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从知识权力的哲学视角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基于西方经济思想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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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指出，一些知识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叛乱”，它们主要是反对由于权力对知识话语的干预，所造成的某种知识成为一种“中心”的负面效应，而并不反对那些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
因此，福柯进一步认为知识分子要对知识尤其是主流知识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他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同时在同一本书、同一种分析中提供道德准则和实际的建议，而是应该从历史分析、社会分析的起点出发，建造自己的伦理学”。
换句话说，福柯主张知识分子在学习、解释、传播知识时不能盲目崇拜某种单一化视角下的知识，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出发，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
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看，加强对权力与经济学理论知识之间关系的分析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首先，从本质上来讲，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也是人类创造的社会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稀缺资源的利益分配，因而也必然离不开与权力的关联。
通过对权力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和演变。
其次，由于经济学的创立和历次重大创新大多是由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完成，中国长期处于“进口”和模仿国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依附地位，了解权力对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影响，有助于克服盲目崇拜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的倾向。
最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离不开中国经济学家的个人价值取向和当时所处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研究权力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历程和得失进行新视角的批判性反思，从而有益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长远发展。
而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的一些文献虽然提到了权力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但都是零星地分散在一些经济学理论著作之中，缺乏一个比较系统的专门研究和整理。
国内虽然有一些文献提到了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但大多是从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等方面进行分析，在权力与经济学理论知识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上，则几乎没有。
已有文献的前述缺陷，将不利于全面准确地了解国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和优缺点，以及更好地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也不利于对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从而阻碍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的目的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权力引入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分析中，专门梳理了西方经济思想史有关文献中关于权力与经济学理论知识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并用一个较为系统的哲学分析框架克服了国外已有文献相关研究比较零散的缺陷，也弥补了国内现有文献中还没有相关研究的缺陷;
（2）从“知识—权力”哲学观的新视角去认识和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及优点和局限性，更好地避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教条陷阱;
（3）通过运用“知识—权力”哲学框架以及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与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对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批判性反思和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本文余下的内容组织如下：
第二部分将分析权力是如何影响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和发展的，第三部分探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通过哪些途径形成“真理制度”的，第四部分将围绕“真理制度”的危害以及经济学家的批判性反思使命展开论述，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展望。
二、权力如何影响西方经济学理论
从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文献的研究来看，经济学理论与权力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学理论与对内权力和对外权力之间的关系上。
在对内权力方面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在对外权力方面则主要体现在国际政治经济的霸权斗争上。
需要首先提及的是，经济学家很难避免受其自身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价值观的影响。
琼•罗宾逊认为：
经济学家作为一个“人”，也必然会有自己潜意识的价值倾向、政治观念，想要完全客观地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约瑟夫•熊彼特也认为：
“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与我们希望如何看待这些事物是难解难分的”。
由于每个从事经济分析的观察者身处社会环境的某个特殊位置，他就有可能受其周边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意识地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去选择性地看到渴望看到的某些事物，而舍弃掉不愿意看到的另一些事物，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的生产过程或主动、或被动地出现价值偏见。
除此之外，熊彼特还指出：
“更糟的是我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一种机制倾向于自动地摧毁意识形态，但也许这是一个消耗时间的过程，会遇到许多阻力，而另一方面还得承认，我们从来也难以保证不会有新的意识形态侵入以取代正在消逝的旧意识形态”。
亦即，虽然在经济学理论的创造过程中会有一些因素可以减少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要充分发挥这些因素的作用却不太容易。
而且即使那些旧的意识形态消除了，还会有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从而使得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总是难以摆脱意识形态魔咒的影响。
