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大姐的一份信托凭证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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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的收益率,不能不让魏大姐动心。
她前年发现自己得了乳腺癌,做手术、治病已经花掉七八万,现在有机会赚点钱,当然是赚回一点是一点。
她相信这钱应该来得安全,相信交通银行不会骗人。
魏大姐找亲朋好友凑足了40
万现金,然后到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和金新信托郑重的签下一份合同。
签完合同之后的三个月,魏大姐还收到金新信托寄来的一封信,那上面白纸黑字的说,“我公司按信托计划要求完成了对乳品公司股权的收购,共三家”。
看到这封信,魏大姐更放心了
到今年的7月2日,信托计划到期。
按照那份合同,魏大姐可以收回本金和两万多元的利息收入。
可就在头一天的晚上,魏大姐接到交通银行打来的一个奇怪的电话。
魏大姐回忆,“七月一号晚上,
我得到他的通知,大概是十点,晚上十点,他通知我,
七月二号,
应该是到期日,对不对,他说让我到半松园路,浦西中学,有金新的工作人员来作解释。
为什么说解释,而不是兑付?
这个电话让魏女大姐觉得很不安。
第二天一大早,她没去半松园路的浦西中学,而是直奔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她想直接讨个说法。
魏大姐说,“七月二号到交行,一看,全部是警察。
然后交行的班车把我们送到半松园路,半松园路那个浦西中学里面。
你一进去,他就把你送到教室里,
每个教室隔开,你们说十个人,
哦,你们是个人先坐在这里休息,为什么,
上面在一批批在谈。
这个时候,魏女士隐约已经感觉到,这笔钱,很可能拿不回来了。
魏大姐说,“金新现在的股权到底收购到了没有,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不管是听到金新也好,听到交行也好,都说是成功的,因为交行甚至告诉我们法律文本他都看到过,对不对,但是媒体上面说,没有收购成功,所以我们就问他们,
问交行,金新到现在为止,到底收购成功没有,他们告诉我们,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股权问题很复杂,结果那个风险处处长说,
至少来说是不完备的,在法律上的手续是不完备的,因为没有过户,
没有工商登记,
没有过户,实质来讲就是没有收购成功,
但是钱已经走掉了。
金新信托的《乳品行业战略并购资金信托计划》,一共签订了191份合同,募集到的资金多达8720万元。
出了事之后,魏大姐才从媒体的报道上得知,当时德隆收购三家乳品公司,根本就没打金新信托这个招牌,金新信托也根本没有这三家公司的股份。
可是,直到现在,没有人说出那8000多万元的真正下落。
魏大姐和其他一千多投资者找金新要钱,可金新的人说,他们没钱,还不了帐了。
魏大姐说,今天七月二号兑付日,
我们应该到江西中路去拿钱。
(金新的人说什么?
)你们把我们叫到,金新的人不说,没声音,金新的人.你们把我们叫到半松园路来干什么?
他说来作解释的.
我说我们不要解释.
魏大姐跌坐在浦西中学的大门口。
交通银行的人在说些什么,金新信托的人在说些什么,她已经听不太明白,她只知道,今天是拿钱的日子,她没有拿到,她被人骗了,被金新信托骗了,更是被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给骗了。
“在这份《乳品行业战略并购资金信托计划》上写着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只是代理收付机构。
也就是说,交通银行只负责收钱和付钱,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责任。
但显然来到交行门口的投资者对这个责任的定义并不完全认同。
魏大姐说,“说实在的,
代理收付这个概念,多么精确的概念我都没有弄明白,我到现在,
哦,什么叫代理收付,原来就是代理我们收钱,
代理我们付钱,但是他那个时候没有提醒我们。
他说是合作。
记者:
“当时有没有把这个问题问一下交行的人?
魏大姐:
“我有疑问的,
因为我没有看到金新的人,我只看到挂着交行牌子的人,
我就问他了,
不是跟交行签吗?
我问他了,
我一看,
怎么是跟金新签,我不是跟交行签吗?
他告诉我的,
他说你放心,我们是合作的。
如果你这时候告诉我,
我们交行只是代理收付,
其他我们管不着的话,我想打死我我都不会签的。
魏大姐8岁的儿子给妈妈画了一幅画,一年前画的,现在他的妈妈不再有画上那种从容的神态了。
在给银监局的信上,魏大姐这样写到:
“身体越来越差,亲朋好友都来催债,
我现在是生不如死。
魏大姐说,“我说句难听的话,
如果说我一个人命丢了,我死了,这笔债就随着我的死可以了的话,或者说我死以后没有人找我家人麻烦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但问题现在是,
我怕我家人受累。
都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个的不幸。
我们这位魏大姐原来也有一个幸福家庭,老公在外企上班,是个体面人,她自己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孩子刚8岁,已经在绘画方面显示出不一般的天赋。
这小日子本来过得有滋有味,没想到两年前的这个时候,魏大姐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
得了这么个病,魏大姐倒也挺下来了,只是去年买的这份信托凭证,又让这个坚强的女人陷入绝望的深渊。
她冲着交通银行这块牌子买了金新信托,她怨恨金新信托,但更加怨恨交行。
她的这种心态,也是所有一千多位金新信托投资人的心态。
金新信托推出的《乳品行业战略并购资金信托计划》,一共签定了191份合同。
但是,牵涉到金新信托的投资者远不止191个人。
财富无限记者喻婉婷说,这当中有些合同是很多人凑份子签的,人数最多的一份合同竟然有30多个签名。
喻婉婷了解的情况是,像魏大姐这样被信托凭证套住的投资者,人数总共有一千多。
7月2号,也就是金新信托还款日这天,这一千多名投资人都聚拢在交行门口集会请愿,他们的要求是,还钱。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再怎么解释也是徒劳。
魏大姐只想弄明白,好好的一个信托计划,怎么就让她血本无归了。
魏大姐给记者看了金新信托7月4
日给她寄来的一份信函,她说,也许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份信函上找到答案。
魏大姐说,“这份函他告诉你,他和天山畜牧签了一个转让协议,就是签了一个转让协议。
金新信托的董事长是何贵品,而天山畜牧的法人代表也是何贵品。
金信信托要买的三家乳品公司就是天山畜牧所有,换句话说,魏大姐和一千多投资者的钱,不过是从何贵品的左手上换到何贵品的右手上。
魏大姐说,“当时他出具了一些文书,
转让协议的文书,我们有投资者把他当场就复印下来了,我们才看到这里一个何贵品(的章),
那里一个何贵品(的章)。
在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记者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公布实施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
这个文件的第三十一条写着:
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信托业务,不得将信托资金贷放给自己或者关系人。
接下来的第三十二条又解释什么是关系人,文件上说,关系人包括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
金新信托计划中的购买行为,和它列出的这份文件明显自相矛盾。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主管的政府部门又是个什么态度呢?
