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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的训练与安排
(一)语言能力
(1)日常语言
(2)文学语言
(3)学术语言
(二)数学能力
(三)逻辑推理能力
(四)自然语言推理能力
(五)发现问题的能力
(六)方法论训练
(七)文献检索能力
(八)调查能力
(九)小结:
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其他相关问题
(一)只有明确应做什么,保障执行的制度、措施、风气建设才能有效
(二)以考促教,以考促学:
高考制度、应试教育不是当前教育的关键问题
(三)教师是关键,但关键原因不在教师
(四)大学精神要谈,但不要空谈,必修落实到具体能力的训练
(五)结语
钱学森逝世后,《人民日报》发布了他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①]钱学森关于教育问题的反思,已经形成一个专有名词——“钱学森之问”。
这一问题可以表述为: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虽然我国科技60年来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是,原创性贡献很少。
中国人口约为美国的5倍,而总贡献远低于美国,人均贡献就更低了,这不得不令中国人惭愧,也令中国人知耻而后勇,反思、改革、奋进。
而对于时下有些人讨论的中国人是否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问题,可以说,中国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缺乏超级大国的必要条件——科技原创性。
就广义的教育看,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毫不为过。
在广义教育中,狭义教育——学校教育——乃是最关键的。
学校教育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发展、新知识的创造,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学校教育是立国之关键。
无论就广义教育还是狭义教育看,对于教育之重要性,国人已有共识;
同时,对于我国当前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国人亦无多大分歧。
目前,国人关于教育问题的分歧主要在于:
第一,我国教育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第二,如何解决我国教育的问题?
钱学森逝世不久,安徽11位教授发布了致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的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②]使“钱学森之问”更引国人注目。
有人说,该11位教授乃是在喊口号。
诚然,这些教授并没有提出新问题,而只是强调老问题,但是,只要老问题仍然严峻存在,那么,就需要适当反复提出、追问,以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和反思,寻找有效解决方案。
“钱学森之问”乃是我们必须直面的。
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诸如此类重提老问题的作用——它只是重提了老问题。
并且,还有一些更基础的问题,既不在该11位教授的视野之内,也不在迄今为止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中。
许多人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主要是应试教育、与应试教育直接相关的高考制度、学术腐败、论文抄袭、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大学精神的丧失等,这些问题乃是我国教育难以突破的瓶颈。
不可否认,这些问题都存在,都是影响重大创新的产生、杰出人才的培养不可忽视的因素。
但是,这些并非问题的全部,甚至还有一些基础问题尚未被人们认识,也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自然也就无所谓分歧。
相对来说,分歧并不是最糟糕的,它至少说明有关问题已为人们关注,并产生了不同的思考以及解决方案,这至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最糟糕的是问题尚未被认识、关注、讨论,也无分歧,则问题根本无望解决。
任何制度或风气,都有两大要素构成:
一是问题或目标,即要解决什么问题,实现什么目标。
二是方法,也就是广义的贯彻、执行手段。
但是,目前,人们所指出的教育问题,局限于制度(如高考制度等选拔制度)与风气(如论文抄袭等)中的贯彻执行方面,也就是说,人们在讨论教育问题时,都有一未经反思的前提:
我们要做什么,这一问题本身是明确的,是不成为问题的。
实际上,该前提大可质疑,其中,学校教育培养哪些能力这个基础问题仍不够清楚和明确。
因此,本文不是全面讨论教育问题,暂且搁置道德理想、人文精神等方面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限定在教学问题,并且,本文也无能一般性地讨论学校教学应该培养哪些能力以及各个专业的专业能力(专业能力的规划应由该专业的顶级专家来规划),而限定在大学生基本能力训练上,故本文的问题可表述为:
大学应培养学生哪些基本能力?
对于当前教育问题,对于杰出人才培养问题,本文的问题与讨论都是片面的,但这种片面与其说是片面,不如说是限定。
为什么本文要将基本能力的训练作为专题来讨论呢?
就“钱学森之问”看,基本能力的训练不是目的,而是培养创新能力(或杰出人才)的手段,但是,创新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基本能力是其基础或必要条件。
基本能力不够,即便学风端正、考核机制健全且有效执行,杰出人才仍然难以出现(但相对较容易出现)。
我们可以作一简单比较。
就新中国60年教育看,学风、考核机制等的良莠在程度上都有较大差异,为何杰出人才一直难以产生呢?
