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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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应当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1苏珊·
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也强调：
“翻译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文类、新的文学样式”,“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2但早期的比较文学，只是把翻译作为考察文学传播和影响考据的线索。
至于将翻译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并对如何认识翻译、如何研究翻译提出学术观点，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
第根（PaulVanTieghem）在《比较文学》（1931）的第七章《媒介》中，讨论了“译本和译者”研究，对如何研究译本和译者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意见。
他认为，译本研究有两个方面：
第一，将译文与原作比较，看是否有增删，以“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给与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作者的印象是什么”;
第二，将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译本进行比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发生的影响之不同”.关于译者研究，他最早提出了应注意译本的《序言》，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材料”.
梵·
第根《比较文学》中提出的“译本和译者”问题，开启了比较文学领域翻译研究的先河。
其他比较文学家，如法国的基亚（Marius-FranoisGuyard）、布吕奈尔（PierreBrunel）、毕修瓦（ClaudePichois）和卢梭（André
-MarieRousseau），德国比较文学家霍斯特·
吕迪格（HostRü
diger），罗马尼亚的迪马（AlDima），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朱里申（Dion'
yzˇDuriˇsin），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等，也都强调了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比较文学论着几乎都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翻译问题。
比如，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在《比较文学原理》（1977）的第八章《译者与翻译》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内容的七个方面的问题：
（1）翻译的创造性叛逆问题；
（2）翻译创造的文体问题；
（3）直译与转译问题；
（4）自由翻译、窜改及改编问题；
（5）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比较问题；
（6）译者序言及解释问题；
（7）初译本的评价问题。
苏珊·
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第七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专门论述比较文学中的翻译问题，她认为，翻译研究吸收了语言学、文学研究、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理论，体现了很强的跨学科特征，是一个对比较文学未来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研究领域。
她甚至提出：
“应当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把比较文学看作一个有价值但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
”
早期的比较文学注重文学传播的路径及媒介，有专门的“媒介学”（mediology）研究领域。
文学传播中，翻译和译本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和媒介，而受到特别的关注，后来成为比较文学独立的研究领域。
随着对翻译性质认识的加深，当代比较文学逐渐用“翻译研究”概念来取代“媒介学”,即将原来的媒介学研究内容，都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范畴。
二、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对象与目的
既然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研究翻译，就自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由此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不同。
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文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approach），通过译文的对比，辨析优劣，评判高下，以此探讨如何才能译得好，如何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为翻译实践提出标准，对翻译质量提出批评。
这样的翻译研究，对指导翻译实践来说，很有价值，也很有必要，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则缺乏思想深度和学术性。
王宏志就指出：
传统的翻译研究，“拿着译文，对照原文，不是说这里妙笔生花，那里写尽丹青，就是说这一句理解错误，那一句不够通顺。
必须承认，这样的所谓翻译研究，对这门学科造成太大的损害
从梵·
第根在《比较文学》中提出的翻译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在对翻译的认识和研究思路上，就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很大不同。
比较文学，即使是进行译文与原文的对比，也不是对翻译的优劣做出评判，更不是为了建立某种翻译标准，而是希望通过对比，“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并由此分析译本所塑造的作者形象。
更重要的是，通过同一作品不同时代译本的比较，考察文学观念、文学风尚的变化，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的译本对译入语作家的影响。
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虽然也涉及通常翻译研究上的翻译问题，但旨归不在翻译，而在文学。
因此，比较文学把译本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而不论其是否忠实、是否译得好。
约瑟夫·
T.肖（JosephT.Shaw）指出：
“现代翻译家往往完全忠实于原着的形式和内容，尽量用新的语言再现原作的风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翻译作品没有被看作本身就是文学作品而得到足够的研究。
”在比较文学看来，译本无论好坏，都有文学研究价值，因为“水平最差的译者也能反映一个集团或一个时代的审美观，最忠实的译者则可能为人们了解外国文化的情况做出贡献。
而那些真正的创造者则在移植和改写他们认为需要的作品”.比较文学关注翻译的选择与译者的关系，关注翻译的时代性、可接受性及其文学影响。
“每一个翻译者多多少少都在使他的译作符合自己时代的口味，使他所翻译的过去时代的作品现代化。
”“译者对原作有一种‘选择性共鸣’（electiveaffinity），即使他的译文不能尽原文之妙，他选择哪一部作品进行翻译，至少可以反映出他对这部作品的共鸣。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比较文学不是主张，更不是推崇不忠实的翻译，而是看到不同文学有不同的文学传统和阅读审美方式，要达到文学传播和接受的目的，“外国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往往要经过更改和翻译，对本国文学才能发挥最大的影响，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能被文学传统所直接吸收”.因此，即使是不忠实的译本，比较文学也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摒弃，而是注意考察其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是否发挥过文学影响作用，有无文学和文化价值
通常的翻译研究，往往关注对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等译文层面上的研究。
比较文学翻译研究，重点不在译文层面，而是关注文学翻译的前后两个阶段上发生的问题，即翻译选择和译本出版后在译入语文学的影响与接受，即考察“哪些因素被吸收了，哪些被转化了，哪些被排斥了”,尤其是“借用或受影响的作家将他所吸收的东西做了什么，对所完成的作品产生了什么效果”.
