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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和环境
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和环境
杨杰（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 由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学说在研究着眼点上的错位，研究角度上的偏见和研究方法上的唯心主义，虽已确认英国工业革命为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化”模式，但仍不能对“为何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和“谁是工业革命的主体力量”等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本文“从下往上看”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首先定位于广大的劳动人民，然后往上看整个社会和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的变革，发现：
1.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以及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主体力量，决非像西方各类精英所言的只是“消极的、沉默的、潜意识的”部件；2.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较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更早地启动“农业革命”，奠定“现代化的基石”，并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促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环境”的形成。
西方的英国工业革命起源学说有两大“漏洞”，一是把工业革命理解为一场纯经济的变革，忽视这场变革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及其实质；二是把历史发展归结为少数人的创造，认为只有那些所谓的“天才人物”才能左右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这种史学观点的指导下，就不可能真正解释工业革命的起源。
我们倡导“从下往上看”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首先定位于广大的劳动人民，然后往上看整个社会和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的变革，并由此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在英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以及无产阶级起了什么作用？
在朗克学派的精英史学价值中劳动民众毫无地位可言；在年鉴学派的多元史观中他们被看作是“消极的、沉默的、潜意识的”组织部件；在当今中国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中，也只是把劳动人民的活动和经历描述为“适应或未能适应现代化”的过程。
由于西方各种史学观在研究着眼点上的错位，研究角度上的偏见和研究方法上的唯心主义，时至今日，人们虽已公认英国工业革命为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化”模式，但仍不能对“为何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这一问题达到某种共识。
中西学者在探讨世界工业化的起源问题时，发现“工业世界的胞子——乡村工业”业已存在于农耕世界，它的孕育、产生和发展依赖于这个农耕世界的发展水平。
这种发展水平有两个深层次的内涵：
其一是“现代化基石”的奠定；其二是“现代化环境”的形成。
“现代化基石”指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代化环境”的促成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英国之所以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较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更早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石”，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现代化环境”的形成。
一、农业革命奠定英国现代化的基石
工业革命以前，农业是英国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部门，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英国要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从改造农业入手。
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改造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传统的土地关系，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使土地可以以资本的形式投入市场；第二，改造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革新农业生产技术，建立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农场经济；第三，将大批附着于土地的农民“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的工资劳动者。
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土地所有权关系的革命是核心部分，因为土地关系乃是联结农村社会结构各环节的枢纽。
传统土地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庄园的土地所有制与农民的小土地占有制相结合，也就是说，土地关系具有所有权和占有权两个层次，故而农业革命的土地关系变革也就涉及这两个层次的变革。
