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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
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
一、什么是“文化研究”
二、“文化研究”的特点
三、“文化研究”发展史
四、“文化研究”的动因
第二节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及理论贡献
一、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与对电视模式的分析
二、霍尔的意识形态勾连理论与编码/解码理论
第一节“文化研究”的概念、特点、历史与动因
一、什么是“文化研究”
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有特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studyofculture）;它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research），以及文化理论、文化批评也不同，更不等同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分析”。
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化。
这里所介绍的“文化研究”，是特指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ofBirmingham）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简称CCCS）生发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然后逐步影响到全世界的一种学术思潮或一个知识流派，所以又称文化研究学派。
在西方，有些文章为了区别这个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常常把前者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写作CulturalStudies。
“文化研究”是由1964年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发展而来的，其理论基础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几位奠基人的研究及其成果，如理查?
霍加特（Richard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雷蒙?
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爱德华?
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斯图亚特?
霍尔（StuartHall）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等著作所奠定。
“文化研究”涉足的领域非常广，几乎横跨全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但与“文化研究”联系特别紧密的，一般认为有四大学科，它们是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播学。
因为“文化研究”为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及其它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大众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因此，它被公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一大重要流派。
美国学者本?
阿格尔（BenAgger）在他的著作《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里，从文化取向出发，认为“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1、跨学科。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代表人物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领域，他们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大众文化作为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研究，形成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并且自此，跨学科成为“文化研究”所信奉的一贯信条。
2、主张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威廉斯给文化下了一个重要定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
这个定义为“文化研究”抛弃英国主流文学界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传统文化研究不屑一顾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电视、大众文化等，纳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而且“文化研究”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充分肯定其文化价值，将这些文化实践予以合法化。
3、拒绝将文化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
将所有的文化都看成是“连续统一”（continuum）的文化表现，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领域。
4、主张文化既是实践的又是经验的。
“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产品，如电影、小说、音乐，同时也研究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研究人们如何创造和体验文化，强调工人阶级对霸权文化的反抗。
二、“文化研究”的特点
巴基斯坦学者扎奥丁?
萨德尔（ZiauddinSardar）则从政治视角，在与人合著的《文化研究入门》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
1、“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实践跟权力的关系。
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实践。
2、“文化研究”不限于研究文化。
它是从文化的复杂形式来理解文化，分析文化实践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3、“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政治批评的场所;“文化研究”既是理性的学科，又是实用的学科。
4、“文化研究”既暴露又调和知识的不同领域。
寻求知者和被知者、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共同兴趣和认同。
5、“文化研究”持激进的批判立场。
对当代社会进行道德批判，对社会结构进行政治批判，其目的是理解和改变一切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比较“文化研究”与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注重研究当代文化。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命名即反映了其研究旨趣之所在。
“文化研究”以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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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拒绝将文化神圣化，主张将文化的意义和实践“去中心化”和“去经典化”。
2、注重研究大众文化。
尤其是注重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
3、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
4、关注现实问题，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问题都有可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但“文化研究”尤其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
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文本，并透过符号，在文本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和权力争霸。
三、“文化研究”发展史
1871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
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阐述道:
“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但这不是当前学术界作为热门话题谈论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联系起来的。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宣告创立。
第一任主任是霍加特，灵魂人物是威廉斯。
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秉承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把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其首要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由此成为研究中心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
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
而注重消费研究，则将英国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一并作为研究对象。
自此在霍加特的领导之下，威廉斯和汤普森、霍尔等左翼批评家开展了一场迥异于传统的文化批判运动，并使“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逐步站稳了脚跟。
1969年，霍尔继霍加特任中心主任。
在他的主持下，研究中心以开放性的政治和文化视野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创造了蔚为壮观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理论中心。
70年代中期以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逐渐在英国国内扩散开来，许多学校开始设立“文化研究”的课程，授予“文化研究”学位。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影响从英国扩展到北美、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打破学科界限，集合在“文化研究”的大旗下，研究当代文化现象，从而使之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思潮，也使“文化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合法的”学术研究领域。
这种知识思潮或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取向和成果，人们称为“文化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传播到其他英语国家，至今已扩散到全世界，但大多数国家的“文化研究”不似英国那样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氛。
美国的“文化研究”:
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曾掀起过一阵文化研究的热潮，出现过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但在60、70年代进入了低潮。
80年代后，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开始复苏。
其中，最早向美国介绍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是伊利诺伊大学传媒学教授劳伦斯?
