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发展的影响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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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在20世纪50

年代中期对英国、美国、德国的历史数据中发现，这些国家的个人收入差距出现了先扩大然后不同程度的缩小的现象（Kuznets，1955），这意味着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王小鲁、樊纲（2004）利用实证研究认为城镇和乡村吉尼系数的变动趋势在数学意义上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而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曲线只近似具有其上升段的特征。

反应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主要的指标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而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们常用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比值城乡收入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从1978年到1980年的减小，到之后十四年间的逐步扩大，直至1995国家提高了农民粮食的收购价格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到第四年，随着粮食收购价格的逐步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回升，一直持续到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值3.33:

1。

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李实，2003）。

Yang（1996）、Ye（1996）、Xue（1997）、Yang（1999）和KanburandZhang（1999）也分别报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

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

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到了2010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

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由于中国大量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村地区（卡恩，1999），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对缩小城乡差距和缓解中国贫困人口问题有重大意义。

目前大量的文献对此问题也有深入的研究，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农业生产特性，政府的“城市化”等经济政策和金融发展。

首先，农业产业特性来看，早在二十世纪中叶柯林·

克拉克就对城市、农村的产业特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过深入的研究，他用三次产业的概念和理论，从产业产值与就业变化的角度论证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然性。

他认为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农业产值比例下降速度快于其就业比例下降速度，相反工业部门产值比例上升速度慢于其就业比例的上升速度，这导致工业、农业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而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工资水平必然存在差距，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低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而且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产品收人需求弹性不同，一般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于其他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随着居民收人水平的提高，其恩格尔系数将不断缩小，农民丰产但是却不丰收，这就注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即解决温饱后，农业的发展必然要慢于二、三产业的发展。

其次，从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来看，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政府的不平等的经济政策。

JoshuaLevin（2001）认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巨大的城乡差距是长期实施城市倾向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有利于加快发展工业和利用外资,实现工业化,但对农业的发展不利。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所选择的经济政策、分配政策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方针政策会显著影响城乡差距。

目前，大量的研究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是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城乡二元”的经济政策有关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形成了社会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制度的实施是与中国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相配合的，但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大大地限制了中国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蔡昉等，2001）。

在对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

蔡继明（1998）运用广义价值论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现状做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城乡之间的实际相对收入差距由城乡之间的比较生产力差别决定的成分占75.2％，而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歧视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中的24.8％。

并且认为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无论从效率优先的角度，还是从兼顾平等的角度。

都应该逐步缩小乃至完全消除，因为它们既不符合平等的要求，也不符合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Shi等（2002）运用9个省的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将不能得到解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42%和小时收入的48%归因于劳动力市场扭曲。

Shi（2002）用同样的数据进一步控制了户籍制度的影响,发现户籍制度可以直接解释28%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剩余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则只能由未观察到的因素去解释。

杨涛（2004）认为这样的户籍政策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各种干预，会使得劳动力和资本分别扭曲地集中于农村和城市，造成经济效率损失。

而且他认为政府实施的有利于城市的直接转移项目，如价格补贴也会对经济效率造成影响，但相对于就业政策与资源配置的的扭曲，影响相对较小。

赵人伟，李实（1997）认为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和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的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

80年代初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上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更一步地说明了政府政策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而且改革开放后，在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下，为了使城市尽早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和政策是以城市建设为主进行分配与制定。

特别是1986年，我国开始搞城市体制改革，国家的绝大部分政策、资金、技术、就业安排、发展机会、优惠政策主要围绕城市进行，也有大量的研究针对城市化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陆铭、陈钊（2004）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研究,重点关注了是城市化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影响，与之前的文献相比，文章更多的考虑了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非国有化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

作者研究发现尽管城市化进程总体上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由于多数经济政策（户籍制度，经济的开发政策，就业的所有制结构，政府的财政支出比）都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因此，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一经济发展为目标忽略了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户籍分割使制度城市化对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限制这两个问题值得深思和改善。

最后，在探讨金融发展和收人分配之间关系上，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他们基于一个动态模型，在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并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坎效应”的假设下,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是倒“U”型的，即金融发展在初期既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扩大收人差距，随着收入的增长，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人差距。

然而,Clark、Xu和Zou（2003）基于全球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是负相关的,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人分配差距。

章奇等（2004）通过对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发现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

作者发现金融中介增长对城乡收入分配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1989－1998年间，而财政政策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1978-1988年间。

另外，金融中介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依赖于经济结构的特征，即：

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并不能改变金融中介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作用。

