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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豫州（相当今安徽江淮地区和江南大部，及河南的淮河以南）15万、12.6万；

雍州（相当今湖北襄樊、谷城一带和河南的南阳地区）15.8万、8.2万;

秦州（相当今陕西汉中一带）5.1万、5.1万③。

因此在上述州，侨郡人口或是当地人口的基本部分（秦州，100%），或是人口的主要部分（南徐州、南豫州和雍州,分别占53%、84%和52%），或占三分之一左右（南兖州,占30%）。

上述移民密集分布区大体在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汉水－长江下游南岸平原以北。

①以上据《中国移民史》魏晋南北朝卷，葛剑雄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侨郡、县的确定据《宋书·

州郡志》和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各州　人口数据郡数合计。

凡一郡下只有部分县属侨县者，据县占郡内县数比率推算。

　　唐后期五代各区域的移民数量，大致以今苏、皖二省的长江以南、上海市、浙江省北部、四川盆地和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最多，其次是江西北半部和今苏、皖两省的江淮地区、今湖北省的长江以北和河南的南部地区，福建则是唐末移民的重要迁入区。

如以移民的分布状况和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来划分，可分出三大区域:

（一）、密集型区域，即移民在大部分府州成了人口的主体部分。

今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和直到入海口的长江干流以北，都属于移民的密集分布区。

（二）、点状型区域，即同一区域中一些府州有较多的移民，一些府州则移民较少，因而未能密集成片而呈点状分布。

这一区域在大巴山和长江干流以南，云贵高原和南岭山脉以北。

在少数府州，移民在人口中占了一定的比重。

（三）、稀疏型区域，即全区域移民总数不多，除了极个别地方移民未能对当地人口构成产生影响。

此区域在点状型区域之南。

①

　　宋代靖康之乱以后的南迁规模远远超过唐后期五代，仅绍兴和约签订之前便大约有五百万人，南方大部分府州军的绝大部分县都有数量不等的移民分布。

各地区的移民数量以今苏、皖二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上海市和浙江省最多，江西、湖南、湖北、苏皖两省的江淮地区、四川、陕西南部和福建次之，今广东和广西最少。

按移民的分布状况和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来区分，仍然分成三大区域，与唐后期五代的移民潮相比，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长江南岸地区加入密集型区域，其余大体相同。

在今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不含恩施地区），湖南省的洞庭湖西部平原，以杭州、南京、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两宋之际当地人口严重下降和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北方移民也已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

②

　　据上所述，三次南迁浪潮时北方人口在南方的分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位于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在各次北方人口南迁潮中，绝大部分府州往往都是移民密集型区域。

　　第二，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在东晋南朝和南宋时加入移民密集型区域，在这两次移民潮中北方移民都是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

　　第三，位于大巴山－长江南岸平原以南，云贵高原－南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属于点状型区域，移民未在人口中占主体地位。

　　第四，位于南岭以南的今广东、广西地区，在各次南迁潮中，移民数量都比较有限，属于移民稀疏型区域。

　　第五，拥有今云南、贵州两省和湖北、湖南、广西、四川毗邻地区的云贵高原，在各次南迁潮中几乎没有移民迁入，属于移民空白区域。

　　近年来，一些科学工作者调查了我国24个民族、74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gm、km分布，测定了9560例个体的gm因子，根据gm单体形频率计算遗传距离并绘制了系统树，从而得出中华民族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

这两个群体大致以北纬三十度为界，其北属于北方型，其南属于南方型，双方的gm表型的分布明显不同。

而且，居住在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同一个集群，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同一个集群，南方和北方汉族的差异远远大过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

①以上据《中国移民史》隋唐五代卷，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以上据《中国移民史》宋辽金元卷，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北方　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四章第五节，吴松弟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原因是南方和北方两大集群的起源不一样①。

这一假说和上述移民史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北纬三十度线约经过今浙江杭州以南、安徽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省界、湖北的长江南岸平原以及四川的中部。

如果除去四川的北部（说明见下），北纬三十度线以北的南方区域相当于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及长江南岸平原，与本文所说的移民密集型区域大体一致。

这并非偶然，因为今日的人口分布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人口迁移的结果，而靖康乱后的人口南迁是北方人口的最末一次大规模南下。

