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宋代文学概述 汤江浩Word文档格式.docx
《第一讲宋代文学概述 汤江浩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一讲宋代文学概述 汤江浩Word文档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此为世人所共知，然亦谈何容易耶？
”（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3】缪钺《论宋诗》：
“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
宋人审美观念亦盛，然又与六朝不同。
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
六朝之美在声容，宋代之美在意态；
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
总之，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惊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
此皆宋人心理情趣之种种特点也。
此种种特点，在宋人之理学、古文、词、书法、绘画，以至于印书，皆可征验。
由理学，可以见宋人思想之精微，向内收敛；
由词，可以见宋人心情之婉约幽隽；
由古文及书法，可以见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态而不在形貌，贵澄洁而不贵华丽。
明乎此，吾人对宋诗种种特点，更以得深一层之了解。
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泠，其词句不尚蕃艳而尚朴澹，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醲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
扬雄谓言为心声，而诗又言之菁英，一人之诗，足以见一人之心，而一时代之诗，亦足见一时代之心也。
”（缪钺《诗词散论》）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两个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经历过巨大的动荡，即金人入侵造成的北宋灭亡和南宋兴起，虽说二者同为赵氏王朝，但实际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
刘勰曾说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时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675页），社会政治上的变迁深刻影响了北宋和南宋文化思潮和文学的发展。
这是学习宋代文学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2、宋代政治的演化
【1】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是划时代的事件，后周灭亡，代之而兴的是北宋，赵匡胤为宋太祖。
北宋王朝的建立，对外先后征服了后蜀、南唐、吴越、北汉，使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结束，国家大体重归一统。
辽与西夏和北宋的对立、抗争，使北宋对外的政策受到遏制，和解与战争时而发生。
对内，宋太祖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以温和的“杯酒释兵权”方式，把兵权集于自己一身，并把敛财的权利也归于中央，从而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完成中央集权，确立了国家的基本体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建隆二年七月：
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
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
普乘间即言之，上曰：
“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
”普曰：
“臣亦不忧其叛也。
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
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
”上悟，于是召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
“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
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
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守信等皆曰：
“何故？
”上曰：
“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守信等皆顿首曰：
“陛下何为出此言？
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不然。
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皆顿首涕泣曰：
“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上曰：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皆拜谢曰：
“陛下念臣
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复试，有位名叫赵昌国的人，自称一天可作诗百篇，要求应百篇举。
宋太宗出了杂题二十道，要他就每一道题写五首律诗。
赵昌国到天快黑了才写成几十首，并且大都不太高明。
宋太宗竟特赐他及第，说是要鼓励后来的人。
还有一个叫李虚己的，因诗思可嘉，赐钱五十缗，结果误赐五十万。
【2】变法与“朋党之争”
北宋从仁宗的时候开始，由于宋初中央集权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政权的稳固，宋仁宗在庆历年间，重农桑而减徭役，并任用范仲淹、韩琦等人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
即是史称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等人改革吏制，兴农桑之利，而前者受阻，导致变法迅速失败。
到神宗时，又有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以民富则国强为基点，采取种种措施以促进农业生产，抑制豪强，然而同样遭受到守旧势力的反对。
神宗去世后，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
同时，两次变法中革新与守旧所致的“朋党之争”对北宋造成了很大伤害。
【3】外患与“靖康之难”
北宋时期，辽与西夏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农民起义频繁发生。
当女真族兴起，建立金国，先是灭了辽国，把辽国的土地尽收自己的囊中；
