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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深深地明白，“快乐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
”“她自信很能引诱人，所以极快、极容易地被人引诱了。
”撇去作者在男性话语下对鲍小姐夸张讽刺，我们在文本层面很容易理解作者所谓“引诱”其实质是鲍小姐个体欲望的解放。
“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镂空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
”她的着装风格十分独特叛逆，甚至使得“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这种打扮在当时多少有些不合常规，连苏文纨都觉得其“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
然而却透露着这样的信息：
这样一个被钱钟书极尽讽刺之能事贬损的人物，其内心对世俗观点的不屑一顾，以及隐含的性意识的觉醒。
她自觉地遵循心灵的自我意识。
她主动靠近方鸿渐，只轻松说了一句，“方先生，你叫我想起我的未婚夫，你相貌和他像极了！
”便使方鸿渐“又害羞，又得意。
”从此陷入了鲍小姐编织的情网。
“从此他们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地生长。
”在这段故事里，因方鸿渐懦弱的性格，他的行为始终是被动的迟钝的。
这更反衬了鲍小姐的主动。
方鸿渐正在甲板上抽烟，鲍小姐向他伸手要烟，他手指在打火匣上作势要为她点烟，她忽而嘴迎上去，把衔的烟头凑在方鸿渐抽的烟头上一吸，那支烟点燃了，鲍小姐得意地吐口烟出来。
这段描写里，鲍小姐直接而率性，反倒是方鸿渐“窘得似乎甲板上的人都在注意他，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
”而方鸿渐与鲍小姐的一夜情，更是鲍小姐积极获取的结果。
她看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咱们今天都是一个人睡，”便惹得方鸿渐“周身的血都升上脸来”。
可方鸿渐偏偏有贼心无贼胆，毫无勇气主动去找鲍小姐，只敢在卧舱里心惊肉跳地等待，倒是鲍小姐主动来到他的舱房。
仅从情欲解放这个角度来看，鲍小姐的主动获取，充分彰显了其大胆勇敢的个性，这无疑是一种权力意识。
她的形象，超越了中国传统女性矜持自守的形象。
她不再是贤惠的妻子，慈祥的母亲，然而却是一个拥有正常情欲的人。
正如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所说，“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
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她是作者在无法突破的男权意识下不自觉地塑造的“妖妇”形象，然而恰恰是透过她的“妖邪”，我们看到了她反叛传统，自觉追求自我意识的全新灵魂。
苏文纨则是《围城》中塑造的具有婚姻自觉意识的典型女性人物形象。
她拥有端庄的仪容和才学，是里昂大学的新授博士，对知识和前途有着自觉的把握，“从前她一心要留学。
”同时怀有“崇高的孤独”。
因为身为女博士，似乎没有人敢高攀她。
传统中国的女子，历来都受“男性控制，女性顺受”逻辑模式的影响，女性不可能会主动追求男性，只能在深闺中被动等待媒妁之言。
但苏文纨打破了这个模式。
她中意于方鸿渐，为了使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屈服地求爱”，得到她理想中的婚姻，她屡次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姿态。
在回国的船上她帮方鸿渐洗手帕，补袜子，缝纽扣。
回上海之后的初次见面，赵辛楣来访，苏文纨忽然改口不叫方先生而叫“鸿渐”，有意使赵辛楣知道她跟方鸿渐的亲密，“制造”两个男人的争斗。
此后方鸿渐做东请苏文纨唐晓芙吃饭，苏文纨敏锐地察觉方鸿渐对其表妹唐晓芙有意，故意装病不去以牵制唐晓芙，使其不去赴宴，此举虽不免使读者产生苏文纨心机深重的嫌恶感，但就其婚姻自觉的先进意识而言，无可厚非。
旧历四月十五，苏文纨约方鸿渐夜谈，皎洁的月光下，苏小姐主动要求方鸿渐吻她。
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她为得到爱情而做出的积极努力。
这段恋情失败后，苏文纨嫁给了曹元朗这个被方鸿渐嘲讽长着一张“四喜丸子”的大胖子，后来还干上了走私的勾当。