格罗斯伯格。
他本人曾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过，是霍尔的弟子。
他的《文化研究的构成:
一个美国人在伯明翰》一文，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取向进行了精辟的概括。
但美国缺乏英国式的左派知识分子，故“文化研究”大多与政治和文化运动无关。
阶级、政治和权力等在英国学派看来是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在美国则失去了它们的意义。
美国“文化研究”更关心文化的美学分析和文本分析，关心社会认同和文化形式的表现，关心传媒文本和大众文化的效果以及强调民族志的观众研究，研究术语也大多来自符号和文学理论。
美国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大多集聚在传媒系和英文系。
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
具有与英国相似的左派传统。
由于两国间学术交往密切，澳大利亚大学的传媒系和英文系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本身来自英国，比较著名的有约翰?
费斯克、约翰?
哈特里等，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带有很强的英国特点，被认为是最得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真谛”。
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偏重于传媒以及传媒政策，强调研究澳大利亚电影的民族特点，关注当地的文本、体制和特点，以及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大众文化现象。
澳大利亚大学的“文化研究”开始较早。
20世纪80年代已有大学开设文化研究专业，90年代达到高潮，成立了全国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并定期出版专业刊物《连续统一:
澳大利亚传媒与文化》（Continuum:
TheAustralianJournalofMediaandCulture）。
加拿大的“文化研究”:
加拿大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主要是在大学里的传媒系，关心的问题主要有:
什么是加拿大的民族性,什么代表加拿大的文化特点,如何定义加拿大,面对来自美国的电影、电视、音乐和其他大众文化消费品，加拿大如何保持自己的特点,等等。
这此实际上是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有民族国家都面临的文化问题。
法国的文化研究:
法国的“文化研究”可分为两方面:
法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
法国有一大批理论家，如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等，对世界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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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主要围绕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展开。
其中二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和经济对法国的影响，一直是法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
亚的“文化研究”:
印度的“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并不比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晚。
尽管也拥有英文的优势，但由于印度不是西方国家，因此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课题。
南亚“文化研究”的派别很多，有研究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也有研究文化和科学关系的。
其中最著名的是德里大学的“次要研究派”。
“次要”（subaltern）一词源出于葛兰西的文章《论历史边缘:
次要社会群体历史》，“次要群体”意指各种缺乏阶级意识的被支配和被剥削群体。
“次要研究派”借用这个词来研究反抗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印度人民。
“次要研究派”最有影响的是女性主义者、生长在印度后到美国匹茨堡大学英文系任教授的盖娅特里?
斯皮沃克。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却于20世纪80年代与社会学系合并，并被改称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
这在关心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人看来，当时就是一个鼎盛期过后走向衰落的不祥之兆。
更令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学者感到无比震惊和痛惜的是，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被撤销。
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经历合并重组，就这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凋谢了。
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批判学派的命运。
虽然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已经消逝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为历史往事。
但其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并没有随时间而淡去，其所开创的“文化研究”，无论是作为学术研究，还是作为高校课程，在世界各地正方兴未艾。
四、“文化研究”的动因
“文化研究”，从其产生来看，实际上是英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对战后英国发生的一系列错综复杂变化的一种回应，是他们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些变化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方法和理论。
早期的“文化研究”源于文学研究，比如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基本上是从文学入手，讨论文化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以及大众文化的冲击，英国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
于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人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使“文化研究”从学院走向社区、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大众文化，试图保护工人阶级文化以使之不受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众文化的冲击。
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为导向，视自己的“文化研究”为社会进步变革的工具。
后来，政治与传媒现象连成一个整体，“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也逐渐明显起来，离早期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远。
在政治领域，首先，“文化研究”的出现与“新左派”的崛起关系密切。
匈牙利事件（1956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后，英国左派阵营中“新左派”脱颖而出。
