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珊珊陈毅之女经历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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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爸爸却说，国家很需要外语人才，女孩子文静一点，学点外语不错。
正好当时外语学院开始办附中，我觉得我爸这个决定特好”。
这场“文艺”和“外语”的争论，最后还是父亲说了算。
于是丛军就进入了外语学院附中读书，从而直接影响了她的一生。
当年为了帮助女儿学好外语，陈毅专门给丛军买来了英国广播电台英语讲座唱片《林格风》和《基础英语》等教科书。
40多年前陈毅的这种行为，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和当今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相媲美。
由此可见他当年对女儿的呵护与厚望。
然而，丛军初中刚毕业，“文化大革命”就突如其来，学校“停课闹革命”，丛军再次面临着新的选择。
或是上山下乡，或是报名参军，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城市青年学生别无选择的选择。
但是陈毅同志以他的声望和性格当即表示：
女儿哪儿都不要去，就留在家里学外语，国家将来还是需要外语人才的。
但是在大环境的压力下，陈毅并没有能留住女儿。
1968年，丛军就只好从军入伍，把自己的名字“陈姗姗”改成了“丛军”，到北京军区二六一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即便如此，陈毅同志还是一再告诫已经是军人的女儿，工作之余还是要抓紧时间继续学习英语。
学好了英语总有能派上用处的一天。
丛军记住了父亲的话，在此期间一直没有中断英语学习。
事后丛军觉得父亲是有远见的。
当时如果没有父亲的指点，放弃了对英语的学习，也许自己后来即使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也没有那种能力，更不会有自己后来的外交生涯。
由于在“文革”中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了冲击，陈毅同志的身体每况日下，终于病倒了。
1971年他就由夫人张茜陪同到北戴河休养去了。
这也是陈毅同志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养。
那一年。
丛军就赶到北戴河去探望父母。
在父亲的病床前，她的母亲张茜却拿出了一套四册的英语医学课本，让她继续学习英文。
当时丛军看到父亲都病成那个样子，心里很是难受，完全没有心思学习英文了。
但是，病中的父亲还是一再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下去，绝不能半路而废。
丛军后来回忆说：
“我能选择这个职业，能有今天，还是靠父母的支持。
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没有让我放弃，我很感激他们……”
几年之后，当丛军结婚时，她的父母已经双双离世，没有能看到女儿的婚礼。
当时作为新娘的丛军，她的随身嫁妆就是一架钢琴和那一套父母送给她的四册英语医学课本——那就是她最好的嫁妆。
人生逆转
1972年1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陈毅同志在北京逝世了，终年71岁。
父亲的逝世对年轻的丛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对她意志的一次最大的考验。
让她感到更为不幸的是，父亲刚刚去世，母亲又查出患有癌症，住到301医院去了。
这对丛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这一年，却是丛军人生道路的大逆转。
当时，姬鹏飞外长的夫人许寒冰是外交部干部司的司长，也是陈毅同志的生前好友和同事。
有一天，许寒冰就到医院来看望丛军的母亲张茜同志，在谈话时她们就自然地谈到丛军身上来了。
因为丛军是张茜和陈毅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儿。
如今陈毅同志已经不在，自己又身患绝症，所以对女儿的牵挂就成了张茜同志最大的心病。
这时，许寒冰同志就对张茜说，“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要选拔一批青年学生到国外去留学，主要是学习外语。
周恩来总理一再指示，我们的外交人才已经是青黄不接了，翻译还是要培养的。
因此就想把过去在外语学院附中学习的老初三学生招回来，送到国外深造，将来回来后就到外交部当翻译。
你女儿正好是外语学院附中的学生，完全符合这个条件，这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机会”。
病中的张茜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担忧。
高兴的是，对女儿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机会，但她为什么又担忧呢？
原来“文革”前国家有过规定，高干子弟不能出国留学。
如果是这样，那么她的女儿就没有希望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张茜就觉得应该先征求一下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意见，。
于是她就给邓颖超同志打了一个电话，请她询问一下总理的意见。
邓颖超同志后来回电话说：
“恩来说是有这种规定，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陈老总去世了，让姗姗去留学，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
张茜同志一听，就明白了总理的意思——也就是说陈毅同志已经去世了，现在自己的女儿也就不能算是高干子女了。
既然总理说没问题，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
于是张茜同志就决定让女儿到国外去学习。
尽管自己现在身患重病，但还是不能耽误女儿的前程。
几经周折，丛军终于能出国了。
眼看女儿离别在即，而且是飘洋过海远去异国他乡，这又让做母亲的忧心忡忡百感交集。
在丛军临行之前，已知自己去日无多的张茜，还是提起笔来，为即将远行的女儿写了一首诗：
丹淮昔离家，父写送行诗。
儿今出国去，父丧母孤凄。