这不免使我们想到，是否是北方移民迁入时在各区域人口所占比重的不同，使民族融合和汉族形成发展的形式出现差异，从而影响到人体免疫球蛋白的差异呢？

为此，需要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区域，讨论北方移民和汉族形成发展的关系。

云贵高原在三次移民潮时属移民空白区，来自南方地区的汉族移民明清以来始大举迁入，不属于讨论范围。

二　南方北部地区的人群更替和汉族的形成与发展

　　此处所说的南方北部，指大巴山－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

关于南方的非汉民族，《汉书》有西南夷、两粤等周边民族列传。

西南夷指夜郎、莫、邛都、徙、白马之类，分布在巴、蜀的外围，大约在今云南、贵州及四川盆地周围。

两粤指南粤和东粤，分布今广东、广西、福建与浙江的南部。

《后汉书》有《南蛮西南夷列传》，南蛮指武陵蛮、越裳、巴郡南郡蛮、板循*蛮等，除了越裳蛮在今越南一带，其余都在今湘、鄂两省的西部和四川东部山区，最西直到巴郡的阆中（今四川阆中市）。

据此，南方北部由于经历了自先秦开始的华夏族的逐步南迁和民族融合，绝大多数地区在汉代就已是汉族的生活区域。

不过，由于南北朝时一些非汉民族迁入，隋代江淮地区的西部“多杂蛮左”②。

此后，经过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在江淮已找不到非汉民族成员的痕迹（不计新迁入的个别移民）。

因此，本区早期汉族形成于汉代以前，与三次北方移民南迁潮并无多大关系。

但是，此后我国处于南北分裂时期的残酷战争和移民迁入导致的数次人口更迭，却使北方移民对后期汉族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本区是我国南方和北方两大地域的联接地带，一旦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即成为分裂政权军事对抗的地区和基本战场所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南宋和金、南宋和蒙（元）的对峙时期无不如此。

大战来临时，当地人口数量严重减少，或死于战争，或被迫迁入长江以南避难，只有小部分的人留居本地。

同时，北方移民向南迁移首先要进入本区，一些移民遂在此定居下来，最终结果是新迁入的北方移民取代了原先居住于此的人民而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

因此，三次人口南迁浪潮为大规模人口更替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汉族人口的主要来源。

　　早在三国和两晋时南方北部便发生过几次人口更迭。

州郡志》说淮南郡（三国魏初相当今安徽江淮地区的东部）的沿革：

“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

吴平，民各还本，故复

①赵桐茂、陈琦等《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的研究:

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　《遗传学报》18卷2期，1991年。

②《隋书》卷31《地理志》。

立焉。

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

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晋末遂割丹阳之于湖县为淮南境。

”三国对立长达半个世纪以上，所谓“吴平，民各还本”并非指原居民迁回家乡，而是外来移民迁入。

类似的人口迁移并非仅仅发生在淮南郡，而是遍及江淮地区，上举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南豫州、南兖州、雍州和秦州均有侨州郡县，即是证明。

四州总人口共48.4万，侨郡人口为29.7万，占61%。

由于自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以来，几次实行土断，将散居侨人断入所在籍贯，并省没有实土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①，大明八年的侨郡人口主要反映其前不久的北方移民南迁结果，而此前一个半世纪共发生四次北方人民南迁②，因此有理由认为北方籍人民已成为江淮人口的主体部分。

　　这种新迁入的移民代替原先的土著居民的状况，在唐末和宋代再次重演。

唐末淮南战乱频仍，“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

杨行密控制淮南以后，采取种种措施，“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③。

“招抚流散”即移民迁入是战后淮南人口恢复的主要原因。

汉水流域在安史乱时受到战争的破坏，“户口流失大半”④。

由于“浮客相与来”，人口数量始得到恢复⑤。

今湖北长江以北地区可以江陵府（治今江陵县）为例。

《旧唐书·

地理志》载：

“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江陵府属荆南节度使）井邑，十倍其初。

”但唐末江陵府毁于战火，只剩17家人家。

在成*的抚辑下，到天复三年（903年）因移民迁入始恢复到近万户⑥。

两宋之际，南方北部受到战争的残酷破坏，人口数量剧减，战后移民大批迁入，人口和经济才有所恢复。

文献载:

“两淮田亩荒芜，愿耕之民多非土著”⑦；

荆南一带“沿路居民大抵多四方人，土着才十一也”⑧；

都反映了外来移民是人口的主要部分。

在汉水流域，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残弊特甚，户口无几”⑨，梁州（治今汉中市）和洋州（治今洋县）“两州之民，往往逃绝”⑩，人口的恢复也主要依赖移民的迁入。

