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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有义务提供经济资料，并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
编辑本段机构简介
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由各成员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组成，一般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结构
银行行长担任。
每年9月举行一次会议，各理事会单独行使本国的投票权（各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所缴基金份额的多少决定）；
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工作，行使理事会委托的一切权力，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其中8名由美、英、法、德、日、俄、中、沙特阿拉伯指派，其余16名执行董事由其他成员分别组成16个选区选举产生；
中国为单独选区，亦有一席。
执行董事每两年选举一次；
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工作，任期5年，可连任，现任总裁是克里斯蒂娜·
拉加德，另外还有四名副总裁。
该组织临时委员会被看作是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和指导机构。
该委员会将在政策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在制订中期战略方面的充分发挥作用。
委员会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与世界银行共同举行年会。
编辑本段发行刊物
《世界经济展望》、《国际金融统计》（月刊）、《国际货币基金概览》（周刊）、《国际收支统计》（月刊）、《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编辑本段中国相关
总体概述
中国是IMF的创始国之一，新中国诞生后我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所占据。
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IMF，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复中国在IMF的合法席位。
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IMF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序列下各专门机构的席位创造了条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议为我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外部条件最终趋于成熟。
1980年3月，IMF派团来华与我方谈判；
4月17日，IMF的执行董事会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IMF的合法席位；
9月，IMF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
11月，中国份额又随同IMF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加到18亿特别提款权。
2001年2月5日，中国份额增至63.692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权也增加至2.95%，中国也由此获得了在IMF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
2008年IMF改革之后，中国份额增至80.901亿特别提款权，所占份额仅次于美、日、德、英、法五大股东国，投票权上升到3.65%。
在2010年最新一轮IMF改革之后，中国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特别提款权份额将增至6.39%，投票权也将上升到6.0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
不过，改革后拥有17.67%份额的美国依旧拥有“否决权”。
IMF与中国的合作
自我国恢复在IMF合法席位以来的30年中，我国虽然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数量有限，但IMF作为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IMF已经成为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途径。
中国需要IMF这样一个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指导和帮助，IMF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支持。
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关系，正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同志所说的：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是双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合作。
”[1]
30年中，我国曾经两次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
1981年，我国向IMF借用4.5亿特别提款权（约5.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stand-byarrangement）和3.1亿特别提款权（约3.8亿美元）的信托基金（trustfund）以弥补当时的国际收支逆差。
1986年，为响应当年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和邓小平同志6月对外汇问题讲话精神，我国再次大量吸收外资，当年向IMF借入5.98亿特别提款权（约7.3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这两笔贷款都按时归还，这也是我国加入IMF以来，仅有的两笔贷款。
30年中，IMF成为我国吸收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和与世界各国进行政策对话的重要窗口，它让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也向世界更为客观地介绍中国。
IMF历史学家鲍顿（JamesBoughton）在回顾中国加入IMF的意义时认为“对中国而言，加入基金组织的主要收益（除了获得加入世界银行的资格以外）[2]从广义上来说是使中国得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认可，从狭义上讲是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IMF的信息、数据、技术支持和培训资源”。
[3]对于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而言，IMF在为数不多的中国项目中所传递的知识理念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更好地学到了西方社会如何利用金融资源支持经济发展。
IMF还先后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建议，并协助中国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货币银行统计体系和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改进了国民帐户统计，建立了外债监测体系。
IMF的技术援助还为改善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订与操作、修改和完善银行法规及会计与审计制度、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IMF为我国政府机构的有关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培训。
每年在我国举办的培训班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银行监管、外汇市场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和宏观经济统计等不同领域。
参加培训的学员累计已达数千人次。
一些早期学员已经成为我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级官员。
我国每年还向IMF在华盛顿、维也纳和新加坡的学院派出数十名人员，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各个领域进行研讨和进修。
[4]另一方面，通过IMF这个平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让世界更加了解和认可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IMF每年的年会上，中国政府代表都会介绍本国政策立场和发展战略，对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阐明中国的态度。
1980年11月、1986年11月和1990年1月，我国先后与IMF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1997年9月还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召开了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这些会议多位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信任起到积极作用。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国际经济事件中，中国政府也通过IMF会议表明中国立场。