临别意怆恻，翻捡父遗篇。
与儿共吟诵，追思起联绵。
汝父叮咛句，句句是真知。
抚今追昔，一片凄怆又是一片深情。
张茜同志不由得想到当年陈毅同志18岁时，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毅然走出巴山蜀水，只身远赴法国勤工俭学。
53年过去了，如今，22岁的女儿丛军又要像她父亲当年一样，为了祖国的未来，再次踏上西去的求学之路——何况自己又在重病之中。
事后丛军才知道，自己当时能去英国留学，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要知道，他们可是在“文革”期间，从中国派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
他们这些人是“红色中国”在经历“浩劫”时，特意选派出来的苗子。
所以他们此行的任务不单单是学习外语知识，还是中国保持与世界交往和交流的一点火种和希望。
这批同丛军一起负笈西游的学子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大都成了中国外交界的栋梁之材。
其中就有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周文重，外交部副部长、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前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它国际组织副代表，裁军事务大使沙祖康以及原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等人。
当年“文革”期间，中国所有外语学院一直没有招收过学生，许多像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这样外语人才基地，当时已经是校园芜秽，一大批学业未成的莘莘学子也是学业荒废，外语人才一时后继无人。
当年，外交部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吸收过一名外语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而外交部各语种（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的翻译除留下少部分处理日常工作以外，大部分都先后去了山西离石、广东汕头牛田洋等地接受“改造”去了。
当时虽然也有一些滥竽充数的人进了外交部，但在许多外交场合却无法胜任。
把“胸有成竹”翻译成“胸前有一排竹子”的国际笑话，不仅让那些外宾听得一头雾水，而且丢失了国家的颜面。
1969年9月，刚果（布）总理拉乌尔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时任外交部的翻译赵宝珍就是奉召从汕头牛田洋海涂农场星夜赶回北京的。
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她有幸与周恩来总理同坐首席临时参加接待工作。
事后，周恩来总理在总结这次接待工作时严肃地指出：
“学外语的不能把外语丢掉！
同时，上个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正是中国外事活动空前频繁的时代。
当时，中国已经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需要大量的外派人员。
随着基辛格秘密来访，“冷战”时期尖锐对峙的中美关系开始消融；
还有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等一系列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使外交部的工作更难负重荷，各类外交人才缺乏的矛盾就更加突出。
于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决定，从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的工厂和农村、农场中，把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原外语学院和附中的学生征调到北京，由外交部集中加以培训以补充翻译人才，或将其中的部分人员选派到国外去深造。
于是，杨洁篪、乐爱妹、王光亚、张幼云、沙祖康、周文重、龙永图和丛军等人就相继来到北京，然后飞出国门，先后来到雾都伦敦，分别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即“ELS”，简称“伦敦经济学院”）、伊林学院和巴斯大学深造。
要知道这些院校都是英国的知名院校，尤其是伦敦经济学院，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这所大学里，曾经诞生过13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33位国家领袖。
这所大学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陌生，许多著名的华人学者，如费孝通、罗隆基、储安平、钱昌照、王造时、吴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张君励、张奚若、陈源、萧干、林徽因等人都是出身于此。
丛军来到英国伦敦以后，先是在我国驻英大使馆当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员”，然后与国内来的王光亚等人一道，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英语去了。
通过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刻苦学习，为她后来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感情生活
22岁的丛军来到英国首都伦敦后不久，便与另一位和自己一样飘洋过海、负笈英伦的年轻人萌生了恋情。
这位年轻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王光亚。
王光亚虽然出生在繁华的南方大都市上海，但是他却是在关外冰天雪地的北大荒长大的。
1950年3月，王光亚出生于上海浦江边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1963年，他小学毕业后也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
从报考“上外”附中学的那一天起，王光亚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能做一名受人羡慕的外交官。
