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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体论》）楚怀王亦是“隆祭祀，事鬼神”（《汉书·
郊祀志下》），把破秦的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最终为秦所败。
贵族阶层崇信巫祭，现在出土的材料多有证明。
而在南方土著聚居的“南郢邑、沅湘之间”，更是巫风浓烈，“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王逸《楚辞章句·
九歌序》）巫文化对楚国审美风气的影响是明显的。
楚地的艺术很兴盛，而这些艺术很多与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
如王逸所记载的庙堂壁画，楚“凤夔人物帛画”，刻画在器物、帛画上的楚舞造型，以及出土的编钟等，都富有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点。
楚国到战国中期已经成为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诸侯国家之间兼并激烈，根据当时列国的实力，有人认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是有根据的。
但到楚怀王、楚襄王时期，楚国由盛而衰，不仅在外见欺于秦国，一再丧师割地，连楚怀王本人也被秦劫留而死。
在楚国内部，政治越来越黑暗，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楚国由此走向没落。
屈原正是在这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崇高品质，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学巨制。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屈原的生平和思想“楚辞”的含义楚辞的编纂和屈原作品的真伪
屈原，名平。
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前３３９）正月十四日。
屈原以上古帝王颛顼氏为先祖，属楚国公族。
据《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
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此后，楚国一再见欺于秦，屈原曾谏楚怀王杀张仪，又劝谏怀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都没有被采纳。
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
终投汨罗而死。
屈原除了在郢都任职外，有两次飘落在外的经历。
一次是汉北，这是在屈原遭到楚怀王疏远之时，自己离开了郢都。
《九章·
抽思》云：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但他在汉北仍不能忘怀君国故都：
“淮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另一次是在江南，历经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这是屈原遭顷襄王放逐之地。
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并通过诗歌表达出来。
可以说，他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与漂泊生涯的关的。
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屈原出自宗族感情，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
这不仅符合楚国的利益，同时也是符合中原传统文化精神的。
因此，屈原对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之情，不得已而借诗歌倾泻出来。
屈原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悲剧性的一生，他的《九歌》、《离骚》、《天问》、《招魂》、《九章》等，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六经”并列。
宋黄伯思《翼骚序》云：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楚辞类》引）这就是说，“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
进一步说，楚辞的直接渊源应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
《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中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因此，南方祭歌那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
这是“楚辞”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又一层意蕴。
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
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
《汉书·
艺文志》记载屈原赋２５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１１篇）、《天问》、《九章》（９篇）、《远游》、《卜居》共２４篇。
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
还有《招魂》一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却被王逸归在宋玉名下。
在楚辞的研究史上，除了《离骚》、《天问》、《九章》的部分篇章之外，其他诸篇的作者问题都引起过争论。
现在看来，《大招》是对《招魂》的模拟；
《远游》中有浓重的求仙色彩，甚至采用了后世之典故，显然出自汉人之手；
《卜居》、《渔父》是后人为追述屈原事迹而作。
基本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屈原的作品。
此外，《九章》中部分诗篇，如《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也曾遭到质疑。
在证据不是十分充足的情况下，还是肯定《九章》皆为屈原所作更为适宜。
这样，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２３篇。
正是这２３篇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第三节《离骚》
《离骚》解题写作年代忠君与爱国美政理想与身世之感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香草美人：
象征和意境形式和语言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
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
“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
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离骚》者，犹离忧也。
”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
“离，犹遭也，骚，忧也。
明己曹忧作辞也。
”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
离骚经序》云：
“离，别也；
骚，愁也；
经，径也；
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
”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
因司马迁毕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尤”或“离忧”之语，“离”皆不能解释为“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
《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
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十分强烈，他的苦闷、哀伤不可扼止地反复迸发，从而形成了诗歌形式上回旋复沓的特点。
这种回旋复沓，乍看起来好像无章次文理可寻，其实是他思想感情发展规律的反映。
《离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首先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内美”。
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
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
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
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愤懑之后，屈原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
在最后一次的飞翔中，由于眷念宗国而再次流连不行。
这些象征性的行为，显示了屈原在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突出了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一般认为，《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
司马迁说：
“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
