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种地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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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农民不愿意种田，又无法用机械种田，迟早会形成“粮荒”和“粮慌”。

如果有一天粮油蔬菜价格翻番，我们的社会将是怎样情形？

前段时间，我回家乡。

听镇村干部说，现在农村只剩些老弱病残的在种地，稍微有点出息的，都出去了。

他们忧心地问：

“未来谁来种田啊？

”

查看资料，我发现务农人口严重老化是全国性现象。

状况好点的，平均年龄在40多岁，差点的则50多岁，青山绿水间只剩些白发人。

往日的乡村，虽然贫穷，但鸡鸣狗跳，人欢马叫，可谓“沸腾的乡村”，而如今却盛宴无常，胜景不再，只在春节才有点欢乐的样子。

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追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中国务农人口平均年龄将达到50多岁甚至60多岁。

随着“农民爷爷”和“农民奶奶”们的仙逝，务农人口将急剧减少。

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指望，入城的农民工再回乡务农，重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具有不可逆性，这是世界性普遍问题。

农村和农民单调、寂寞和困苦的生活现实，使农民入城，有如肉饱子打狗，一去不回。

再说，离乡离土若干年，他们体能退化，年龄老化，纵使有心归田，也已英雄不再。

近年来，国家加大农业补贴，使局面有所缓解，但千万不能指望通过补贴，就可以“克服”农村农民老龄化和农村空洞化的时代潮流。

我国历代的土地政策使得每家每户占有的土地极为有限，农田被瓦片化、补丁化，无法寻求规模效益。

这种“一亩三分地”式的小规模农业，可以让农民温饱，但无法让农民致富；

可以解决生存，但无法解决发展。

虽然有少数例外，但“种田难以致富”的定律，难以改变。

在全民致富的年代，更多的农民将致富的梦想寄托于城市。

由于农田瓦片化、补丁化，农业机械化、现代化难以展开。

我不是“三农”问题的专家，但有个道理我想透了：

田总是要种，要么人种，要么机械种。

如今的农民不愿意种田，又无法用机械种田，迟早会形成“粮荒”和“粮慌”。

如果有一天粮油蔬菜价格翻番，将会是怎样情形？

农村农业人口老龄化和农业空洞化并非中国独有难题，日本和韩国都经历着“三农”问题——农村农民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农村破产化。

据韩国统计厅2006年统计，韩国农村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30%，老龄化程度超过韩国平均水平的3倍。

截至2005年12月，韩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15年前减少一半以上。

政府的对策是鼓励农地集中以便规模经营。

发展乡村旅游和本地产业，提升农民的非农收入。

政府计划从2004年至2013年，投入1190亿美元的农业振兴资金，力图使农业起死回生。

日本年轻人很少投身农业。

1999年日本农户为324万户，比1950年的600万户减少近一半。

农业就业人口中，65岁以上的约占50%，老龄化严重。

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农作物种植面积已减少大约一半，造成了粮食自给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60%下降到现在的30%左右，大量依赖从中国和美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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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缺粮从中国进口，中国缺粮哪里进口？

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这个问题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于，中国现有13亿多人口，预计将上升到16亿，一日无粮，一日不稳。

日韩缺粮，可以依赖中国进口。

中国如果缺粮，又从哪里进口？

世界粮价必然大涨。

中国大部分市民生活依赖于低价格的粮油蔬菜。

一旦粮油蔬菜价格翻番，市民的“幸福指数”就会大跌，所有价格体系也会因之而急剧波动，导致政治和经济危机。

比较各国的粮油蔬菜价格，我国的粮油蔬菜价格上涨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韩国的蔬菜价格包括红薯的价格，与肉价差不多！

农村农民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已经急速向我们走来，我们必须对此高度警惕。

因为从政策研究调整到法律制定施行，不仅需要财力、人力，还需要时间。

土地政策尤其如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比如农田交易政策应否松动，以利于土地流转和兼并，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

土地兼并后，失地农民如何纳入国家保护？

农业治理结构可否引入法人化，让农民以土地出资组建公司，实现规模经营？

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股农业？

村庄空洞化以后，如何合并村庄，重新规划？

应加快新农村建设，尽快缩短城乡差别等。

在中国，政府现在非常重视对农业的投入，随着上百亿对农业领域的投入，未来10年至15年中国的农民最富有。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会乐于种地，他们在每公顷土地上的投入会有很丰厚的回报。

”一旦农民富有，种地比出去务工好，就不会出去打工。

未来的中国，农民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因为在中国，可耕种土地不富裕，农民是少数（靠自动化人可耕种土地成千上万亩），他们是中国最富裕的人群。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展，社会上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想靠知识来武装自己，想过城市的快捷生活，人们不愿去农村与土地打交道了，使得农村人口流失的太快。

