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洋人的东北轶事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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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波兰民族英雄科希丘什科所领导的卫国运动遭到俄国名将苏沃洛夫重创，这位曾帮助华盛顿争取美国独立的传奇人物长叹一声：
“波兰真的完了。
”也是从那一刻起，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彻底从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其主体部分被沙俄统治，超过120万波兰人成了亡国奴。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沙皇所统治的几百个非俄罗斯民族中，波兰人算是最不安分的人群，他们总想方设法反抗“各民族大监狱”（列宁语）的压迫，又因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屡屡招致更为严厉的报复。
19世纪开始，感到“波兰难治”的历代沙皇都有意识地将波兰精英阶层乃至普通百姓流放到荒凉的乌拉尔以东至西伯利亚地区。
随着沙俄在远东的侵略运动加剧，波兰民众在俄国士兵皮鞭驱赶下持续向“未知的处女地”迁徙，离中国越来越近了。
顺便提一下，前往远东的大量波兰人中，有相当部分是犹太人。
众所周知，长久以来，犹太人是欧洲不受待见的民族，在天主教势力强大的西欧、南欧国家以及波兰尚且饱受欺凌，等到沙皇这个有更具敌意的东正教君主统治波兰后，大批波兰犹太人的命运更是从“二等公民”沦落为“贱民”，前途也更加暗淡。
1871年，在俄国南方出口大港敖德萨（今属乌克兰）出现第一起针对波兰犹太移民的迫害事件，犹太人在大街上被毒打，犹太商店遭劫掠，犹太人财产被剥夺。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街头被暗杀，犹太人更是成为首要嫌疑对象，暴虐的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怂恿暴徒们大肆屠杀犹太人，内政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甚至公然宣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即肉体消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驱逐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强迫剩下的三分之一犹太人改宗东正教，并移居到新征服的远东地区。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俄国不断发生各种反犹暴行，这股排犹浪潮进一步推动主要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向东方迁徙。
“满洲红胡子战争”正所谓“上帝关上了门，总会在别出开扇窗”，就在欧洲故土越来越容不下苦难的波兰人（包括犹太人）之际，远东出现新的希望。
1856～1860年，没落的中国清王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两国打得落花流水，以“调停人”自居的沙俄趁机不废一枪一弹，陆续通过1858年《瑷辉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攫取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约100万平方米的中国领土，这也成为今天俄远东最富饶的地区，当时俄国媒体兴奋地将这片区域称为“外满洲”，期待着未来能吞并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满洲（中国东北），成为沙皇治下的“黄俄罗斯”。
机会终于来了，1894～1895年，靠洋务运动编织起“纸盔甲”的清朝被新崛起的日本人打得一败涂地，欧美列强迅速像猛兽一样扑过来，急于抢走自己心仪已久的土地。
等待多时的俄国自然不甘人后，俄国先是在1895年伙同德国、法国发起“三国干涉还辽”运动，强迫日本将包括旅顺口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