最近，英国史学家亚伦提出“领主的农业革命”和“自耕农的农业革命”两个概念，以区别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变革的不同性质。
这对我们理解农业革命有重大的启示：
英国农民阶级在农业革命中不是被动消灭，而是积极地参与这场奠基性的大变革〔1〕。
英国的农业革命以“自耕农的农业革命”或土地占有权关系的变革拉开帷幕。
15世纪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对封建庄园经济极为不利，特别是人口锐减、农奴制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力减少和社会流动加剧，直接威胁着封建庄园主的土地所有制的持续和稳固。
各庄园主纷纷改变传统的土地占有权关系，以争取劳动力，提高经济收入。
约1470年始，两种新的土地占有权形式开始盛行：
一是公簿持有权，二是契约持有权。
加上自由持有权，它们成为后来的主要土地占有权形式。
公簿持有农被英国法律史学家称为“占有维兰地的自由人”，因为这种占有权使农民与领主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
两者以“公簿证书”为契约凭据，彼此承认一种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契约关系。
对于领主，其土地所有权不变，但获得了劳动力，又保证了经济收入；而农民只需交纳与占地量相当的地租，便可以按家庭结构的变动来扩大地产，建立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家庭农场。
契约持有权与公簿持有权同时流行；它与领主直接确立起契约关系，即“根据契约占有的租地权”。
米德兰地区所有的庄园自营地都以这种形式出租；寺院和学院的地产出租一般也采用契约租地形式。
17世纪至18世纪诺斯汉顿郡和莱斯特郡农民的土地占有形式都是契约租地；英国西部还常把终身公簿持有权改为终身契约持有权〔2〕。
可见，契约租地权只是不同地区采用的另一种新的土地占有权形式。
马克思从这种新的土地占有权形式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前身，但没有认为它代表资本主义农业的开始。
资本主义农业的产生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后来的议会圈地运动使土地关系的变革深入到所有权层次，封建土地制度在这一时期被彻底摧毁。
革命期间，议会多次通过没收国王、大主教、主教、教长、教士会和保王党贵族的土地进行拍卖，使土地进入市场。
更重要的一步是废除骑士地制和取消监护制度及其法庭。
一切基于骑士服兵役从国王和其他人那里取得的领地，以及根据租佃制直接从国王那里取得的领地都变成了普通的自由领地，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财产。
圈地运动，特别是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通过议会立法的圈地，使部分土地所有权得以改造转移，又使土地的经营方式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
两个层次的土地关系变革产生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现代化农业的农村经济实体：
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
这一时期的土地调查册揭示：
不论在敞田制地区，还是在被圈围地区，家庭农场的比例在1801年以前一直占优势。
这说明家庭农场在农业革命时期构成农业生产的主要基本单位，直到19世纪初才真正被资本主义大农场取代〔3〕。
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所使用的劳动力性质上：
家庭农场主要依靠家庭（非工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农场则完全采用工资劳动力；家庭劳动力所产生的劳动价值融合在家庭经济中，而工资劳动力的劳动价值被资本家所剥削〔4〕。
16—18世纪的农业基本生产者是由公薄持有农、契约持有农和自由持有农三大主要土地占有者构成。
他们在地产估价表上被政府统称为“自耕农”或“农场主”。
这种自耕农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农场主则为农业革命时期产生的新型农民。
他们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这使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维兰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明显区别开来：
（1）依靠家庭劳动力；
（2）耕种与家庭劳动人口相应的土地；（3）从事简单商品生产；（4）与领主的关系是契约性的；（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拥有稳定的土地财产权利，包括使用权、出租（转租）权、买卖权、继承权和维护以上权力的保障权。
从16世纪90年代始，自耕农的土地财产权利受到共同法法庭（包括王室法庭、民事法庭和税务法庭）和大法官法庭的保护，其目的在于打击贵族势力，巩固农民土地所有权，扶植农民家庭生产。
当这些自耕农转变为家庭农场主后，他们的生产与市场发生直接的关系，从而使带有村社平均主义色彩的传统生产体制瓦解。
土地立法以后，地产成为资本占有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资本主义地产。
土地市场也是面向广大农民的，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扩大了家庭农场，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农场。
农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使英国农业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
据克拉夫兹的宏观经济分析，1610年至1860年，英国农业生产率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比工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了近一倍〔5〕。
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可以用小麦产量来说明，1750年小麦亩产8蒲式耳，1800年为20蒲式耳，到1851年达到27蒲式耳。
此外，羊的数量增加2倍，牛的数量增加近一倍。
英国被公认为农牧业结合得最好的国家〔6〕。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每块土地扶养人口的增加。