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基本能力训练不足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基本能力的重要性,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今天的学校教育只读古书(里面也有一些初级的算术和初级的科学),不学现代数学、逻辑学和现代科学,那么,无论制度多么健全、财力多么充裕、领导多么重视、教师多么尽职、学生多么好学(以致能背诵《四库全书》),也培养不出为现代社会所需的杰出人才,培养不出现代科学方面的创新人才,因为古书根本不包含现代科学的基本能力,既然基本能力不备,遑论创新。
当然,这只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只读古书。
但是,我们对究竟该培养哪些基本能力,认识与规划都确有问题。
基本能力训练不但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还是培养常规人才的基础,因此,基本能力的训练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素质与常规技能都极其重要。
但是,本文不准备直接给出基本能力的构成,而先明确我们讨论当前教学问题与改革应该首先明确的基础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以让我们明白下文对基本能力的规划是合理有据的。
人做每一件事都可以说是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问题+方法+效用”的结构。
[③]解决问题,就是寻找其效用包含目的的充分条件,如果找不到充分条件,问题就只能部分解决甚至不能解决。
同时,一事物的充分条件包含其必要条件的集合,要满足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则必须满足其必要条件。
这就是解决问题所适用的条件分析法,这一方法有助于本文讨论问题。
对于如何培养杰出人才这一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产生杰出人才所需的充分条件,如果找不到充分条件(因为有些条件不是可控的,如人的灵感),那就寻找最接近充分条件的条件,并首先寻找必要条件。
培养杰出人才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社会条件(如制度鼓励、公正选拔等)与个人条件,个人条件则包括道德与知识两大方面,而这两大方面又由许多具体条件构成。
对于个人来说,这些条件也就是能力。
就知识方面的能力看,无论多么杰出的人才,他都必须掌握一些基本能力。
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基本能力,则他不可能具有创新能力而成为杰出人才。
如果(大学)教育对基本能力缺乏合理规划与有效训练,就意味着无法培养杰出人才(不包括对此种教育叛逆的学生),而认识到这一问题,则意味着我们找到了当前教育无法培养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的基础原因,而教育改革也就更针对而明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找到了当前教育的所有问题。
当前教育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分析地看,一个个讨论、辨析,一个个解决。
所以,考察当前大学教育对基本能力的训练,就很有必要。
以上看似无关宏旨的讨论,乃是要明晰基础能力训练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也是我们考察基本能力训练的理由。
确立了基本能力训练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下一问题是:
应该训练哪些基本能力?
再下一问题是:
如何训练基本能力?
(前一问题针对的是“什么”,后一问题针对的是“如何”,本文不准备具体讨论后一问题)。
对于基本能力的重要性,人们并无多大分歧,但对于上述二问题,则分歧较大。
人类业已形成的能力有许多,有人认为这些能力重要,有人认为那些能力重要,那么,这里准备讨论一下关于前一问题的方法论问题:
确立某些能力为基本能力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
确立某些能力为基本能力的理论根据是现代科学的生产方式。
这里说的现代科学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物质生产的方式是现代科学的,而是指现代科学本身是如何被生产的。
只有理解了现代科学的生产方式,并将其生产方式归纳、描述为诸多条件,我们才能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满足这些条件,也才能知道该培养学生哪些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如何采取措施培养学生的能力。
所以,当前教学问题首先是科学学问题或科学哲学问题,其次才是教育学问题。
可以说,仅仅依靠教育学,根本不能解决当前教学问题(不是教育问题)。
如果这一基础问题没有解决,即便制度、教学方案等设计得再好,也不能有的放矢,培养科学创新所必须的基本能力。
以上两点,就是本文讨论大学生基本能力训练的方法论。
下面,本文将先从科学学角度考察现代科学的基本条件以及科学人才所必须的某些基本能力,再从教育学角度对这些基本能力的训练作安排,然后讨论一些相关问题。
近代科学有两个基本构成条件:
实验和数学。
丹皮尔说,伽利略作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把吉尔伯特的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因而发现、并建立了物理科学的真正方法”,“伽利略真可算是第一位近代人物……我们知道他已经达到了至今还在应用的物理科学方法”。
[④]罗素说:
“伽利略的主要功绩是把实验的和力学的技能同用数学公式来表示自己的结论的能力结合起来。
