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语境下的《旧五代史》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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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语境下的《旧五代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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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欧阳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修成以来，对新旧《五代史》之优劣评判古今多有。

前贤多从史料学的角度对《旧五代史》予以解读，而少以宋初时代背景为视角。

正如陶懋炳所言：

“学者评史学或史书，往往没有着眼于史家或史书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评《薛史》、《欧史》优劣者就有此缺陷。

”就《旧五代史》而论，其最为重要之背景即为“五代语境”在宋初的延续，然此点多为前贤所忽略，故笔者不揣鄙陋，就五代语境对《旧五代史》编撰之影响予以试探。

　　一、《旧五代史》之编撰者及其五代背景

　　史家对《旧五代史》编撰时间及其编撰者的记载大体一致，现列其要者于次。

《郡斋读书志》卷第五“正史类”载：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右皇朝薛居正等撰。

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居正监修。

”

　　《玉海》卷四十六《艺文·正史》“五代史”条载：

“《中兴书目》：

一百五十卷，薛居正等撰。

开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

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

”

　　《宋史》卷三《太祖本纪第三》载天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

同卷，天宝七年闰十月“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编《五代史》”。

卷二百六十四《薛居正传》曰：

“天宝五年⋯⋯又监修《五代史》，踰年毕。

”同卷，《卢多逊传》曰天宝六年“受诏同修《五代史》”。

卷二百六十九《扈蒙传》载：

“开宝中，受诏与李穆等同修《五代史》。

”《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条曰：

“太祖诏卢多逊、扈蒙、李昉、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修《五代史》，而蒙、九龄实专笔削。

”

　　从上文所引可知，除《宋史·薛居正传》外，皆署其编撰始于宋太祖天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完成于天宝七年闰十月甲子。

《薛居正传》此条似误，其时相差一年，然无关宏旨，可毋论。

　　开宝六年上距赵匡胤禅位仅十三年，从内外局势而言，尚未一扫六合、安靖宇内。

对于生活于开宝六年的君臣而言，赵宋王朝能否稳固，而不成其为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仍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种政局不确定时期编撰《五代史》，其书写难免会受时代因素影响。

且《旧五代史》编撰诸人皆历五代而入宋，其对五代王朝更迭之理解必有五代体验存在。

现将薛居正等此八人撰修《旧五代史》前，尤其是入宋前的主要仕履情况表列于下，以见其五代经历：

　　除刘兼在五代的仕履不明，李九龄释褐于乾德五年外，余人皆于五代入仕。

但李九龄虽于乾德五年释褐，仍是由五代入宋之人。

此八人皆亲历五代更迭，其所撰之史难免受五代语境影响。

纪传体史书，大要不外君、臣二端。

及至《旧五代史》，于君而言，则以五代王朝之正统性及君主之天命构建最为重要;于臣而言，则在如何评论臣子之仕历多朝。

因此，不妨就此二端探讨《旧五代史》中的五代语境。

　　二、五代语境下的王朝书写

　　古人以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言王者之兴，“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正统’是一个富有现实效应的政治口号”。

梁、唐、晋、汉、周五代君主多通过五德终始说构建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现略述后梁正统及君主神圣性构建于次，唐晋汉周皆与此相仿，不再赘述。

　　《旧五代史》将后梁朱氏以天人感应、五德说作为论述其合法性之主要内容。

其于朱温之生也，曰：

“以唐大中六年岁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砀山县午沟里。

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

”于其幼也，则曰：

“其熟寐之次，化为一赤蛇。

”及其欲代唐也,则曰：

“开平元年正月⋯⋯壬辰，帝至自长芦。

是日有庆云覆于府署之上。

”“二月戊申，帝之家庙栋间有五色芝生焉，状若芙蓉，紫烟蒙护，数日不散。

又，是月，家庙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识者知梁运之兴矣。

”“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时有术士边冈者⋯⋯曰：

‘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

木在斗中，“朱”字也。

以此观之，将来当有朱氏为君者也，天戒之矣。

’”及其禅位也，则曰：

“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献鹦鹉，诸州相继上白鸟、白兔洎白莲之合蒂者，以为金行应运之兆。

