准企业家、经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

提出“限制企业主、中高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其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完全是开错了药方。

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真正原因是分配制度出了重大问题：

一是从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产生了一批民营企业和私营业主，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而他们却很少所得税（朱总理曾对这个最有钱的人只交最少的税深感奇怪），而其他工薪阶层，虽然相对很低，却必须照章纳税，收入与付出的不平衡使这种差距更大；

二是大批民营企业家在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拼命压低职工的收入，珠三角地区12年来职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

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现在还是这个水平，浙江、福建等地均不周程度的存在这种情况，长期的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最终引发农民工的反抗，至使2000年以来，全国出现大面积用工荒，这是职工用脚投票反对低工资；

三是国企内部分配制度改革过于急进，盲目引进国外的年薪制和职位工资体系，使国企内部收入差距，由改革前的一、二倍，扩大到目前的平均13倍（一些行业和企业甚至达到100倍以上）；

四是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产业化的过程，使这些部门的收入膨胀，而低收入者的支出增加，间接扩大的社会的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公共职能的弱化，在改革中，把应当由政府承担的对公民的基本保障的公共职责推给了个人，如房改、教改、医改等，使职工的实际收入出现下降；

六是税收入的分配调节功能弱化，理论上一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而这一过程应当由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完成，然而由于税收的问题（最有钱的人交最少的税，最没钱的群体交最多的税）保障体系不完美的问题，使这种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无法发挥作用。

所有这些问题难道吴敬琏先生用一句腐败和垄断就能解释和解决吗？

垄断行业的普通职工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是事实，然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即使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工资水平还有差距，做为劳动者，他们只是享受了他们应得的部分，我们要的不是剥夺他们合理的收入，而是要归还其他劳动者应得的收入；

对于那些不正常的高收入的群体，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税收入调解作用，用税收去调节这些高收入群体，社会才会公平与和谐。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近日发布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

国家发改委指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

而且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

如果把后者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

4.简述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1）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

国家发改委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如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收入差距扩大过快、过大。

那么，收入差距为何会扩大过快、过大？

应主要归咎于城市现行社会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公正。

比如，国有企业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着严重不公。

近几年，企业参照公务员加薪的比例，根据企业效益来自主上浮工资。

然而，企业参照公务员加薪的比例，根据企业效益来自主上浮工资。

然而，企业管理者设计制定的调资方案带有极大的“利己性”——企业利润向企业高管、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

极少数管理者上涨的工资份额是大多数职工群体上涨份额的好几倍。

换言之，一半以上的利润流向了企业上层，剩下的平均到每一个职工身上就寥寥无几了。

企业分配制度的不公，与职工在收入分配、工资改革等方面缺乏话语权和监督权息息相关。

制度的设计者得不到有效的制衡，制度就只能“造福”他们自身。

我国《工会法》规定，企业调资和大的投资经营决策等事项，必须经职代会审议表决。

可现实是，组成职代会的“职工代表”大部分是企业的高管和中层管理者，不合理的调资方案同样得以顺利实施，职代会沦为走过场。

企业分配制度的不公，是城市中诸多不公正分配制度的一个缩影；

企业管理层与职工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正是城市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一面镜子。

因此，在我看来，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符合经济规律的、有利于城市良性发展的有效公共政策，不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干预”和引导不公正的城市分配制度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在法制的框架内规范运行。

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抑制或者消除过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这对解决乡村人口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杨宜勇说，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惊人地增加到4.88倍，并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12月10日《人民日报》）

专家指出，相关垄断行业的收入高速增长，而其他行业工资增长速度缓慢，此消彼长之下，行业间工资差距鸿沟进一步增大且“增速”加快。

然而，在笔者看来，“垄断收入不断提高”只是行业工资差距过大的因素之一，行业内“分配差距”的过度扩大也是重要因素。

提起垄断行业收入水平，社会普遍性的认识是，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工资福利待遇高得离谱。

对此，公共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如何破除垄断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层面，缺乏一个客观理性的研判。

其实，所谓过高的“垄断工资”，也不过是一个字面上的“平均值”而已――换句话说，在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是相当大的。

高管年薪上百万，中层管理年薪数十万，普通职工年收入区区数万元乃至更低，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垄断行业遭遇社会诟病的“高工资”，某种程度上说，与“分配差距”背景下的“平均”带动有莫大的关系。

同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垄断行业。

譬如在国企，因为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严重不公，导致内部“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然而，企业管理者设计制定的调资方案带有极大的“利己性”――企业利润向企业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倾斜。

毫无疑问，如果垄断行业内部“分配差距”保持在一个理性的水平，这些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必然也会随之降低，相应地，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工资过大差距也就会缩小。

