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典型案例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买卖合同典型案例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买卖合同典型案例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协议签订后，某贸易中心即着手银杏的收购工作，共收购银杏430多吨。
江苏某贸易中心多次催促北京贸易公司按协议办理出口，同年11月日商到中国看了某贸易中心入库的银杏，认为质量符合要求。
但履行期届满时北京某贸易公司未能按委托协议的规定履行出口任务，原因是日方不要货，只在1989年1月出口了100吨，余下的300吨没能出口，给某贸易中心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由于双方协商不成，某贸易中心遂于1989年5月向江苏某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北京某贸易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
２、审理结果
江苏省中、高级法院两审判决北京某贸易公司败诉，并赔偿江苏省某贸易中心的经济损失。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是：
1）委托出口协议明确规定，江苏某贸易中心委托北京某贸易公司出口银杏700吨，受托方北京某贸易公司只收取手续费，即占合同总金额的3%，外汇留成双方按比例进行分配。
按国家当时进口的政策，符合委托出口的规定。
2）北京某贸易公司未按照委托出口协议出口，已构成违约，当日商违反与该贸易公司所签订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又拒不向外索赔，以致于超过了索赔期限。
３、基本理论
代理人（agent）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当事人之一。
一般来说，如果代理人未取得本人的合法授权，就认为缔结合同的主体不具备法定资格，所订合同因此无效。
1983年2月15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通过《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该公约是调整国际商事代理关系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公约，对代理权的确定和范围、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代理权的终止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外贸代理制是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重要法律制度，它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产物，有关立法是1991年8月29日对外经贸部颁发的《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
该暂行规定把我国的外贸代理分为两大类，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
对于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代理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办理进出口业务，若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则适用《民法通则》中有关代理制度的规定加以调整；
如果代理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则适用暂行规定加以调整。
对于无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委托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办理进出口业务，也须适用暂行规定加以调整。
４、案例分析
江苏某贸易中心、北京某贸易公司和日本某商事株式会社是本案的3个当事人。
其中，江苏某贸易中心不具有外贸经营权，委托有外贸经营权的北京某贸易公司办理进出口业务，二者之间具有外贸代理关系，应适用《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作为受托人的北京某贸易公司应承担的义务之一即：
及时按进出口合同及委托协议的有关规定向外商提起索赔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但在本案中，北京某贸易公司违反了该项基本义务，在对外索赔的过程中不及时向日方索赔，以致于超过了索赔期限。
因此，北京某贸易公司应江苏某贸易中心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
1、案情介绍
我国某公司应荷兰某商人请求，报出某初级产品200公吨，每公吨cif鹿特丹人民币1950元，即期装运的实盘，对方接到我方报盘后，没有表示承诺，而再三请求我方增加数量，降低价格，并延长有效期，我方曾将数量增至300公吨，价格每公吨cif鹿特丹减至人民币1900元，有效期两次延长，最后延至7月25日，荷商于7月22日来电接受该盘，但附加了包装条件为“需提供良好适合海洋运输的袋装”，我方在接到对方承诺电报时复电称：
“由于世界市场的变化，货物在接到承诺电报前已售出。
”但对方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承诺在要约有效期内作出，因而是有效的，坚持要求我方按要约的条件履行合同。
最终我方以承认合同已成立而告结束，从而使我方损失23万元。
2、基本理论
与其它一般合同的成立一样，双方当事人的签约意志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的实质要件。
一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是双方当事人经过要约、承诺，或反要约的反复磋商而最后达成的结果。
要约对受要约人没有拘束力，受要约人只有承诺的权利，没有承诺的义务。
但要约对于要约人来说，则是具有拘束力的，要约人不得随意撤销要约。
要约原则上可以撤回，但须附一定条件。
要约邀请是容易与要约相混淆的概念，是指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表示愿意交易的意向，邀请对方提出具体条件。
在国际贸易实务中常使用的实盘概念是指确定的要约，对发盘人具有约束力，而虚盘则只是一种要约邀请，对发盘一方不具有约束力。
反要约和承诺是国际贸易实践中经常发生混淆的又一对概念，区它们的标准视对要约是否作了实质性修改。
对要约中所提出的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数量和质量、交货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方法所作的修改，均视为对要约的实质变更，构成反要约。
反之，凡未对要约做出实质性修改而做出的承诺，是有效承诺。
3、案例分析
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荷兰方面对我方公司的实盘附加了包装条件，中方应已外方对承诺附加了实质性修改条件为由，否认承诺的有效性，主张反要约的构成。
而中方对该反要约又未予以承诺，合同因此不能成立。
