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下编8090 年代的文学读书笔记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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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分歧与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记忆相关。

对一些人来说，“转折”意味着离弃“文革”的极端化而恢复“十七年”文学的“主流”状况，即坚持毛泽东所开启的“人民文学”（工农兵文学），在矫正激进派的“歪曲”之后的正当性，并继续确立其主导地位。

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复活“十七年”中受到压抑的“非主流文学”线索，建立与五四“人的解放”的启蒙文学的关联。

“转折”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诉求和事件，是表现为强烈地离弃现代中国“左翼”文学、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的倾向。

因而，“新时期”出现的“转折”，与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断裂”一样，主要体现为不同思潮、派别、力量地位的错动和关系的重组。

文学界权力版图的变化，相异的文学规划和文学形态的存在，是80年代文学界种种争执、冲突的根源。

这种复杂情况表明，50-70年代确立的，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事件的“新的人民文学”已失去它的绝对地位，“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开始解体；

尽管由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解体”的过程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2、体制的修复和重建

“文革”结束，主流艺术形态发生很大变化，但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包括文化（文学）的权力机构及其组织形式，并未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其他文艺家协会，被指责在“十七年”中贯彻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领导者成了“黑线人物”，因此，“文革”中这些机构都处于瘫痪状态，国家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控制。

“文革”结束后，“损毁”的文学体制的修复、重建，成为建构“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

由于中国作协领导层主要由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组成，他们具有“文学官员”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他们在“文革”中的挫折，遭受的迫害，既在“复出”时增加他们的荣耀，也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十七年”的文学观和文学政策有所反思。

在“新时期”，国家和执政党在文艺方针、政策上也作出相应的调整。

与“当代”的其他时期一样，文艺的政治功能，文艺的领导、控制与作家“自主性”的关系，是调整的中心点。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在“当代”通行多年的口号被放弃，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这个提法，显然是1962年周扬等在文艺调整中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论题的翻版——在“文革”期间，它尹模糊、取消文艺及其服务对象（工农兵）阶级性，被批判为“全民文艺论”。

80你那带，文学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位置，成为政治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载体，而流行文化又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纯”文学拥有大量读者。

在众多的文学期刊中，中国作协主办的，和在北京、上海地区出版的刊物仍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十七年”中形成的中央与地方刊物的等级制已受到挑战而有所削弱。

刊物的倾向，与编辑部成员的思想、趣味有明显的关联。

有些刊物因此带有某种“同人”性的色彩，甚或有时成为先锋性探索的阵地。

这表明80年代文学生产体制内部，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述”，已从原先的单一到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散的现象。

3、文学规范制度的调整

"

新时期“政治、文学体制对文学生产的控制、规范方式，与50-70年代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一方面是对”越界“的观点、创作的批评、惩戒，另一方面则是对合乎规范的作家作品加以褒奖。

在80年代，”政治体制“掀起、支持的否定”文革“、反思”当代“历史的潮流，也存在发展到质疑、动摇”体制“本身合法性的可能。

因此，”四项基本原则“的宣布，为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的”创新“和”思想解放“划定了限度，规定了禁忌（这些限度、禁忌，自然随着现实语境与国家政策的变化不断调整）。

由于对批判运动普遍存在的厌倦、抵触心理，更由于权力阶层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改变领导、控制的策略，80年代的批判运动，大多控制在一定范围，没有形成如”十七年“那样的规模；

有的批判，在当事人做出检讨之后，便有意识做”降温“收缩的处理。

与”十七年“没有制度性的文学评奖不同，”新时期“开始重视奖励制度的设立。

这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权威的形式对文学艺术的引导与召唤“，以实现其”文化领导权“的组成部分。

90年代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重要文学奖项，一是1981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另一是90年代设立的鲁迅文学奖。

这些奖项的宗旨、规则，评委人选由中国作协确定。

出于意识形态功能的考虑，也需要顾及不同文学集团的利益，以及评委构成的某种复杂性，结果总是显示了标准混杂的状况：

或者是得奖者良莠不齐，或者是开列了长串清单而削弱奖项的价值。

一些获奖作品缺乏基本的说服力，而一些较优秀之作却被遗漏。

因而，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每届都引发各种非议和争论。

不过，获得”国家级“的文学奖项肯定将取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和”象征资本“，尽管其权威性总是收到质疑，也总还为许多人所追慕。

4、80年代的作家构成

”文革“后，许多作家都有一种”解放“感，并普遍认为自己将进入艺术生命的”春天“。

不过，既然社会生活和文学环境以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作家也将做出选择和面临被选择。

除了年龄上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基于文学观念和与此相关的创造力导致的分化和更替。