当然，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理论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去意识形态化和价值中立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承认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影响。
比如，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积极主张经济学研究一般关心的是如何进行客观的经济预测和经济分析，而并不太在意该如何主观地评价经济现象，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要想得到一个彻底摆脱价值观影响的经济学纯属幻想，而且经济学家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和得出最终研究结论时，都会受到其自身的价值判断的制约。
实际上，“奥地利学派中的很多人被个人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政治意识所驱动……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冯•米塞斯曾经以麦卡锡主义的口吻谴责历史学派——主要是谴责他们所宣称的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要受到国内政治权力干预的影响。
米塞斯认为：
“经济观念在公共事务的决定上所发生的主要作用，可以解释一些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为什么一心一意地要限制经济思想的自由。
他们是要宣传‘好的’学说，同时不让‘坏的’学说声张。
”而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米尔斯看来，权力之所以要干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是因为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利益的分配息息相关。
就是说，一种经济理论是否符合当时国内政治权力集团的利益，决定了该理论是受到传播还是受到压制。
例如，美国的制度主义作为起源于美国的本土化经济学理论，曾经在美国的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失去了声望，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塑造了一种对任何试图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思想都富有敌意的政治气候。
另外，熊彼特也指出：
“当前经济学家中有些人认为现代经济理论过于悬空，没有充分考虑到，如果不参照其结果所赖以生效的历史—政治结构，就不可能把这种结果明智地应用于实际问题或甚至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具体经济状况”。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比微观经济学有更多的争论并且难以达成共识，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失业问题和经济周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比如，斯基德尔斯基在他的凯恩斯传记中特别提出了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四个重要因素，其中之一，在关于“自由民主经济不能容忍高水平的、持久的失业（如他们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经历的失业），从短期来看高失业可能引发革命”的论述上，就存在着激烈的政治—经济争议。
而且很多时候，经济学理论还要成为政治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
比如，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率，因而反对欧洲封建贵族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
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曾经为欧洲国家打破封建贵族统治，创造一个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意识形态武器。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熊彼特的认同，他认为19世纪经济理论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经济学理论成为经济学家论证政治目标合理性的一种手段，“在那个时期，许多人极端痛恨经济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理论仅仅是用以吹捧他们反对的政治纲领的一种计策”。
此外，经济学理论也经常成为国际政治权力斗争的手段。
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在对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分析后，主张要将资本主义制度移植到中央计划经济中去。
而且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援助上，弗里德曼也认为要坚持美国的意识形态准则，将对外援助作为推动其国际战略的重要手段，他指出：
“一项有效的计划必须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不能立足于我们正在与之斗争的那种意识形态。
这种计划要求消除我们所宣扬的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政策与我们至少在部分地实行的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
一项富有成效而且令人振奋的计划，是我们自己单方面地致力于在某个特定且不太遥远的日期之前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
这个计划将极大地促进有利于中立国家沿着自由和民主的方向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国际环境。
这将是一项真正明智、利己的行动。
”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主张更加直接。
为了成功地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哈耶克积极主张将那些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话语直接写进被移植的发展中国家的宪法里。
即便像凯恩斯主义这样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也带有强烈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的烙印。
小罗伯特•卢卡斯就认为：
“凯恩斯是20世纪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但是我认为他的主要影响是意识形态的。
大萧条是俄国革命后不久发生的，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当时存在着许多对社会主义理想主义理解的色彩，尤其是因为苏联没有大萧条……《通论》的要旨强调的是大萧条的严重性，而大萧条是可以在一个自由的民主体制的背景中得到解决的，而无须求助于中央计划……它有助于在战后将整个世界加以组织，它是自由的民主国家在其周围结盟的旗帜。
在这个意义上，《通论》是一部不同寻常的著作。
也许比经济理论更重要”。
在这里，卢卡斯注意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诞生时期的国际政治背景，当时“共产主义幽灵”不但在俄国成功地落地扎根、萌芽成长，而且也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徘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日趋激烈。
大萧条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凯恩斯主义的成功不但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也使得那些原本可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国家重新聚集在资本主义的阵营里。
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不但是一个经济思想史上的革命性事件，而且也在国际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深刻影响了战后美苏两极国际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真理制度”