但是，1966年爆发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却让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文革”开始后，初中刚刚毕业的王光亚同样遭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成千上万的上海知识青年都纷纷告别自己的亲人，告别生活了十多年的大上海，远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当时，王光亚也满怀一腔热血，划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书，报名去了最艰苦的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到那里当了一名“知青”。
1968年，王光亚坐着火车，和自己的同学千里迢迢地来到黑龙江省之后，马上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的绥滨县，开始他将近四年的知青生活。
在北大荒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热血沸腾的王光亚曾经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想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伟大的祖国母亲。
1969年，中国和原苏联之间，爆发了闻名中外的“珍宝岛事件”，眼看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就在这时，身为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王光亚方始主动请缨，要求到机枪连去，到珍宝岛前线去为国杀敌。
“枪一响，上前方，老子就死在战场上”——当年这样壮怀激烈的豪言壮语就是从王光亚和他的战友嘴里喊出来的。
但是，当年的“珍宝岛事件”，并没有像王光亚和他的战友们想像的那样，马上会变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又一个“苏德战场”，因此，王光亚也并没有投笔从戎，放马关东，走上珍宝岛的战场，而是在几年之后，走上了另一种人生的战场。
由于王光亚也曾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的学生，于是就在丛军被选派出国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从而也和丛军一样肩负着祖国的期望来到了英国伦敦，并和她成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同学。
正是这种机遇，让这两位出身和地位迥然不同的男女青年由到相逢、相识到相知，在雾都伦敦这样的异国他乡萌生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恋情，最后终于牵手百年，成就了一桩美满姻缘，并成为我国外交界为数不多的夫妻外交官之一。
当年，丛军从北京去伦敦时，并不是和王光亚结伴同行，而是和沙祖康等人同赴英伦的。
他们这一行要比王光亚早到伦敦八个月。
但是，这并不影响丛军后来和王光亚之间的那种感情的交往。
在伦敦的那段日子里，丛军和王光亚这对年轻人相爱了，彼此都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另一半”。
也许是第一次远离祖国、远离亲人、远离自己在北京身患重病的母亲，丛军这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弱女子，哪怕是出身名门，哪怕曾是共和国元帅的女儿，哪怕她此时正身负一种祖国的嘱托和一种时代的使命，但同样需要一种感情的慰藉和心灵的呵护，内心的情感同样需要有人理解和呼应；
而王光亚这位从上海大都市走出来的南方青年，在北大方经受了几年的洗礼之后，当年那颗热血沸腾的报国雄心，这时已经化作了一种目标明确的抱负和追求，但是在他发奋攻读的同时，也同样需要有人支持和响应。
于是，一种共同的情感需求最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让他们能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花前月下一起共同畅想祖国的未来，也一起构想自己的明天。
三年以后，当丛军和王光亚从伦敦学成归国，又和许多当年一同出国留学的同学一样，都来到了外交部翻译室英文组。
与他们同时进入外交部翻译室的还有后来的杨洁篪、乐爱妹夫妇和周文重等人。
那时候的外交部翻译室可谓是人强马壮，高手如林。
特别是英文组，更是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英语译员，如施燕华、张幼云和吕凤鼎等人，后来都是闻名外交译事界的高手。
丛军和王光亚和他们一样，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也找到了报效祖国的岗位。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的爱情之花也在绚丽地灿放。
1977年2月，在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里，丛军和王光亚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们在雾都伦敦潮润气候里培养出来的爱情之树终于生根开花了。
当时丛军和王光亚结婚时，丛军的母亲张茜同志届因病逝世了。
张茜在逝世前曾给三个儿子留下了遗言，在妹妹没有结婚之前，你们三个人不能分家，一定要把妹妹的婚事办好。
她的三个哥哥禀承母亲的遗愿，大家齐心协力在为这个唯一的妹妹操办着婚事。
丛军和王光亚两人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新婚燕尔的两个月之后，他们又双双比翼齐飞，又一次走出了国门。
1977年5月，丛军和王光亚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了半年左右，就被抽调去联合国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职员、随员。
丛军和王光亚一同来到美国纽约，在联合国多边外交环境的培养下，他们的婚姻生活和职业外交生涯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王光亚在纽约一干就差不多是6年，他从随员升至三等秘书。