30年中，我国在IMF中的角色逐步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在资金方面，中国从80年代的债务国转为债权国，1994年向IMF提供了1亿特别提款权的贷款，用于支持重债穷国的债务调整，同时还向该贷款的贴息账户捐款1200万特别提款权；
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IMF框架下向泰国政府贷款10亿美元；
1999年，中国又向IMF捐助1313万特别提款权，继续支持穷国减债计划；
2005年印度洋海啸后，中国政府也积极为IMF的“冲突后和自然灾害紧急援助贴息账户”注资为受灾国提供援助。
在知识贡献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IMF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丰富了IMF知识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于2010年2月被任命为IMF总裁特别顾问，为IMF能更好地“应对所有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5]做出贡献。
除此之外，2010年的IMF改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投票份额也提高到6.07%，这是IMF对中国在未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期待，正如IMF总裁卡恩在本轮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
“我们也深信中国明白其对全球经济所承担的责任”。
面对未来，中国与IMF的交流与合作还将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可能会是下一个主要的合作议题。
2010年5月8日召开的“IMF与中国在国际货币新体系中的地位：
纪念中国恢复在IMF合法席位30周年高级研讨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RobertMondell），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IMF驻中国高级代表IlHoungLee等与会者都提出，IMF未来的发展应该更加准确地反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实际状况，应该逐步将IMF下一种货币主导体系转变为各种国家的货币都能够起到均衡作用的体系，在全球经济金融决策中更加公平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IMF的货币篮子中应该有人民币的贡献。
组织宗旨
编辑本段主要职能
制定成员国间的汇率政策和经常项目的支付以及货币兑换性方面的规则，并进行监督；
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避免其他国家受其影响；
为成员国提供有关国际货币合作与协商等会议场所；
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与货币领域的合作；
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维护国际间的汇率秩序；
协助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多边支付体系等。
创始背景
1944年，联合国赞助的财金会议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
7月22日，各国在会议上签订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
国际货币基金的主要设计者是费边社成员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以及美国副财政部长亨利·
迪克特·
怀特（HarryDexterWhite）。
协议的条款于1945年12月27日付诸实行，1946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是为二战完结后之重建计划的一部份，1947年3月1日正式运作。
有时国际货币基金、国际清算银行（BIS）及世界银行，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
差不多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金融政策均受这三家机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剪彩仪式
编辑本段组织机构
IMF的组织结构由理事会、执行董事会、总裁和常设职能部门等组成。
1.理事会（boardofgovernors）
理事会是IMF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各派一名理事、一名副理事组成，任期5年。
理事通常由该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外观
员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有投票表决权。
副理事在理事缺席时才有投票权。
理事会的主要职权是：
批准接纳新的成员国；
批准IMF的份额规模与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批准成员国货币平价的普遍调查；
决定成员国退出IMF；
讨论有关国际货币制度的重大问题。
理事会通常每年开一次年会，一般同世界银行理事会年会联合举行。
2.执行董事会（executiveboard）
执行董事会是IMF负责处理日常业务工作的常设机构，由22名执行董事组成，任期2年。
执行董事包括指定与选派两种。
指定董事由持有基金份额最多的5个成员国即美、英、德、法、日各派一名，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各派一名。
选派董事由其他成员国按选区轮流选派。
执行董事会的职权主要有：
接受理事会委托定期处理各种政策和行政事务，向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并随时对成员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
执行董事会每星期至少召开三次正式会议，履行基金协定指定的和理事会赋予它的职权。
当董事会需要就有关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执行董事按其所代表的国家或选区的投票权进行投票。
在执行董事会与理事会之间还有两个机构：
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临时委员会，简称“临时委员会”（interimcommittee）；
二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实际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联合部长级委员会，简称“发展委员会”（developmentcommittee）。
两个委员会每年开会2～4次，讨论国际货币体系与开发援助等重大问题，其通过的决议最后往往就是理事会的决议。
基金组织除理事会、执行董事会、临时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外，其内部还有两大利益集团，即“七国集团”（代表发达国家利益）和“廿四国集团”（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以及其他常设职能部门。
3.总裁（managingdirector）
总裁是IMF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下设副总裁协助工作。
总裁负责管理IMF的日常事务，由执行董事会推选，并兼任执行董事会主席，任期5年。
总裁可以出席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但平时没有投票权，只有在执行董事会表决双方票数相等时，才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
虽然IMF和世界银行都是全球性机构，但二者目前仍处于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
IMF的总裁通常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的一把手总是由美国人出任。
自根据1944年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5年12月成立后，迄今共有10位欧洲人出任IMF总裁，其中包括4位法国人。
第一位女总裁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6月28日宣布，现任法国女财长拉加德将出任IMF总裁。
拉加德提名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出任新增设的第四副总裁，后者将于26日赴IMF履新。
4.常设职能部门
IMF设有16个职能部门，负责经营业务活动。
此外，IMF还有2个永久性的海外业务机构，即欧洲办事处（设在巴黎）和日内瓦办事处。
编辑本段会员资格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的申请，首先会由基金的董事局审议。
之后，董事局会向管治委员会提交“会员资格决议”的报告，报告中会建议该申请国可以在基金中分到多少配额，以及条款。
管治委员会接纳申请后，该国需要修改法律，确认签署的入会文件，并承诺遵守基金的规则。
而且会员国的货币不能与黄金挂钩（不能兑换该国储备黄金）
成员国的“配额”决定了一国的应付会费、投票力量、接受资金援助的份额，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数量。
中国是该组织创始国之一。
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
中国在该组织中的份额为80.901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3.72%。
2010年11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改革方案，中国投票权份额占比升至6.39%。