紧接着，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功臣”自居，于1896年诱使清政府特命大臣李鸿章签署《中俄密约》，得以将联系俄国欧洲部分与远东的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满洲，进而形成后来著名的“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
1898年，俄国又迫使清政府签署《中俄会订条约》，强租旅顺口和大连湾，在辽东半岛南端建起海军基地，进而将满洲变成沙俄势力范围。
强租后的第二年，沙俄又擅自把旅大租借地改称“关东省”，实行与俄远东地区无异的军政统治。
而在沙俄锐意经营“黄俄罗斯”的过程中，波兰臣民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
1896年9月8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政府主导的华俄道胜银行代表签署《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清政府以500万两库平银的资本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一道参与中东铁路的修建，这标志着沙俄势力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腹地。
迫不及待的俄国政府迅速成立中东铁路建设局，由外交大臣维特亲自过问，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具体督导，集合全俄最优秀的基建、机械和通信方面的人才进行施工，其中80%的成员都有波兰血统。
这也难怪，当19世纪中叶俄国开始紧跟英法等先进国家的步伐，展开国内铁路建设时，只有像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既能提供足够的人力财力和相对优越的施工条件，又能成为俄国商品（主要是粮食和矿产品）进入西欧市场的捷径，所以成为俄国铁路事业最发达的区域，像华沙铁路局及其所属的维斯瓦机械车辆厂（一作“华沙铁工厂”）就是俄国道路交通和公共建筑总局体制内最具实力的单位，后来沙皇军队成立专门铁道兵，参加在巴尔干、中亚乃至远东的战争，都征招大批波兰技术人员随军行动。
自然，沙皇尼古拉二世志在必得的中东铁路工程也少不了波兰人的服务。
可是中东铁路要想开工，麻烦简直太多了，最突出的是当俄国测量考察队在1896年夏天一进入中国北满地带，就碰上漫山遍野的“红胡子”，以至于留下“满洲红胡子战争”的说法。
所谓“红胡子”，是欧洲人对中国东北地区土匪的称呼，中国人自己的叫法是“胡子”、“绺子”或者“响马”，他们大多是清朝光绪年间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热河流民中的亡命徒，再加上甲午战争期间被日军打散的清军散兵游勇，他们在满洲四处流窜，时间一长，便“起局”、“占山”、“建绺子”、“骑大马”、“喝小酒”、“吃大肉”、“抢娘们”，过得好不逍遥，后来叱咤风云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就是“红胡子”出身，通过兼并同伙、开办团练而成了气候。
至于这些土匪为什么被外国人称为“红胡子”，主要是他们用的武器多是土火铳，铳口平时堵着木塞，上面系着红缨，开火时将木塞从铳口取下，含在口里，远远望去，就像长了一绺红色的胡子，故而得名。
面对成千上万的“红胡子”，俄国测量队在整个1896年下半年毫无进展，最后俄国通过外交部门压迫清政府允许原驻乌苏里地区的哥萨克骑兵入境“助剿”，才压制住“红胡子”的气焰，使得勘测中东铁路的工作在1897年春重新启动。
1898年4月23日早晨，中东铁路的波兰裔工程师希德洛夫斯基博士带领技术人员、气象站主任和几十名工人、哥萨克士兵来到松花江畔一个叫“田家烧锅”的小村子，尽管这里只有几家大车店可供居住，却是松花江平原的心脏位置，加之水陆交通便捷，向东、向西、向南三个方向都能铺设铁路，因此颇有远见的希德洛夫斯基决定把中东铁路施工总部就安在这里，于是他用8000两银子买下当地名为“香坊”的一座烧锅（即烧酒作坊，这里就是因烧锅散发出的烧酒香气而得名）的32间房屋，然后动工修建建设工程局和气象站，6月6日，俄国轮船“因诺肯季”号抵达，运来大批建筑材料。
6月9日，中东铁路第9工段长希尔科夫公爵和副总工程师伊格纳季乌斯乘“布拉戈维申斯克”号轮船抵达香坊，随后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格维奇也来到香坊，中东铁路的大本营成立了。