陆铭、陈钊（2004）在利用1987至200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经济的开放、非国有化（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均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而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与章奇等（2004）的结果不同。

姚耀军（2005）则利用了协整分析方法，实证发现金融发展与城乡收人差距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而且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人差距负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意味着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确实有助于城乡收人差距的缩小。

因此，尽管中国金融发展是非均衡的，但只要更多的贷款中的一小部分投向农村地区，都将产生巨大的效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相比于欧美国家的金融的发展程度仍有很大的差距，金融发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到底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哪些因素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结合上述文献涉及到的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分析，我们将对1990-2009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并探讨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减少金融发展给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的影响。

二：

影响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因素

现代比较经济学奠基人、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德·

W·

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发展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金融结构的变化，这是对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的最早阐述。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结构，所以其金融发展的概念还可以表述为金融工具的增加和金融结构的扩展及两者效率的提高。

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可分为金融规模指标、金融结构指标和金融效率指标，可分别选择指标来测定三个方面的发展。

（1）金融规模的测定指标

金融规模可以选用两个宏观指标：

一是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即金融资产总额与GDP的比率，衡量了金融资产的规模；

二是Mckinnon提出的金融货币化比率，即广义货币总额（M2）与GDP的比率，简称为麦氏指标，衡量的是货币供应量的规模，也即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

（2）金融结构的测定指标

金融结构是指金融体系中各种金融要素的组合与运作状态，可采用非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

（3）金融效率的测定指标

金融体系的储蓄动员能力、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可以用来考察金融效率，用储蓄动员率即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体系动员储蓄的效率，用“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来衡量金融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

影响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主要分为四类，即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或政策因素以及社会因素。

从经济方面来说：

经济的发展、投资机会的增多带来的贷款需求是金融发展的原因。

经济增长会增加货币需求，金融规模的增加与金融结构的增长，同时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的借贷与储蓄，因此带来金融效率的提高。

许多经济研究试图通过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来验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的多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政治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干预、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环境三个方面。

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使得市场机制运行失效，因而需要政府对金融部门进行合理干预，增加效率促进金融发展。

但同时来自金融业和其它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会采取措施阻挠金融发展，已有不少研究证实此种措施对金融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效应。

一般来说，稳定健康的政治环境有利于金融发展，因为政治稳定的国家倾向于有较稳定的发展，投资风险较低，投资增加会引起金融需求增大，从而促进金融发展。

法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力度的不同，从而影响资本市场与金融的发展。

如果法律帮助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则会促进金融发展；

反之，阻碍金融发展。

另外，社会因素对金融的影响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包括信用、合作规范、群体中的相互关系等，而信用被公认为是社会资本最主要的构成要素。

信用度的提高会净化投资环境，从而增加金融发展步伐。

其次，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信仰对金融发展也有影响。

例如，亚洲国家一般具有高储蓄率，投资者倾向于投资于安全的资产，因此金融发展较欧美国家较慢。

而宗教信仰的不同可能会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

其他社会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历史等，对金融发展也会有间接的影响。

综合对上述因素的考虑，本文将考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三我国金融发展总量与城乡收入分配概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有些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本章将以我国1990-2009年的数据为依据，研究我国金融发展总量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

我国城乡收入分配概述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非常明显，表1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表1的数据画出折线图，可以发现从1990年至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尽管近年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量不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相比还是较慢的。

尽管我国政府不断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但还是无法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图1-1：

我国历年城乡收入对比

表1城乡居民收入之差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823.9

989.1

1204.1

1488.3

1890.2

2381.9

2772.9

3079.2

3391.4

381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4134.9

4600.3

5432.7

5959.8

6435.3

7330.5

8301.3

9488.9

10728.8

12481.5

图1-2：

城乡居民收入之差

图1-3：

我国城乡收入比

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相应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与改革中的每个阶段的经济体制、分配体制和经济增长都是密不可分的。

在1990-2009年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大体上经历了一下三阶段：

1．1990-1994年。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到1994年，我国城乡收入比达到2.86。

这主要是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国内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

由于这次紧缩的力度过大，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下降，我国农民的收入增幅也出现相应的降低。

2.1994-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拉近。

因为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加大了对供给结构的调整力度。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延长土地承包期，较大幅度地提高粮棉收购价格等，因此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连续几年下降。

3.1997年-2009年，城镇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各地相应地调整了粮食收购价和保护价，乡镇企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水平下降，农民不合理的负担过重，以上种种使得农民的纯收入增长缓慢。