比较文学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翻译，其前提是比较文学的立场、目标，要体现比较文学的意识，也就是说，研究的出发点、目标、研究内容，都应体现比较文学的性质。
如果离开了比较文学的立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就会趋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而不能实现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目的及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因此，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翻译研究，分析两种文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特质，分析文化对话、沟通、文学关系建构的复杂性，探讨文化间的可通约性以及文学的共同性（即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共同的“诗心”与“文心”）。
因此，非文学翻译研究不在其研究范围。
一般性的文学翻译问题，如果不是以文学关系为研究出发点，不是从文学、文化关系角度来探讨翻译问题，也不属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范畴。
简言之，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就是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不仅是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同时也参与了译入语文学的生产，丰富和拓展了译入语文学的表意和阅读空间。
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翻译文学对作家的影响。
人们在谈论外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时，往往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大多数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并不是直接地阅读原着，而是借助于译本。
也就是说，影响文本不是原作，而是译作。
文学翻译的选择倾向、翻译的种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世界文学视野；
译者的阐释，直接影响了作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认识；
译文的语言特征、语言风格则影响了作家对作品形式特征的感知和把握。
因此莫言说：
“我不知道英语的福克纳和西班牙语的加西亚·
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翻译成汉语的福克纳和加西亚·
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受到的其实是翻译家的影响。
”约瑟夫·
“即使有了一个能够阅读外国作品原着的读者群，或者一个通过媒介语言能够阅读原着的读者群，一部作品在被翻译之前，仍不真正属于这个民族的传统。
作品经过了翻译，经常会有一些人为的更动，也会有一些释义，然而，在吸收和传递文学影响方面，译作却有着特殊的作用。
直接影响往往产生于译作而不是原作。
近年来，达姆罗什（DavidDamrosch）关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及其世界文学研究方法，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同时也为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启示。
达姆罗什认为：
“世界文学不是一套让人难以捉摸的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传播和阅读模式。
”他特别强调世界文学形成中翻译的重要作用，指出：
“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gainsintranslation）的文学。
”翻译是文学传播、流通的最主要媒介，没有翻译，也就不会有世界文学。
翻译，连接起两种文化，并促成了它们的对话与协商。
达姆罗什从“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观点出发，探讨作品如何经由翻译进入两种文化交织的空间，而成为世界文学。
在达姆罗什看来，世界文学是一种动态的文学关系，这个关系所构成的文学场域，就是世界文学产生的空间。
达姆罗什用“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refraction）的比喻来形容这个世界文学场域：
“译入语文化与译出语文化分别作为两个焦点，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椭圆，其中即为世界文学。
它既与两种文化彼此相连，但又不仅仅受制于某一方。
”这个文学场域中，充斥了两种文化的磁力，文学场因而也是文化磁力场，在此空间中的文学作品（通常是译作），受到两种文化的制约，其存在方式和形态，是两种文化合力的结果。
因此，此间的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态上已发生了变化，其已不完全是原初文学作品，而是既有原初民族文学的特点，又带有译入语民族文学的投射。
“所有作品一经翻译，就不再是其原初文化的独特产物；
它们都变成了仅仅‘始自’其母语的作品。
”“当一个作品进入世界文学，它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要想理解这个新生命，我们需要仔细考察作品在译文及新的文化语境中如何被重构。
达姆罗什的“椭圆形折射”理论，凸显了跨文化场域中文本的双重文化特性以及潜含其中的文化对话和权力关系。
因此，以译作形式存在的世界文学，就不仅仅是新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两种文化冲突、交流、协商的结果，包含了作品的跨文化生成、文化对话达成、文学关系建立的丰富信息。
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为比较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的跨文化性以及文学、文化互文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
在比较文学看来，翻译文本是跨文化场域中所产生的新文本，其中包含了来源文化的基因以及译入语文化中的新基因，是两种文化基因作用下的文本重构，体现了两种文学、文化关系的内容。
而这个新文本进入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领域，获得了新的解读和阐释，又生产出新的文本意义。
原着、译者翻译、阐释的文本以及被读者阅读、解读的文本，19构成了文本意义动态生成性互文关系。
而一旦作品对创作文学产生了影响，受影响的作品与译作及原作之间，又构成文学性互文关系（如莫言的创作之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受影响的作品融合了两种文化的基因，而富有了世界性的品质。
构成互文关系的作品，无论是译作与原作之间，译作与受影响作品之间，以及受影响作品与原作之间，都相互照现、相互阐释、相互发明。
在比较文学视野中，翻译不仅生产了新文本，同时也是在跨文化时空中的文本意义的再生产，以及文学、文化互文关系的跨文化再生产。
译本不仅是原作简单的生命延续和跨文化意义上的文学新生命，也是文学性和作品所隐含的文化意蕴的辐射和播散。
如果说，翻译的选择和翻译的过程是一种跨文化对话意义的生产，那么译本进入了流通领域，就会扩大跨文化对话的范围，并会增加文化对话的新内涵，产生新话语，因此，也是跨文化对话意义的再生产。
可见，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思路，是紧扣比较文学的研究目标，体现了比较文学的学理要求与研究目的，也由此决定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性质，即它既属于翻译研究，同时也属于文学研究。
