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思想上的分歧及拓展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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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要继续坚持马克思经典范式，超越“经济人假设”范式，以更丰富的贴近现实的人本思想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上的错位与融合
“经济人假设”从提出到发展是一个不断遭受批判同时也在逐步回应演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经济界标到纳入社会界标，经历了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错位与融合。
其错位表现在，从“经济人假设”的诞生开始，西方经济学一直都以人的理性和自私为出发点和中心来规定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和动机，仅仅从自然和技术的观点来理解经济活动，而忽视了伦理道德因素；
仅仅依据趋利避害的自利动机推理经济活动现象，而忽略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将经济学变成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
1、“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的错位
“经济人”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
斯密受到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关于人性的“自利”与“同情”两面性以及寓言式经济史学家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思想的影响，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由于自私自利的本性驱使，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因此着重分析人的自利性，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并将其看作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导向“公利”的社会进步动力，于是将经济活动的动因归结为“利己心”作用的结果，从而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确立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演绎推理体系，并通过对“经济人假设”的分析，奠定了后来影响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经济人假设”对当事人行为和动机的规定，即强调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并且在使用“最大化”一词时经常与“理性的”一词互换。
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演绎方法有关，他们只强调逻辑上的有效性，即只是要求假设在逻辑上成立并不要求论据的真实性。
每当规定一个目标函数时，都假定利用这一函数，在相同的约束条件下，即使不同的人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因此，新古典理论认为每位决策者做出的都是可以用理性的论据来进行表述的理性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
A·
博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更为简明易懂；
更具有通用性；
更具有可证实性；
更具有可证伪性；
具有较多的肯定；
具有较少的否定。
无疑这种简化的假设手段受到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欢迎，也得到多数热衷于以数学为工具来建立模型的经济学家的欢迎。
以至于发展到现在必须掌握数理工具才能成为从事经济研究职业的不二前提，这种“工具理性”的膨胀甚至可以在现实中演变为“如果你想得到终身职位或提升，你就应试图在有地位的杂志——也就是那些突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杂志——上发表你的论文。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为你的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或者怎样你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模型的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类问题而冥思苦想。
”
纵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种理性的经济价值观已成为进行一切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尽管亚当·
斯密起初从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进行归纳和分析，将人性中的“自利”一面提炼出来，从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为动机出发，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
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经济人假设”的“自利”硬核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是有较强解释力的。
但是，它的致命硬伤就在于将人性中的“自利”锁定为永恒不变，割断了其与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客观联系，因而也就无法回答人性“自利”背后又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
现代社会中许多“非物质动机”行为又如何解释。
所以，亚当·
斯密所建立的经济学是从人的私利动机和行为出发，以资源稀缺为约束条件，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置于核心地位的物本主义倾向开辟了道路。
可以说，这种绝对简化、抽象了对人性的研究，不过是过度张扬了人的自利性，试图将人的自利本性合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将人的自利看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普遍法则，但这一假设缺乏社会历史性的视角，也终将无法对经济现象给出合理科学的解释。
实际上，人类生产财富的经济行为涉及了两方面的关系，即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仅研究供求、成本、价格、竞争、效用，而忽略或者说故意将法律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作为外生变量。
这种认为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不重视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只研究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的行为，必然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而“价值理性”的旁落这样不可克服的矛盾；
而以逻辑的有效性来替代与经验相关的难题的做法，也使得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实际，虽然逻辑推理的实证过程很严谨，也只不过是“乐观主义的约定主义”，尤其以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研究中心，只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经济学，只重视经济界标忽视社会界标，无力解释纷繁复杂、鲜活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必然最终滑向“工具理性主义”的泥潭，并致使“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越来越疏离。
如果说这是“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表现，那么追根究底，这种错位的根源是由其思想起源、本质要义及其认识论决定的。
因为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理性经济人”思想，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哲学理念之上的，其核心要义就在于：
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都是在即定约束条件下可计算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
从认识论上来看，这种将人性假定为“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范式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
事实却证明，以此假设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解释是十分有限的。
2、将“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之间融合的努力
自亚当·
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经济学界的质疑与争议之声从未中断过。
因其抛开现实，预先设定好了理论框架和研究结论，导致只能工具性地推导、演绎，而无法历史性地加以表述。
这种被称为是“李嘉图式的恶习”的方法论范式饱受批判。
因而，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开始丰富经济人的内涵，开始呼吁经济学转向人文视角，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加强社会界标的视阈，重视制度、伦理道德等因素的约束，反思人作为社会人的特征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经济人假设”也开始逐步向融合迈进。
首先，指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上存在漏洞。
针对西方经济学家在做出假设时的潜在条件：
即如果现实的条件十分接近其假设的理想状况，那么从这个理想的假设得出的结论就是接近现实的，是近似正确的。
但西蒙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前提的非现实性并非科学理论中的一项优点；
它是一种必要的恶——一种对科学家有限的计算能力的一种让步，这种让步由于近似值连续性原理是可以忍受的”。
而李斯特则批判了“经济人假设”导致的“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
其次，对“经济人假设”在社会界标上的缺失和不足进行修补。
西斯蒙第从伦理角度审视了“经济人假设”，批判斯密的《国富论》忽视人的道德情感，并从有限理性出发，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
德国历史学派则认为这将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并且“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
近年来滥觞的新制度学家道格拉斯·
C·
诺斯也认为人的利他行为是会影响个人选择的，所以他把利他性、人的意识形态等引入了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建立了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