”[⑤]爱因斯坦也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绩为基础,那就是: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⑥]丹皮尔是科学史家,罗素是哲学家、数学家与逻辑学家,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他们都指出了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实验和数学。
在科学中,实验是获得经验事实与数据的必要手段。
如果没有实验,数学系统或其他推理系统(如逻辑)再完备,也无法被检验,无法应用于经验。
对应于能力训练,实验就是实验能力(对于某些学科则是调查能力)。
但是,经验“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些偶然的盖然因素。
经验不能为我们提供必然的真理……经验的结论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科学本身,借助于数学,把证明性的知识体系带到了自然对象的领域中来了。
自然界的‘法则’也具有了在旧体系中仅仅属于理性形式与理想形式所具有的固定特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数学这种描述分析工具而具有了普遍性,便成为“数理科学”。
[⑦]所以,如果没有现代数学,现代科学也将不可能。
数学在科学中的功能,乃是通过描述实验或调查所提供的事实或数据,对现象进行推理,使对同类现象的描述与解释获得普遍性、严格性、系统性、准确性、预测性。
不过,不仅有数学有推理功能,逻辑、自然语言也有。
在20世纪前,由于逻辑学还未突破,数理逻辑还未成熟,现代科学对逻辑学的依赖远远低于对数学的依赖。
20世纪以来,由于数理逻辑的发展、成熟,现代科学开始大量运用逻辑学,逻辑学在现代科学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逻辑是离散的,自然语言也是离散的,例如,自然语言中的许多概念都可以视作集合,许多句子都可以视作命题,所以,逻辑学可以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其许多内容,具有强大功能。
由于在生存活动中人们必须考察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此预测某些事件,否则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下一时刻将会发生什么,也就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
在没有数学与逻辑学(尤其是没有现代数学与逻辑学)的时代,人们会运用自然语言进行推理。
例如,《庄子·
齐物论》中的辩无胜(“既使我与若辩矣”这一段),《论语·
子路》中孔子关于正名重要性的推论(“名不正,则言不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韩非子·
难一》中自相矛盾那个故事,还有《墨子》中的许多内容,都在进行推理。
所以,自然语言本身也有推理功能,并且,自然语言的某些推理功能很难用逻辑或数学来处理。
所以,相应地,自然语言推理就是一种基本能力。
数学具有推理功能,但具有推理功能的不仅有数学,现代科学对数学的依赖,实质是对推理功能的依赖,所以,现代科学对数学的依赖可以扩展为对推理功能的依赖。
对应于能力训练,则需要进行数学(推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与自然语言推理能力三方面的训练。
实验与推理相结合,是现代科学区别于非科学的特征,同时,现代科学和其他文化形式也有共同特征,例如,它也会大量使用自然语言。
对于科学与非科学共同的特征与相应能力,这里就不专门指出,留待下一小节。
明白了现代科学所需的基本能力,我们就可以从教育学角度对基本能力训练作一安排了。
在现代社会,不但成为杰出人才需要训练一些基本能力,即便作为常规人才(甚至一般人),他要使自己做事更有成效,也需要一些基本能力,下面列举的基本能力是杰出人才与常规人才通用的。
通过对这些基本能力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大学教育对基本能力的基础规划的确不够科学,训练不够全面完整,这制约着大学生的能力发展,更制约着杰出人才的培养。
语言能力是任何人都应该掌握的。
我们可以说,只要是正常人,即便他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他也有语言能力。
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能力,对于理解事物与处理事情,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一个大学生,他应该接受规范的语言能力训练。
对语言能力的训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训练学生准确、清楚、条理、精炼地表达一件事情与自己的看法,包括日常语言的口头表达与书面写作,常用文牍的写作。
这项能力对于生活有许多实际帮助。
训练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文学写作技巧,能用文学语言创作一些简单的作品。
在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的细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常常使人们在工作之余无法调节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变得黯然,无色彩、无情调。
文学语言可以疏导某些郁结的情绪,让人的情感得到抒发,降低心理压力,并使生活变得滋润、有品位。
所以,这项能力也是很适用的。
训练学生严格、系统、准确、清楚、精炼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尽可能充足的理由,将理由组织为一个系统,具有写作简单学术论文的能力。
在学术语言中,语言和心态都要冷静,要避免日常语言中容易模糊的表达,要避免文学语言。
这个训练显然比日常语言高级。
有此三方面语言能力的训练,大概就可以处理所有类型的中低端语言应用(对于高端应用,则还须更专门的训练)。
对于语言能力训练,有一区分很重要,须明确指出,此即:
要严格区分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
为什么?