从大桥到香肠写到这里，或许读者有个疑问，说了半天，本文开头所点出的四个关键词为何还没出现呢？
别急，波兰工程师看上的香坊在中国金朝（1127～1234）被称作“阿勒锦”，而清朝的满语名称则是“哈尔滨”。
1898年，俄国政府正式决定在此处建立一座大型城市，充当经营中东铁路的基地，一开始取名叫“松噶里市”，因为俄国人称香坊的母亲河松花江为“松噶里河”，这个名字取自满语“松阿里乌拉”，意为“天水”（因其发源于长白山天池而得名），因此意译过来，松噶里市就是“松花江市”，但后来因种种原因，俄国中东铁路当局还是在1903年启用朗朗上口的“哈尔滨”来称呼这座年轻的城市。
可以说，没有中东铁路，就没有今天的哈尔滨城。
有意思的是，哈尔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现代化建筑，就是中东铁路咽喉工程——松噶里河大桥（今松花江铁路桥），该桥是当时远东罕见的特大铁路桥，全长1015.15米，设计桥孔多达19眼，桥孔宽度7.2米，由于在当地根本无法获得造桥所需大跨度的桥桁梁，波兰裔的中东铁路桥梁总工程师连多夫斯基不得不求助华沙铁路局，后者兴建了宽度比松噶里河大桥还要大的维斯瓦河铁路桥，相关技术和工艺能够满足施工需要。
为此，华沙维斯瓦机械车辆厂生产了造桥所需的的超大型桥桁梁预置件，经铁路和轮船多次转运抵达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再经乌苏里铁路支线运抵乌苏里江畔的伊曼港，最后由内河火轮顺乌苏里江而下，经黑龙江、松花江运到建桥工地，最后在多达百余名华沙技工的监督下现场拼装架设，于1901年竣工，1903年7月正式通车营运。
松噶里河大桥与华沙维斯瓦河铁路桥犹如“孪生姐妹”，屹立在世界的两端，不过遗憾的是，维斯瓦河铁路桥在70年前被侵占波兰的纳粹德军炸断，以阻止苏联红军的前进，这些也都是后话。
历史是如此具有戏剧性，按照俄国官员的逻辑，他们花那么大的价钱，不是为了在满洲新建几座城市，而是要让堪称“生命线”的中东铁路活络起来，继而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统治地位，进而将这片中国土地尽快实现“俄罗斯化”。
然而中东铁路直到1917年沙俄政权崩溃都处于巨额亏损状态，铁路投资过大、用人过多、薪酬过高，铁路车辆不足、军列与民客混开等因素，导致中东铁路运营成本始终居高不下，当时把一吨货物从德国不莱梅港经铁路运到俄国控制下的大连，费用是220马克，而同样的货物用船运到大连，费用仅为23马克。
为尽快提振中东铁路的效应，俄国政府甚至动用关税杠杆，像外国商人用船经敖德萨卖到俄国的大米关税税率是88%，用中东铁路从满洲运到俄国的税率却是0.025%，用中东铁路运进俄国的中国茶叶，关税是每普特（16千克）25.5卢布，而要是在敖德萨进口则是31.5卢布。
不仅如此，俄国军事部还利用中东铁路频繁调兵，使其获得一系列军运收入。
即便如此，中东铁路的亏损窟窿之大，让俄国上下苦不堪言。
后来，一部分俄国官员似乎开了窍，意识到铁路经营好坏，也与沿途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一味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而建设的铁路，如果没有足够的商业贸易充实，它迟早是经营不下去的，因此发展哈尔滨、宽城子（今长春）、大连等沿途经济中心城市也是维持中东铁路事业的重要内容，其中哈尔滨是重中之重。
在哈尔滨，随着许多高薪的工程师、承包人、工人和铁路警卫在哈尔滨定居，俄国企业家、批发商和小贩等商业居民也纷纷来这里寻找发展契机，为鼓励商业发展，中东铁路当局在其附属地内对俄国商业公司实行免税政策，华俄道胜银行也以优惠的条件向俄国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
意识到刺激满洲中东铁路沿线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民间开拓精神和投资，中东铁路管理层以及俄国财政部积极鼓励沙俄的少数民族向那里移民，为此特意创造出一种宽松、机会平等的环境，像中东铁路附属地不执行沙俄本土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犹太人的居住地点不受限制，在学校读书也不受名额限制，因此各种文化背景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沙皇臣民纷纷涌向满洲地区，其中以犹太人和波兰人最多，哈尔滨就出现有20余座天主教堂和一座犹太会堂，这在俄国统治的欧洲地区是无法想象的。