这一情节历来被读者所诟病，并为苏文纨扣上了庸俗丑陋且市侩的帽子，但依笔者之见，这种安排与其说是苏文纨性格内质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如说是作者的刻薄的女性偏见使然。
“钱钟书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思维方式）没有根本突破和超越的学者。
”也就是说，《围城》中的女性形象，都是作者使用男权主义女性价值观来创造的。
独立意识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唐晓芙，“摩登时代的一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这个“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制，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的清纯女孩子，拥有自己独立的审美意识，在同辈女性的着装打扮都已经十分都市化的时候，如花旗洋行买办Jimmy张的女儿，“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制造的洋时髦、洋姿态”都一一具备。
又如电车上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脸化妆得就像搓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
”她依然安然于朴素的面容，不刻意打扮和妆饰。
就是这一点，使得方鸿渐对她倾心不已。
在爱情观上，她也有自己的想法，不受制于人。
方鸿渐请她和表姐一起吃饭，表姐故意装病，并且特别交代让她打电话给方鸿渐说她也不去了。
唐晓芙识破了表姐防范她的心思，偏要去赴约，“她知道我还没有跟你通话，催我快打电话，说趁早你还没有定座，我说定了座就去吃，有什么大关系。
她说不好，叫我上她家吃饭，我回她说，我也不舒服，什么地方都不去。
后来想想，表姐也太可笑了！
我偏要来吃你的饭。
”表姐越是要这样干预，她越是要让他亲近。
此外，作为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她的爱情观中也闪耀着两性平等的光芒。
从表姐处得知方鸿渐的经历，她断然拒绝了与方鸿渐的继续往来。
“方先生的过去也太丰富了！
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的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着我。
”在她的观念里，因为人人平等，所以爱情必须要专一，既然女性没有权力朝三暮四，那男性也不能有三妻四妾，拈花惹草。
再看孙柔嘉。
杨绛曾在《记钱钟书与<
围城>
》中评价她说，“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
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
不是美人，可也不丑；
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孙柔嘉确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女性。
然而也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独立意识的典型。
在职业道路的选择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自谋职业独立生活的勇气。
方鸿渐初见孙柔嘉，对赵辛楣说，“你为什么要带一个娇弱的上海小姐同行？
假如她吃苦不来，半路病倒，不是添个累赘……”赵辛楣说，她讲她自己吃得起苦。
此后一行人在途中走那顶藤条扎的长桥，方鸿渐胆小，倒是孙柔嘉走在他前面，免得他望出去前面空荡荡的，胆子更小。
到了吉安，为了取出银行的钱，孙小姐“一诺无辞”地去当地“妇女协会”寻找担保人。
途经湖南与江西的交界，由于山中寒气太重，孙柔嘉生了病，不肯让赵辛楣他们扶她出去晒太阳，而是自己摸着壁走到躺椅边颓然倒下。
方鸿渐吃完早点回去看她，才发现“她两颊全是湿的，一部分泪水从紧闭的眼梢流过耳边，滴湿了枕头。
”她的哭泣是隐忍的，不希望被人发现，而不是公开的，喧嚣的，为了博取同情的。
只有勇敢且独立的人，才会将泪水视为软弱，才会隐藏自己的眼泪。
二、《围城》中知识女性的传统性
然而，尽管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吸收了女性解放的种种现代性思想，女性的现代化至今尚未完成。
近代社会中女性主义遗留着深厚的性别困境，这是一种角色分裂的困境。
一方面，在社会中他们已经获得了解放的潜在可能，她们有机会进入社会同男性一起参与公平的竞争。