因为文学语言允许模糊性,甚至可以刻意创造模糊的表达,如双关、谐音、隐喻等,概言之,文学语言允许某些歧义,但是,学术语言不允许歧义(不允许不等于没有,不允许是在要求上讲)。
在古代,学术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区分不是很明显,但是,现代科学产生以后,表达准确性要求越来越强,所以,二者的区分越来越明显与严格。
就中国看,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都是辞章(文采)与义理相得益彰的千古雄文,但是,如果今天仍用贾谊、柳宗元的语言来写学术论文,则是不妥的(并且,在论述方式上,我们承认《过秦论》、《封建论》在古代是很高明的,但在今天,其严格、准确与清楚的程度都远远不够)。
就当前学界看,许多学者未能区分文学语言与学术语言,在学术论著中展示文采,似乎使其作品更易读,但丧失了应有的严格、准确与清楚。
而在大学教育中,也似乎未见哪所大学的中文系在进行语言能力训练时,将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明确区分开来了。
并且,对语言能力训练的总体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大学教育在语言能力训练方面的不足乃是基础性的不足,即在语言能力类型的区分、设计与安排上,就是不科学的。
这种不科学可以称为基础规划的不科学。
由于基础规划的不科学,即便其他保障实施效果的制度设计得再好,贯彻得再好,也不可能使绝大多数学生获得有效的语言能力训练(不含叛逆者)。
并且,这种基础规划的不科学,也表现在以下几种能力训练中。
现代数学是人类文明极其伟大的产物。
只有西方(欧洲)原创性地发展出了现代数学。
就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看,现代数学是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最重要因素。
实验这一方面,西方文明并不占优势。
例如,中国古代的陶冶业,已经能够制造模具、反复试验工艺、流水化分工操作。
正是现代数学,使经验的、特殊的论述与结论具有普遍性、严格性、系统性、预测性,用于处理一切同类现象,使人类对同类现象的预测功能大大提高,从而提高了人类控制某些现象、为自己服务的能力。
数学的功能不仅表现在计算上,还有助于人们培养严格的思维,所以,不论对什么学科,基本的数学训练都是必要的。
但是,目前,文科生的数学训练较差,还需要增加一些内容、提高一些难度。
逻辑学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产物,并且也只有西方才原创性地发展出了可以运用的系统的逻辑学。
19世纪末以来,逻辑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表现出强大功能。
逻辑学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七大基础学科之一(第一是数学,第二就是逻辑学)。
由于逻辑处理的对象是离散的,而自然语言也是离散的,所以,逻辑学可以处理自然语言的许多内容,清理其中关系,论证其严格程度。
今天的大学生仅仅学点以三段论为主的古代逻辑远远不够,而应该掌握一阶逻辑,并掌握其他某些逻辑的基础知识。
这里的逻辑特指符号逻辑。
人们主要运用自然语言生活与交流,并经常运用自然语言进行推理,并且,自然语言的许多推理很难用符号逻辑来处理。
就人类史看,自然语言推理的出现最早,但它并未象数学与符号逻辑那样形成专门学科。
自然语言推理不仅可以使人们在日常生活表达更严格、系统、准确、清楚、精炼,并且专业研究也经常使用自然语言推理,而人们的直觉与灵感也多以自然语言为媒介显现出来。
所以,训练自然语言推理能力,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自然语言推理能力训练上,目前,无论文科学生还是理工科学生都很缺乏这方面的能力。
[⑧]大多数学校都没有把自然语言推理能力训练作为专门课程,也没有专门教材。
有的学校开设带有自然语言推理能力训练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但仍不够。
若设置课程,则可把对自然语言推理能力的训练课成为“自然语言逻辑”。
而在训练自然语言推理能力时,有时需要借助一些简单的符号逻辑,所以,这门课程可以设在逻辑学课程之后。
数学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然语言推理能力,是三大推理能力,三者所运用的工具包括了人的主要思维工具——符号与自然语言,掌握三种推理能力,就全面掌握了人类思维的基本推理形式。
推理就是要在事物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推理能力越强,就越容易由A而知B,越容易建立理论系统,对事物的认识就越具有普遍性、严格性、系统性、预测性,从而大大降低认识事物的成本,进而使事物更能被有效利用、为人服务,因此,推理能力极其重要。
但是,目前的学校教育对推理能力的训练严重不够,急需大力加强。
许多创新都是因好问题、新问题的刺激而来。
发现问题的能力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发现问题的能力包括问题意识(即对事物可疑之处充满敏感)和对问题的表述能力(准确表述为疑问句)。
我和学生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
答题和研究有什么区别?