理想的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成果，应该既对翻译研究，同时也对译入语的文学研究、文学关系研究，都有学术价值。
三、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方法的理论化
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和当代翻译研究的共同点，是超越了传统的翻译研究模式，而关注译入语系统中的文化因素对翻译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影响。
它们都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以译入语文化、文学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视点，因此，不是孤立地看待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现象，而是将文学翻译现象纳入译入语文化语境中来分析。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前，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就已关注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只是缺乏比较系统的理论方法。
法国比较文学家毕修瓦和卢梭指出：
“翻译理论问题”是“当前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20如前文所述，从1930年代开始，比较文学就特别关注翻译，并对翻译研究提出过一些富有开创性、启迪性的观点。
但这些观点比较零散，没有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系统的阐述。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文化转向后出现的翻译理论，如多元系统理论、操纵理论、改写理论等，对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构建，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
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视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
其中，多元系统论对革新传统翻译观念、开拓翻译研究新空间、建立翻译研究新范式，发挥了先锋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传统的翻译研究是以语言学为导向，专注于“如何译”和翻译标准等问题，以原文为中心，不甚关注“外部政治”对翻译选择、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
多元系统论“将翻译研究直接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活动领域”,“将翻译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实践和过程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更激动人心的研究对象”.
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为“面向译入语”（target-oriented）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又雄心勃勃的框架，研究者可据此对实际行为做出解释或分析其背景”
比较文学要求将文学译介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多元系统理论更显其特长。
多元系统论的认识论系统（多元系统论的系统观念和事物普遍联系的意识，以及张南峰的“大多元系统论”23）能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理论框架，使其最适合从整体上研究一个大的文学翻译现象或某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现象。
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多元系统论在文化多元系统中来考察文学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系统诸多因素的复杂关联，考察翻译文学的并存系统（co-system）25如何制约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翻译规范和翻译文学文库的形成，决定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运作方式、地位和作用。
在多元系统论的启发下，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
赫曼斯（TheoHermans）指出：
“所有的翻译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对源文某种程度上的操纵。
”26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指出：
“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
无论出于什么意图，所有的改写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及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对文学的操纵。
改写就是操纵，为权力服务，就其积极方面来说，有助于文学和社会的变革。
”
“操纵”（manipulation）和“改写”（rewriting）概念，显豁了翻译的文化性质。
以此观点来观照文学翻译现象，就会认识到，文学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与译入语文化系统诸多因素有复杂关联的文化行为。
文学翻译，从翻译选择、翻译过程、翻译策略，到译本的出版、流通、评价以及文学的接受与影响，都会受到译入语语境的制约与影响。
翻译既然是对源文的操纵，经过了译入语文化的过滤和改写，译作就不能等同于原着，而是操纵文本（manipulatedtext）。
翻译的“操纵”、“改写”的概念，更新了我们对翻译文学性质的认识，也深化了我们对文学关系及其研究的认识。
目前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对翻译文学中存在的文化操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20世纪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翻译文学”的影响，由于翻译文学的文化操纵性质，这种文学影响，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操纵和改写后的选择性影响。
系统理论不仅弥补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理论建构上的缺失，也提供了新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
埃文-佐哈关于多元系统运作的观点（结合张南峰的“大多元系统论”）、勒菲弗尔的“改写”、赫曼斯的“操纵”的概念，可以构建面向译入语翻译研究的认识论系统，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观照翻译现象，从译入语文化角度把握翻译的性质、文化功能；
埃文─佐哈、图里的“多元系统”、“形式库”、“经典”、“规范”等术语，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的“三因素”论，张南峰阐述的六个主要系统规范，可以构建翻译研究的实践论系统，即将他们理论中的关键词作为考察具体文学翻译现象的理论视点，从政治、意识形态、文学、经济等角度，来探讨译入语多元系统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制约，阐述这种制约和操纵的文化意图。
这样不但避免了多元系统理论的简单化、抽象化的缺点，而且可提高其可操作性。
整合后的系统理论（systemstheories），特别有助于研究翻译文学史，或者某个时期的文学翻译现象。