另一方面，在真实的女性心灵深处，却倍受传统封建文化秩序的桎梏，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必须在女性自觉意识前失声而屈服于旧的男权话语。
这无疑是一种“双声话语”——强大的父权话语与微弱的女性声音。
一个是主宰社会的声音，处处体现其森严的传统规则。
一个则是被迫掩藏的受压抑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先驱西蒙•波伏娃说，“一个女人之所以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被‘形成’的。
”女人不是天生的，是传统习俗和男权社会造就了女性。
正如《围城》的主题，“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内的人想逃出去。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被传统所包围的围城。
“传统中国”体系的稳健，使得带着近代西学氛围回国的方鸿渐不禁感慨，“出国这四年的光阴，对家乡好像荷叶上泻过的水，留不下一点痕迹。
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
甚至认识的人里一个也没有死掉……这四年在家乡要算白过了，博不到归来游子的一滴眼泪、一声叹息。
”在全书末了，主人公家里祖传的老钟很糊涂地报时，正是“传统中国”在讥讽初现端倪的“近代中国”。
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在演变历程中，一直贯彻着两个方面的思想：
一是道德思想；
二是人伦思想。
就道德思想而言，主要是指人际道德，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在女性与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方面有着特定的规范。
这源于原始母系社会之后，人要开发控制驾驭自然，以适应日益增大的生存需要，女性因其生殖的功能而被视为与自然密切相关，因此受到控制，并由此产生了父权体制。
在家庭内部，女性被规定受制于父母、翁姑、丈夫，对待他们，应“言慎”、“行敬”、“工端”、“容整”，以孝、敬、顺体现妇德风范。
这种规定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造就了男女不平等的模式，其逻辑是“男性比女性优越”，男性为公共领域，女性为私人领域；
男性主动控制，女人被动顺受。
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观下，女性的“天使”形象应运而生。
汉朝教诲认为“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语出《女诫》）“弱”即意味着人际之间的谦逊。
“女性必须要殷勤、孝顺、总是在别人后头；
不邀功也不为自己的失误辩解；
慎重行事。
”妇道即是绝对的忠诚和服从。
千百年来形成的重重规则，使得中国女性必须要“收敛”自己的自觉意识，去顺从于传统文化。
同时，在传统女性人伦思想里，女性是家族或父母、翁姑、丈夫的私有财产，女性的存在应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
女性只能在家族群体利益中寻求个体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得女性的个体意识和地位被淹没。
当然，道德思想和人伦思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女性之所以被规定为需具备温良顺和的特质，就是因为她们被拘囿于家庭中，她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精神世界都受制于家庭中最核心的两大权力——夫权和父权。
为了获取她们得以在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家庭，女性必须服从传统的道德思想。
这里以孙柔嘉为例来说明传统封建女性文化的根深蒂固。
在孙柔嘉与方鸿渐婚事上，虽说是孙主动获取，但是孙柔嘉的每一次主动，都是以“被动”的表象呈现，而她最终打动方鸿渐，也是靠其屡次刻意表现出的“柔弱”。
在去三闾大学的船上，方鸿渐胡乱地讲出洋船上的光景，“我们坐的船险地嵌在鲸鱼的牙齿缝里。
”孙柔嘉佯装天真的无知，“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吐（Giotto）画的‘O’一样圆。
”旅途中他们投靠一家旅店，店里的“牛奶咖啡”十分劣质，孙小姐听着方鸿渐和赵辛楣的唠叨挖苦，“只是笑，像母亲旁观孩子捣乱，宽容地笑。
”如此温文娴静。
初到三闾大学，孙小姐拿到补发的旅费后特意来感谢实际上没有帮忙的方鸿渐，“小孩般”撅着嘴对方鸿渐说，“我真想回家！