他们对斯大林主义产生普遍怀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和苏联模式来替代;同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他们挑战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无法圆满解释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些社会现象，如与权力相关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消费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影响问题等等。
于是，“新左派”不再注重从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入手进行社会改造，转而从文化角度介入政治，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思想。
1961年，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与以霍尔为代表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合并为《新左派评论》。
“新左派”关注社会结构及历史问题、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
他们以“文化研究”为理论武器，否定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认为文化是独立、开放的领域，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性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奠基人大多数是“新左派”成员。
“新左派”中还有很多人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即第三世界知识分子。
可以这么说，没有前英国殖民地知识分子，就没有“新左派”，也许就没有英国的“文化研究”。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具有边缘性和国际性。
而“新左派”对于文化政治的特殊重视成为“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
其次，“文化研究”的出现与当时的英国的政治氛围也有很大关系。
“文化研究”登入学术的大雅之堂，正是战后英国的政治格局、势力消长的结果。
1964年，在英国，工党重新执政，民主激进思想抬头，反越战、反核武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这种浓厚的民主氛围无疑鼓励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社会批判研究方式。
在文化领域，英国战后出现的种种现象也为“文化研究”的出现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一方面，战后消费文化的发展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社会来临，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相对丰裕。
传播速度与消费方式的变革使当代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平面化、当下性和直观性。
因此，文化研究的学者转而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消费文化，发掘其中蕴含的深层社会情境与文化哲理。
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的全面入侵带来的文化问题也引起文化研究学派学者们的关注。
战后，随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商业文化以席卷之势向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传统入侵。
这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担心会使英国社会美国化，从而影响英国公众的文化生活和大众意识，对英国传统文化构成威胁。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studyofculture），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research）也不完全相同。
因为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实际是与从权力错综复杂的关系角度考察文化实践密切相关。
它关心的不是文化“多么好”或者“为什么好”的问题，而是文化中“为了谁的利益”、“站在谁的立场上”等问题。
也正因为这一点，“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
与一般的文化的研究以价值中立立场与态度去考察对象不同，“文化研究”认为所谓的价值中立往往被挪用为掩盖真实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的借口，因此公开提倡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批判态度，以及对社会文化现实的规范性的而不只是单纯的描述性的研究。
哈贝马斯曾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把人类的兴趣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兴趣，即技术的兴趣、实践的兴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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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的兴趣。
“文化研究”打破了不同知识话语的界限，批判性地介入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实践，应该说它的研究所代表的是一种“解放的兴趣”。
第二节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及理论贡献
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人主要有四位:
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尔。
他们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同时期的研究为“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对传播研究的影响来看，威廉斯和霍尔的研究及理论成果影响更大。
一、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与对电视模式的分析
雷蒙?
威廉斯（1921--1988）出生于威尔士边境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家庭，14岁参加工党的活动，18岁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成为剑桥大学为数极少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之一。
1939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5年主编《政治与文学》杂志，开始关心文化问题，并以现代人的视野来重新阐述“文化”一语所述之传统，一度成为与卢卡契、萨特并驾齐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
威廉斯是英国文学教授，是文化研究学派的灵魂人物，对“文化研究”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威廉斯著作等身，在文化理论、文化史、电视、出版、电台、广告等领域，都做出过巨大贡献。
他的《文化与社会:
1780-1950》、《漫长的革命》、《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文化社会学》等著作都是“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作品。
他的一些观点，如“世上根本不存在„大众?
，只存在将人们看作是„大众?
的各种观念和手段”影响深远，被广为引用。
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对文化的重新定义。
此外，他对电视的研究也产生广泛影响。
（一）文化的定义
长期以来，在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定义是英国诗人、文学与社会评论家马修?
