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经济》附录一附录二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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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精神经济是指精神产品（包括哲学、宗教、科学理论、科学技术文艺作品等）的生产再生产活动，它包括生产、传播、消费三个基本环节，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试举例说明之：

清朝乾隆年间，曹雪芹花了十年时间创作了小说《红楼梦》，这就是一个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者的曹雪芹运用前人积累下未的文化思想资料，通过自己大量的脑力劳动和部分体力劳动，生产出一种精神产品——《红楼梦》。

《红楼梦》问世后最初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后来程伟元把它和他人续写的四十回合在一起，用活字排了两次（乾隆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从而使《红楼梦》由北方到南方广泛流行开来，这实际上就是精神产品的传播过程，即将精神产品通过大量的物质载体而使之广泛地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

人们为《红楼梦》所惊动，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有些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呜咽失声，中夜常为之隐泣”，这就是我们所说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精神产品通过被阅读、欣赏而用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这样，我们就完整地勾勒出作为精神产品的《红楼梦》的生产、传播、消费的全过程。

同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一样，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往往也是统一在一起的，这突出地表现在精神产品的生产性消费上。

还以《红楼梦》为例，《红楼梦》问世不久，就引起了人们研2究的兴趣，甚至出现了“红学”来专门从各个方面研究《红楼梦》，在这里，小说《红楼梦》已从精神产品变为一个新的精神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了。

再举一个外国的例子。

达尔文随“贝格尔”号战舰作了五年的环球科学旅行，搜集、研究了世界各地大量的物种和化石，同时他也系统研读了前人的各种有关著作，从而提出了生物进化学说，并于l859手完成了举世闻名的《物种起源》一书。

这也就是精神产品——生物进化论的生产，作者达尔文运用前人的理论成果，仔细研究物种起源问题，通过艰辛的求证，确立了自己新的理论。

《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行以后，全部1250册书在一天内被抢购一空。

不久，又被译成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字。

这是精神产品传播的情况，作为精神产品的生物进化论，附着在各种文字符号、纸张等物质载体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达尔文弟起了各界的关注，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把《物种起源》一书比作突然给迷途的旅客照亮道路的闪电；

革命导师恩格斯则把进化论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

达尔文学说不仅被生物学用来解释生物起源和演变的过程，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

达尔文学说如此得以消费之后，使人类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从以上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

精神经济现象不仅客观地存在于我国，而且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的世界性现象。

它现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

技术市场的兴起、研究开发的长期规划、文化发展战略、青少年中“琼瑶热”之取代“武侠热”、义务教育、人才流动等等，无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但这些现象长期以来被人们熟视无睹，排斥在经济学研究之外。

精神经济问题和物质经济问题（指物质产品的生产再生产，相对于精神经济而言）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它们相互联系，使我们有可能把对精神产品生产再生产的研究纳入经济学之中；

它们相互区别，又使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物质经济学的原理来说明精神经济的问题，必须把对精神经济的研究独立出来。

一方面，精神经济和物质经济是统一的，主要表现在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都具有大致相同的，从生产到消费的运动过程，各个环节也有着相类似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从作为经济运动过程或作为产品的生产再生产过程这一角度看，精神经济和物质经济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精神经济与物质经济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一个是人类精神的物化运动，另一个则是物质自身的运动，它们的差别归根到底是精神和物质这两大基本现象的区别。

在具体的经济过程中，精神经济和物质经济的区别则突出地表现在两种再生产过程相对应环节的差异性和经济运动方式的差异性上，精神经济过程本身有着物质经济规律所不能容纳的特殊性。

且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为例，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精神生产有许多特点。

比如说精神产品生产的单件性，任何精神产品对于社会来说都是唯一的，至于社会上流行的同样的一张张画，只不过是同一精神产品与不同的物质载体相结合的具体形式而已，不管这幅画的印刷发行量有多大，其精神内容始终只是一个。

物质产品则不然，它可以广泛地应用机器进行重复生产。

（这一问题，笔者将在《论精神产品》一文中详述）

精神经济的运动在过程上也同物质经济有不少区别，譬如说精神产品的生产一般地按指数函数增长，如恩格斯所说：

科学发展的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

⑴据美国有人统计，从1750年起科学杂志的数目每半个世纪增加10倍，这都证明了精神经济活动有其自在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一般又是为物质经济所并不具备的。