把话题再拉回来，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包括波兰人在内的俄国臣民的“乐土”，华俄道胜银行和中东铁路当局的扶植政策是不容忽视的，移民纷纷在哈尔滨开办旅馆、商店、饭店、咖啡馆、面包房、乳品厂、屠宰场、面粉厂，其中商业头脑最灵活的莫过于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
1900年，波兰裔俄商乌卢布列夫斯基发现哈尔滨的欧洲人口急剧增加，过去他从哈巴罗夫斯克向哈尔滨船运啤酒的销售办法俨然跟不上形势，索性在新哈尔滨（南岗）的花园街买地开办酿酒厂，这就是中国第一家啤酒生产厂“哈啤”。
乌卢布列夫斯基还从俄国本土和波兰聘请技师，从德国进口啤酒花，接着又在中东铁路沿线的一面坡建起第一个啤酒花种植基地，使啤酒厂很快发展到年产三百吨桶装生啤规模。
本来乌卢布列夫斯基供应的对象是欧洲人，至于哈尔滨当地的中国人则以黄酒、烧酒为主，但经不住“开洋荤”的诱惑，从试一试到一来二去，也迷上了哈啤，而哈尔滨人也就此成为最早接受啤酒文化的一群中国人。
有了酒，没有肉怎么成，同样在1900年，俄国商人伊万·
雅科夫列维奇·
秋林在旧哈尔滨（香坊）开办以自己姓氏命名的洋行，依托西伯利亚和欧洲的货源，很快成为哈尔滨乃至整个满洲最大的百货公司，尽管这家公司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却为哈尔滨当地带来一道不可磨灭的美味——波兰-立陶宛风味灌肠，其首创者就是得到秋林洋行赞助的俄籍波兰人特洛姆·
伊西耶尼科夫。
这种灌肠是以猪肉和牛肉混合，味道独特，成为下酒的佳品，后来中国人接管了灌肠的生产，名称也换成今天大江南北熟知的“红肠”。
故事没有结尾俗话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波兰人能来到满洲，是依附于俄国枪炮对中国人民的欺凌和镇压，那么这种压力一旦消失，波兰外来者的命运无疑就会被改变。
这一变故最早出现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当时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出现破裂，从关内到关外，高喊“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民和仇洋的清朝官兵到处袭杀洋人，中东铁路的波兰工程人员的处境顿时岌岌可危。
当年7月4日晚上，驻奉天（今沈阳）的清军联合郊外的义和团，包围中东铁路施工营地，同为波兰裔的俄国铁路工程师韦尔霍夫斯基和外里海第2步兵营军官瓦列夫斯基中尉，带领百十来号铁路员工、家属和哥萨克护路队员南逃旅顺，那里有相对较多的俄国驻军。
这支队伍沿途屡遭清军截击，到达辽阳附近时，具有战斗经验的瓦列夫斯基建议韦尔霍夫斯基放弃原来的计划，不要继续往中国人严密设防的辽东半岛跑，转而向东逃过鸭绿江，前往相对安全的大韩帝国（朝鲜），可是韦尔霍夫斯基坚持自己的路线。
结果，逃难队伍一分为二，瓦列夫斯基带着五十多名哥萨克前往韩国，途中他们遭到清军拦截，一枚弹片打穿瓦列夫斯基的胸口，他在临死前给旁边人的遗言是：
“一定要往朝鲜跑！
”结果，这些哥萨克听从他的忠告，成功逃到鸭绿江对岸，而韦尔霍夫斯基的队伍则被中国军民全歼，他本人也被辽阳知府下令斩首，人头悬于城门示众。
尽管义和团运动被俄国参加的八国联军镇压下去，满洲俄国侨民的优势地位再度得到巩固，但“形势比人强”，随着20世纪初帝国主义冲突的焦点又回到欧洲，注定是“双头鹰”的沙俄又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争夺巴尔干与中欧地区上，并因此在1914年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1917年国内革命导致帝国崩溃，而那些生活在境外的俄国臣民们一下子变成没有国家的难民，他们被统称为“白俄”。
据俄罗斯历史学家V.M·
卡布赞博士统计，1918～1924年，白俄总数高达500万，其中五分之二是波兰族（含犹太人），因为他们往往站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白卫军及协约国干涉军一边，因此遭到苏维埃红军的追杀和驱逐。
卡布赞博士介绍，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有20～22万俄国臣民居住在满洲，其中至少有6万左右的波兰人和犹太人。
到1920年11月，由于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领导的反苏政权崩溃，从远东涌进满洲的白俄数量更是激增到28.8万，其中波兰人占了相当数量。