”

　　以上此类文字当本之于五代各朝实录。

陶懋炳曰：

“五代兵革不息，篡代频仍，文人处于此境，承武夫颜色，为之粉饰，而他们大多精神空虚，无所作为。

于是，神怪灾异之说又充斥于《薛史》⋯⋯这虽是《实录》所载，《薛史》仍之，而且此类记载，宋以后诸史也往往有之，但这是当时史学思想的一种倒退表现，是毋庸置疑的。

《欧史》的《本纪》没有这类记载，唯言人事，不记怪异，可以说是当时进步思潮在史学的反映。

”若以文明的进步史观言之，陶先生此论以“倒退”“进步”比类《薛史》《欧史》亦不误，然却未见此“进步”“倒退”之背后，实乃五代语境、宋代语境不同之结局。

前贤论曰：

“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况能以惠泽下流系邱民之企慕乎!

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矢之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

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

”赵匡胤夺取后周恭帝之位，论德论功皆难以服众。

在此情形下，君主、王朝合法性的建构就成了最为迫切的问题。

与梁、唐、晋、汉、周开国帝王相仿，赵氏也以谶纬、祥瑞等作为构建宋朝神圣合法性的途径。

可以肯定地说，宋初政治完全是步武五代而来，并没有独创性。

由于赵宋王朝本身政权继承自后周，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要论证其合法性，首先就得承认后周政权所具有的合法性。

推而论之，也就需要承认五代皆具有合法性。

《旧五代史》对于五代各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与认可正是宋初这一政治背景的反映。

这是五代政治现实与意识在宋初政局中的延续，也是五代语境对《旧五代史》修撰影响之体现。

而欧阳修纂修《新五代史》已到了宋仁宗时期，此时除北有契丹之患外，宇内平靖，宋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早已得到认可。

正如欧公所言：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

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

天下为一，海内晏然。

”如此，自无需再攀附前代，以论证前代王朝的合法性为前提来确立宋朝的正统了。

是以，欧公可言：

“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

今皆黜之。

”对欧公此说，饶宗颐先生早有论述：

“如梁为伪，则汉周等亦当为伪，则宋统无所承矣。

宋初修史，不能不列五代于帝纪者，在当日自有其苦心。

”饶公所谓“苦心”，正是宋初政治局势下不得不然之情也，易言之，即宋承五代之政治现实。

而欧公之《新五代史》则已走出五代语境，正式以“宋”为观测五代之标杆，实为宋代语境下的五代论述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旧五代史》较之《新五代史》确是更接近于五代士人的真实想法。

应该看到《旧五代史》对五代各王朝的正统性论述与建构，正体现了其编撰仍处于五代语境之中的“不得不然”之情。

　　三、五代语境下的臣节观

　　1.唐末士人之难与士风之没落。

《旧五代史》于五代诸臣臣节之论述当从唐末五代士风演进中观之。

　　隋唐以来，门阀士族的观念日浅，但唐末士族尚有流风余响，如唐昭宗景福二年“以渝州刺史柳玭为泸州刺史。

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为宗”。

可见士族崇尚节行之风在唐末仍有流绪。

然朱温为顺利禅位，多次诛杀士人，其中自以白马驿之变为最。

欧公谓经此一难及唐之亡，“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

　　随着五代王朝更迭、节行之士或隐或逝，及至后唐“庄宗既殂，推官河间张昭远劝张宪奉表劝进，宪曰：

‘吾一书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岂可偷生而不愧乎!

’昭远泣曰：

‘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义不朽矣’”。

可见至后唐之末，大臣能守臣节、与王朝之难者鲜矣。

是以，欧公《新五代史》言”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已。

　　2.文臣地位与节行。

“五代为国，兴亡以兵”。

五代武夫当政，武将及潜邸旧臣在五代政权中处于中心地位，而与此无关之文臣则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文臣节行的没落。

　　后晋齐王开运二年，“殿中监王钦祚权知衡州事。

会乏军储，诏钦祚括籴民粟。

杜威有粟十余万斛在恒州，钦祚举籍以闻。

威大怒，表称：

‘臣何罪，钦祚籍没臣粟!