我天天想家，我给爸爸写信说我想家，到明年暑假那时候太远了，我想着就心焦。
”同时又向他诉说自己初上讲台的害怕，一副需要被照顾的小女孩样，惹得方鸿渐一阵安慰。
孙小姐被学生戏弄，方鸿渐问她情况，“她忽然别转脸，手帕按嘴，肩膀耸动，唏嘘哭起来。
”此后陆子潇情书事件，方鸿渐给她出主意拒绝陆子潇，她感激道，“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
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自己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
”方鸿渐顿时觉得她像个无知可怜的弱小女孩儿，他想孙小姐不仅向他求计，并且对他言听计从，“这使他满意极了。
”后来孙柔嘉告诉方鸿渐说有人写了匿名信给她爸爸，两人正谈话，偶然碰见了李梅亭和陆子潇，孙突然“嘤然像医院救护汽车的汽笛声缩小了几千倍”。
伸手拉方鸿渐，使李陆二人误会方鸿渐正在追求孙，由此而促成了方孙二人的订婚。
为何必须如此呢？
这是因为方鸿渐的父亲对媳妇的要求便是，“只要鸿渐觉得她柔顺，就好了。
”而方鸿渐本人也曾发表过他对有头脑有才学的女人的看法，他认为这样的女人是天生了教愚笨的男人向她颠倒的，因为愚笨的男人没有才学，他才把才学看得神秘，了不得，五体投地的爱慕，好比没有钱的穷人对富翁的崇拜。
“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如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地偷懒。
”连一度痴迷于“有头脑有才华”的苏文纨的赵辛楣，也“觉悟”到，以后决不爱大学出身的都市女人，“以后要女人来伺候我。
我宁可娶一个老实、简单的乡下姑娘，不必受高深的教育。
只要身体健康、脾气顺从，让我舒舒服服做她的lord和master。
”仅仅是方孙两人未经父母允许私自在香港结婚，就惹得方父方母又惊又怒，“立刻非常沉默。
”认为是柔嘉“引诱”自己的儿子。
连方家二奶奶都说孙柔嘉脸上一股妖气，一看就是个邪道女人，所以会干无耻的事。
“柔顺”之女性观在中国的深厚根基，由此可见一斑。
三、《围城》中知识女性的二重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解放道路充满着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共生与交叠。
一方面，从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两性平等的构想由教育平等发展至两性公民权利和经济机会的平等。
20世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则更强调女性个人的自我实现。
20世纪的中国女性，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现代化思想，正如余英时所说，“五四对名教纲常的冲击是巨大的……中国小学正式有男女同学和大学招收女生也都是从五四以后才开始的，1922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除教会学校外，还有665人，这就是五四时代提倡‘妇女解放’的一项重大成就。
”
而另一方面，则是潜藏在女性现代意识深处且某种程度上对女性行为仍起着支配作用的传统性。
韦伯理论认为，现代化包括了四个现代化，即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
“其中社会的现代化表现为封建家族和封建村落的解体……以及个人主义原则的确立。
”所谓个人主义原则的确立，是指在团体与个人的关系中，个人主义成为普遍的原则。
这就意味着，个体的家庭背景不是最重要的，对人的评价完全凭借自身的品性与能力。
而在传统封建中国，现代城市还在一种充满枷锁的环境中生长。
女性主体性追求的意识几乎完全为封建人伦思想所淹没。
故而当初方父在评价苏文纨是否适合做方家的媳妇不是看苏文纨本身的条件，而是仔细考量其家庭背景。
“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
”一个女人在宗教上、政治上和道德上最重要的意义来自他或她参与按照礼仪管理的家庭世界，如果没有家庭，一个人就不能奢望实现其他人性。
正因为如此，孙柔嘉总是全心全意地经营她的小家庭，以至于杨绛在《记钱钟书与<
》中批评其“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她所享受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可以说，在家庭生活里，孙柔嘉充满了母性的柔韧和精明能干。
柔嘉和方鸿渐订婚之后前往香港，因为拜访赵辛楣之事而发生了争执，柔嘉痛哭流涕。