多元系统要求将文学翻译纳入译入语多元系统中来考察，通过系统内各系统的相互关系和运作情况，可以看出，多元系统内的多种因素（文学翻译的并存系统）对翻译规范和翻译文学形成的影响，由此可以探讨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运作方式，以及翻译文学的地位及其文化功能。
总之，多元系统论等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很多理论方法，都可以运用到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上来。
同时，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也可以对多元系统理论进行有益的补充。
四、比较文学之于当代翻译学的意义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指出：
“翻译学吸收了比较文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已发展成为一门有独立地位的学科。
”借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的基本要求。
比较文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整体意识、语境意识、比较意识和关系意识。
图里、赫曼斯、勒菲弗尔等人的理论视点，关注的主要是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对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的影响，至于翻译作品进入译入语系统后的运作，即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乃至文化多元系统的影响，则缺乏充分的理论阐述。
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本身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特别是《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一文，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实际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翻译研究不仅要考察翻译的选择、翻译的策略、翻译作品的形态特征，还要考察翻译作品在译入语系统里的评价、接受与影响，这是一个完整的翻译研究过程。
对翻译结果的考察，也是进一步考察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对翻译操纵的深层原因。
研究翻译作品进入译入语文学系统后，它与创作文学的关系，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特长。
研究者可以借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研究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的互动与互文关系。
以系统理论为研究视点，就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翻译文学生产的具体文化语境中，去考察翻译文学生产现象，去探讨“为何译？
”、“翻译的意图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
”、“这种意图如何渗透在翻译策略和副文本当中？
译作的阅读和接受效果如何？
”、“读者是如何接受该译作的？
”、“翻译文学是在什么层面上对译入语文学产生了影响？
影响的效度如何？
在创作文学中是如何体现或转化的？
”等问题。
这些问题，只有在翻译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具体语境中才能发掘出来。
因此，对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考察，不能就译本而译本，而应将翻译文学现象纳入译入语时代语境中来考察。
将翻译文学看成是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元，考察与翻译相关的其他多元系统对翻译的制约和影响。
这些研究思路，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相一致。
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从文学关系角度出发，特别强调翻译研究的语境意识，即将翻译文学作品放置到其产生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回到翻译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深入到翻译现象背后，考察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翻译现象做出切合历史实际的深刻阐释。
但是，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虽然要求将每一个文化活动都纳入多元文化系统中去考察，但他本人的研究却很少将文本与文本产生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而只是从他的假说的结构模式和抽象的规律出发。
“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对文学或文化（包括翻译）发展的动因不作探究。
”“忽视实际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关系……只关注模式和形式库，依然完全停留在文本层面。
”总之，他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没有充分运用多元系统论，并以此探讨语言或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尤其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的关联”。
不仅埃文-佐哈，西方当代翻译研究者在实际的翻译研究中也没有贯彻多元系统论的理念，还是停留在翻译实践层面。
巴斯奈特在其199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充满信心地宣称：
随着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拓展和跨越式发展，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中学科地位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应当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把比较文学看作一个有价值但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但13年后，巴斯奈特失望地发现，“翻译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发展并不快”,没有取得她所预期的成果，在研究范式上，也没有达到她所期望的转型，“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的核心”. 相比较而言，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翻译研究，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的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就不是以译文优劣的比较，或原文、译文的对比为研究宗旨，而是以文学译介现象为切入点，探讨文学作品在跨文化、跨语际转换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文学传统、文化观念的干预和操纵，以及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接受等问题，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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