’朝廷为之召钦祚还，仍厚赐威以慰安之”。

可见五代武将之跋扈。

　　后汉苏逢吉为潜邸旧臣，“及为相⋯⋯百司庶务委逢吉及苏禹珪。

二相决事，皆出胸臆，不拘旧制;虽事无留滞，而用舍黜陟，惟其所欲”。

此则可见幕府、潜邸旧臣于五代政权之核心地位。

　　五代武将、潜邸旧臣多认为夺天下在于刀兵而不在笔墨间，是以常与文臣有隙，甚且欲除之而后快。

后晋之时“（李）彦韬少事阎宝，为仆夫，后隶高祖帐下。

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彦韬侍帝，为腹心，由是有宠⋯⋯帝委信之，至于升黜将相，亦得预议。

常谓人曰：

‘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

’”后汉高祖乾祐间，刘知远委信杨邠，“凡中书除官，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

自是三相拱手，政事尽决于邠。

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滞。

三相每进拟用人，苟不出邠意，虽簿、尉亦不之与。

邠素不喜书生，常言：

‘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

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

’”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因郭威出镇邺都，史弘肇欲郭威仍领枢密使，苏逢吉否之，由是以争。

“明日，朝贵会饮于窦珍固之第，弘肇举大觞属威，厉声曰：

‘昨日廷议，一何同异!

今日为弟饮之。

’逢吉、杨邠亦举觞曰：

‘是国家之事，何足介意!

’弘肇又厉声曰：

‘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王章曰：

‘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

’自是将相始有隙”。

武将、潜邸旧臣对文臣的鄙夷与打压之例不胜枚举。

　　文臣武将之间的这种矛盾使得与君主关系疏远的文臣或处于权力边缘，或虽处于权力核心，然亦只俯首受命。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北撤，“冯道等四出安抚兵民，众推道为节度使。

道曰：

‘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宜择诸将为留后’”。

冯道久处五代权力中枢，而言“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若以五代历史之现实推想，则所言非虚，其虽处权力中枢，不过奏事、受命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忠节之士，独出于武夫战卒”，而文臣惟求自保、少有节行也在情理之中了。

　　3.《旧五代史》之臣节观：

以《冯道传》为中心。

《旧五代史》之臣节观难以概述，然冯道作为五代名臣，“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人称“长乐老”，《旧五代史》对冯道的评价或可做一典型。

　　《旧史》详载冯道《长乐老自叙》，其言曰：

“余先自燕亡归晋，事庄宗、明宗、闵帝、清泰帝，又事晋高祖皇帝、少帝。

契丹据汴京，为戎主所制，自镇州与文武臣僚、马步将士归汉朝，事高祖皇帝、今上。

顾宜久叨禄位，备历艰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

”可见冯道非但不以历事四朝为耻，反以为“上显祖宗，下光亲戚”。

此虽为冯道自述，然自《冯道传》视之，亦可谓史家之言，《旧史》笔下之冯道亦当如是观之。

《旧史》又曰：

“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恶食，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批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湛如也。

”“不耻恶衣恶食”化用《论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之句。

《论语》作为孔子言行记录，是儒家士大夫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旧史》以此许冯道，其尊崇之情可见一斑。

　　那么，何以《旧史》对冯道会有如是之高的评价呢?

实在《旧史》依仿五代时人之言为文，其于冯道之评价恰为五代时人之论，所以如此者，正乃延续五代之语境也。

不妨再看时人如何评价冯道。

《新史》曰：

“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又曰：

“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

”《资治通鉴》亦引范质之论曰：

“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移也。

”可见时人对冯道评价之高，可见《旧史》对冯道的评价符合五代之实。

　　五代武夫当政，文臣多处权力边缘，战战兢兢于权力斗争、王朝更迭之中，追求生存成为五代文臣之常态。

冯道能在此境地屹立不倒，自能受士人推崇。

　　然《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