中方由此可解除一切责任，合法地解除合同。
但在该案中，由于中方人员缺乏外贸业务的法律知识，未能抓住要害和关键点。
以市场价格变动为由撤回要约的理由缺乏说服力，自然就显得牵强乏力，以致于坐失良机，在争议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使财产遭受损失。
美国哈迪公司以“fob里斯本”条件向英国庞德公司购买300吨葡萄牙松节油，而实际上该批货物由葡萄牙供货人供货，并规定由该供货人取得出口许可证。
但当作为买方的美国船只到达里斯本港口时，葡萄牙政府拒绝签发货物发往东德的出口许可证，卖方船只由此未能装船。
美方向英国上议院提起上诉。
2、判决结果英国上议院判决，根据fob合同规则，英国公司须承担未能装船的全部责任。
英国庞德公司败诉。
3、基本理论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履行应遵循全面履行原则，即合同当事人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标的、质量、数量、价款、期限、地点、方式履行合同项下之义务。
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则构成违约。
价格术语是确定买卖双方风险、责任和费用划分的国际惯例，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常见的fob、cfr、cif三种价格术语都属于象征性交货方式。
其中，fob价格术语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价格术语之一。
按照fob价格术语的一般解释及《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有关规定，fob价格条件下卖方承担的主要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办理报关、商检等出口手续；
及时向买方发出装船完毕通知，并提交单据等。
4、案例分析
卖方与供货方之间的约定不影响他在fob价格条件下对买方应承担的义务。
本案中，卖方英国公司与供货方葡萄牙商虽不在同一国家，但并不影响其承担在葡萄牙取得出口许可证的义务。
卖方因未申请到出口许可证致使货物无法装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英国上议院的判决于法有据。
出口商甲向进口商乙出售小麦1000公吨，cfr价格条件。
但在装运港装船的小麦都是混装的，共3000公吨，卖方准备当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再分拨1000吨给买方。
但小麦在路途因高温天气发生变质，共损失1200公吨，其余1800吨得以安全运抵目的港。
卖方向买方声明其出售的1000吨小麦已在途中全部损失，且认为根据cfr合同，风险从货物越过船舷时已转移给买方，故卖方对以上损失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买方则要求卖方继续履行合同。
双方遂提起仲裁。
2、判决结果
仲裁庭认为，卖方应承担货物在途中灭失的一切风险，其不能推卸责任，应向买方交付1000吨小麦。
风险的转移问题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同样十分重要，它涉及买卖双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到由何方承担风险和损失。
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并不涉及货物所有权的转移问题，实践中一般由受理国际货物买卖争议的法院或仲裁庭依据有关国际惯例或以国际私法冲突规范指引的国内法来解决货物所有权的转移问题。
例如，在国际贸易惯例中，《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明确规定了cif合同中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货物所有权既不在订立合同时移转，也不在交货时移转，而是在卖方把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单据交付给买方时移转。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把货物的所有权转移与风险的转移区分开来，原则上以交货时间来确定风险转移的时间。
本案涉及到风险转移的一种特殊原则，即在货物未划拨到合同项下之前，风险也不发生转移。
所谓“划拨”，又称为“特定化”，是指对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进行包装，加上标记，或以装运单据，或向买方发出通知或其他方式清楚地注明货物已归于
合同项下。
经过划拨的货物，卖方不得任意处置。
本案使用的是cfr价格条件，按照国际惯例的规定，此条件下当事人的风险划分是以装运港船舷为界。
该案中货物在运输途中遭受风险损失，货物损失看似应由买方承担，但实际上卖方在装船时是将3000公吨小麦混装的，在货物抵运目的港后，再将其中1000公吨分拨给买方。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中所阐述的有关“划拨”情况下风险转移的一种特殊原则，在货物海运途中，合同项下属于买方的1000公吨货物尚未从卖方的其它货物中划拨出来，因此不具备风险转移的前提条件，即使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仍不发生风险的转移，有关风险损失仍应由卖方承担。
本案因卖方未对合同项下的货物进行划拨，因此不具备风险转移的前提。
五、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违约及其救济方法
台湾某出口商与斯里兰卡某进口商在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中约定以cifcolambo价格条件销售泼纹绸，合同价款共计美元。
但在产品接受出口检验时被发现其中混有不合格产品，约占货物全部%，且卖方未予清理。
因卖方在合同与信用证上均未标明在货物中混有不合格产品的比例，故当买方发现货物存在瑕疵后拒绝支付货款，并要求卖方减价赔偿损失。
2、案件结果
本案经双方协商后，卖方准备以未出口的下一批货物减价的方式，承担交货不符的法律责任，买方也同意按照汇票金额付款。
卖方因此在另一批准备向买方装运出口的玩具制品中扣除价金总额中的150美元向买方供货。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违约是指合同当事人无正当合法理由不履行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项下义务的行为。
合同违约分为实际违约和先期违约。
实际违篇二：
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介绍】
XX年9月，某承包商（下称z公司）与某砼搅拌站（下称h公司）签订《砼买卖合同》，约定由h公司为z公司承包的北京某工程供应商品砼，单价以合同约定单价为准，结算时按结构施工图计算砼供应量。
该工程完工后双方按砼供货小票统计的砼标号、单价、总价以“砼结算单”方式予以确认。
XX年5月，h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z公司支付欠付货款161万元及利息，计算依据是双方签订的砼结算单及实际付款情况。
z公司在庭审中辩称：
砼结算单的汇总量是参考量并非图示工程量，不能作为结算依据，最终结算价款应按合同约定的结构图示尺寸计算的砼量来确定。
【争议焦点】