阿诺德（MatthewArnold）提出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与言论”，以及其后的以利维斯主义为标志的精英主义文化观。
在这种观念中，文化显然是指那些为上层阶级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在这种观念看来，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不是文化，甚至是对文化及道德的一种威胁。
对此，威廉斯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
他首先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考察了“文化”这个概念的变迁，追溯了“文化”一词的内涵从工业革命前直至当代所发生的变化。
他指出，“文化（culture）”一词在工业化之前，基本上是指作物的栽培，由此引申为心灵的培育。
这一引申意的用法，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独立出来，自成一统，即为今日意义上的“文化”。
对此，威廉斯指出“文化”有五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说习惯，密切相关于人类追求完美的理念;二是整个社会中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三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四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五是指它渐成一个经常引发敌意或是令人困惑的字眼。
威廉斯认同第四层意义，即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的生活方式。
他认为这是“文化”一词的当代意义。
威廉斯对文化的上述分析，特别是将文化定义为“总的生活方式”，定义为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经验，意味着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文化研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
威廉斯对文化这个概念的新的界定，颠覆了长期占据文化研究阵地的文化精英主义的观念，与形形色色的文化精英主义，如以文学为上的利维斯主义分道扬镳。
最重要的是，这个定义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范围，为文化研究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石。
因为，当文化被定义为“整个生活方式”时，除了以往的精英文化外，大量以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都被纳入了文化的领域。
它们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研究。
于是，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等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家俱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威廉斯明确指出，对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
正因为如此，英国学者克里斯?
任克斯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平民“帝国主义”。
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被“文化化”。
研究对象包括几乎所有生活方面:
歌剧、时装、黑社会暴力、酒巴聊天、超市购物、恐怖电影……，它们不再被局限于一个中心的意义系统。
这个定义还开启了大众文化研究、大众传播研究的大门。
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特别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而日益繁荣的大众媒介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可以说，正是对这一关键词定义的革命性界定，为“文化研究”把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确立了合理性。
以至后来，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文化研究”越来越把研究焦点聚焦于大众文化，文化研究日益等同于大众文化研究。
对于威廉斯来说，从早期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关键词》到《传播》再到后来的《电视:
技术与文化形式》，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兴趣也是一步步转向了大众传媒。
总之，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奠定了“文化研究”平民化和非精英化的基础，是整个“文化研究”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石，被文化研究学派奉为圭臬。
威廉斯也被公认为文化研究学派的灵魂人物，其《漫长的革命》一书的诞生也被霍尔在《文化研究与伯明翰中心》一文中称为是战后英国思想生活中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件。
（二）两种电视模式
电视被喻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当今时代更被称为“电视爆炸时代”。
电视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其影响遍及人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甚至可以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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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中心。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出于对电视的偏见，人们把电视视为健康的灾难，认为辐射病、斜眼、蛀牙都统统和它有关。
人们认为电视要为宗教衰落、政治信任度降低、犯罪和社会暴力行为的增加、流行文化的堕落和极端自由主义的增加负责。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电视也没能逃脱被指责的命运。
《电视，插头毒药》这本书甚至义正辞严地指出电视应为大部分青少年犯罪负责。
一些严肃的批判学派的学者也对商业电视大加挞伐。
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阿多诺，在1954年发表了《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他批判电视是只求盈利的商业投资，是文化衰败的象征，是文化工业中首当其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帮凶。
威廉斯写成《电视:
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于1974年出版。
他承认，他常常对美国的电视节目感到迷惑，因为美国电视节目动不动就转到了广告或者其他节目的预告上去了。
作为一个习惯了英国电视节目的英国人，他感到跟不上美国电视的节奏，从头到尾不知道看了一些什么。
他因此把美国与英国的电视节目进行了比较，并将电视节目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类:
一类是商业性质的，即主要播放肥皂剧、系列剧、电影以及其它娱乐节目，这就是美国的商业电视节目模式;另一种是公共服务性质的，侧重新闻、公共生活报道、特写、纪录片、教育、艺术、音乐以及儿童节目，这一类以英国电视节目，尤其是BBC的节目为代表。
但是威廉斯并没有像一些从欧洲来到美国的学者那样，把美国的商业文化贬为垃圾，把欧洲文化标举为高雅文化。
相反，他并不认为英国公共服务模式的电视节目就好过美国的商业电视模式。
威廉斯分析认为，英国电视倡导的公共服务模式，往往是说教式的，与国家的调控有关，而且往往失之抽象，观众也是被动的。
他认为，这个特点显而易见是观众的阶级特征造成的。
英国公共电视节目的观众大都是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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