因而，也出现了类乎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作家分化、重组的现象。

不同的是，80年代的重组，虽然也借助政治权利机制进行，但更主要是以社会需求、读者选择的方式实现。

80年代作家的”主体“，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是在50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

他们在80年代被称为”复出作家“。

他们50年代提出、时间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写真实、干预生活、人道主义、题材广大和方法的探索等），正是80年代所要挖掘，用以构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财产“；

在观念和艺术上，他们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转换”，就能加入到推动“新时期文学”的潮流中去。

80年代作家的另一重要构成，是“知青”的一群。

知青在“文革”中，经历了从“革命主力”到“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上急遽改变，也经历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较发达的城镇到贫困、落后地区的生活变迁。

“复出”作家进入“新时期”，就意味着回归中心“轨道”，回到“目的地”，并获得“文化英雄”的荣耀身份；

而“知青”一群在“新时期”的身份、生活位置，却含糊不明而需要寻求和证明。

因而，虽然都写到当代历史的曲折，都参与了对“伤痕文学”等的制作，但作品的结构、情绪，“付出”作家多表现为封闭与完满，而不少“知青”作家的作品，有一种前者缺少的躁动和焦虑。

除了上述的两大“作家群”之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不容忽视的力量。

80年代中期以后，“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创作活力已明显衰减。

与此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

而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也开始浮现。

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相比，这些作家普遍经受高等教育，生活经验、文化素养、阅读范围都发生了许多变化。

当然，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五六十年代那些收到举荐的作家，是以他们的写作来阐释、印证统一的“总体性”观念，而80年代后起的一些作家，倾向将文学理解为“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人与世界复杂关系的探索。

5、文学译著的出版

“文革”的文化封锁的“开禁”，首先是从被禁锢的革命文艺开始的。

接着，中外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业逐渐放开。

70年代末，最初是重印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主要是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

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很快形成规模。

“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诗苑译林”，“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西方学术文库”，“外国文学研究资料”，“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是有影响的书系。

除了西方学术文化成果的介绍引进以外，在8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和出版，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发生重要的影响。

十七、80年代文学概况

1、80年代文学过程

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他的沿袭。

“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

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

这些艺术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征象：

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在纷杂的思想文化“发掘”与“输入”的热潮中，寻求反叛“文革”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文学话语资源。

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现代派”文学等，是集中的关注点。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文学的取材和主题，主要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大多具有社会-政治干预的性质。

文学承担了政治预言与动员任务，扮演触及思想理论和文学“禁区”的先驱者角色，与公众的生活情感建立紧密关系。

作家、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这种“文化英雄“身份——后来不再能够重现，它们成为人们怀恋的光荣记忆。

在这个时期，不同的政治观念、文学想象，以及权力结构中的利害关系，演化为一系列的论争与冲突。

这表现在有关”向前看“与”暴露黑暗“，”朦胧诗“、人道主义与”异化“、”现代派“文学等问题上，也表现在对若干作品的评价上。

大致在80年代中期，文学界革新力量积聚的旨在离开”十七年“的话题范围和协作模式的”革新“能量，开始得到释放，创作、理论批评的创新出现”高潮“。

”寻根“主要着眼与民族文化的探寻，”现代派“倾向于从西方现代文学获取灵感。

在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热门话题。

这些命题的提出，既延续了对文学在人的精神领域的独特地位的关切，也表现了对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精神的某种程度的”离异“。

在涉及文学存在的问题上，则有多个方面的含义：

对文学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清理（”干预生活“的启蒙式口号成为疑问）；

对文学只关注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反省；

对文学的”本体“，”形式“问题的重视。

文学批评、研究从侧重”外部规律“（文学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转移到”内部规律“，着重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互相关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

不过，期待之物也带来”苦果“。

文学开始失去其在80年代初的显赫地位，失去其与社会，与公众的曾经有关的”蜜月“期。

这种情况，被敏锐的作家表述为”失却轰动效应“。

这既是社会”转型“，种种的注意力从政治有所转移的表现，也是作家分化，大众文化兴起，”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必然产生的结果。

2.”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资源

在80年代，从“文革”中走出的人，普遍认同“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全面复辟”，实行的是蒙昧主义的“风剑法西斯专制”，是对人性、个体尊严、价值的剥夺和蹂躏。

因此，“新时期”存在着如“五四”那样的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的“启蒙”的历史任务，在思想文化上，“新时期”也因此被看成是另一个“五四”。

这种与“五四”的联接，还根源于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有关“救亡”与“启蒙”的关系的论断，即“五四”开启的启蒙的历史任务，由于民族危机、革命战争的原因，受到“挤压”，始终是未竟之业，“新时期”急迫的任务是要补“五四”的课，“反封建”成为“新时期”的“总任务”。