再者，土地资源变少，劳动效率提高，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那么未来的中国会由谁来种地了？

有知识的、有头脑的、懂科学的新型农民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新型农民的工作的科技含量一定要比现在高的很多，人们的观念也会随之改变，从事农业的这一群体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社会地位相同。

将来的中国吃饭的问题还要靠这些新型农民，他们是国家农业的希望。

"

谁来种地成严峻问题"

是面对现实的真话

对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进行了解读。

他说，我国的农业科技与建设现代农业的新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突出表现在“三个不足”：

一是创新成果供给不足。

二是农技推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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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足。

三是农业人才总量不足。

农业科研缺乏领军人才，基层农技人员年龄老化问题突出。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已成为绕不过的严峻问题。

（2012年2月2日中新网）

“谁来种地成严峻问题”，应该说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引起关注和热议，是因为这句话出自农业部官员的口中，且说的人是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

这也说明，该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农业部总经济师能说“谁来种地已成为严峻问题”，却是需要胆识的，这也是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说真话的一种表现。

谁来种地成严峻问题，会不会粮食也成严峻问题，吃饭也成严峻问题？

因为地是要人种的，没人种，地不会自己长出庄稼来。

如果这些都会成严峻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谁来种地成严峻问题。

表面上看，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但实质上还是种地赚不到钱的问题，不能让种地者过上幸福日子的问题。

青年农民宁可在城市干最累最苦，甚至最脏的活，也不愿回家种地，根本原因就是种地不仅辛苦，而且辛苦还赚不到钱。

农民种地大多靠天吃饭，年成好，还有点盈利，碰到洪涝、干旱灾害年，就可能亏本，甚至是颗粒无收。

而外出打工，工资再低，每月还有收入。

一个劳力一年种10亩田粮食，纯收入二千元左右，差不多是外出打工一个月的工资。

不可忽视，不愿种地还有代际传递的效应，如今大多数农村青年丧失了农耕技能，难以回到农村当农民，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延伸到下一代。

解决谁来种地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种地能赚钱的问题，假如在家种地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谁愿意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父母孩子，夫妻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而千里迢迢出去打工？

一位农民对我说，他家5口人有2.9亩地，

种一季稻够吃一年半，他算了一笔帐，请人工钱，加上农药、肥料、种子等钱，成本1900多元，打了2500斤谷子，100斤卖110块钱。

即便把谷子都卖掉也就2750元左右，扣去成本才赚850元，而家里还要吃1000斤。

如果只种粮食，就没有穿衣钱，没有人均开支了。

种地不赚钱，撂荒现象也就越来越多。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做了一个专题《四川农田撂荒调查：

粮价上涨种地反倒赔钱》，在镜头里我们看到四川省武胜县乐善镇黄角湾村70岁的李均华老人，家里的一片地长满了荒草，老人说，两个儿子都觉得种地不划算，所以到外省打工去了，土地撂荒了6年，家里的农具现在已经长满铁锈。

四川省武胜县农业局副局长彭国华说，他们对全县撂荒耕地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全县的撂荒耕地3.2万亩左右。

种地不赚钱，主要原因是粮食价格低，种粮成本加大，粮价上涨和粮补增加始终没有跑过生产原料涨价这条腿。

也就是说，每年粮食价格的上升，都不足以抵销生产成本的涨价。

在这种压力下，农民只好选择了撂荒这种办法。

粮价跑不过生产原料涨价这条腿，是因为粮食提价慢。

中国至今还是廉价粮食的时代，这与国家定位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有关。

当然国家把粮食收购价格定得低是出于物价和稳定考虑，但定得太低，不但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且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贫富差别。

1990年，我国的粮食（水稻）收购价是0.22-0.24元/斤，2011年的粮食（水稻）最低收购价是1-1.1元/斤，只涨了大约4倍。

但同期的生产资料价格涨了20多倍。

全国各地同期的公务员工资大约涨了40-60倍不等。

我国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目的是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而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束缚，导致了粮食价格始终偏低，而偏低的价格只能是种粮薄利。

要解决这个严峻问题，根本的途径就是从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入手，如果不能大幅提高最低收购价，就要加大对农民种地的补贴，尤其要协调好各个市场，调控好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的价格。

如果不能解决农民种能养家糊口，过上好日子，谁来种地成严峻问题就依然成严峻问题。

这么多年来，应该说还算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如果碰到大灾年，谁来种地成严峻问题，粮食安全无疑也会成严峻问题，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一些村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老人和妇女成了务农主体。

