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燕歌行》学习资料汇编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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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

唐玄宗李隆基年号。

②横行：

纵横驰骋于敌军之中。

《史记·

季布栾布列传》：

“上将军樊哙曰：

‘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

”

③半死生：

即死生各半的意思。

④三时：

指早、中、晚，形容整天都在打仗。

【译文】

唐朝战乱发生在东北边境，将士辞家击破残败的敌人。

男儿本就有横闯敌阵的胆量，更何况皇帝格外赐予恩赏。

鸣锣击鼓浩浩荡荡开出榆关，旌旗连绵不断行进在碣石山间。

校尉送紧急文书越过沙漠，单于打猎的篝火映照狼山。

山川萧条已到边境的尽头，匈奴战马来势象狂风暴雨。

士兵们浴血奋战死生各半，将军帐中美人仍轻歌曼舞。

深秋浩瀚的沙漠草木枯萎，落日下孤城斗兵越来越少。

边将受国恩却常轻敌误国，士兵们用尽力量未解关山之围。

士兵们长期辛勤戍守边地，家中思妇别后痛苦流泪。

少妇住在城南悲苦肠欲断，征夫在蓟北遥望空自回首。

边境动荡不安哪可度过？

无人的边地苍茫毫无所有。

整天杀气沉沉已化作阵云，寒风中夜里传来刁斗之声。

短兵相接只见刀锋鲜血淋漓，为国捐躯哪里是为争个人功勋？

你不见沙场上战争残酷，至今人们仍怀念着李将军。

【作者介绍】

高适（700～765），字达夫，渤海（今河北景县）人。

少贫寒，潦倒失意，曾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

后客游河西，为哥舒翰书记。

安史乱起，以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

潼关失守，他奔赴行在，见玄宗陈述军事形势，迁侍御史，擢谏议大夫。

后任淮南节度使，任彭州刺史，迁蜀州，代宗时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召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卒，谥忠。

高适以边塞诗成就最高，也有一些反映时事及民生疾苦的诗，语言质朴，直抒胸臆，气骨琅然，多慷慨悲壮之音。

传曰：

“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沧洲人。

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

后举有道，授封丘尉，未几，哥舒翰表掌书记。

后擢谏议大夫。

负气敢言，权近侧目。

李辅国忌其才。

蜀乱，出为蜀、彭二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还为左散骑常侍。

永泰初，卒。

适尚气节，语王霸，衮衮不厌。

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

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多胸臆间语。

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播吟玩。

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

中间唱和颇多。

今有诗文等二十卷及所选至德迄大历述作者二十六人诗为《中兴间气集》二卷，并传。

”《唐才子传》（元·

辛文房撰）

附：

关于作者的集评

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

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

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

且余所最深爱者：

“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

”吟讽不厌矣。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

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

（〔五代〕刘昫《旧唐书·

高适传》）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旧唐书》）

左散骑常侍高适，朔气纵横，壮心落落，抱瑜握瑾，沉浮闾巷之间，殆侠徒也。

故其为诗，直举胸臆，模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锋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

视诸苏卿之悲愤，陆平原之惆怅，辞节虽离而音调不促，无以过之矣。

（〔明〕徐献忠《唐诗品》）

高适、李颀不独七古见长，大段气体高厚，即今体亦复见骨格坚老，气韵沉雄。

（〔清〕方南堂《辍锻录》）

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中（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肯定了高适“在描写边塞的风光、战争的场面下，同时有表露出征夫的疾苦，少妇的情怀，故能于高壮的诗风里，呈现出慷慨之音”。

万云骏主编《新编古代文学精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顾伟列论述高适的边塞诗的特点是：

“将亲见、亲闻、亲感付之于诗，使其边塞诗的内容既具有深度，又具有广度”，而且“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艺术风格以慷慨激昂、豪放悲壮为主”，在表现手法上“直抒胸臆”、“长于大处落墨”、“善于运用对比的艺术”、“尤擅长七言歌行”。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

高适的《燕歌行》“结尾回忆李广，希望将军体恤士卒，点出了全诗的主题。

诗的思想内容极为复杂，但写得宾主分明。

错综交织的诗笔，把荒凉绝漠的自然环境，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士兵在战斗中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全诗雄厚深广、悲壮淋漓的艺术风格。

全诗四句一转，虽语多对偶而能避免整齐呆板的缺点，显出跳跃奔放的气势，也很有创造性。

不愧是唐代边塞诗中现实主义的杰作。

”“总的说来，他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

风格雄厚浑朴，笔势豪健。

【写作背景】

开元十五年（727），高适曾北上蓟门。

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

“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

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

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

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

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

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

“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

张守珪传》）。

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本诗打破了同一题材大多写征夫思妇的缠绵相思的格局，突出表现英勇的气慨和悲壮的情绪,批判的锋芒也十分尖锐。

