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无抗畜禽产品 跨越绿色贸易壁垒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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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殖环节中随处可见的抗生素以及由于滥用抗生素导致耐药菌株的传播扩散，正在对我们的养殖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危害，同时影响着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治疗效果。

一方面，由于抗生素的长期滥用和误用，不但激化了病毒的进化，而且使细菌的耐药性直线上升，使难治性感染越来越多，导致病菌感染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同时治疗感染性疾病的费用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长期或超标、滥用抗生素及激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其危害不仅降低动物产品品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危害人体健康，影响生命质量。

目前，抗药性基因的扩散及抗药细菌数量的飚升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和担心。

特别是近五年来抗万古霉素的超级细菌的频频出现，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促使各国政府痛下决心，纷纷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限制并尽量减少抗生素的用量和品种。

大量的科学实验证明，饲料中滥用抗生素和养殖环节滥用抗生素对人类的潜在危害已经初见端倪，抗生素的“功”掩盖了它的“过”，其长期的、潜在的危害性，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二、当前国际禁用限用抗生素的措施越来越多

正因为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对畜禽产品和其消费者产生许多危害，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要求在动物饲料中禁止使用抗生素。

欧洲在这方面首当其冲，早在1998年，欧盟就已禁止螺旋霉素（Spiramycin）、泰乐霉素（Tylosinpnosphat）、维及尼霉素（Virginiamycin）和锌－杆菌肽（ZinkBcaitracin）等一系列人畜共用的抗生素被用作饲料添加剂。

2002年3月底，欧洲委员会提议“欧盟将全面禁止在饲料中使用生长素类抗生素作为饲料促生长添加剂”，即目前被批准使用而仅存的4种饲料促生长添加剂也必将在2006年1月前逐步退出，这就说明了促生长抗生素将在欧盟寿终正寝。

目前，欧盟仍允许下列4种生长素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

莫能霉素钠（Monensinsodium，适用于肉牛）、盐霉素钠（Salinomycinsodium，适用于乳猪、肉猪）、阿维霉素（Avilamycin，适用于乳猪、肉猪、肉鸡、火鸡）、黄毒素（Flavophospholipol，适用于兔子、蛋鸡、火鸡、肉鸡、乳猪、猪、小牛、肉牛）。

瑞典政府自1986年禁止在供肉食的动物饲料中添加各种抗生素，至今已有15年历史。

其通过改善卫生条件达到动物防病目的的“瑞典模式”更是为各国所称道。

加拿大科学家不久前呼吁要更加严格控制农牧场对牲畜使用抗生素，以抑制对人类造成危害的耐药性超级病菌。

在加拿大联邦卫生部公布的资料中有证据显示，超级病菌的增加与农牧场使用抗生素有关。

尽管限制使用抗生素可能会提高肉类和家禽业的生产成本，但为了公众的健康和长远利益，限制使用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在199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就要求停止或禁止使用抗生素促生长剂。

1998年12月又提议在10年内淘汰抗生素饲料添加剂。

目前，FAO等组织及发达国家对食品中抗生素的限制越来越严格，特别规定人用抗生素不得用于动物。

日本政府规定，牛、猪、禽肉及鳗、虾体内均不得检出抗生素。

欧、美各国对青霉素、链霉素、喹诺酮类、磺胺类等均有极严格药残限制，甚至完全不准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来也要求世界各国有关当局限制对牲畜使用抗菌药，特别要求对治疗肉用牲畜疾病使用的各种抗生素必须要有处方。

抗生素的滥用可产生各种耐药性、导致动物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并可将耐药性通过食品传给人类，产生很难治愈的疾病。

例如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沙门氏菌、肠球菌感染都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影响。

三、药物残留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药物残留是影响动物产品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也是动物产品贸易技术性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世界各国所高度重视。

由于一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动物产品中的抗生素要求越来越严，而且在动物源性食品中抗生素残留量的检测已成为世界肉类贸易中重要的技术指标和技术性壁垒之一，这一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动物产品出口的瓶颈。