并且还认为，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行动才有可能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
此外，新福利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更是力图使“经济人假设”通过道德伦理途径向社会界标靠拢，如阿玛蒂亚·
森等学者明确地反对忽视人的道德意识、自由、主观能动等伦理属性的经济学，将伦理道德重新引回了经济学。
森在基本认同“经济人假设”核心要义的前提下，却认为人的动机是多元的，而“经济人假设”则将人的动机约束为唯一性动机——自利，因此他抨击“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性的白痴”，他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主流经济学应包含伦理学的内容，并且这应该成为经济学发展的更高的要求，否则，经济学将走向绝路。
因此，他呼吁“经济学应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可见，伴随着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和修补，西方一些经济学者逐步地把“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引入到了非经济领域，力图弥合经济学越来越远离人文关怀的发展轨迹，使抽象的“经济人”包含了更多“社会人”的因素，力求实现其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融合。
虽然西方的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原意进行了质疑、抨击乃至修补，但其主要诉求仍然囿于道德伦理和制度范围，对其理性经济价值观的核心要义没有发生改变，因而“经济人假设”的根本性质就不可能有所改变，其认识论基础——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也不会发生根本性颠覆。
由此，这种以历史唯心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模式决定了个人主义的经济价值观仍然贯彻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流变之中。
可见，西方经济学虽然也加入了“人文”追求，却是从属于功利追求，只是使原来冰冷的“经济人假设”涂上了一层稍带暖意的伦理油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点：
以人本为导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中心，坚持人本位，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主张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物为本是途殊道异。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历来把人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来看待，正如恩格斯所说：
“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察觉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也提到马克思在这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说：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西方经济学家始终陷入对人的研究悖论，一方面为“经济人假设”能够进行富有逻辑的理论分析而骄傲，另一方面也对该假设过于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而束手无策，相反，马克思超越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否定把抽象的人物化的做法，强调对人的研究要克服异化，回到人本身研究人，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相应地，马克思摒弃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从经济关系深入到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进而上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层面，创立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
所以，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导向，充满了辩证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充满了人文关怀。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辩证分析，主要体现在：
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而确立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是劳动。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劳动范畴，但又反对黑格尔仅仅把人等同于自我，把劳动看成抽象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可以创造世界，改造世界，并证明人的存在性，使人成为主体。
其二，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集中地体现了人的本质，所以着重研究了人的社会性，他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并从社会性和历史性，对人的本质做出了规定，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
另外，马克思从现实中的人出发规定了人的本质，与西方经济学的个体论相对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之一为人是生产的主体，但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而是社会的生产。
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在：
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生产，绝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
生产过程总是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
其三，马克思认为的人的历史性，体现在“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这种历史性克服了把人当成是亘古不变的错误观点。
相较于西方经济学把人的“利己心”视为与生俱来、不分历史时点、一成不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人是丰富的、历史的，考虑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特色。
正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让我们认识到人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能动改造历史环境的主体，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本质内容也应该被不断丰富和发展。
学界对源自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地位的研究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要坚决地彻底否定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
另一种观点则呼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概念。
本文的观点是要继承前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断演变发展，最终实现超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就是对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一种超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具有的科学性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强调批判。
经济学需要明达的批判，尤其要避免批判方法论上的狭隘与偏颇。
而“经济人假设”上放大的物本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必将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放弃；
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从古典经济学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探讨“经济人假设”上注入人文关怀的倾向是值得借鉴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本主义所怀有的人文色彩和人的终极关怀必将使它有可继承性、创新性和发展性，它的生命力必将融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文明潮流之中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经济学家面对人们就“见物不见人”的责难，虽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完善，强化了人的自主意识，关注了对人的研究，但西方学者泥古执今，整体的理论体系还是“物主人辅”。
说到底，西方经济学是物本经济学，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理论，人被归结为资本和利润的人格化载体，人围绕着物而转。
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本经济学，是以对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确立的理论，着重分析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己。
正是马克思开辟了对人本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尝试，而“经济人假设”贫瘠的“实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光环的照耀下相形暗淡。
1、从“物本”还原为“人本”的世界观批判
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就可以得出：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分析法，高举个人利益至上的旗帜，张扬人的自利性，缺乏对全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层的人文关怀；
强调个人主义，穷极为财是命，见物不见人；
于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势必凸显的“异化”来看，即体现在人所制造的物控制了人、物化劳动控制了活劳动，马克思归结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到人的异化的赤裸裸物欲观，这恰恰在西方经济学惯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计算得失，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自利性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疯狂仍然停止不下来，自2007年8月全面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始作俑者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利益集团对资本增殖暴利的追逐、是资本拜物教淋漓尽致地展现。