诗的主旨是谴责在皇帝鼓励下的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兵士受到极大的痛苦和牺牲。

诗人写的是边塞战争，但重点不在于民族矛盾，而是同情广大兵士，讽刺和愤恨不恤兵士的将军。

【作品辑评】

词浅意深，铺排中即为诽刺，此道自《三百篇》来，至唐而微，至宋而绝。

“少妇”、“征人”一联，倒一语乃是征人想他如此，联上“应”字，神理不爽。

结句亦苦平淡，然如一匹衣著，宁令稍薄，不容有颣。

（〔清〕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

达夫此篇，纵横出没如云中龙，不以古文四宾主法制之，意难见也。

……《燕歌行》之主中主，在忆将军李牧善养士而能破敌。

于达夫时，必有不恤士卒之边将，故作此诗。

而主中宾，则“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四语是也。

（“岂顾勋”即“死是战士死，功是将军功”之意）其余皆是宾中主。

自“汉家烟尘”至“未解围”，言出师遇敌也。

此下理当接以“边庭”云云，但径直无味，故横间以“少妇”、“征人”四语。

“君不见”云云，乃出正意以结之也。

文章出正面，若以此意行文，须叙李牧善养士能破敌之功烈，以激励此边将。

诗以兴比出侧面，故止举“李将军”，使人深求而得，故曰：

“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

（〔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二）

句中含双单字，此七古造句之要诀，盖如此则顿跌多姿，而不伤于虚弱，杜工部《陂行》多用此句法。

转韵亦用对法。

（〔清〕黄培芳语，见《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下）

沈德潜云：

刺边将佚乐，不恤士卒。

通首叙关塞之苦，只以“战士”二句、“君不见”二句点睛。

运意绝高。

（〔清〕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卷三）

《燕歌行》主题辨

高适的《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

近人赵熙称之为高适诗中“第一大篇”，也是唐诗中的第一流名篇。

《燕歌行》乃乐府旧题，最早见于魏文帝曹丕之作。

其内容“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乐府解题》），或云“燕，地名也，言良人行役于燕，而为此曲”（《广题》）。

那么，高适《燕歌行》的内容如何?

它有无本事?

前辈学者对此说法不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下列几种：

其一，认为并无本事。

清人何焯评曰：

“常侍有《燕歌行》一首，亦是梁陈格调。

”又唐汝询曰：

“此述征戍之苦也，言烟尘在东北，原非犯我内地，汉将所破特余寇耳。

盖此辈本重横行，天子乃厚加礼貌，能不生边衅乎?

于是鸣金鼓，建旌旆，以临瀚海，适值单于之猎，凭陵我军。

我军死者过半，主将方且拥美姬歌舞帐下，其不惜士卒乃尔。

是以当防秋之际，斗兵日稀，然主将不以为意者，以其恃恩而轻敌也。

何为使士卒力尽关山未得罢归乎?

戍既久，室家相望之情极矣，则又述士卒之意曰：

吾岂欲树勋于白刃间耶?

既苦征战，则思古之李牧为将，守备为本，亦庶几哉!

”（《唐诗解》卷十六）

其二，认为事关幽州节度使张守，是歌颂还是讽刺难定，但定有所指。

此说始于清人陈沆：

“张守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置酒城上，会饮作乐，虏疑有备，引去。

守因纵兵击败之，故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之句，然其时守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

要之观其题序，断非无病之呻也。

”（《诗比兴笺》卷三）

其三，即刺张守说。

今人岑仲勉说：

“此刺张守也……二十六年，击奚，讳败为胜，诗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也。

”（《读全唐诗札记》）前此赵熙亦云：

“其于守有微词，盖与国史相表里也。

”似与岑仲勉观点相似。

从以上几说不难看出，“刺张守说”出现最晚，但由于岑仲勉在文学、史学界的地位，这一说法成了当今占统治地位的说法。

1980年《文史哲》第2期发表蔡义江《高适燕歌行非刺张守辨》一文，对岑仲勉说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蔡义江说：

“高适《燕歌行》讽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此说诗者并无异议。

”“然细看序文，知高适所刺者并非张守。

”又说：

“客所示高适之《燕歌行》未知作于何时，或在还归之前；

若然，则客诗所言之事，更必在二十六年之前。

”“守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逼令平卢军使乌知义邀叛奚与战湟水之北，先胜后败。

此事乃赵堪等‘假以守之命'

而为之者，实与守无干。

至事后守知而隐其败状，以克获奏闻，唐书本传虽记为二十六年，但真相泄露，守坐贬括州刺史，实乃二十七年之事。

故《资治通鉴》……载入开元二十七年。

此又二十六年已‘从张公出塞而还'

之客与高适均不得预闻者。

蔡义江谓讥刺的对象是指开元二十四年奉命讨奚、契丹而轻敌致败的安禄山。

文中引《资治通鉴》、《新唐书·

张九龄传》、《张曲江文集》中《上张守书》、《上平卢将士书》。

由以上记载，蔡义江云：

“知禄山入朝，本恃勇骄蹇，以后又得玄宗宥赦，则高适诗‘天子非常赐颜色'

，或于明皇亦有微词。

”又云：

“安禄山喜好歌舞声色，能自作胡旋舞，此史书中屡见，与诗中‘美人帐下犹歌舞'

亦合。

”甚至认为这是“有感于禄山重罪不诛之事，因此作《燕歌行》以寄讽。

此后几年，唐诗研究者就高适《燕歌行》之本事及所感“征戍之事”，究竟针对什么而言，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其中陈伯海发表于《中文自学指导》1985年第6期的《高适〈燕歌行〉三题》，是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

他反对《燕歌行》为“刺张守而作”；

对“刺安禄山作”之说也作了分析，认为“根据也很薄弱”。

他说：

“《燕歌行》中有‘身当恩遇常轻敌'

一句，常被引为诗歌批评将帅轻敌致败的佐证，实属误解。

细观上下文意，这里不是单指统帅，而是总写作战的将士。

“轻敌显然不是轻敌冒进的意思，而是指藐视敌人，甘愿为报答国恩而奋战到底。

”由此他认为“不必拘泥于一时一事。

高适本人是一位胸有宏图、好谈王霸大略的诗人。

开元十八、九年至二十二年间，他曾北上漫游蓟门，对边地生活和军事形势有亲身体验。

这次再听到友人叙说前方所见所闻，自然会激起自己的种种回忆与感受，于是用诗歌的形式集中反映出来，就成了这首《燕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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