由于来自江西、两浙等路的南方籍移民南宋孝宗以后才开始迁入，此前的外来移民基本来自北方⑾。

南宋后期，由于蒙（元）军队大举攻金导致北方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下，相当于南方北部的陕南、汉南和淮南等“三边之地”形成“华夷（指新来

①《宋书》卷2《武帝纪》。

②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③《资治通鉴》卷259，昭宗景福元年八月。

④《旧唐书》卷117《严震传》。

⑤岑参《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全唐诗》卷198。

⑥《资治通鉴》卷157,僖宗文德元年；

《新唐书》卷190《成内*传》。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二○。

⑧陆游《渭南文集》卷47《入蜀记》。

⑨《宋史》卷367《郭浩传》。

⑩《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二八。

⑾孝宗淳熙间陈造说淮南:

“风俗纯质，土物有中原气。

近者南北杂处，渐不如旧。

”　见《江湖长翁文集》卷27《上王参政奏札》。

自金界的汉族人民）杂居”，“客主不敌”的局面，扬州、襄阳等地甚至“降附之人，居其太半”①，表明不久前迁入的北方移民已占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

　　综上所述，每当南北分裂时，南下的北方移民总是取代原先的土著居民，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

这种变化，往往又和期间北方汉族因周边民族内迁、融合而发生的新变化相呼应，表现为在中原发生新一轮民族融合的时候，经历上一轮民族融合的北方汉族人民复迁入本区。

因自南宋以后已无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下，今本区人民的北方血统很可能都是南宋时期移民的结果。

由于有关汉代以前北方汉族南下本区的文献缺少记载，无从得知区内早期汉族的主要形成方式，是北方移民因在人数上占优势从而取代土著民族的主体地位，还是移民人数不多但土著民族接受移民先进的经济文化从而走向汉化。

不过，既使采取后一形式，由于三次南迁浪潮时北方移民都在本区成为人口的主体，必然也要把原有的土著民族的血缘冲得极淡。

三　南方中部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汉族的形成与发展

　　此处所说的南方中部，指大巴山－长江以南、云贵高原－南岭以北的地区。

　　南方中部远古是巴、蜀、越等民族的家园。

上举《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的东汉时非汉民族活动范围，主要在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市）以东的四川盆地东半部和今湘、鄂两省的西部山区，其余地区似乎都未包括在内。

但实际上，未包括在内的区域中，只有四川西部和长江下游南岸平原以汉人为主，在广大的地区汉人居住区和政权统治区实际上仍限于平原、河谷和交通线一带。

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山区，直到三国时以山越为主的非汉民族依然很多。

山越控制着山区和边远地带，威胁着孙吴政权的安宁。

《三国志》卷60评论道：

“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表明山越叛乱对孙吴国力的严重影响。

上书同卷及卷64所提到越人生活或叛乱的地区，计有会稽、丹杨、吴、建安、鄱阳、新都、东安、庐陵、豫章和临川等郡，已遍及今浙江、福建、江西、上海四省市和苏、皖两省的江南地区，甚至连吴郡的钱塘（在今杭州市）及其西的余杭等平原县分也有。

在四川盆地，自西晋以来因原来居住在边远地区的氐、叟、僚、盘瓠、廪君之族大举进入，非汉民族人数剧增，分布地更加广泛。

僚人迁移影响尤其深远，东晋时“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②，分布在盆地内部及沿边各地，包括原来非汉民族很少的盆地西部。

僚人在最盛时可能达到三四百万口，超过汉人的数量③。

　　隋代，民族分布状况已有了较大的改变。

原山越人居住的今浙、闽、赣、苏、皖数省，此时已是“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经济文化具有一定水平的汉族地区④。

非汉民族人数不多，主要生活在今福建、

①魏了翁《鹤山集》卷19《被诏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卷16《值前奏事札子　二》。

②《北史》卷95《獠传》。

③参见蒙默、刘琳等《四川古代史》第三章第四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隋书》卷31《地理志》。

广东和江西三省相邻地区，后被称为畲族①。

四川盆地诸郡多数地区的人民勤于稼穑，工于织绫锦，文化上具有“敏慧轻急，……，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的特点，显然已经完成与汉族的融合②。