接着南侵攻打北宋。
北宋宋徽宗传位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希望他担当抗金重任。
但北宋终不敌金，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入北宋都城开封，宋徽宗、宋钦宗及后妃、皇室宗亲三千多人被掳，这就是历史上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难”。
从此，北宋灭亡，时在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受旧臣拥戴，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后迁都杭州，揭开南宋的篇章。
【4】权臣与“和议”
南宋王朝怯于抗金，朝野的战与和论争一直存在，朝廷的主和派往往占了上风，主战派则屡遭挫折。
于是，宋高宗时的“绍兴和议”、宋孝宗时的“隆兴和议”、宋宁宗时的“嘉定和议”构成南宋王朝抗金的失败史和屈辱史。
直到蒙古族兴起，建立了蒙古国，灭金以后，继续南侵，建立元朝，随之灭了南宋，时为1279年。
两宋前后历时320年。
不过，应该注意北宋的繁荣与南宋的偏安对宋代文学的影响。
像北宋词的兴盛，就是伴随着社会的兴盛而至的。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正是北宋繁荣的生动体现。
而南宋的偏安给爱国文人造成的心灵折磨，他们从内心盼望江山一统，因而出现了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美术作品，同时涌现了大量抒发爱国情怀的文学作品。
3、宋代文化的特征
【1】“三教合一”与理学
唐代社会的儒、释、道三教的并立，在宋代社会得到了沿袭。
宋太祖初立国，即令武臣习儒，以明治国之道，开了崇儒的风气。
随之，宋太宗访求古籍，宋真宗把儒学十三经颁行学宫，宋神宗立太学三舍法，这一系列具有政治色彩的行为，使宋代儒学彬彬大盛。
与唐王朝相仿佛，宋代的帝王奉儒也奉道、佛。
宋太宗曾下令收集、整理五代以来散佚的道教典籍，修建道观。
宋真宗效法宋太宗，派人校订道经，修《道藏》。
宋徽宗更是痴迷道教，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的奉佛也是从宋初开始的，宋太宗时建筑寺庙、翻译佛经；
宋真宗深恋佛教，撰《崇释论》，对社会影响深广。
宋代的儒、释、道三教并兴导致的三教融合比唐代的三教互相吸引更有理论上的自觉，从而有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特征。
北宋道教的代表人物张伯瑞就曾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
于是儒、道、佛三教的互释现象屡见不鲜。
三教并行，保持着各自的思想特征，但它们处在同一的社会环境中，彼此渗透实为自然。
不过，宋代社会的三教同驱，尤为突出的是儒学，为人称为“道学”或“理学”。
这是儒学的新面貌，被称为“道学”，是因为奉行者自认为继承了尧、舜以来的儒学道统，并以“明道”为旗帜；
被称为“理学”，是因为他们以“理”为宇宙本体，为哲学思辨的最高范畴。
从原始儒学到宋代理学，其核心是儒学，但宋代的理学渗透了佛学和道学，与原始的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理学的发展有北宋、南宋之分，北宋理学的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
南宋则有朱熹、陆九渊的理学。
同为理学，他们的思想主张有所不同。
如朱熹主张“理”先天地而存在，而陆九渊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心也就是理。
虽说理学在两宋有不同的派系，但在根本上都是以“理”解释自然万象和社会万事，使之成为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托，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所影响的不仅是封建伦理规范的重建，而且是人格的重建。
自然与两宋文人密切相关。
宋代的理学之风渗透了文学，诗文都好说理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2】科举与文学
与两宋文人密切相关的另一文化现象是科举制度。
北宋初年，科举沿用唐制，诗赋是进士举的必试科目，举子对诗赋的写作可以说是趋之若鹜。
宋太祖开宝五年（972），有人告发主考官李昉徇情取舍，宋太祖亲临，召见落第者，择195人，开殿试，别试诗赋，可以知道诗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举子入仕乃至人生的命运。
苏轼曾说：
“昔祖宗之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
”（《苏轼文集·
拟进士对御试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1页）这表明朝廷以诗赋取士对于诗赋自身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宋仁宗嘉祐年间，诗赋虽是科考课目，但因社会以古文为贵，诗赋的势头渐衰，又遭王安石变法时的抨击。
王安石认为：
“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
”（《宋书·
选举志》）认为诗赋与现实生活隔膜而不可取，主张废除以诗赋取士的科考旧例，代之以经义、策论取士。
几年以后重新恢复诗赋取士，而让诗赋与经义分科，结果是研习诗赋者多，专攻经义者少。
这种情形一直流行到南宋，仍有“自经赋分科，声律日盛”之说，以致南宋高宗感慨：
从前因举子不读史方用诗赋，今则不读经，不出几年，经学废矣。
由此可见科举对诗赋的影响之大。
不过，科举对文人的影响不限于此，一些出身寒微的文人通过科举的道路进入仕途，加速了他们在文坛上的影响，进而影响文学的风气，欧阳修就是很典型的代表。
【3】宋人的精神面貌：
卫道意识、使命意识、忧患意识、爱国意识；
博学、严谨、平实、深沉、理性、淑世
4、宋代文学的多体并行
宋代也可以称得上是文学的时代，它步唐代文学的后尘，在诗、词、文、小说等方面都有成就。
限于时间的关系，这里不讨论小说的问题，只对诗、词、文三体作一些探讨。
【1】宋诗
宋诗没有唐诗的辉煌和光彩，但继承并保持了唐诗的创作势头。
诗人之多，诗歌数量之多可以与唐诗相颉颃（xié
há
ng）。
北宋初期诗坛，主要有三个诗歌流派：
白体诗派、晚唐体诗派和西昆体诗派，它们在唐诗的阴影下踱着自己的步子，既各有取法，又各有兴味。
虽说白体诗派中的王禹偁在三派中算得上是最有影响的诗人，但他并没能走出唐诗的光环。
随之，进入北宋中期，这一时期的诗人对“北宋三体”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主张诗歌出自性情，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又承袭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使诗歌趋于散文化。
与他同行的有苏舜钦、梅尧臣。
待王安石走上诗坛，他以文为诗、奇险瘦硬的诗歌风格，为后来的苏轼和黄庭坚开通了诗歌的道路。
苏轼是这一时期乃至宋代最有成就的诗人，他以才高学富，兼包并蓄，得杜甫诗歌的才学、李白诗歌的飘逸、韩愈诗歌的奇伟，不仅使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个性，也使宋诗真正有了自己的面貌，开创了宋诗的时代。