1650年英国一个农业工人生产的粮食可以供养1.5个非农业人口，1800年为2.5人，到1860年为6人。
这一时期英国人均产量比爱尔兰、荷兰、德国、比利时、法国高出40％至50％〔7〕。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英国率先工业化奠定了基石。
二、资产阶级政府创建工业化环境
工业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形式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作用。
以现代经济理论来说，即使得遵循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都会采取相应的政策，建立实现现代化的环境，以诱导工业革命的启动。
就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看，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是必然的〔8〕。
萨普德提出两个原因，颇有道理：
第一，从传统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有赖于改革或消灭制度上的障碍。
诸如封建土地所有制、税收制度、货币制度、价格制度等都是根深蒂固的，改革或消灭这些在制度上的不合理因素，唯有依靠政府的权威。
第二，建立现代化环境需要大量具有“外溢经济作用”的服务事业，例如教育机构、交通网络、灌溉系统等。
这些工程不受私人投资者注重，需要政府率先创办〔9〕。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和以后，其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关重大，特别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它在建立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环境方面，更是直接参与，冲锋在前。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一个体制开放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政府。
新的政府推出一系列法规和政策，直接干预经济，促使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现代化环境的形成。
土地立法、议会圈地、海外掠夺、殖民战争和国债制度等都是新政府在工业革命前直接参与建立资本主义现代化环境的重要内容。
土地立法不仅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更重要的是让土地完全进入市场，使之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投资的形式之一。
通过市场买卖来推动土地资本主义化的速度并不能满足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欲望，于是政府又以议会圈地的暴力手段加速土地的资本主义化。
据哈蒙德夫妇的估计，至少达到英国耕地的一半，约570万英亩〔10〕。
海外掠夺使英国获得了启动工业革命的资本。
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是政府直接参与下进行的。
据统计，18世纪英国向法属和西属美洲殖民地输送黑奴达50万。
殖民战争为英国带来三大好处：
（1）以战胜国资格索取巨额赔款；
（2）用武力吞并战败国的殖民地；（3）获得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
这些在掠夺印度的财富上尤其突出。
据不完全统计，从1757年到1815年，英国政府从印度掠取的财富就达10亿英镑。
进入18世纪后，英国已是一个以庞大财政和军事机器为基础的帝国。
由于财政和战争支出的需求，政府成为“最大的生产品消费者”，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各阶层产生巨大影响。
奥布里恩指出：
“这一时期政府的经济活动足以引起国民经济收入的再分配、刺激工业生产、促进政府金融机构（如伦敦股票市场）的发展。
它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11〕为支付财政和军事开支，政府在国内一般采用两种形式来获取所需资金：
一是举债；二是提高税收。
这两种形式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是极其重要的。
建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一开业就同政府达成一笔交易：
银行以8％的利息贷款给政府，而政府作为回报则授予其制币权、银行券改造权和证券投机。
这就是所谓的国债制度。
国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资本家，巨额的公债利息最终转为资本；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政府用税收的形式将其债务转嫁给民众，1700年税收总额占国民生产总收入的9％；到1815年达到18％〔12〕。
税收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
1737年，一位抗税人士写道：
“我不知道哪种必需品不要交税，也许只有水不上税。
我们通过窗税对空气、日光以及太阳供给的热量交税，通过煤和蜡烛对夜间的光和热交税。
我们通过盐税对面包、肉及各种杂粮交税。
不交羊毛税、亚麻税、肥皂税等等，就不能穿衣，甚至不能洗澡。
”〔13〕据估计，当时人们在每20先令的开支中有10先令作税交给了政府，而政府又以付债的形式将它塞入资本家的腰包。
这里，政府在资本积累方面的经济作用已经显而易见。
英国政府在建立“外溢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是很突出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是最好的例证。
18世纪初，英国的交通运输十分原始，马车和帆船是国内运输的主要工具；少量的公路远不能适应工业发展之急需，水陆交通网络的扩大大多依赖政府的参与。
首先，政府通过立法允许私营道路信托投资公司承包修筑公路和运河，建立对使用者收税的制度。
据统计，1700年至1830年，英国每年颁布的道路立法达35个以上。
道路信托投资公司几乎遍及整个英格兰，工业地区的公路修建更快。
1759年，经政府的支持，从华斯莱煤矿到曼彻斯特开凿了第一条长达17.6公里的运河，使煤价降低了一半。
于是，开凿运河工程遂在全国铺开，到1830年运河总长达到7510公里，将全英国的商业中心连接起来。
运河网络使运输费比公路运输便宜一半至四分之一，煤炭价格大大下降，也使冶铁业和制陶及其他用煤工业的产品价格下降。