王光亚升任三秘后不久奉调回国，来到国际司。
这一干又是5年，从副处长升任处长。
丛军比王光亚要早些离任。
她回国后不久，担任了外交部机关团委书记。
2003年8月25日，王光亚被任命为中国第八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这是他第三次常驻联合国。
一个月以后，丛军也从驻爱莎尼亚共和国大使的岗位上离任，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于是，中国外交界有了第九对“伉俪大使”。
多少年来，丛军一直记得父辈的嘱托，和丈夫王光亚一道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兢兢业业。
她的大哥陈昊苏（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勉励自己：
“用不完的财富是前辈的教诲，还不清的债务是双亲交付的责任。
现在，丛军和王光亚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她和丈夫王光亚是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后来两个人一直都是从事外交工作，两人相知甚深。
他们唯一的儿子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如今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
每当谈起儿子，丛军总是一脸的幸福。
她说：
“我希望他能真正了解他的外公，这是我最大的财富，也是我的全部家产。
如今的丛军已经年近花甲。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让她更加理解了当年父亲对自己的要求。
她也正在把这样的希望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
“我和他的舅舅们，一直是靠自己奋斗，正派、正直，希望他也做这样的人。
”这就是丛军作为一位母亲的最大的希望。
外交生涯
我国向国外派遣女大使始于1979年春，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初具规模。
当时候已经有8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女大使在不同的国家行使着祖国的权力和履行一个驻外使节的职责。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大使崛起的时代，前后共有18位女外交官出使异邦。
到了本世纪初，更是我国女外官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代。
到2005年以前，出使国外的女大使就有16位。
如果要按资历和年龄划分，她们应该是我国第四代女大使。
丛军应该是属于中国第四代女大使的行列。
这一代女外交官当中除了丛军以外，还有傅莹、张小康、周秀华、许镜湖、丛军、徐亚男、陈美芬、陈乃清、薛捍勤、任小萍、刘玉琴、杨燕怡、杨秀萍、刘向华、章启月和李蓓芬等16人。
其中大多数人是“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只有刘向华和章启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学的）。
她们当中有许多人当年曾是上山下乡的“知青”。
在这16位女大使中，除傅莹是1999年被任命为大使之外，其他的人都是在本世纪初相继开始自己的大使生涯的。
2001年11月28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决定，“免去邹明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沙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丛军（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沙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丛军第一次踏上了驻外大使的征途。
爱沙尼亚共和国（TheRepublicofEstonia）位于波罗的海东岸，东与俄罗斯接壤，南与拉脱维亚相邻，北邻芬兰湾，面积4.52万平方公里。
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首都塔林（Tallinn）位于爱西北部，濒临波罗的海，历史上曾被誉为“欧洲的十字路口”。
当时，丛军的丈夫王光亚正为“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英文简称）大会的召开，在黄浦江畔忙得不可开交，而在北京的她正在收拾行囊，束装登程，将肩负祖国的重托，前往濒临芬兰湾美丽的海滨城市塔林赴任。
值得一提的是，15年前，已故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前外交部副部长，驻朝鲜、瑞典大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曾是第一位驻爱沙尼亚共和国的中国大使；
此时，已故外交部长陈毅的女儿丛军又要远赴塔林，又一次在那里行使一位驻外使节的职责和权力。
两位外交部长的后代先后出使爱沙尼亚共和国，也算是中爱两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经过几天的准备和长途飞行之后，丛军终于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2001年12月6日，中国新任驻爱沙尼亚大使的丛军向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吕特尔递交了国书。
她那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也由此开始。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外事活动，庄严而又繁忙。
为了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2003年4月1日，“中国文化展——瓷器、考古发现和2008年奥运会”又在位于爱沙尼亚第二大城市塔尔图的体育博物馆开幕。
４月２７日，在塔尔图市的展出圆满结束后，“中国文化展”又于5月2日移至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继续展出。
在“中国文化展”成功展出的四个月以后，丛军就圆满地结束了她在爱沙尼亚特命全权大使的使命。