对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论述到：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立挣得的自由。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主要是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科学抽象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
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出发，透过各种经济现象剖析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并揭示其运动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成功地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
另外，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坚持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一方面，排除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现象和因素以及各种曲折过程，从复杂的经济过程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另一方面，分析的逻辑进程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反映。
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及其本质分析的根本取向始终是放在这个科学的方法论中来完成。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整体分析方法，把人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回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注重人本价值，把人全面克服异化、彻底解放作为目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同样高度关注“个人自由”，始终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和个性。
”只有在取代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只是讨论了空泛、抽象的普适性个人自由；
而是将个人自由、个人的需要和发展价值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看待；
通过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异化，揭示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到人本质的异化，从物到人的全部异化。
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说在于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以来物质财富飞速增长集聚的迷雾，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性枷锁——“异化”也不断膨胀，要彻底消除异化，就得结束其存在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才不会为少数资本利益集团占有而满足无限膨胀的自利，才会为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与之相比相形见绌，是其根本无法企及的。
所以，还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否认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是要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但是在面临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终极目标上究竟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世界观上的一个分水岭。
2、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和现实导向
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西方主流经济学沿着亚当·
斯密的研究路径似乎也未离开对人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是从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出发研究经济现象，但这只是他们为了方便地分析问题寻找到的一种工具，把人只是作为生产财富的要素而存在。
所以在研究的方向上仍然是“重物”而“轻人”。
约翰·
穆勒更抽象了人的概念，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人就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一切属性的“经济人”。
这种对人性自利的过度标榜和张扬也充分体现在亚当·
斯密对“经济人”的定义中，“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
一般地说：
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
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
所以，西方经济学将人的行为和动机看成是完全出于理性和自利的驱动，经济现象就是这种理性和自利的行为的结果，进而认为人的理性和自利的追求可以使得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财富增加，但这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条件的约束下提出来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前提提出来的，因而其解释力相当有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就在于它的人文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也正体现在它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上超越了西方经济学。
这种超越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人的发展基础的超越。
西方经济学也提到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目的却是为了维护旧式分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所以个人的发展被当作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只不过是为了论证旧的分工、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存在；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历史性的暂时存在，终究会被更先进的制度所替代，因此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首要打破旧分工的束缚，建立新式分工。
第二，对人的发展目的的超越。
西方经济学认为，人获得发展的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因而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始终无法逃脱功利主义的范畴；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都仅仅是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人类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精神活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根本目的。
第三，对个人主体地位认识上的超越。
西方经济学偏重研究如何配置资源，目的是使资本增值，充满了资本拜物教气息，其主要强调资本创造价值，劳动者的智慧仅仅是为了进行其价值创造，在经济活动中并不占有主体的地位；
而马克思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资本拜物教精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反人类的，造成人依赖于物存在，并受到物的奴役和统治，而且还要受到资本化的科学技术等摆布以及历史的束缚，因此人的本质被物化、异化了，人的能力、创造性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也就无法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
由此，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执着于终极的价值判断，追求人的解放，并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肯定人的智慧和才能在价值论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尊重人，尤其是要尊重人的需要、人的创造能力、人的个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导向。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和灵魂是经济个人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人”还原成现实人，似乎就是斤斤计较、孜孜求利的市侩商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归宿的，这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地方，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现实导向。
这种现实导向，表现为人的自由、人的现实生存、人的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基于此，提出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因此，当前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改革发展的理论、制定经济发展的方略，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用、由人民共享，促使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同样地，衡量改革的成功、社会进步的最终标准也不应该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包括建立在物质财富增长基础上人的自由、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
而现阶段我国经济活动中频频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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