3二、精神经济问题亟待研究

研究精神产品的运动特征，揭示其内在规律，能有力地促进社会精神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以前一直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来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经济问题必然越来越突出，建立一门专门的“精神经济学”已刻不容缓，这种迫切性主要表现在：

（一）精神经济迅速发展，精神经济问题日益引人注目

首先，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正从太平洋彼岸滚滚而来，新知识、新技术大量涌现，每年要发表五百万篇左右的科技论文和资料，全世界知识总量每七年到十年就翻一番。

同时，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人类社会不断向纵深发展，从而也引起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文艺作品的迅速增加。

其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后，要求更好地满足个人的精神生活需要。

据统计1983年我国有电影放映队16.2万个，平均每万人口拥有1.6个，比1978年增长33%；

每百人有报纸4.2份，每人每年有图书、杂志7.4册，比1978年增长32%和56%；

每百人拥有电视机3.5台和收音机21台，比1978年增长11倍和1.7倍。

⑵这都说明，我国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精神生活水平也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不断提高，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再次，精神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大批劳动力和资金集中到精神领域。

1952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中，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9万人，到1983年已增到1018万人，增长了25倍。

其中，工程技术人中增长了20倍，教学人员增长了50多倍，其他专业人员（包括新闻出版、文艺、翻译、财会、统计、律师等）也有很大的增长。

而且精神生产者增长的速度要快于物质生产者的增长；

平均每万名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1952年为247人，1983年增加到1161人。

⑶同时，国家对教科文事业的投资也是在逐年增加的。

这些情况都有力地证明，精神经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已不再是一个次要的方面，说明和解决精神经济问题有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由于以前对精神经济问题的研究重视不够，造成许多严重后果，危害极大

1、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没有能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从理论上进行充分的论证。

仅仅从实际工作的得失出发提出需解决的问题，然后根据经验提出改革旧体制的一些设想，这样的改革出台后，固然可以有效地解决原有体制的弊病，但改革后又会同时带来一些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人提出在坚持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划清一些政策界限，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其实这一方面反映了某些人借改革之机搞不正之风，假公济私，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改革思想尚未系统化、完整化，缺乏必要的理论阐述，因而人们在改革中不容易准确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很可能在实践中脱离党和国家的改革意图。

2、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反应还仅仅局限在以我国和外国的现实情况和将来状况相比较，寻找差距，寻找共同点，然后限据别人的现有水平和发展速度，相应地制定我们的对策，并没有能从掌握和利用精神经济规津出发，根据我国的现有水平和发展潜力，设计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样稍不留意就会不同程度地犯“洋冒进”的错误。

例如前一段时间我们一味强4调微机运用，迎接第三次浪潮，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我们自己的国情，因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我国现有计算机装机数量已达11万台，而人才增长还很不适应这种要求，软件人员仅有两万人，硬件人员也嫌不够。

⑷

3、不利于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重视文化是人类进入高级文明社会的必然，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发展的作角日益重要，己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大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能真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

无庸讳言，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的，特别是科技、教育、文艺以外的文化工作——如图书馆事业、博物馆事业、出版事业等等更是很少有人过问。

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于光远所说：

“没有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不利的影响。

”⑸

4、对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消费缺乏正确引导和疏导。

在精神领域我们还习惯于用行政命令进行管理，至多也只是经验主义地考虑到精神经济活动的某些特点，始终未能全面地运用精神经济本身的调节机制，来保护和推动精神经济的发展。

有时甚至还作出了一些违反精神经济活动规律的决策。

譬如我国的书刊发行部门，目前仍以字数作为计算稿酬的依据，这实际上纵容了某些人写大而空的长文章，不利于鼓励人们写短小精悍的文章，再如我国对稿酬超过八百元以上的部分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实际上是轻视知识分子的劳动；

把知识分子多年的心血当成一个月的劳动看待，这显然是违背精神经济运动规律的。

以这样一些不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如何能有效地调动人们进行精神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呢？

这类问题还有许多，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但以上几点已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建立一门以精神经济运动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经济学是何等必要。