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轨迹来看，某些流派的经济学理论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些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这些占据正统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也通过掌握的各种学术资源和社会渠道扩大本流派理论的影响力，抑制其他流派的发展。
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会利用自身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正统、主流地位，通过一个“真理制度”来对经济学理论的不同流派进行等级化的划分。
这里的“真理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权力概念，主流理论在拥有了权力后可以构建一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制度和手段，并对什么是“真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定义和区分。
经济学学术界的职业发展机制提供了推动经济学理论“真理制度”的条件。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思想的当前发展状态与未来方向，取决于大学、研究机构等经济学知识生产单位所进行的研究。
但是，这些生产经济学思想知识产品的经济学家要想在职场上获得晋升，就必须面对发表学术论文等职业上的压力。
“‘发表或者毁灭’统治着残酷竞争的世界，它是大多数研究生院与很多本科生学院中每个潜在的正教授所面对的现实……因为研究生院对于决定经济学家的思想如此重要，也因为发表文章对于经济学家的成功如此重要，所以，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的内容，以及经济学出版物编辑的决策，大大地影响着经济思想的方向”。
当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流派都想扩大影响力时，宣传和舆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像米塞斯所说的那样：
“最好的学说，如果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也就无用、也就行不通……舆论的权威不仅是决定经济学在思想和知识的复合体所占的独特角色，它也决定人类史的全部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靠的是两个因素：
杰出之士的智力想出一些健全的社会经济理论，以及这些人士或其他的人们能够用这些意理说服大众”。
因此，已经占据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通过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和对经济学出版物的控制等途径，不断宣传、扩大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声音和影响力，排斥、打压与其思想不一致的非主流经济学理论，并在激烈的经济学理论市场的竞争中胜出。
当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进行斗争时，大学的经济学教职、研究方法、议程设置等往往也成为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斗争工具。
比如，在19世纪中后期以及20世纪初期，德国历史学派是德国经济学的正统主流理论，当时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就应用边际分析方法构建出了抽象演绎模型，但这些方法和模型在德国几乎没有得到多少讨论和影响力。
而且虽然门格尔是位奥地利人，但他还是用德语创作了《经济学原理》，试图讨好德国的经济学界，但是这本著作并没有如他所愿在德国的大学中被广泛研究，“因为这些学校排外性地只赞同历史方法”，而且施穆勒等极具影响力的德国主流经济学家“对方法的正确性变得如此确信，以至于不允许其他观点在从事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大学中表现出来……以至于遵循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马歇尔所创立路线的抽象理论家们，无法在德国找到大学职位”。
在美国的经济思想史上，新古典经济学派也通过树立数学研究方法的权威来打压制度学派。
一般而言，保罗•萨缪尔森于1949年出版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标志着经济学理论在向数学化发展上的大趋势基本形成。
在逻辑实证主义占据美国经济学研究主流方法的情况下，任何不能用数学模型表达的经济学理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
由于制度主义理论主要是从集体行动、经验观察和演化方法等角度进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很难用数学形式进行模型化的表达和实证预测，因此，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经常讥讽制度主义学派不是在进行严密、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而是在叙事式地“讲故事”。
最终，随着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上更需要精细化的数学分析和预测，新古典经济学派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学术界和社会中的主流地位也越来越巩固，“新古典经济学更‘科学’的数学方法成功地压倒了不太严密的制度学派”。
而在经济学研究的议程设置上，比如20世纪30年代，马歇尔经济学在美国的学术界中已经获得了正统的主流地位，能够在当时的经济学研究重点和未来方向等研究议程上施加强大的影响。
那段时期，美国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议程主要围绕着主流经济学比较关注的边际主义、供求均衡模型以及理性等来进行设置和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只能被动地对主流学派提出的议程进行某种程度的质疑，而难以主动地获取经济学研究议程的设置权。
因此，在很多时候，“对研究议程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都是非正统的，而非主流经济学家”。
毕竟，有权力对经济学研究议程进行设置的主流经济学家，根本就没必要、也不需要去质疑自己设定的议程。
而非主流经济学家除了质疑之外，所能做的也极为有限。
主流经济学家群体本身还有可能成为一个排外的集团。
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从事于任何学科的专家学者，都有成为一个集团的倾向。
这些专家集团的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凝聚力，当这个集团取得某种明确的地位时，专家之间会产生一种合作精神。
此时专家集团会“产生出明显的或者下意识的规则，依照这些规则，成员可以彼此互相承认，而且允许某些人加入，而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
同时，熊彼特还认为，在经济学方面，要形成成熟的专家集团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一旦经济学专家集团成熟，会具有比物理学等其他学科专家集团更大的意义。
而且经济学专家集团成员之间由于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的相似，“会产生相似的生活哲学以及对社会现象相似的价值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专家集团形成之后，会产生一种将知识代代相传的机制。
熊彼特指出，专家集团会把科学知识的具体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判断等，作为“财产”传授给下一代的学者，这种传授格局一旦建立起来就有很强的惯性继续往下承袭。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主流经济学专家集团形成之后，就会产生一个封闭排外、代际相传的“真理制度”。
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性反思
应该指出的是，包括经济学在内任何社会学科的主流理论，如果由于掌控“真理制度”的支配地位而陷入教条主义的困境，将会给学科的发展带来损害。
熊彼特认为，僵化固守某个权威科学理论的教条会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
一方面，会抑制学者的创造性，不利于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传授任何已确立的科学都会给初学者的头脑套上框框，使他们或许具有的创造性受到压抑”;