面对这一历史任务，文学界（知识界）热切寻找新的认知、批判工具，确立新的阐释框架。

在80年代，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进行现实批判，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话语资源”。

70年代末到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首先表现在“伤痕文学”的创作，以及针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上。

在“当代”，“新的人民文学”是以阶级论为其基础，意识到人道主义可能构成的销蚀、颠覆的威胁，因此，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都对其保持很高的警惕。

许多时候它被列为禁区，一些作品也因为表现资产阶级人性、人道主义受到批判。

争论涉及如何理解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异化”的问题等。

这些问题，在6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人道主义、人性论批判时已经提出；

5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反思斯大林及其制度的时候，人道主义也是批判者运用的主要思想武器。

中国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思潮，其批判对象的性质，问题提出和展开的方式，争论的症结，都与前者相似，甚或可以说是上述浪潮的延续或余波。

尽管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由于这种思想武器所发挥的批判力量，由于除旧布新的激情，人道主义及其持有者，在当时的文学界、知识界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在人道主义论争中，“异化”是其中最为敏感，也带来“麻烦”的问题。

1983年初周扬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的引起争议的文章。

文章试图清算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以推动“思想解放”的深化，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异化”的问题。

这在当时的国家权力阶层看来，已经越过“思想解放”的界限，文章很快受到激烈批评。

在1983年-1984年间开展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现象列举的，除了周扬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外，还包括：

“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创作上“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渲染各种悲观、失望孤独、恐惧的阴暗心理”，“把’表现自我‘当成唯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现象。

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因为这一批判运动，在1984年告一段落。

但随后又在哲学、文艺学上获得“主体论”、“诗化哲学”等表达方式。

人道主义思潮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它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也被看成是“新时期文学”的总主题。

3.文学历史的“重写”

对文学历史的“改写”、“重写”，是文学“转折”实现的条件之一。

以新的历史图景取代原有的局主流地位的历史描述，为“新时期文学”提供历史依据，也提供建构“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艺术资源。

大规模的历史“重写”在“当代”不止一次，40-50年代之交，以及“文革”期间都曾发生。

在5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幅进化、上升的图景：

“新文学”存在的重要弱点、局限，由“延安文学”和“当代文学”加以解决；

“当代文学”是更高的发展阶段。

新文学被描述为无产阶级文学在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斗争中发生、发展到确立其主导地位的过程。

这一历史描述，在“新时期”收到广泛质疑，文学史研究界开始进行“翻转”式的改写，新的历史图式逐渐浮现：

新文学经由“五四”的辉煌和蓬勃生机，而不断下降，到“当代”跌入低估，只是到了“新时期”才得以复兴。

“现代文学”远胜于与“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的“当代文学”。

“重写”在“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口号下，以显著或悄然的方式进行。

重新建构文学史书写的理论依据和评价标准，是历史“重写”最重要的工作。

启蒙主义、现代化成为取代阶级论的标准。

由于50-70年代大陆文学史存在的严重偏见和空白，激发了“重写”的极大的能量和激情。

“重写”也发生在鲁迅、茅盾、老舍、曹禺等一些历史地位似乎没有很大变化的作家身上。

例如，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当代”的革命、阶级论者的鲁迅，为个人主义的激进启蒙者，甚至为表现个体生命困境的“存在主义者”的鲁迅所取代。

80年代中后期，这一文学历史“重写”活动，得到了具有文学史形态的理论表述而凝聚和加强。

这指的是“新文学整体观”、“20世纪中国文学”等命题的提出，和有明确规划意识的“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开展。

这个期间的“重写”，是以“走向世界文学”、“文学现代化”和“回到文学自身”（“纯文学”）等作为它的目标和尺度；

而“世界文学”、文学“现代化”，和文学“自身的特质，认为主要体现在”现代派“文学中。

在”文革“后到1985年间，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理论，有大规模的热情译介和论争。

当时，”现代派“在一些人眼里，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

中国正在开真的”现代化“运动，直接成为支持”现代派“文学的依据。

”现代派“在”新时期“之所以受到”急渴“的追慕，形成热潮，原因主要是它经过”新启蒙“文化逻辑的转化，成为当时作家的”反叛“的依据，以”非写实“的方法来对抗当代确立的僵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成规和语言，并满足了这样的想象：

它将提供摆脱中国当代文学”时间上的滞后性，和空间上的边缘性“，以汇入”世界文学“的有效方案。

对”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派“关系的这种理解，也受到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话语“的作家、批评家的质疑和责难，并在1983年的”清楚精神污染“运动中，与”人道主义“、”异化“等一起，列入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名单。