三、精神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精神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在精神领域的延伸和发展。

它研究精神产品在生产、传播、消费诸环节及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中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揭示精神经济和物质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指导精神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我们认为，精神经济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

首先，从人类产品一般中对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进行明确的区分，然后，论证精神内容硬化为精神产品，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又进一步发展为精神商品。

精神商品主要是脑力劳动的成果，因而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脑力劳动的性质、特点进行全面的分析、考察，接下来再研究通过脑力劳动而进行的精神生产过程。

精神产品从生产过程中脱离出来以后，进入传播阶段和消费阶段，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分析，初步弄清精神经济过程各个环节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基础上，再从总体上研究这三个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精神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那还是远远不够的，研究精神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精神经济，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引向精神生产力问题。

另一方面，任何精神经济过程都不是由个人孤立进行的，精神产品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趄，这又形成了特殊的精神经济关系。

经过这样层层深入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基本阐明精神经济运动的大致情兄，这是其一。

5如果再后退几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们还将看到，精神经济并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独立王国，它与外界特别是物质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类发展的蒙昧时期，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是交杂在一起的，后来历史又把它们从共生状态下拆散开来，于是它门在与对方若即若离的状况下获得了长足的独立的进展。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仍从许多方面相互渗透，互相牵制，最终又以“物质—精神”漩涡的形态共同发展。

精神经济推动了物质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它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从理论上说明物质经济与精神经济的这种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关系，揭示其内在联系，这也是精神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在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中，我们还必将涉及到一些现实的情神经济问题，如脑力劳动者在就业和收入分配上的特殊住、精神经济资源的来源和合理分配、精神经济的国际交往、国家的精神经济政策等等，这些都对我国的精神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意义。

通过对精神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说明，很显然，精神经济学并不是一门部门经济学，它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在人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际上是物质经济学。

精神经济学和物质经济学共同组成完整的政治经济学。

精神经济学不是对现有人文科学和精神科学的简单揉合。

它在研究中固然可以有选择地运用这些学科的既有成果，但它不是由这些成果拼凑起来的剪贴画。

精神经济过程本身有其连续性和独立性，各个环节之间也有一定的逻辑联系和时间顺序，精神经济学理论正是反映了这种内在联系，它是对自己独持的研究对象所进行的理性的描述和说明，完全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从其他学科那里剪接，移植别人现成的结论。

正如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不能代替物质经济学（即目前人们所指的政治经济学）一样，科学经济学、文化经济学、艺术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也不能代替精神经济学，同样，科学学、文艺学、教育学、传播学、人才学、社会学也更不能取代精神经济学的特殊作用。

这些学科或者是精神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或者是精神经济学的邻近学科，它们都有利于我们深入地开展精神经济学的研究。

社会历史的发展客观地要求建立这样一门“精神经济学”，另一方面，又为现实地建立这样一门新学科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条件。

四、建立精神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精神经济学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理论上看，上述精神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和邻近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物质经济学的高度成熟，这都给建立精神经济学创造了良好的理论背景。

但精神经济学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以下两点基本认识之上的：

（一）对唯心主义的历史作用的正确评价及充分估计精神活动的作用，为建立精神经济学提供了哲学依据。

我们认为，唯心主义作为一种本体论自有其荒谬之处，但作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它对于人类历史和思想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仍能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时，也从不贬低思想意识在人类世界中的地位，更不抹杀唯心主义方法论、认识论的进步意义。

主观感受、思想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文艺创作领域。

例如我国传6统绘画理论的中心问题——形神论和写意理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如何处理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作用，如感受作用（外师造化）、构思（中得心源）、想象（以情造景）、激情（乘兴遣画）、气质、典型化、理想化、意境等，它们都充分肯定了作者主观感受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黑格尔根据其唯心辩证法思想，深刻地指出艺术美的创造离不开精神因素的能动作用，认为“单纯的模仿”那就象一只小虫爬着追大象，是最无出息的艺术爬行主义。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是高度重视的，认为这方面唯心主义超过了唯物主义，马克思在1845年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

⑹列宁在研究黑格尔著作时，也特别注意有关能动性的思想，他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做了许多摘录和批注。