我国金融发展概况。

针对我国1990年至2009年的贷款规模情况。

以总贷款占GDP的比例来表示贷款规模，从图2中可观察到尽管这二十年间贷款规模有增有减，起伏不定，但总体趋势是增加的，特别在1994年至2004年这十年间，这一比例不断扩大。

分析这一趋势可以发现，贷款规模扩大与我国小额信贷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94年初，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产生。

1997年至2000年，政府大规模参与小额信贷。

2000年至今农村信用社参与到小额信贷体系中。

所以从图2-1可观察到从1994年开始我国贷款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

小额信贷促进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贫困，促进市场深化，促进了国内金融改革。

图2-1贷款规模（总贷款额/GDP）

而2003年至2008年贷款规模的总体下降趋势并不是由于贷款绝对数量的减少，由图3可观察到1990年至2009年贷款总额不但逐年上升，且增长速度也快速增长。

由此可见2003至2008年间贷款规模的总体下降趋势是由于GDP的快速增长，从图2-2可以显著观察到这一现象。

即2003年开始我国GDP增速有显著加大，造成贷款规模在一定范围内的下降。

图2-2总贷款（亿元）

总体来说，影响我国1990-2009年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我国的金融改革制度，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90-1996年，这一阶段是我国金融改革中向金融体系转变的探索阶段，在这期间，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的法定地位，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多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保险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实行商业银行和政策金融分开，在1994年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

在金融管理制度上放权让利，引进竞争机和市场机制，实行银行间的业务交叉，并完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制度，加强商业银行管理体系及制度建设，同时引入风险、利润、成本范畴，向市场化迈出重要一步，在建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方面，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信贷准备金制度。

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开始进行全社会信用规划和监控工作，进一步改革利率管理体制和利率体系，中央银行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和外债管理。

2、1996-2009年，这一阶段为调整充实阶段。

实施金融不良资产剥离，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驱动资产证券化。

完善分业监管体系，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提高资本市场的功能，资本市场以跨历史性的速度发展。

另一方面，加速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

整顿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刺激内需，实行稳健货币政策；

扩大金融服务领域，驱动消费信贷市场；

银行、保险、证券业领域出现了大面积合作，混业经营正在悄然发展。

再观察农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可见从1994年开始这一比例稳步增长，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农村居民投入的加大。

1993-1994年间因为存在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农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出现了急剧下降。

图2-3农业贷款占总贷款比例

图2-4农业贷款（亿元）

2009年底，我国金融机构总贷款为399685亿元，其中农业贷款占比仅为5.41%，可见我国金融发展具有很强的城市化倾向。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例逐年下降，由图2-3知，我国农村贷款占比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其转折点出现在1994年，在这一年，我国农村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急剧下降，在1990-1994年，我国农村贷款占比维持在14%左右，在1994年，突然下降到3%，以后一直保持在4%-6%左右。

其主要原因是国有金融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中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和农业，就连国家明确定义在农村领域的农村信用社，为了自己脱困，也开始了走规模经营、撤并集中之路，基层业务代办点大量撤并、人员清退、决策权限上收，业务非农业化，从而导致了我国正规金融机构无意向农村和农业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

四：

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变量数据说明和估计方法

1、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RJJN=

+

*RJGDP+

*RJGDP^2+

*DK+

*NYDK+

*XM+

*CZZC1+

2CZZC2+u

（1）RJJN：

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即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差，这个变量的值越大，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此变量已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处理。

（2）DK和NYDK：

它们分别代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以及银行贷款中农业贷款的比例，这两个指标是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按照上述的理论分析，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DK的回归符号应该为正号。

农业贷款是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因此，NYDK的回归符号应该为负号。

（3）RJGDP.RJGDP^2.代表人均实际GDP及二次平方和，加入人均收入的平方和主要是考察是否存在所谓的“倒U关系”及库兹涅茨现象。

（4）XM：

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增长快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快于同期世界经济贸易增长。

中国经济更多地融入国际市场是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以及与贸易相关的金融贸易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关产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贸易的发展主要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因此，XM符号为正。

（5）CZZC1和CZZC2：

分表代表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发展当地的经济，而经济增长又主要来自于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因而，地方财政支出必然带有城镇倾向。

因此，地方财政支出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而中央财政支出一般倾向于农业的发展，因此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符号为负。

其中，XM，CZZC1和CZZC2是作为控制变量来观测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的影响出现的，本部分所使用的为1990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