2003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免去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沙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回顾在爱沙尼亚共和国近两年来的日日夜夜，身为中国驻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的丛军对这个美丽而友好的国家，似乎有些恋恋不舍。
在这里的每一天，她都是在忙忙碌碌中渡过的，紧张而又愉快，琐碎布满又神圣，因为她既是祖国权力和形象的象征，又是和平的使者；
既要不辱使命，又要传递友谊、促进理解和加强交流。
回首往事，丛军觉得，作为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自己是称职的，并没有辜负当年身为外长的父亲对自己的期望。
现在自己可以放心地回国了。
丛军回到北京后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于是，丛军再一次来到纽约，来到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丈夫王光亚大使身边，共同维护祖国在联合国合法的地位、权力和尊严。
来到联合国总部工作以后，丛军虽然不再是像在爱沙尼亚做大使那样，事事要自己独当一面，但她同样不能有半点懈怠和马虎。
尽管她此时大多是以“大使夫人”的身份出现，但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同样举足轻重。
因为此时她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爱沙尼亚共和国，而是要和丈夫王光亚一道，共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他们现在所从事的，是一种最能体现一位外交工作者的智慧和勇气的多边外交。
不过，多年国外生活的阅历和几年驻外大使的外交历练，让丛军已经变得老练而又成熟；
尤其是她那出身名门的大家风范，和她那一口流利清晰的“伦敦腔”，更让她在处理复杂的外交事务时能游刃有余，从而，让一些当年曾和她的父亲陈毅外长打过交道的老外交家为之叹服，都说在丛军身上，看到了陈毅外长当年的风采。
2005年10月，发生在巴基斯坦的7.6级强烈地震，造成4.77万人死亡，7.45万人受伤，250万人无家可归的惨剧。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10月17日抵巴访问，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巴基斯坦的援助。
安南说，大地震给巴基斯坦带来的损失是触目惊心的，国际社会已经提供了许多援助，但规模还不够。
他希望国际社会不仅提供紧急救援，还要为巴基斯坦的重建提供长期的支持。
于是，当年的11月16日，亚太地区常驻联合国代表夫人小组就在联合国总部大楼举行了一次义卖活动，为巴基斯坦灾民举行食品义卖来募集资金。
丛军当即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夫人的身份，和中国代表团驻联合国的女外交官们一起参加了这次慈善活动。
丛军的积极参与，让这次义卖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事后，美国当年的《侨报》立即对这次义卖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报道。
报道说，义卖活动中，中国常驻团的女外交官们义卖了麻丸、南瓜饼等中式点心和小吃，并将全部所得通过亚太地区代表夫人小组捐献给了在巴基斯坦地震中受灾的灾民。
在联合国工作的日子里，有许多事情是让丛军难以忘怀的。
2006年的春节就给她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节日，更是中国人合家团圆的大喜日子。
古人云“每逢佳节倍思亲”，到了春节这一天，更会让每一个身居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会在心头涌起一股对故国和亲人的思念之情。
这种心情，对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中国外交官们来说，同样是感同身受。
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们往往难得有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种思念之情更为浓烈。
为了共叙友情，消解乡愁，2006年春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在这一年的农历腊月28日，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举行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春节联欢会。
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由于外交会晤，不能前来出席联欢会，于是，“大使夫人”丛军就受王光亚的委托，代表他在联欢会上给大家拜年。
此时的丛军，已经是一名资深的外交官了，她曾驻外四个任期。
尽管对在国外过年已经习以为常，但到了这样的时刻，心里仍不免有些惆怅。
在那次春节联欢会上，丛军热情地向每一位同事和雇员送去了新春的祝福，然后对大家说：
“我们驻外人员在海外过节，首先就是觉得远离亲人了，远离了自己的家，好像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小遗憾。
如果能够跟家人在一起，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一起，那是最好的。
但同时，像我们，我驻外国已经第四任了，确实我们过得也很愉快，因为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中国城，有一帮子自己的亲人、同胞，我们都跟他们一起过节，其实也很愉快。
”看来丛军真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
不过，丛军的儿子并没有像她一样从事外交工作。
正像丛军对人常说的那样“陈家第三代里没有从事外交的”。
丛军和王光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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