他认为黑格尔主张把“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

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那里有许多真理”。

⑺

我们肯定唯心主义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积极意义，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人类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过去许多人在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时一味强调物质第一性，强调意识从属于物质，但是意识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就无法独立运行呢？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说，“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⑻但接着他们也强调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⑼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精神活动势必要独立于物质世界而越来越脱离物质的束缚，冲向人类自身的内在精神特质。

恩格斯在致弗兰茨·

梅林（1893年）的信中曾指出一些思想家的“一个荒谬观点，这就是：

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

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视了相互作用。

”⑽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强调了：

人类的精神经济活动并不仅仅消极被动地受到客观物质的掣时，它能够有独立的运动，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和运动规律。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物质运动规律概括精神运动规律，同样我们也不能以物质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来说明精神经济，取代精神经济学的研究。

（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专门研究精神经济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揭示，为精神经济学提供了经济学依据。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专门论述精神经济活动，而且他的《资本论》第三卷中还说过：

“撇开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说（按问题的性质来说，这种艺术作品的考察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问题之内），……”⑾所以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就是马克思不把精神经济活动纳入到经济学研究中来，认为精神活动不存在经济过程，而仅仅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幽灵般的对象性。

其实不然，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现实生活削足适履地硬要符合一百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而不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全面的研究。

7我们认为，马克思在其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之所以撇开精神经济活动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马克思认为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从属作用，因此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人类意识的某种形式或结果为依据。

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关系。

⑿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要揭示社会关系就必须而且只能从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物质生产入手。

这一方面是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也是和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联系的。

马克思曾批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⒀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⒁《资本论》非常明显地反映了马克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党性。

而要达到其写作意图，马克思只有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着手。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

”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只能围绕着物质经济这个问题来展开，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不专门研究精神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看，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机器的普遍使用，以及国内外铁路建设的大发展，造成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工业高涨时期，物质生产较以前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从而在物质生产领域最早、最明显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马克思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入手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显然是颇有见地的。

再次，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社会精神生产活动虽已有所发展，但仍然发展缓慢，在社会生活中不居重要地位，而且精神生产各部门发展也不平衡，距离物质生产比较近的经验自然科学取得了一个个辉煌的成果，气体力学、有机化学、胚胎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等新学科纷纷建立，尤其是著名的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它们在当时部直接或间接地有力推动了物质生产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

离物质生产较远的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等虽然在此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大家，但终究未能对物质生产从而整个社会产生深广的影响。

所以总的说来，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还没有在社会中达到较高地位。

特别是当时物质资料生产尚不发达，而人类精神需要是建立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的，它的水平和规模也就要受到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制约。

所以，尽管当时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已相当发达，但人们的精神生活仍处在较低层次上，当然不可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不发达是马克思未专门研究精神经济问题的客观历史原因。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涉及精神经济问题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从本质上讲，精神经济学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合理延伸。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过程，一门新学科的产生也必然有其理论来源。

精神经济学同样是建立在前人理论研究成果之上的，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等等曾在各自的领域内，对精神经济问题作过一些甚至是比较深入的探讨，如亚当·

斯密、让·

巴·

萨伊等经济学家都在研究非生产性劳动问题时，顺带地研究了一些精神经济现象，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研究了精神经济的许多方面问题，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许多论述对我门今天的工作仍8具有指导性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精神经济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根据新的时代要求，作出进一步的系统理论探讨。

（三）理论的发展体现了实践的发展，近百年来人类精神经济的发展，为研究精神经济学提供了可靠的实践依据。

精神经济学的建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等级论，一般来讲，人的各种需求按其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次序可排成一个需要等级：

第一，生理上的需要；

第二，安全上的需要；

第三，感情和归属上的需要；

第四，地位或受人尊敬的需要；

第五，自我实现的需要。

我们从这个需要等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的需要从物质需要开始不断发展，并不断远离物质需要，而趋向于另一种本质截然不同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们总是企图在摆脱各种物质力量的束缚后，实现精神上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自主，同样这种过程也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历史地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历史就是一个逐渐摆脱盲目的必然性的束缚；

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

人们的需求能否顺利地过渡到较高梯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物质生产、生活的发展水平，2、精神生产的发展状况，3、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