……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在《离骚》前一部分中，有不少“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等。
诗中用了一些婚姻爱情的比喻，如“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以这种男女之间感情的不谐比喻君臣的疏远。
根据中国传统的伦理习惯，弃妇的哀怨是以对夫君的忠贞为前提的，所以，这些诗句可以解释为屈原的忠君。
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
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
屈原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
如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
屈原的爱国感情更表现在对楚国现实的关切之上，从希望楚国富强出发，屈原反复劝戒楚王向先代的圣贤学习，吸取历代君王荒淫误国的教训，不要只图眼前的享乐，而不顾严重的后果。
如“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以及引后数句，列举了夏启、羿等由于“康娱自忘”而遭到“颠陨”的命运，向楚王提出了警告。
他对那些误国的奸佞小人也是充满了仇恨，“椒专佞以慢慆兮，榝殳又欲充夫佩帏。
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君昏臣佞使得楚国处境岌岌可危。
对宗国命运的担忧，发而为一种严正的批判精神，这是《离骚》中非常值得珍视的地方。
在《离骚》中，屈原感慨道：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表示将用生命来殉自己的“美政”理想。
他的“美政”理想在一首抒情诗中当然不能全部表明，但我们从《离骚》中仍能约略知道一些主要内容。
这就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
首先，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
《离骚》云：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
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其次，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
诗中称赞商汤夏禹“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并列举了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伊尹等身处贱位却得遇明君的事例，借以讽谏楚王。
另外，《离骚》批评现实道：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度。
”所谓“规矩”、“绳墨”显示了屈原对制度法令的重视，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
总之，相对于楚国的现实而言，屈原的“美政”理想更加进步，并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
当然，屈原念念不忘君臣的“两美必合”、和谐共济，还与他自己的身世之感有关。
屈原贾生列传》说：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楚王的不信任和佞臣的离间，导致君臣乘违，事功不成，这是屈原悲惨人生的症结所在。
所以，他在诗中反复地咏叹明君贤臣，实际上也是对楚国现实政治的尖锐批判，更是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叹，其中饱含着悲愤之情。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从这些香草和装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则是其人格的外在显现。
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发而为对有限时间的珍视，“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屈原陷入极端艰难的处境之中，但他却以生命的挚诚来捍卫自己的理想：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正是在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的鼓舞下，屈原才能对楚王及腐败的佞臣集团展开尖锐的批判：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屈原的形象在《离骚》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
《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
美人、香草。
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
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可以说，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所以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
以夫妇喻君臣不仅形象生动，深契当时的情境，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观念里，就把君和夫、臣和妇放在同样的位置，这一观念可能影响了屈原的创作。
《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
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
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
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
《离骚》对自己的上下求索有出色的描写。
第一次远逝历经多处神界，最后受阻于帝阍。
第二次远逝，由于目睹故国而不忍离去。
对这两个情节的理解，一般根据“灵氛”所言“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认为象征屈原试图离开楚国另寻可以实现自己理想之处，但由于对宗国的留恋而终于不能成行。
这两次远逝中都有十分壮丽的场景，试看这一段的描写：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望舒先驱，飞廉奔属、凤凰承旂、蛟龙为梁，在这些神圣形象的支持下，屈原显得如此从容、自由，他伟岸的人格也更加光辉灿烂。
这里显出了对自己信念的执著，表现了对世俗的蔑视。
因此，这两次远逝，既是一种象征，又是屈原形象的一种折射。
周流求女一节，历来诠释最多。
从《离骚》的全诗来看，屈原所痛感的，一是君王昏庸，一是佞臣当政，屈原在现实中同时遭到昏君佞臣两者的排斥。
也正是在这种绝境之中，屈原才开始“上下求索”的历程。
求女失败之后，灵氛用“两美必合”鼓励他往别处寻觅。
一次次求女不遂，是屈原的现实遭遇在诗中的投影。
所以，求女在诗中应该象征着对明君贤臣的向往，也表现了屈原虽在绝望之中，仍不放弃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
《九歌》是巫术祭歌，是楚地“信巫术，重淫祀”（《汉书·
地理志》）的文化习俗的反映。
《九歌》的基本情节是“人神恋爱”，往往以人神恋爱的成功来象征祭祀的成功，而人神交接的艰难，又使《九歌》充满了悲剧色彩；
香草作为献祭或巫神取悦对方的饰物，在表层意义上是一种追求爱情的象征，而它的内核又暗示着宗教的诸种情境；
《九歌》既然描述的是人神之间的事，其中自然就假想了许多驾龙骖螭的飞升情节。
屈原显然是熟悉楚地民间祭祀文化的，民间文化中这些成熟的文学意象，必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
《离骚》中最耐人寻味的“求女”，与《九歌》中人神恋爱的情节颇有类似之处。
至于香草和飞升的细节，与《九歌》也很相似。
这些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中的文学意象不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现实，同时也帮助屈原进入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相对于《诗经》，屈原的作品在形式上也有新的特点。
《诗经》的形式是整齐、划一而典重的，而屈原的作品则是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骚体”。
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的基础之上的。
屈原以前，楚地流行的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说苑·
善说》）。
而与《离骚》有直接关系的则有《九歌》。
显然，《离骚》学习借鉴了楚歌的形式特点。
不仅如此，《离骚》还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
黄伯思《翼骚序》云：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
”并且还举“些、只、羌、谇、謇、纷、侘、傺”作楚语的例子，举“顿挫悲壮，或韵或否”作楚声的例子。
《离骚》中的楚地方言还有很多，屈原采用这些楚地方言，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同时，对“兮”等语助词的多种方式的使用，促成了句式的变化，这些句式和委婉轻灵的楚声相结合，很适合于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的表达。
楚语还使《离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增加了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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