答题的形式是:
已知x,求y,不知方法,即问题与目标都是已知的,不知的只有方法,答题者要做的事情仅是寻找将问题与目标连接起来的方法。
但是,研究常常是问题、目标与方法都不知道,首先需要自己去发现问题。
当然,也有别人发现了问题却没有解决、研究者去跟踪的研究。
不过,原创性研究常常需要研究者自己去发现问题。
所以,发现问题的能力非常重要。
但是,目前,学校教育对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训练也是很不够的。
发现问题的能力(尤其是问题意识)与每个人的直觉很相关,但它仍然是可训练的。
关于发现问题的能力训练,需要一般地讨论问题、发现问题的方法、疑问词在问题中的关键地位,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训练方式是以具体范例(例题)来训练的问题意识、发现和表述问题的能力。
此以笔者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的情况举几个例子。
《庄子·
齐物论》最后一段说: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删去了“此之谓物化”)。
翻译为白话文后,我提问:
“这段话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并且我在“问题”上加了重音。
)有不少学生给出的居然是陈述句,有不少学生在发表看法。
我提示,问题必须是一个疑问句。
然后,学生们给出了一些疑问句,但常常把疑问词找错了,认为问题是“如何区分……”。
其实,这段话面对的问题是:
“梦境与现实能否(截然)区分?
”在给出答案之前,我与学生详细讨论了这段话中哪些信息是不重要的(如庄周、蝴蝶,都只是举例,换成阿Q梦见自己成了吴妈,也可以),真正重要的是醒(现实)与梦(梦境);
又讨论了各个疑问词,为什么这里不能用“如何”而应用“是否(能)”来提问。
又如,《庄子·
齐物论》的辩无胜一段“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我问:
“这段话针对什么问题?
”许多学生也把“如何”作为了疑问词。
实际上,问题该是:
“是非能否(截然)辨明或区分?
再如,我出了一个题目:
“我们说286电脑过时了,但是,我们却不说筷子过时了。
同时,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286包含的人类文明(或包含的知识量)远比筷子多。
请给予解释。
”并且,我指出,这个题目是以陈述句给出的,请先给出这个题目的问题形式。
也有许多同学答错了,将问题表述为一般性的问题:
“为什么包含知识量少的东西没有过时,而包含知识量多的反而过时了?
”这个问题不具有一般性,必须针对286与筷子发问,我觉得比较好的提法是:
“为什么筷子没有过时,而286电脑反而过时了?
”还有人把问题提为:
“如何解释人类文明含量的多少却不是事物持续存在的决定因素?
”“为什么说虽然286早已过时,但其包含的人类文明却比筷子多?
”“什么样的东西是有用的?
”等等。
在处理事情时,如果学生(或人们)把问题都弄错了,则常常牛头不对马嘴,花了许多气力,却根本不解决问题。
提出了问题,就需要解决问题。
在解决问题之前,需要首先考察方法论。
在现代科学中,方法论是极其重要的,甚至优先于研究过程。
西方积累了许多关于方法论的研究。
相对于解决问题过程中对方法的具体运用,方法的具体运用是一阶的,而方法论是二阶的。
任何人做任何事,总要考虑(不论自觉与否)该寻找、选择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并要考虑方法的有效性,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明确的方法论自觉。
对方法论的自觉(能够明确表述),既不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但却是重要条件,因为方法论自觉可以使解决问题更针对、明确,提高效率。
我们的学生在方法论训练上,也是很缺乏的。
对于方法论训练,须一般地讨论方法,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训练方式是以具体范例(例题)来训练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过,没有必要将方法论作为一门单独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