双方对于砼供应单价并无争议，争议焦点在于结算时砼供应量是按砼供货小票汇总统计计算，还是应按结构图示尺寸计算
【律师点评】
本合同纠纷实质为结算纠纷，争议解决首先应尊重合同的约定。
如果合同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结算时砼量的计算方式，则应按约定处理，这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本案中，合同约定的结算时砼供应量按图示尺寸计算是较为明确的（严格意义上还应约定工程量计算规则，如采用XX年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还是采用XX年的北京市预算定额计算，否则诸如钢筋体积、预埋件体积、预留洞体积如何扣除、施工损耗如何确定仍将存在争议），应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但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双方签
订的砼结算单可以视为双方办理正式结算的行为，具有合同的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该结算单上注明不是结算依据，否则可以视为工程结算价款已通过砼结算单予以确认。
因此，在合同签订后，双方又通过签订砼结算单的行为对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进行了变更，即由合同约定的按结构图示尺寸计算砼供应量，变更为按砼供货小票统计量计算砼供应量。
其次，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
如果《砼买卖合同》仅约定砼供应单价，但未约定砼结算量是按砼供货小票计算还是按结构图示尺寸计算，则属于约定不明。
两者计算结果肯定不一致，通常砼供货小票统计量往往要比结构图示尺寸计算量要大一些。
在北京，发生争议后如需进行造价鉴定，根据相关部门的咨询意见，通常应按设计图示尺寸及XX年北京市预算定额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确定砼供应量。
最后，应看不同结算方式下承包商和砼供应商各自承担的风险有何区别。
如结算时砼供应量按砼供货小票统计确定，由于送到工地的每一罐砼，都有承包商现场管理人员签认的砼供货小票作为结算依据，砼供应商很容易进行成本的动态控制和阶段结算，故该结算方式对砼供应商而言承担的风险较小。
但该结算方式对承包商而言则面临一定的风险和管理难度，承包商必须对罐车的装料情况及砼小票签认环节严加管理，否则很可能吃亏。
比如：
1）供应商在装罐出场时可能存在故意或过失的砼数量不足，即罐车未装满，如6立方米的罐车只装5立方米砼。
2）运输过程中的砼数量减少，如途中可能进行部分卸料造成到工地的砼方量不足。
3）签认的砼供货小票弄虚作假，造成按小票统计的砼车数与实际车数不符等。
如结算时砼供应量按图示尺寸及计量规则计算，对承包商而言可根据结构施工图计算确定最终结算量，而无须对每次罐车的装料情况及砼小票签认等琐碎环节进行管理控制，比较而言风险较小。
但该结算方式对砼供应商而言则风险较大，砼供应商必须对现场施工情况、砼实际用途、图纸变更等进行现场跟班控制以减少风险，否则很可能吃亏，比如：
1）施工过程中除正常损耗外，还可能出现非正常损耗，如结构工程返工、返修。
2）施工过程中，砼可能用于砼供应商不知情的图纸之外的其他用途，比如用于浇筑临时道路、临时设施基础等。
3）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图纸设计变更导致砼方量增加，而该设计变更在结算时砼供应商并不知情。
4）在结算时双方很可能就施工损耗百分率、钢筋及埋件、预留洞的扣除等发生争议。
5）如发生纠纷一旦涉诉，该结算方式增加了砼供应商的举证难度。
京城著名建筑工程索赔律师团、京城著名追债律师团总负责人：
张仁藏律师（合伙人律师）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4008-598-360
欢迎来电来函咨询，本律师团将竭诚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法律服务！
篇三：
合同法经典案例买卖合同、共有关系
个体户张某、王某二人于1999年10月1日从汽车交易中心购得一辆“东风”牌二手卡车，共同从事长途货物的运输业务。
二人各出资人民币3万元。
同年12月，张某驾驶这辆汽车外出联系业务时，遇到李某，李某表示愿意出资人民币8万元购买此车，张某随即将车卖给了李某，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事后，张某把卖车一事告知王某、王某要求分得一半款项。
李某买到此车后，于同年年底又将这辆卡车以人民币9万元卖给赵某。
二人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某所有，赵某租车给李某使用，租期为1年，租金人民币1万元，二人签定协议后，到有关部门办理了登记过户手续。
赵某把车租赁给李某使用期间，由于运输缺乏货源，于是李某准备自己备货，因缺乏资金遂向银行贷款人民币5万元，李某把那辆卡车作为抵押物，设定了抵押，双方签订了抵押协议，但没有进行抵押登记。
次年11月赵某把该车以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钱某。
12月赵某以租期届满为由，要求
篇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九起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九起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XX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九起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诉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XX年12月1日，原告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铁物流公司）分别与被告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被告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煤炭买卖合同》，同时三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
前述三份合同、协议约定：
由龙翔公司销售煤炭给重铁物流公司，重铁物流公司销售给杉杉公司,合同有效期为XX年12月1日起至XX年12月31日止。
交货方式为水路运输，龙翔公司销售给重铁物流公司的煤炭到港后直接销售给杉杉公司，重庆物流公司委托杉杉公司对煤炭进行质量、数量验收。
重铁物流公司、龙翔公司及杉杉公司三方还约定，在重铁物流公司未收到杉杉公司货款前，龙翔公司不向重铁物流催收货款，如杉杉公司拒付或拖延支付货款，则龙翔公司放弃要求重铁物流公司支付部分或全部货款。
合同签订后，被告龙翔公司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了9份《水路货物运单》和32份增值税发票（总额为30942450元），被告杉杉公司亦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收货证明》5份。
按照上述货物运单、发票和收条的记载，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共计有吨煤炭交易发生，依据合同的约定，被告杉杉公司应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支付相应货款，重铁物流公司也应向被告龙翔公司支付约定价款。