1920年9月23日，随着中国北洋政府剥夺原沙俄的“治外法权”，这些人在中国的日子更加难熬，特别是苏俄在1921年废除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全体白俄全沦落为无国籍人士，与侨民不同，他们不享有国际条约赋予的任何权利，尽管国际联盟应挪威著名社会活动家弗里德托夫·
南森博士（FridtjofNansen）所请，向白俄发放具有国际旅行效力的代替护照（即“南森护照”），但这种“寄人篱下”的浮萍生活仍令人难以忍受。
在此情形下，呆在满洲的波兰人开始寻找机会回归欧洲，因为灭亡123年的波兰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宣布复国了。
据统计，约有1.5万名持“南森护照”的原俄籍波兰人经中国返回了祖国。
在俄籍波兰人返乡的过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当属斐迪南·
奥森多夫斯基。
此公原系俄国中东铁路职员，长期在满洲进行矿产资源调查，一战爆发后，被调到俄国军事部门从事情报活动。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肯效忠苏维埃政权的奥森多夫斯基将部分重要文件（包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资助列宁回国闹革命的证据）交给协约国，并参加高尔察克领导的白卫政府。
1920年高尔察克政权溃灭后，奥森多夫斯基随同远东的俄籍波兰人流亡中国。
与多数波兰人选择从海路回国不同，奥森多夫斯基却选择经当时名义上属于中国的外蒙古逃跑，正是在那里，他见到实际控制外蒙的白俄军阀恩琴男爵，并写下日后风靡欧洲的畅销书《动物、人和神》，讲述他与恩琴相处的日子。
1922年，奥森多夫斯基在波兰定居，写了许多与十月革命及列宁、托洛茨基有关的书籍和文章，成为波兰政府的苏联问题顾问。
1939年波兰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的联合打击下崩溃，奥森多夫斯基参加地下军，1944年华沙反纳粹起义失败后逃往乡下，因持反苏立场，奥森多夫斯基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列为“人民敌人”而遭到追杀，1945年在苏联特工逮捕他之前几天神秘地病死了。
故事说到这里，似乎波兰人与中国的渊源该告一段落了。
非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波兰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首批国家之一，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人民中国的封锁政策，中国政府积极探寻与社会主义国家合办远洋运输公司，利用外部力量支援国内经济建设的道路。
1950年6月，波兰驻华大使主动向中国政府建议成立两国合股的轮船公司，发展远洋贸易。
次年1月29日，中方全权代表于眉和波方全权代表多莫罗维奇在北京签署《关于组织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协定》。
6月15日在天津举行公司成立仪式，同时宣布全部股本金为8000万卢布（每一卢布含纯金0.222167克拉姆），按平权合股原则分配，双方各占一半，总公司设在中国天津，分公司设在波兰格丁尼亚。
按照公司章程，双方各派三人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委派波兰人格罗诺维奇为公司总经理，中国人蔡德仁为副总经理。
肩负着“建设海上铁路”的中波公司却不断创造出“海运奇迹”。
1951年5月，公司首班货轮“普拉斯基”号由波兰抵达中国港口，宣告波兰-中国航线正式开通，公司在成立仅一年里就为中国大陆运回26座工厂的设备。
至1953年底，公司已拥有11艘远洋运输船，合计10.95万载重吨，运输两国贸易物资及其他物品76.6万吨，有力支持了中国大陆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而且公司还新增加了油轮运输业务，开辟了从罗马尼亚康斯坦察能源输出港至中国、康斯坦察港至波兰的航线，缓解了两国经济建设中所存在的油荒。
值得一提的是，中波轮船公司的波方人员里有不少曾经生活在哈尔滨或者出生在中国，这层“历史的纽带”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XX，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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