我以为，在现实的国情和社会背景下，降低垄断行业以及其他一些高收入行业的内部“分配差距”，是调控行业工资差距绕不过去的一个公正命题。

而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尽快出台符合经济规律的、有利于行业良性发展的有效公共政策，不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干预”和引导不公正的行业内分配制度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在法制的框架内规范运行，尽快解决行业内部“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不仅对于消弭行业间的工资过大差距有益，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社会公正，对推动社会和谐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已成为现实。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到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15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42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

然而，目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腐败现象的滋长，已被人们高度关注，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最终将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2）分配不公产生的原因

一些高度垄断的企业，由于它们获取的利润是垄断利润，与员工努力程度的相关性不高，因此其高收入是不以经济效率为基础的。

有些垄断部门，哪怕是处于亏损状况或者接近倒闭，其员工的工资都很高，这就更不以经济效率为基础了。

同时，这些部门内部员工的工资也没有一个衡量的基础，他们的工资标准与劳动力市场给出的工资标准常常是远相背离。

行政部门的收入也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由于近年来行政人员的工资不断上升，在某些领域已经到了一个不合理的地步。

目前，每年有越来越高比例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考公务员，竞相涌向政府机关，这种现象不是很正常。

公务员工资不能低，但是公务员里人力资本含量与非公务员部门人力资本含量相当的人员工资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不能过高。

因为企业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而政府机关则是相对稳定的，工资高的应该是承担风险的部门。

同样地，目前还有不少事业单位从某种程度说也是垄断部门，其员工的收入分配也因此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性。

这些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在缺乏竞争下获得的高收入是经济非效率的，自然也是不公平的。

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

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

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

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

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

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

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

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

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

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

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就指出，我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0这一公认警戒线。

在那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善，基尼系数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0.45－0.50的高水平。

近来，有些人把收入差距的这种不正常的扩大，归因于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中国领导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

他们说，市场化改革过分强调效率，导致贫富差别扩大和平等的受损；

他们的具体主张，则是限制企业主、中高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其课征高额累进税。

我认为，上述分析是缺乏根据的，据此提出的对策更存在方向性的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占有统治地位、上世纪80年代仍旧有广泛影响的平均主义思想提出的。

当时，平均主义不但在国有企业中造成消极影响，而且对农民和民营企业创业致富构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

旗帜鲜明地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拨乱反正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导致贫富悬殊的人们的逻辑，是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宣称平等和效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负相关关系。

平等和效率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理论，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个巨大的权衡》一书中提出的。

然而奥肯在书中说得很清楚，他所考察的，是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机会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前者的确是负相关的，后者却不是负相关。

机会平等使有才能的人有动力、有可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而机会不平等会抑制人们才能的发挥，因而对社会效率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一定要分清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平等，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那么，在当前的中国，过大的收入差距有多少是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又有多少是来自在机会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不平等呢？

许多证据表明，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

大众所切齿痛恨的，也正是这种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分化。

而腐败和垄断，就是机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

腐败的具体数额往往难以直接度量。

南开大学的陈宗胜教授提供过一个间接的数据，即不计非法收入，1997年中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基尼系数是0.42；

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后，上升为0.49——二者之差为0.07。

0.07看似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很可能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据一些经济学家估算，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全国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达30％左右。

虽然1992年以后，商品价格放开导致一部分租金消失，但信贷资源的配置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级政府的影响；

规模极大的土地批租权力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

而且，行政部门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在世纪之交再度加强。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几乎无处不在的寻租活动的温床。

因此，腐败活动猖獗的形势也就不可能得到扭转。

另一个使得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是某些垄断部门或垄断企业利用自己对市场或公共资源的垄断权力取得高额收入。

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中国各级政府曾在大约30个产业分别设置了程度不等的进入限制，部分企业由此获得了大量垄断性暴利。

虽然近十年来，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产业和市场领域要对私有企业开放，但实际进展并不顺利。

与此同时，某些企业拥有很大的市场权力，而当局的反垄断执法不力，甚至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以上种种，都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这样明显的事实面前，把我国收入差别的严重扩大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显然是做错了诊断。

至于不是把缩小收入差别的文章做在铲除腐败、消除垄断上，而是做在限制合法收入上；

不是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而是对准企业家、经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则完全是开错了药方。

当然，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问题也应当认真对待。

我认为，在这方面马上可以做的，一是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

二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

这都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做到的。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此，我再次呼吁尽快把这两件事情办成。

另外，信贷资源的配置不同程度地受各级政府影响，规模极大的土地批租权力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而且行政部门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在世纪之交再度加强。

把我国收入差别的严重扩大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显然是做错了诊断。

不是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而是对准企业家、经理人员及其他专业

（3）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分析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表现在各个方面，导致其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产生收入差距的历史条件。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不可能全国人民一步就能迈进共同富裕之门。

因此，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我认为应当提倡“增富减贫”，逐步构筑稳定合理的社会结构。

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要尽可能扩大富裕群体，使之在社会中占主导性位置，从经济收入角度上，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消除收入差距问题对人心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

过大的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产生消极影响。

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不稳定反过来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

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贫富分化，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

一般而言，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