与此同时，大多数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不感兴趣，不愿意返乡务农。

那么未来“谁来种地”、“地怎么种”呢？

代表、委员们各抒己见。

种地要出高效益必须发展现代农业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委员：

适度流转土地发展规模经营合理适度的农村土地流转，对于促进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把农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低效的土地优化起来，充分挖掘土地的最大潜能，可以让耕种者从有限的土地资源中获得最大效益。

合理流转土地可以让有限的土地资源集中到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规模效益、品牌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研究员黄鸿翔委员：

要在规模化上下功夫种地要出高效益，首先要在规模化上下功夫。

长远来看，今后土地要逐步流转集中到少数大户手中，不这么走，种粮的比较效益很难上来。

我去黑龙江北大荒调研，发现那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很高。

原因是规模大，一家种400亩水稻，按每亩赚200元计算，一年就可收入8万元，所以未来的农业生产一定要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有了规模化，才能达到农业标准化，科技的优势才能更好地体现。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钟宁代表：

走集约化道路农业还是要走集约化的道路。

集约化不等于一刀切。

可以促进土地流转、向种粮大户集中，保障农业的发展。

也可以搞专业合作组织，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形成规模效应。

条件合适的地方，可以考虑发展现代农业企业。

山西农业大学校长董常生代表：

借鉴工业流水线方式种地现代农业要走工业化、信息化道路，什么是工业化的道路，就是把农业生产像工业生产一样实行流水线、程序化。

农业生产是完全可以实现流水线作业的，比如浇地就用浇地的专业化人员或公司，除虫、施肥、运输等各个环节都可以专业化，通过专业化社会分工来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生产效率。

可以成立农机、播种育苗、田间管理等专业服务队，各种利于生产的合作专业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有专业分工的现代化农业服务。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林而达委员：

现代农业需要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组织

现代农业还需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生产经营服务。

要特别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培育专业的、综合的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比如以后农民种地产前有农资合作社解决种子、肥料、农药等，产中有植保合作社提供各项技术服务，产后有农机合作社负责收割、营销合作社负责销售。

这样既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为农村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委员：

设立创业农民发展专项资金

当前，留在农村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加剧了农业生产率低、技术推广慢、农民增收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

要优化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可以大力培育创业型农户，并为他们设立发展专项资金。

创业型农户主要包括目前农村的种植大户、养殖大户、营销大户、农民经纪人、小型农业企业家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等，他们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

为进一步加快创业型农户的培育，政府可设立创业农民发展专项资金，搭建农民创业平台，逐步形成有利于农民创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以培育特色产业为重点，以土地优惠、贷款贴息、减免税费、经营补贴、政策优惠和后期奖励等方式予以扶持。

对于有条件的地方，如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可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建立农民创业孵化基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创业工程建设。

可引导农村地区发展“执照农民”，给创业农民颁发营业执照，开设“执照农民培育服务通道”。

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委员：

循环农业是发展方向

建立公共财政扶持机制，以相应的经济政策以激励发展循环农业。

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等手段，保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对于具有带头示范效应的循环农业试点给以政策优惠，积极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的节约型耕种方式，鼓励生产和使用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努力提高农业投入的利用效率。

建立以农业高新技术为重点的科技创新体系，大力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重点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

潘碧灵举例说，云南昆明市福保村走出了一条农作物种植—有机饲料—养殖畜禽粪便—沼气—有机肥—农作物种植的循环耕种经济链，实现大量传统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再利用，反过来促进种植业的健康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谁来种地与如何种地--两会

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地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对于有着13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农业显得尤为重要。

从最初的集体生产到家庭联产承包制,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大飞跃，它带领中国从“不够吃”到“有富余”，靠着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说家庭联产承包制有着提高农民积极性等优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的缺点也越来越突显，比如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经营规模小，阻碍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等。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有2.79亿人，按18亿亩总耕地面积来算，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6.5亩耕地。

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地少人多的总体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也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剩余。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谁来种地”成为更加严峻的问题。

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一些缺陷，近年来，理论界对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探讨。

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权属确定上有三种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

是改革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实行土地农民私有化，实现目前生产力条件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

第二种：

是依然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改目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又将使用权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农户以承包权入股参与经营和分配。