而在北宋后期诗坛上，本为苏门弟子的黄庭坚，不为苏轼牢笼，直接秉承杜甫以才学为诗的精神，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个从北宋流衍到南宋且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中具有成就的作家，不以黄庭坚的诗歌风格为绝对的模式，在同一旗帜之下又各有蹊径。
当江西诗派仍行于世的时候，南宋前期诗坛上，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饮誉一时。
四人在诗歌创作上各有成就，唯陆游不仅是四人之冠，也是南宋诗人之冠。
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屈辱培育了陆游强烈的爱国之情，使他成为屈原、杜甫之后最有影响的爱国诗人。
陆游转益多师，汲取众家之长，展现了沉郁、豪放、俊逸、明快等多种风格。
杨万里则以他独特的“诚斋体”带动了一时的诗歌创作风气。
宋代诗歌的晚唱是江湖诗派的出现，时值南宋后期。
江湖诗人学晚唐的诗歌风格却又不同于北宋初年的晚唐体诗派针对“白体”的平易浅近而发，而是针对江西诗派以才学淹没性情而生的，诗的境界狭小，语言则清新自然。
【2】宋词
宋词是在唐五代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有趣的是，词在唐代文坛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却它在宋代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对宋词风格的划分很早就学者论及。
明代张綖（yá
n）在《诗余图谱·
凡例》后的“附识”中说：
“词体大略有二：
一体婉约，一体豪放。
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
”此论一出，词分婉约、豪放即不绝于耳，乃至于清初王士祯改称婉约词派与豪放词派。
然而，宋代词人并没有有意识的词派，词人中有纯净的婉约词人却没有纯净的豪放词人，写豪放词的人往往多有婉约之作，从而使所谓婉约词派与豪放词派的分野难以明晰。
后世对此批评与称道者都有人在，而对宋词流派细分，在晚清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提出的十四体，近人詹安泰在《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一文中提出的八派，今人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按宋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了划分：
北宋初年的江西词派、俚俗词派、浑雅典丽词派、俳谐词派、英雄豪杰词派、学苏词派、李清照派、供奉词派、隐逸词派、稼轩词派、姜张词派、学清真派、梦窗词派、宋末元初的江西词派。
所有这些，可见不同的研究者各持一说，宋词流派的划分至今没有定论。
其中婉约、豪放之说的影响最大，最为一般人认同也是事实。
宋词在唐五代词以后，有自身的发展道路。
北宋初年，是词的沉寂时期，六十年间词人与词作都不多见，直到北宋中期，词才蓬勃发展起来。
北宋中期，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承袭晚唐五代词风，虽说是以词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缠绵情感，柔婉宜人，但没有走刻板地因循传统的老路，在风格上以个性化的色彩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创新。
词至柳永始有大变，热衷功名的柳永不意仕途坎坷，自我放纵而沉溺于秦楼楚馆，偎红拥翠，在词的创作上一般认为他有两大贡献。
一是以市民生活入词，扩大了词的题材。
二是把传统的小令，改造成为慢词，或者是自创慢词，丰富了词的体式。
继而词在苏轼手上再变，苏轼词也不乏婉约之作，但他以旷达超逸的襟怀和深沉理智的思考开创了词的豪放风格，一改词的绮罗香泽之态，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在词的题材运用上也有大胆开拓，清代刘熙载就说：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艺概·
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8页）无意无事不可入词，词的题材也就不再有任何的局限。
北宋后期，与苏轼过从亲密的秦观、贺铸，依然走的是柔婉的词风之路。
其后，周邦彦登上词坛，使柔婉之词异彩纷呈。
陈廷焯说：
“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
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
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
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
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梵语音译词，为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之一，意即“定”、“正定”。
《智度论》：
“善心一处不动，是名三昧。
”后借指事物的精义），亦尽于此矣。
”（《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
所以，有人认为周邦彦是北宋末年婉约词的集大成者。
“靖康之难”，社会动荡，许多人有国破家亡之痛。
这给词坛带来了很大影响。
处在北宋和南宋之交最杰出的词人是李清照，她词作表现的早年少女、少妇的情怀和晚年寡居孤处的凄凉，映射出社会和人生的巨大变迁。
奉行“词别是一家”的她，词的柔丽清新为人尊为“易安体”。
词人或因饱经社会丧乱，以词诉说悲苦之怀；
或因国土沦亡，而以词抒发爱国之情。
陆游先行，随后有辛弃疾和辛派词人陈亮、刘过等人的相伴，使辛派词在南宋气势最盛。
辛弃疾因词有豪放一格，且成就很大，和苏轼齐名，人称“苏辛”，他的旷达不及苏轼，但在逞才使气上则为苏轼所不及。
不过有些辛派词写得粗率而缺少艺术上的推敲，流于叫嚣。
南宋中后期，周邦彦影响下的格律词复兴，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人重词的典雅精巧，音律和谐，没有辛派词人那样的昂扬愤激之气，但有因国家命运而生的哀伤沉郁之情。
【3】宋文
宋代的散文有北宋、南宋之分，不过，谈论宋代散文的人一般多谈北宋的散文而少及南宋的散文，这是南宋散文的文学成就远逊于北宋的散文所致。
北宋初年，散文的发展有两种走向，一是回归到韩、柳的古文传统上去；
二是尾随晚唐的骈文风习，仍然从事骈文的写作。
北宋初年的柳开、王禹偁是古文复兴的先锋，他们远绍孔、孟，近师韩愈，宣布扬儒学的道统，使文道合一，古文的作用则在于传道明心。
另一方面，“西昆体”的主将杨亿、刘筠、钱惟演也是推行骈文的主将。
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说：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
”从这里来看，“科第”与“名声”的双重作用，使北宋初年骈文的兴盛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
北宋中期同时是散文发展的重要时期，俗称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出自这一时期。
北宋古文的兴盛是在欧阳修走上政坛和文坛之后。