更重要的是，运河扩大了国内外市场的发展。
政府为推动对各地铁路的投资，由议会通过私人法案，规定用征收通行税来设立信托公司，由这种实体组织来建筑各地段的铁路。
1825年从斯托克敦到达林顿的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铁路时代的开始。
此后的10年里，议会通过54个铁路修筑案，到1840年全英主要铁路干线已基本完成。
进入70年代，一个完善的铁路交通网络已经出现。
此外，政府在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上，也采取了直接干预的活动。
政府往往用调整税收、许予津贴或贸易特许等方式，鼓励企业、公司的发展，保证国内市场。
例如1688年政府取消谷物进口税，用每夸特小麦补贴5先令的方法投放市场，以保证国内粮食的需求。
1720年政府对进口印度绸和印花布课以重税，保护国内纺织工业的发展。
整个18世纪，政府采取优惠贷款的办法扶持私人企业，于是各种公司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
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在工业革命时期，从国民生产资本的积累，建设“外溢经济作用”的服务事业和促进私人公司、企业的发展等方面，为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化环境发挥了重大的主导作用。
三、三层式社会结构为工业化提供主体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
这三大骨架指的是三大主要对抗阶级，亦即土地贵族、“中产阶级”和工资劳动者。
我们把这三大对抗阶级构成的社会称为“三层式现代社会结构”。
工业化的社会环境是在这种“三大骨架”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出现的。
根据格利戈里·金和约瑟夫·麦西提供的社会构成资料，以及最近林德特和威廉逊对18世纪职业结构的修正数据，发现17—18世纪的英国社会已不是西欧大陆上尚存的两层式（土地贵族与依附农民为主体）社会，而是较早地发展成为一种以“土地贵族—中间阶级—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结构”〔14〕。
英国与欧洲大陆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
英国较其他地区或国家更早地出现了“工业化的社会环境”，这是它率先启动工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18世纪英国这种“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动力和阶级力量。
但是，谁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体力量？
我们坚持“从下往上看”的史学方法，从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个人在这一结构中的经济行为来分析。
英国社会的顶层是贵族和乡绅构成的土地贵族。
贵族和乡绅的共同特征是垄断土地所有权，除自己经营少量土地外，绝大多数土地租给农场主经营，自己坐收地租。
社会的底层是农业工人、城市工人、矿工和仆人等一批出卖人身自由、出卖劳力的工资劳动者，也包括贫民、游民、渔民和乞丐等一些“潜在的工资劳动者”。
根据格利戈里·金和约瑟夫·麦西提供的社会构成资料显示，在三大阶级的力量对比上，土地贵族、“中间阶级”和工资劳动者以家庭数目算分别占1.2％、58.8％和40％；以占国民总收入的经济收入来计，又分别为14.3％、74.7％和11％。
这些数字给人这样一种表面印象：
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经济收入上，“中间阶级”都占居了绝对优势。
然而，这个“中间阶级”是一个多层次的、重叠的阶级，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有较大差异，根本不可能被笼统地称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这一时期的“中间阶级”至少还可以分出两个层次：
上层是大商人、大企业主、银行家、大农场主以及政府官员、军官、教士和律师等自由职业者。
大商人和银行家大多居住在大城市、大港口和内地大城镇，从事海外和国内贸易，开设银行，有的还控制企业和工业，乃至城市政权。
一部分商人同贵族有密切联系，对国家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从国王和议会取得各种贸易垄断权。
也有部分大商人凭借自己的实力，冲破国家立法的限制，独立开拓海外贸易而成为最富有的阶层。
这一层次的人是早期的资产阶级。
在金氏的统计中，商人一项包括了各种工业家、企业主，年收入约在40—200英镑之间，说明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规模一般不大。
诚然，在工业革命开始前，少数大企业已经在纺织业和冶炼业出现。
这批人往往通过购买土地或与贵族联姻跻身于土地贵族阶级和政府统治集团。
大农场主是农村中间阶级上层，一般拥有（占有）100至1000英亩以上的土地。
“中间阶级”的下层，犹如笛福所说：
“就像数天上星星”，难以统计。
17世纪末金氏估计有5万人，而半个世纪后麦西统计达16.25万人。
他们往往被记载为“商人”，其实包括了店主、小贩、小业主、独立手工业主。
他们中有的是零售商，如帽商、手套商、书店主和文具商等；有的则直接生产并销售自己的产品，如铁匠、鞋匠、铸匠、细木匠和木匠等；还有一批人被记录为“农场主”，其实是一些占地30—100英亩的自耕农（家庭农场主）。
这一层次的人掌握了少量生产资料，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又是具有熟练生产技能的劳动者。
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简单商品生产者，并与工资劳动者构成劳动大众阶级。
这个劳动大众阶级才是工业革命的主体力量。
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除了为促成现代化的社会环境提供了社会主体力量外，还具备了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社会特征，即开放性和流动性。
这两个社会特征使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发挥了充分的效能。
英国土地贵族阶级从两重意义上说是开放的，一方面，贵族的爵位和地产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他儿子势必离开贵族集团另谋仕途或去经商；另一方面，上层中产阶级成员可以凭其资本实力，购得土地、选区和骑士或绅士的衔头，个别可以买到爵位而跻身于贵族行列，或与贵族联姻，希望儿孙有朝一日成为贵族。