第三种：

是废除农村集体所有权，实行土地的国有化。

个人觉得现在走的是上述第三条的道路，即国家收回土地再将其承包给少数农民去种，以实现耕地的统一规划，全面机械化等。

政策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大的问题。

比如在我老家那里，周围的耕地都被有钱人或政府买去，实现了土地的集中。

但仔细看你会发现其中的许多问题，有些地只种了树，之后就等着吃国家的补助，有些种蔬菜瓜果但大片土地却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大棚，这些都是对耕地浪费，已经违背了国家最初的意愿啦。

另外在收地过程中不发乏有强征强买的现象，这些都是不应该的。

而且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势必将会出现富人在种地穷人在挨饿的现象，一些农民想种地却因没有钱而种不上地，只能为富人打工，而富人有地却不好好利用，白白浪费了本来就紧缺的耕地。

相信国家之后会出台相关法规对这些不好的方面进行纠正的。

对于现在出现的农民不想种地的现象，最重要的影响要素是人才和资本，人才、资本在市场中的流动是趋利的，如果种田还要倒赔钱，这些要素怎么肯流向农业。

为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注重保护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千方百计确保农民在经济成长中优先受益。

比如，进一步完善价格与补贴政策，逐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加快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高补贴价格，完善补贴发放方式，严格补贴监管等。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大力整合与农业生产相配套的公共资源。

比如，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政策，降低农业资本使用成本；

完善农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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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条件，降低农产品外销的物流成本；

稳定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完善涉农生产服务业的税收和收费政策等。

以上都将是对农民种地大的鼓励，相信能帮助解决不想种地的问题的。

当然，上面所说的把耕地交给少数农民去种，这时的农民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简简单单去种地啦，面对成千上万亩的耕地，需要农民去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国家有更多的辅助鼓励，以近一步提高土地的产量。

这不仅需要农民去增加学习，更需要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促进：

一是全力推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全力推广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重大实用技术，三是全力推动农作物种业发展取得新进展，四是全力推动农民教育培训取得显著成效，加大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力度，扩大培训规模，提高补助标准，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农业科技大培训。

总之，未来中国的耕地实现了大规模，高科技含量，统一管理，这些必将使得中国的农业有更好的发展，更为中国整体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谁来种地与如何种地

如今经济社会形态突显，对于生活与金钱所逼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走到城市中打工。

而现在每天几乎会消失行政村20个，进城务工人员几乎超过2.4亿，这一现象固然推动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但农业人口的锐减，则不得不让人担心，数年后的中国，谁来种地？

又，如何种地？

针对于此，我个人做了一番调查了解，有些自己的感悟与理解，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给出个人答案！

一谁来种地

其实，通过我个人查找的一些资料显示，加上我个人理解，这个问题并不是重点与难点。

对于此问题的回答，我认为其关键点在于“农民”这一词的理解。

那么，我先解释一下“农民”这一概念。

提到农民，很容易想到哪不就是以农为生的种田人吗？

的确，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

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

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Citizen）权利，亦即在法律意义上他们都是市民，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

这样的“农民（Farmer）”不存在定义问题：

务农者即为Farmer，一旦不再务农也就不复为Farmer了，但无论务农与否，他与“市民”之间并无身份等级界限。

然而在许多欠发达社会，农民一般不被称为Farmer而被视作Peasant。

而Peasant的定义则远比Farmer为复杂。

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在这些社会里，不仅种田人是“农民”，就是许多早已不种田的人、住在城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农民”身份。

因为他们不仅都是种田人的兄弟或儿孙，而且他们的“家内习惯与生活准则”也与农民无异。

那么，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农民只能理解为Peasant，所以对于中国来言，数年后，尽管我们能够赶上发达国家（估计不太可能），那也可以理解为是Farmer是Farm的经营者，也就是只能理解为是“务农者”来种地。

但按照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的观点，学术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从职业的角度界定农民的概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因此，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不算农民。

所以，就此而言，无论日后中国谁来种地，他都是在从事农业生产，尽管他只是负责管理机器作业，他都是农民！

也许有人会说我误解了“谁来种地”这一问题，但我想说，他们的理解恰在我对下一问题的理解里。

二如何种地

已经解决了第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再说说这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如何种地，就要考虑日后的中国发展情况（因为可能性太多，暂且只考虑比较可能的几方面）：

一、中国发展为标准的发达国家

如果可以跟美国不相上下（也许不太可能），那我们可以与其当今的农业制度相仿而实施。

那时，我国的人口生活水平也一定相当不错，故有条件以高度商业化的家庭农场为基础，农业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种植专业化，农业产销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那时政府则有条件实行各种制度来提高对农业的支持，就像美国当今有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国家奶制品市场损失补贴与特别灾难援助等收入支持制度和农产品贷款计划、政府采购、关税和税率配额与出口补贴等价格支持制度，以及其他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