欧阳修深受韩愈之文的影响，并推动天下学者非韩文不学，于是有欧阳修倡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之说，在他之后，王安石、苏轼、曾巩等人“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宋史》第３７册第１２９９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曾巩曾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说观圣人之道应在孟子、荀子、扬雄和韩愈的书中，韩愈之后，能够明道的就只有欧阳修。
欧阳修自己也说他的“道”是与韩愈一脉相承的儒家之道。
在散文风格上，欧阳修的议论文善于见微知著，于平易中见深刻；
叙事状景则常和抒情联系在一起，曲折婉转；
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见长，言辞犀利，显思想之锋芒，说理透辟，见思想之深刻；
曾巩之文则以崇尚学理，醇正典雅见长，前人对他的散文有纡徐不烦，简奥不晦的评价；
苏洵之文善论古今成败得失，纵横驰论，理足势壮；
苏轼之文不遵格套，随物赋形，意从己出又深富气势；
苏辙之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文集》第４册第１４２７页，中华书局）。
宋文六家之后，黄庭坚等人也有散文，风格沉稳。
南宋，散文的发展不像北宋散文那样繁荣，由于王朝衰微，国土沦丧，抗战与求和的交错发生，常常是求和胜于抗战，使很想以抗战报国的文人充满了内心的痛苦，于是有宗泽、李纲、胡铨、辛弃疾等人写文章献抗战恢复的策略，抒发报国不能的忧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自然也有不以抗战恢复为主题的散文，如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朱熹的《百丈山记》等。
再则是南宋的理学之文和笔记小品，显示了不同的文学趣味、韵致。
链接
陈桥兵变：
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受命抗击北汉和契丹，兵行至陈桥驿，（今开封东北），赵普、石守信等人策动军士喧哗，要策封时为检校太保的赵匡胤为天子，并以黄袍加赵匡胤之身。
次年，赵匡胤称帝，改国号为宋。
（参见《宋史·
太祖本纪》）
参考资料
《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全宋词》唐圭璋中华书局1980年版
《全宋文》曾枣庄等，巴蜀书社1993年版
《历代诗话》何文焕中华书局1981年版
《词话丛编》唐圭璋中华书局1986年版
《宋词选》胡云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唐宋词简释》唐圭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宋诗选注》钱钟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宋文选》四川大学中文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唐宋文举要》高步瀛中华书局1963年版
《宋代文学史》孙望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两宋文学史》程千帆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宋代文学通论》王水照河南大学出版社
《宋诗史》许总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唐宋词史》杨海明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唐宋词流派史》刘扬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散文史》郭预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宋代散文研究》杨庆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宋代文学思想史》张毅中华书局
补充书目：
明·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清·
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
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川大）
张舜徽《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年（华中师大）
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北大）
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复旦）
顾吉辰《宋史考证》，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师大）
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浙大）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复旦）
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北大）
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社，1996年（南大）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河北大学）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浙大）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华东师大）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中大）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社科院）
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四川师大）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浙大）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河北大学）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河南大学）
[法]阿诺德·
汤比因《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
[美]卡尔·
A·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德]马克斯·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日]溝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等译，中华书局，1997年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美]包弼德《斯文：
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