中国自1980年恢复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后单独组成一个选区并派一名执行董事。
199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由185个国家参与的组织，致力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稳定、推动国际贸易、协助国家达致高就业率和可持续发展”，除了朝鲜、列支敦士登、古巴、安道尔、摩纳哥、图瓦卢和瑙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而且只能是联合国成员国才有权直接或间接成为基金的成员。
编辑本段议事规则
IMF的议事规则很有特点，执行加权投票表决制。
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及根据各国所缴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
由于基本票数各国一样，因此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
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又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的。
目前IMF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
美国是IMF的最大股东，具有17.4%的份额，中国仅占2.98%，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IMF这种以经济实力划分成员国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做法与传统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显然是背离的，引起了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据统计，基本投票权曾经超过IMF所有投票权的15%，但由于IMF的扩大，现在只占总数的2%。
2010年中国的份额将由目前的3.65%升至6.19%，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
编辑本段特别权力
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Gold）”。
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
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
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
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SDR）。
特别提款权不是一种有形的货币，它看不见摸不着，而只是一种帐面资产。
特别提款权创立初期，它的价值由含金量决定，当时规定35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盎司黄金，即与美元等值。
1971年12月18日，美元第一次贬值，而特别提款权的含金量未动，因此1个特别提款权就上升为1.08571美元。
1973年2月12日美元第二次贬值，特别提款权含金量仍未变化，1个特别提款权再上升为1.20635美元。
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以后，汇价不断发生变化，而特别提款权同美元的比价仍固定在每单位等于1.20635美元的水平上，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是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来套算的，特别提款权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引起许多国家不满。
20国委员会主张用一篮子货币作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标准，1974年7月，基金组织正式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
这16种货币包括截至1972年的前5年中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中占1%以上的成员国的货币。
除美元外，还有联邦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荷兰盾、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亚元、挪威克郎、丹麦克郎、西班牙比塞塔、南非兰特以及奥地利先令。
每天依照外汇行市变化，公布特别提款权的牌价。
1976年7月基金组织对“一篮子”中的货币作了调整，去掉丹麦克郎和南非兰特，代之以沙特阿拉伯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对“一篮子”中的货币所占比重也作了适当调整。
为了简化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方法，增强特别提款权的吸引力，1980年9月18日，基金组织又宣布将组成“一篮子”的货币，简化为5种西方国家货币，即美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
1987年，货币篮子中5种货币权数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
因此其实现在一单位的特别提款权里包含的已经不止是美元了！
2005年12月31日，IMF“一篮子”货币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美元（44%）、欧元（34%）、日元（11%）、英镑（11%）,一个特别提款权为1.42927美元。
编辑本段援助使命
国际货币基金的使命，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协助。
对于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基金可能提出资金援助，甚至协助管理国家财政。
受援助国需要进行改革，参阅华盛顿共识。
编辑本段外界批评
冷战后期以来，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角色一直引起争议。
有批评指出，基金偏袒与欧美公司有良好关系的资本主义军事独裁者。
另有批评称，国际货币基金不重视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
这些批评引起社会的讨论，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
相反意见认为，国际货币基金促使国家民主化的能力有限，而它的宗旨也没有写明要这样做。
有支持者指出，经济稳定是民主的先决条件。
有经济学家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援助都是“有条件地”批出：
受援助国需要实行基金建议的经济改革。
经济学家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实际上适得其反。
一般来说，国际货币基金和它的支持者推崇凯恩斯主义。
于是，供应学派的支持者通常与国际货币基金唱反调。
国际货币基金提倡把货币贬值，被供应学派批评会造成通货膨胀。
大部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例如ATTAC，认为IMF加深了贫穷问题，也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反对IMF的组织各有不同的立场。
例如，供应学派认为，ATTAC提出的政策，理念上与IMF的相差无几。
阿根廷因采用布雷顿森林机构提出的经济政策，而被IMF推崇为模范国家。
然而，2001年，该国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不少人相信是由IMF倡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私有化重要资源开发项目所致。
紧缩的预算削弱了政府维持基础建设、福利、教育服务的能力。
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加深了南美洲国家对IMF的怨恨，他们指责基金要为南美地区的经济问题负责[1]。
受到阿根廷经济危机影响，现时南美地区的政府渐走中间偏左的路线，并致力摆脱商业企业对经济政策的压力。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国家是肯尼亚。
原本肯尼亚的中央银行控制了该国货币的流动，IMF提出协助后，要求放宽货币政策。
调整后不但外商投资大减，在贪污官员的腐蚀下，KamleshManusuklalDamjiPattni亏空了数以十亿计的肯尼亚先令（是为Goldenbergscandal），肯尼亚的财政状况比之前更差。
国际货币基金亡羊补牢的行动影响了它的声誉：
往往当国家已深受经济打击，IMF才伸手援助。
其实，这些国家出现经济问题，通常是数十年管理不善的结果，而不为外界所知。
管理不善导致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困境，IMF通常于这时提供协助，人们于是把经济崩溃与IMF的介入连系起来。
犯政客善于转移视线，利用民族主义和人们对IMF的坏印象，以IMF作自己的代罪羔羊。
虽然IMF成立目的是协助稳定环球经济，但自1980年代以来，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银行体系崩溃，并令GDP下降4%以上，这是史无前例的。
IMF对危机的迟缓反应，以及亡羊补牢的做法，令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要改革IMF。
尽管西方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毁誉参半，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亚洲人和70%的非洲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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