而事实上，原、被告三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相关各方并无真实煤炭交易发生，也无相关货款的给付。
在案证据证实,签订合同时，被告龙翔公司和被告杉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邱翔一人，而杉杉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为陈祝增的营业执照，隐瞒了其公司和龙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事实，尔后，邱翔伪造了9份货物运单，并授意其工作人员虚开32份增值税发票和5份收货证明并交予重铁物流公司，虚构了整个煤炭交易的事实。
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对原告30942450元的债权。
原告以两被告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相关合同为由，诉至成铁中院，请求判决撤销XX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被告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与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
【裁判结果】
成铁中院认为，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故意隐瞒其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真实情况，使重铁物流公司签订了前述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龙翔公司、杉杉公司的行为与该项规定相吻合，应认定为欺诈行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重铁物流公司关于撤销其于XX年12月1日与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
撤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XX年12月1日与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
【典型意义】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在行为时不欺不诈，尊重他人利益，保证合同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得损害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才能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市场主体的诚实、恪守信用，为市场主体提供了
一种普遍的信赖，这种信赖是市场交易所必须的资源之一。
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守诚信，违反合同约定，甚至采取欺诈手段，损害对方利益或对社会、第三人造成损害，最终扰乱市场交易秩序，影响整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本案中，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实为同一人控制的公司，但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了这一真实情况，使原告与两公司签订了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
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了对原告3000余万元的债权，从而到银行办理了保理业务，将此笔应收账款向银行转让进行融资，使得原告可能陷于被银行追索的风险，银行也可能陷于保理业务坏账的风险。
两被告不讲诚实信用，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欺诈的认定。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撤销合同的诉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本案的裁判结果体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法院在制裁违约、打击欺诈、维护社会诚信的重要作用。
二、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陈某之父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于XX年8月10日入院治疗，至XX年8月24日病情平稳后出院。
XX年8月25日，陈某为陈某康在被告处投保了8万元的身故险和附加重大疾病险。
陈某和陈某康均在“询问事项”栏就病史、住院检查和治疗经历等项目勾选为“否”。
两人均签字确认其在投保书中的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的真实性，并确认被告及其代理人已提供保险条款，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
双方确认合同自XX年9月2日起生效。
合同条及条就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进行了约定。
XX年9月6日至XX年6月6日，陈某康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疗。
XX年9月11日，陈某康以XX年3月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保险公司经调查发现，陈某康于XX年3月10日入院治疗，被确认为“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不除外”，因此被告于XX年9月17日以陈某康投保前存在影响该公司承保决定的健康情况，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向原告送达解除保险合同并拒赔的通知。
陈某康、陈某于XX年10月24日诉请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保险合同并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万元，后在二审中申请撤诉，二审法院于XX年12月18日裁定撤诉。
XX年3月11日至3月14日，陈某康再次因右肺腺癌入院治疗，其出院诊断为：
右肺腺癌伴全身多次转移（Ⅳ期，含骨转移）。
XX年3月24日，陈某康因病死亡。
原告陈某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给付陈某康的身故保险金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投保人陈某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住院治疗好转后，于出院次日即向被告投保，在投保时故意隐瞒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