之后方鸿渐为表道歉，劝她把哭湿了枕头自己睡。
她感激地称方鸿渐为“傻孩子”，不仅对他说不用换枕头，而且还关切方鸿渐进门时撞到椅子的伤口。
每逢两人发生嘴角，如果方鸿渐动了真气，她要么有涵养地不再开口，要么会又气又笑地说他是小孩子，轻而易举地将他“驯服”。
家里的保姆李妈总是私下里袒护柔嘉，连排骨都“只煎了一块给姑爷吃”，柔嘉总是教她别这样做。
“你应当尽量给姑爷吃，他们男人吃量大，嘴又馋，吃不饱要发脾气的。
”柔嘉的姑母陆太太颇有些势力，柔嘉本人也在姑母的厂里工作，为了维持家中的经济来源，她常常叫鸿渐替陆太太“牵狗出来撒尿拉屎”。
她精心添置小家里的家私，“柔嘉道地是个女人，对于自己管辖的领土比他看得重。
”鸿渐陪她上木器店，看见一张桌子就想买，柔嘉“问了价格，把桌子周身内外看个仔细，记在心里，要另外走好几家木器店，比较货色和价钱。
”然而她的心也尚未脱离娘家，她觉得自己嫁给了方鸿渐，心里还是孙家的人。
也就是说，她的身心是属于父权和夫权的。
这既是孙柔嘉“贤妻良母”的最好的表现，然而同时也是她最大的悲哀，正如杨绛所言，“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方鸿渐”。
她将自己全部交给了家庭，对“围城”以外的任何事物，她都不抱兴趣，因而当鸿渐对她发表关于人生的宏论时，柔嘉打了一个“面积一方寸的大呵欠”。
夏志清先生于是这样评价孙柔嘉，“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这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特性。
”就是如此的特性，她依然无法游刃有余地处理妯娌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方家二奶奶和三奶奶同来做首次拜访，两人问东问西，煞是关心的模样，其实是来调查柔嘉的嫁妆的，柔嘉气愤得“晚饭都没胃口吃”，认为她们是“三头六臂，比人家多个心，心里多几个窍，肠子都打结的。
我睡着做梦给她们杀了，煮了，吃了，我梦还不醒呢。
”也因这些不如意的小事，柔嘉害怕到婆家去。
她常感慨没有与他们住在一起，已经惹了多少口舌。
“要过大家庭的生活，需要训练的。
只要看你两位弟妇训练得多少头尖、眼快——嘴利，我真斗不过她们，也没有心思跟她们斗，让她们去做孝顺媳妇吧。
正因为如此，鲍小姐非得要嫁给一个半秃顶，戴着大眼镜的黑胖子，只有这样，她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汪太太宁可躲在家里做家庭妇女，拒绝到三闾大学教书，因为她是个“聪明人”，她知道这是男人的世界，女权那样发达的国家像英美，还只请男人当上帝……女人出来做事，无论地位怎样高，还是给男人利用，只有不出面躲在幕后，可以用太太或情妇的资格来指使和摆布男人。
刘小姐的哥哥担心刘小姐会做“老处女”，而其嫂子甚至觉得真是年纪大了嫁给人做填房也可以，只要能出嫁。
而《围城》中出现的多个都市女性形象，如花旗洋行买办Jimmy张的女儿，公车上打扮花俏的中学女孩，都是基于传统文化中女子终要嫁掉的习俗而设置的。
在传统社会里，女性终究是要嫁人的，因而她们天生没有故乡感，和城市有着天然的认同，她们的都市化，正是对自己的命运的归顺。
我们也看到，正因为传统中国尚未确立个人主义的原则，女性必须以家庭为重，她们难以形成足以使女性团结起来的集体意识与群体观念，女性之间缺乏真正的友谊。
回国船上鲍小姐和苏文纨两人背地里相会诋毁，当面却好得十分亲密。
三闾大学期间，范小姐和孙小姐同房，但“照例”不会要好。
因为范小姐认为“她好好地一个人住一间大屋子，凭空给孙小姐分去一半。
假如孙小姐漂亮阔绰，也许可以原谅，偏偏又是那么平常的女孩子。
”两人虽然同去逛街，并不推心置腹。
而且，范小姐对学校的派别毫无兴趣，“只觉得对孙小姐还有攻击的义务，”她故意在方鸿渐赵辛楣面前造孙柔嘉的谣，说“孙小姐人是顶好的，就是太邋遢，满房间都是她的东西。
总结
综上所述，《围城》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具有鲜明的二重性——现代性和传统性，且二者之间呈现复杂的交叠错杂的关系。
女性的现代化至今还在路上，这一过程因为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封建思想模式而注定是缓慢。
然而假以时日，随着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向现代的公民社会的转变，“如果妇女重新认识自己的性别及其完整的生命，即在履行繁衍使命的同时实现自我完善，拯救是有可能的。
如此，发挥女性创造力的时代将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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