乡绅正是这种开放性促成的一个不定形的社会阶层，处在贵族与中产阶级的重叠之外。
乡绅当中有贵族后裔、富裕商人、大企业主，也有大农场主的后代。
这个阶层是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特有的，欧洲大陆国家难以找出与其相应的阶层。
乡绅以下的社会阶梯上，各层次间的界线更加模糊。
商人从事贸易，也可控制和经营企业；小业主既是经营者又是直接生产者；自耕农会是农场主，也会外出兼营手工业，乃至充当工资劳动者。
因此，社会阶层向社会个人开放，社会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结果使社会结构内部总是充满活力。
与社会开放性相联系的是社会流动性极大。
社会流动主要表现在社会个人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
社会的区域流动主要是工资差别、圈地运动以及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不平衡造成的。
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以及混合型农业区的农民不断流向城市、集镇和工业区，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不乏。
社会的职业流动更加容易，特别在新兴工业区更为明显。
此外，英国家庭中流行的“周期性仆从”制也鼓励青少年较早地开始选择自己的职业〔15〕。
商人和企业主则经常根据市场的变化灵活地改变投资和经营方向。
这种社会职业流动过程是现代化环境形成的内在要素，它在经济动荡和重组的过程中，加强了社会反应的灵活性，有利于资本和劳动力及时地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新兴工业部门。
社会的经济地位流动表现为社会阶级和阶层内部的分化和流动。
在手工业生产部门，掌握原料分配和产品销售的商人上升为企业主的颇为多见，也有一些企业主是由熟练工匠转化而来的。
出身贫寒通过学徒制上升为企业主，甚至成为乡绅者也大有人在。
东北部最大的煤商和盐商威·柯斯特沃思原来是一个蜡烛商学徒，后来成为大商人和化学家，是伯明翰纺纱厂和化工厂、苏格兰卡隆冶铁厂和伦敦大面粉厂的合伙人和康沃尔铜矿企业的大股东。
当然，社会地位的流动不全是向上的，乡绅和商人的破产也是常见的。
至于农村中家庭农场主的破产和消失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多数转化为工资劳动者。
总之，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社会结构中正在孕育着现代化的社会母体——“三层式”结构。
这种结构以广大的劳动大众、阶级社会的基本生产为主体力量，并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
这种社会结构更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因素的变化，而且对这些经济因素的变化又能作出灵活反应，使英国的工、农、商、运输等部门的发展不同于大陆各国，也使英国的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科学发明不同于大陆国家，从而为现代化的开始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四、新教精神为工业化确立了新的价值取向
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已注意到清教主义对工业化的巨大作用。
清教的“先定学说和上帝选民意识”，被马克思确定为当时资产阶级最激进部分的要求。
这种要求反映出一种新的精神和价值取向。
英国清教的出现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对经济发生真正影响则是在复辟时期各种极端清教派别如圣公会、教友派、长老会、再洗礼派、独立派以及千年会等的出现之后。
他们在反抗国教迫害的斗争中获得宗教宽容、合法存在的地位和信仰自由的权利。
然而在宗教界和社会上仍然遭受歧视，法律和教规断绝了他们的仕途，但给他们留下了在工商业活动中寻求发展的机会。
清教各派组合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圈，并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了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为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确立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行善赎罪、勤俭劳作与上帝选民意识融为一体，形成了新教精神。
英国清教各派对生存目的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即“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一切”。
这一认识例示马克斯·韦伯称之为“价值理性”行为的劝世活动〔16〕。
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注重来世的观念被“功德行善”和注重现世生活所取代。
用清教时代解释新教精神的权威巴克斯特的话来说，“一个救世良方是……通过永不停息、坚持不懈的劳作改造尘世、征服尘世的诱惑，乃是责无旁贷的义务”。
“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
”〔17〕在清教主义的概念里，上帝的遴选是靠“行善”来证明的，要“行善”，在个人的职业中刻苦劳作是必要的，因为劳动能使人取得职业的成功，这乃是追求的目标和救世的标志。
这样，社会功利标准取代了赞颂上帝的标准，社会功利主义被确立为新教精神的核心。
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用威斯利的名言来概括，这种价值取向便是：
“尽你之力赚钱，尽你之力节俭，尽你之力舍予。
”〔18〕这种价值取向也表现在清教徒的职业选择上。
巴克斯特在他的《基督教指南》里对职业选择的必要性和职业分级排序作了精心的论证：
“假如其他条件都不变，则应选择最能为公众行善的职业。
按可取程度为度的各种职业是：
学识型职业、农业、商业、和手工业。
”〔19〕学识型职业的突出地位是与他们注重谋利教育相一致的。
谋利教育的主要教育内容为：
数学、物理学和语言。
这些学科的选择也例示清教思想的价值取向，数学代表理性主义，物理学代表经验主义，语言是获得知识的手段。
在历史变迁中，这种新教精神和价值取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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