4、文学诸样式概况

诗歌在”新时期“的初始阶段，尤其是”朦胧诗“运动中曾经引人瞩目。

事实上，诗歌在八九十年代，在文学观念、方法的更新、探索，以及在人的生活、精神处境的关注上，常常走在文学其他样式的前面。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诗歌的”边缘“地位。

”边缘“不仅指诗在公众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指它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类的关系。

60年代初到”文革“期间，将世界看做是两极分化的观念，在文学写作上体现为”戏剧化“倾向。

设计类型化的人物，构造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运用台词式的政治词语——不仅出现在小说、戏剧中，诗歌、散文也留有明显的痕迹。

这种形态在”文革“后仍延续一段时间，但也很快受到质疑和摒弃。

从70年代末开始，中篇小说数量猛增，质量也有很大提高。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说，长短篇的区别主要在内在结构上，而有所区别的”结构形态“，则与它们处理的素材的规模有重要关系。

中篇小说在对现实问题反应的速度，和作品的容量上，是短篇和长篇的”过渡“形态。

戏剧（这里主要指话剧）在”文革“后一段时间，创作和演出都十分活跃。

配合时势，表现切近的社会政治问题，发挥论辩和教谕的功能——这一”当代“戏剧的”传统“仍在继续。

在80年代，散文从”戏剧化“模式中解放，摆脱杨朔式的矫情”诗意“，是一个时期散文作家的努力。

在80年代，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及时是强调”纯文学“的作家，也摆脱不了时势关切和责任承担。

面临着具体境遇中的”历史“提问，使有关”历史“清算和记忆的书写，几乎是80年代有意无意的选择。

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视域和精神意向上的。

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结构“的和美感的形态。

沉重、紧张是一种可以经常在作品中遭遇的基调。

探索、创新的强烈意识，是80年代文学的另一特征。

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文学比较（与西方现代文学，与本国”五四“到40年代的文学，与当代的台湾文学），使作家产生中国当代文学”滞后“和”边缘“的尖锐感觉。

他们普遍期望在不长的时间里，走完他人百年走过的道路，创造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

不同思想艺术基点和不同层面上的文学探索，表现为多种情形：

发掘从前列为”禁区“，或未曾涉略的题材（”阴暗面“，爱情，性，监狱，劳改队，庸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心理和潜意识）；

创造难以用正面、反面的标准划分，在道德判断上暧昧不明地人物；

尝试某种美学风格（悲剧，悲喜剧，反讽，”零度情感“）；

运用在”当代“也输”禁区“的艺术方法（意识流、开放性结构，多层视点，多种叙述人称，荒诞性描述，纪实与虚构互渗）；

偏移、颠覆当代文学”正统“的历史叙述，以”欲望“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动力·

·

接踵而至的频繁新变，即表明由于”文化封闭“积累的有待解决的问题重重叠叠，表明文学界的激情、活力和目标感，也表明因个人和整体面临的压力而过分焦躁。

二十、历史创伤的记忆

1、创伤记忆与历史反思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对”文革“伤痕的揭发和反思是文学的中心问题。

批评界对这一创作潮流，先后使用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的类型概念。

这些概念既是对文学事实的概括，同时也推动这些文学潮流的建构。

”伤痕“、”反思“等的概念，在文学形态（题采取向、叙事风格等）的区分上有它们的意义，但是，从总体上说，由于它们都是”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因此，这些作品也可以统称为有关”文革“的伤痕文学。

1978年8月，上海《文汇报》看法的短篇小说《伤痕》在读者中引起轰动。

在此之前，同样产生热烈反响的读片是刘心武的《班主任》。

接着，以揭发”文革“造成的肉体、灵魂伤害为主旨的作品大量涌现；

”伤痕文学“的称谓，正与这些作品的出现相关。

《伤痕》、《班主任》在当时产生强烈反响，根源于它们表达的对个体生命的关切，揭露”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

同时，也根源于它们为“文革”中“沦落”的知识分子“正名”，企图重建他们启蒙者角色和“主体性”地位。

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收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和抗争。

一是写“知青”的命运：

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入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抑含义的概念。

这些揭露性的，具有浓重感伤基调的作品，收到“社会主义文学”必须以写“光明”、以歌颂为主的主张者的批评，认为它们暴露太多，“情调低沉”，“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

是”向后看“的”缺德“文艺。

但是，”伤痕文学“在揭露”文革“上产生的效果，不仅得到多数读者，也得到了推动与”文革“决裂的政治、文学权力阶层的认可。

”暴露“因为它的”适时“而受到肯定，”伤痕“的写作也很快确立其合法的地位。

暴露”文革“的创作潮流，在经过了感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