不过，到南北朝结束时四川盆地的非汉民族尽管趋于衰微，活动地域缩小，但人数仍然不少。

例如僚人，虽然很多人已开始与汉族的民族融合进程，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保持原先的生活方式，“其种滋蔓，保据岩壑，依山走险，若履平地，虽屡加兵，未可穷讨”，为“诸夷之中最难以道招怀者也”③。

此外，长江中游的沅陵、清江、九江、江夏诸郡仍“多杂蛮左”，但有的“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已完成或接近完成汉化；

“其偏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仍保持本民族的特色。

另外，“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

……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

”④。

　　隋代的民族分布状况，是魏晋南北朝期间北方汉人南迁和南方民族大迁移的结果。

据上所述，期间汉族生活区域的拓展以东南部最为迅速。

山越的消失，和孙吴政权的进攻与强制迁移有关，但真正使中原王朝能够完全统治长江中下游，完成汉族与这里非汉民族的融合，那还是应该归功于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的南迁⑤。

　　经过发生于唐后期五代的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口的南迁潮，以及期间民族融合的新进展，汉族力量较前壮大，非汉民族的生活地域又有缩小。

北宋初南方中部的非汉民族生活的主要地区，在四川盆地的岷、沱、涪等三江之中下游，泸州长江以南及今万县、忠县、南川、彭水一带，湖北的清江流域，湖南的沅水、资水、澧水的中上游及湘江上游舂陵水流域、南岭山地，以及福建和江西交界地区⑥。

与隋代的民族分布比较，显然四川盆地内部和长江中游南岸州郡的非汉民族大多已完成与汉族的融合，非汉民族的生活地域显著缩小。

　　自北宋靖康之乱以后至南宋灭亡，又发生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下浪潮。

同时，南方人口密集区域由于人口压力开始往地广人稀的区域移民。

经过宋元时期的人口迁移和民族融合，明代在南方中部非汉民族区域设立土司的地区，只有今湖北的清江上游（施州卫）及其西邻的四川石柱县（石柱宣抚司），湖南、贵州二省境内的沅水支流酉水流域（永顺、保靖州二宣慰司和酉阳宣抚司），四川泸州的长江以南地区（永宁卫）⑦。

上述设立土司的区域，均属于云贵高原的范围。

换言之，在南方中部已无人数较多值得朝廷设立土司的非汉民族聚居地区。

虽然未设立土司的其他一些地区，例如福建的西南部、湖南的湘水上游，仍有一定数量的非汉民族，但就南方中部而言，绝大部分地方都已是汉族人民的生活区域。

明清以来，汉族人民大举移民台湾，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

①参见《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第一章第二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隋书》卷29《地理志》。

③《北史》卷95《獠传》。

④《隋书》卷29《地理志》。

⑤葛剑雄《中国移民史》两晋南北朝卷，第十四章第二节。

⑥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各府州“风俗”；

《宋史》卷493-496《西南溪峒诸蛮传》，　卷41《理宗纪》。

⑦据《明史·

土司传》。

　　南方中部汉族生活范围的扩展和非汉民族区域缩小的问题相当复杂，以上区区数百言只能勾划出大致轮廓，说明各时期非汉民族和汉族进行融合的区域有所侧重：

魏晋南北朝主要在今浙、闽、赣三省和苏、皖两省的江南地区以及四川盆地内部，唐后期五代主要在四川盆地内部和长江中游南岸，宋元主要在四川盆地的岷、沱、涪等三江的中下游及今万县、忠县一带及湖南的沅、资、澧三水流域。

除了南宋时期情况有些特殊，汉化侧重区域也有较多来自南方人口密集地区的移民，其前两个时期汉化的侧重区域均位于或靠近该时期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地，说明北方人口南迁是推动南方中部地区汉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

　　南方中部地域广大，各区域北方移民的数量相差甚大，迁入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极不相似，因此对汉族形成发展的作用形式也不一样，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在东晋南朝和南宋两次移民潮时属于移民密集区的长江南岸平原为一种类型，主要是北方移民取代土著居民从而形成汉族或新的汉族群体。

这方面可以南宋初的临安府、平江府、建康府等三个江南中心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南岸最重要的州鄂州为例。

南宋人说临安府（治今杭州市）:

“自累经兵火以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凑并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①;

说平江府（治今苏州市）:

“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②。

元代人说建康府（治今南京市）:

“在宋建炎中，绝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洛力能远迁巨族仕家。

”③《大明一统志》于武昌府下引宋代《图册》说鄂州（治今武汉市武昌）:

“自往昔军兴，土民颇鲜存者，而西北避地者萃焉，东南趋利者辐焉，五方杂寓，家自为俗。

”据此，在上述四州，南宋初由于金兵南下的原因土著人口大量减少，大批迁入的北方人口（鄂州还有东南籍人口）遂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或重要部分④。

上举刘宋大明八年的户口资料，也说明东晋南朝时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北方人口都是当地人口的主要部分。

江南一带的山越人在三国以后不复存在，显然与此有关。

　　当战火波及到长江中下游南岸平原时，其南区域和大巴山以南的四川盆地却往往比较安宁，纵使有战争破坏程度也比较轻，除了极少数地方，几乎都不曾发生过土著人口严重下降的现象。

由于最多量的北方移民首先沉淀在江淮、汉水流域和长江南岸平原地带，进入以南区域的移民人数要少得多。

因此，在这一区域，北方移民从不曾在绝大部分府州的人口数量中占有优势地位，移民对汉族形成发展的作用形式属另一种类型，即以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非汉民族，促使其缩小与汉族的差别，从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

因此，这一区域的汉族，主要来源于南方的土著民族而不是北方移民。

四　南方南部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汉族的形成发展

　　此处所说的南方南部指今广东、广西和海南，历史上称其为岭南。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

②韩虎*《涧泉集》卷17《次韵》。

③《至正金陵新志》卷8引戚氏语。

④《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二章和第三章曾对临安、平江二府和鄂州的北方移　民人数作过估计。

乾道五年临安府共26万户,移民约18.9万户;

淳熙十一年平江府共　17.3万户,移民约9万户;

宁宗时期鄂州约20万户,移民约8万户。

　　虽然汉族对岭南地区的移民，早在秦统一之后即已开始，但历次迁入的北方人口数量并不很多。

永嘉之乱时只有个别人迁入，唐后期五代和南宋时岭南也是移民的稀疏分布区，有理由认为北方移民从不曾在当地人口中占过优势。

西汉初割据岭南的南越王、汉人赵佗给皇帝致信，称自己为“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说自己身处“蛮夷中间”①。

《隋书·

地理志》叙岭南事时，以绝大部分篇幅介绍俚、诸蛮、诸僚等非汉民族的生活状况，据此可以推想非汉民族人数之众。

　　关于唐以后岭南民族状况，可以广东为例。

谭其骧先生《粤东初民考》一文分析广东历史上的民族变迁状况，认为“汉人之繁殖粤东，唐宋以来始盛。

自唐以前，俚为粤东之主人。

……自梁至唐，岭南名为中朝领土，实际在俚帅统治之下者，垂百余年云。

此为俚族之极盛时代。

与俚同时雄据粤东者，又有从粤西迁来之僚族，然其势力殊不及俚族之雄厚，……。

唐世岭南僚事最剧，而俚乱鲜闻，则以俚已逐渐同化于汉人矣。

宋代始讹‘俚’为‘黎’，黎始专以海南岛为聚处。

”②

　　唐世广东俚人的逐渐同化于汉人，是北方移民南迁以后影响深入岭南的结果。

由于谭先生此文主要论述唐之前，尚不及宋代。

就宋代而言，北宋初仍有较多的非汉民族人民，《太平寰宇记》关于广东各州的记载，几乎都提及当地有较多的蛮夷。

直到南宋后期，在祝穆《方舆胜览》和王象之《舆地纪胜》两部地理总志中，仍提到一些州有一定数量的蛮夷。

例如，肇庆府（治今肇庆市）“夷僚杂居”，德庆府（治今德庆县）“俗杂蛮徭”③;

居于通中原交通枢纽的南雄州虽然“有内地之遗风”，却也“俗杂夷夏风俗”④。

潮州在南宋末主客户和蛋*户共139998户,扣除主客户116743户，蛋*户为23255户⑤，占总户数的16.6%。

直到元明以后，在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关蛮夷的记载才较少见到。

　　宋代广东汉族人数的增多，和外来移民的大量进入有关。

这些移民大部分是来自福建和江西等地的南方籍，小部分是来自淮河以北的北方移民⑥。

明代是广东人口数量迅速增加，经济上实现由落后向先进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⑦。

据《元史·

地理志》有关户数统计，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今广东和海南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