“金新信托和天山畜牧是关联方吗?
新疆银监会工作人员:
“目前市区这边已经研究了,已经脱离了。
“那当时信托计划正在执行的时候,是关联方吗?
“当时应该是都是德隆系里面的公司。
“那当时金新信托将钱贷给天山畜牧的话,算不算非法操作呢?
“现在具体的我不是太清楚。
“现在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研究,
会采取措施的。
德隆一倒,指望他下属的金新信托进行赔偿已经不太现实。
魏大姐和上千的金新信托投资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在他们眼里,如果不是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出面,他们不会趟这趟混水。
现在出事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就应该负起赔偿的责任。
记者出镜:
“在我身后是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总部大厦,今天又有数十位昔日的VIP客户聚集在大厅门口,手举横幅,喊着口号,要求与交通银行的管理层对话。
他们中间有七旬的老者,也有身患心脏病的病人。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的最多的怒气和抱怨,不是针对违规的金新信托,而是针对交通银行。
众多金新信托的投资人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交行总部情愿。
在这个不光彩的信托骗局里,交通银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魏大姐说,虽然信托合同是与金新信托签的,但是她心里一直把交行放在信誉担保人这样一个的位置上。
魏大姐说,“我们是绝对信任交行,当时就是冲着交行去的,哪怕金新在交行的门口摆个摊,我都不会买。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对媒体说,他们只是代理收付的机构。
在整个事件当中,他们都是局外人。
他们没有义务为投资人的损失负责任,从头至尾都没有责任。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因为我们和金新信托,因为两个都是金融机构,签订的条约是代收代付,资金代收付的协议,所以他们金新是没有义务向我们阐明,
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说他们是怎么开展工作的,我们也不会去查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有他们新疆银监局,新疆人民银行的支行,他们这个项目是报西安大区行报备的,所以我们是不查他们这方面资料的。
“所以交行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关联交易的事情?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工作人员含糊的回答,“应该说是不知道他们在进行关系交易。
但在魏大姐和上千的投资者眼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他们至少可以作证,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即使不是主观上的同谋者,至少在客观上,他们扮演了同谋者的角色。
“因为我们媒体上看到德隆,有兑付问题了,
出问题了。
”魏大姐说,“我们提出疑问,
他(交行)告诉我们,
没问题,他一直是说没问题,他们看到到过法律文本。
到那时候,到六月中旬他都看到过法律文本,然后还说到期以前做任何措施都是荒唐的。
金新赔不出钱,交行又不愿赔钱。
魏大姐说,被自己拉下水的亲朋好友一个接一个的跑来催债,她已经赔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她已经走投无路。
魏大姐说,“所以现在事情,
好像,
如果有人告诉我,能够走一条路,这条路走的再难,都能拿到钱我也走,但现在好像没有这条路,没有这条路,
也没有人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去拿回我的钱。
魏大姐一趟又一趟的找交通银行,一趟又一趟的找金新信托。
她希望得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她得到的答案,无一例外是含糊的,不着边际的。
她甚至想到过找律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是律师给她的答案,是一样的苍白无力。
魏大姐说,“谁拿了钱,
谁应该换钱,
应该找谁,我们也知道,
但是我也跟他说了,现在没有一个律师敢为我打官司,打赢很容易,
打赢金新很容易,
但是要回钱非常难。
魏大姐是有病的人,她不到四十岁,已经一夜白头。
她说,她也想放弃这种没有结果的努力,但是她不能,她已经被逼上绝路,没法回头。
魏大姐说,“身体当然不好,
怎么会好,疼啊。
我家里人,
我妈妈也在说,看你儿子面子,你钱不要就不要了,不要去了,
命重要,因为你的命现在对孩子重要,
孩子太小了,那我说我现在的命留着有什么用,我拿不回来钱,怎么办?
当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魏大姐还在为兑付她的那份信托凭证而奔忙,那一千多投资人也在为同样的事情而奔忙。
我想说,这种奔忙很可能是徒劳的,在这个荒诞的投资领域,魏大姐们困惑而无助,从他们签订合同的时候,一直到他们合同被彻底破坏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没弄明白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做“委托收付”?
我想他们也一定不明白,“信托”,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诚信”,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也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也是在信托这个行当里,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希望这次事件,不要将信托业刚刚建立起来的诚信毁于一旦。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感叹,信托是这样一个东西:
当它出事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解决。
既然是这样一个东西,你还留着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