另一方面，僵化的旧理论可能会由于不愿接受新变革而最终遭受过于剧烈的理论革命，进而使得其中可能包含的一些有益的理论成分也被错误地完全抛弃。
弗里德曼也非常明确地反对教条主义，他主张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任何科学都不能仅仅是重复过去，而是要向新的事物迈进，否则就会使得理论因固步自封而丧失生命力。
他指出：
“每隔十年或者二十年，每一种科学都必须有新的时尚，否则就会死亡。
”
例如，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历程来看，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曾经屡次发生。
在很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只有那些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框架推理出来的新思想才是“科学的”，才可以为经济学家所接受。
僵化地信守数理模型等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而成为教条主义者的一个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哈尔，他曾经对一个来访者说，他会把任何含有“社会的”或“社会”字眼的论文都弃之一旁，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这类论文是不科学的。
但是，自然科学方法对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过分推崇实际上为人类理解和认识社会科学的状况制造了障碍，社会科学家使用自然科学方法也不能创造出有利于改善人们生活状况所需要的全部知识。
弗里德曼也看到了经济学过于数学化的危害，他明确指出：
“我首先要说的是经济学越来越成为数学的不可思议的分支，而不是去处理经济的问题。
无疑这已经发生了。
我相信经济学在这个方向已经走得太远了……我相信这是经济学发展中最坏的特性……经济学研究的下降和退化是真实的。
更严重的是，有些国家因为僵化固守其主流经济理论而对本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造成了巨大冲击。
第一个例子是英国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导地位的衰落。
弗里德曼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领导地位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英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之外，根本性的原因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世界领导者，但它后来越来越固守其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教条，不再是一个引领经济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地方。
弗里德曼认为：
“假如你拥有过于正统的理论，那么你就不会拥有任何领导地位。
毫无疑问，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但是它后来固化为正统观念的顽石，不再是引领未来的滋生地……但是我在根本上认为，问题是剑桥在经济学上的领导地位，并且英国的经济学成为可固化为正统的理论，它不是革命或者创造性研究的良好滋生地。
”另外一个例子是德国经济学研究地位的逐渐边缘化。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在德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学派与门格尔等边际主义者就经济学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某种程度上，“这场争论可以看作是经济文献的纯粹死胡同，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发展的有害物，因为有才能和心智的人把他们的时间都耗费在没有意义的争论上了。
尽管个别经济学家可能倾向于将其主要精力专门投入到这些方法中的某一种上，然而，一个健康发展的学科要求方法的多样性……结果，经济思想的主流忽视了德国经济学家，经济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在德国遭受了几十年的损害”。
此外，非主流经济学派在促进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作用。
一方面，在经济学的长期演变过程中，非主流学派可以发挥独特的质疑和批判性作用，通过指出缺陷或矛盾等途径给主流理论传授“花粉”，从而更好地促进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比如，马歇尔通过综合“历史—制度”方法的经济学家与“抽象—数学”的经济学家之间相互竞争、彼此冲突的主张，历史性地推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实现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而凯恩斯主义出现时则不断批判当时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在过于依靠市场来实现总供求平衡、充分就业等方面的缺陷，后经过希克斯、莫迪利阿尼、帕廷金以及托宾等人的修正、解释和完善，又经萨缪尔森在1955年将其与古典经济学的协调综合后，被融入了主流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思想框架，影响了几代经济学家的成长。
另一方面，所谓主流和非主流并非是绝对永恒的，而是随着环境更替而变化的。
今天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在明天就可能成为正统的经济学理论。
在某些外部条件的局限下，有些经济学理论最初被提出之后，可能会遭遇主流和社会的排斥与抵制。
但是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原先不利于某种经济理论发展的外部经济社会条件可能发生逆转，曾经被边缘化的非主流理论将被社会接受而摇身一变成为主流理论。
例如，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之前被古典经济学家看作是“异端”思想，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都被视为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基本上由托宾、索洛、萨缪尔森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控制着。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开声称：
“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另外，有些时候，在新的背景下，有些非主流理论也会被某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所介绍而被纳入主流理论框架之中。
比如，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具有内生的波动的观点，至少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是以一种非主流的经济理论存在于边缘化的地方，后来经过凯恩斯主义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吸纳，最终被纳入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中。
因此，“不对正统与非正统经济观点两者进行考察，就很难充分欣赏经济思想史的发展”。
最后，经济学家要承担起批判性反思的独特使命和责任。
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作为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经济学理论绝不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永恒不变，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属性。
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也认为，那种具有很强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实际上是不多见的，要想获取更多的经济学知识，必须坚持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多元化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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