我国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水平所致，畜禽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饲养管理水平较低、用药量不规范、停药期不足等问题，药物残留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要求，导致畜禽产品出口难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甚至一些已经进入国际市场的老牌拳头产品也被迫退出。

1996年8月1日－2001年5月24日，欧盟以我国出口的禽肉中含有动物疫病和农药、兽药残留等为由对我国禽肉下了长达5年的禁令，使我国失去了每年近3万吨鸡胸肉的出口市场，少收入外汇约7000万美元。

在中国禽肉被禁的长达5年的时间里，巴西、泰国等冻鸡出口国填补了我国在欧盟市场所占的份额，已成为欧盟市场主要进口国，高价向其销售鸡胸肉。

1996年欧盟从巴西、泰国进口的禽肉只有3000吨，到2001年已达到40万吨，其中从巴西进口的禽肉在3年内增长了20倍。

2002年1月底，欧盟又以我国出口的动物源性食品抗生素残留超标为由，全面对中国动物源性产品进行“封关”，致使我国动物源性食品的出口急剧下降。

2002年2月22日－4月9日，瑞士政府因我国肉鸡抗生素含量超标发布了对中国进口肉鸡的临时禁令。

在2002年的一年里，瑞士对我国禽肉的解禁与禁令反复无常，致使我国畜禽产品至今仍很难正常出口瑞士，几乎失去该国市。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欧盟停止进口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其他许多国家一起跟进。

美国、日本等国也高度关注我国出口水产品的质量，2002年1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做出反应，对我国虾产品发出预警通报，之后又强调禁止在动物源性食品中使用氯霉素、磺胺类等11种药物。

2002年3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对我国动物产品实施严格检查，并公布了11种药物的残留限量。

2003年4月，日本客商对我国丹东某公司向日本出口的冻公鱼提出检测抗生素的要求，出口公司必须出具出口冻公鱼不含抗生素的证明。

以前，日本客商从未对丹东出口公鱼提出过检测抗生素的要求，说明日本对我出口水产品要求越来越严。

2003年3月，日本突然进口我国鳗鱼实施恩诺沙星检查，而且设定极其苛刻的标准，造成对日出口鳗鱼受阻。

四、无抗畜产品国际市场的“新宠”

目前，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一些国家已经把“无抗生素残留”的作为其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底牌。

印度的虾产品出口商就坚持在持有“无抗生素残留证书”的养殖场收购虾。

此项决定是出口商执行印度出口检验局（即印度政府的授权单位）所颁发的规定而做出的决定。

去年，在印度出口欧盟的虾产品中检测出有抗生素残留后，印度出口检验局禁止了5家企业生产和出口水产品。

印度水产品出口商协会决定，由印度出口检验局、海产品出口开发局及渔业技术研究中心来颁发这项证书。

印度此举旨在消除水产品抗生素残留的风险。

在欧洲，消费者已经不愿意购买以现代方式生产的畜产品，而纷纷争购自然畜产品，因此欧洲正全面兴起“自然畜牧业”的浪潮。

于是出现了：

自然畜牧业的农场数增加；

自然畜产品的产量增加；

自然畜产品的销售收入迅速增加的现象；

同时，市场机制正引导现行畜牧业向自然畜牧业发展。

这说明，现代畜牧业将加速向可持续的自然畜牧业过渡。

在丹麦，它是最先向使用牲畜添加剂说“不”的国家，1998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的国家。

除了禁令，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起到了重要影响。

因为由于担心肉类食品中的添加剂，消费者越来越少地购买肉类食品，使得养殖业处于低迷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行业协会对减少牲畜饲养的添加剂又采取了逐步减少，最终放弃的做法，以减少养殖者的经济损失。

从1994年开始，丹麦分阶段减少对家畜使用抗生素，到2001年，这种分阶段的方法使牲畜抗生素的使用总量从过去的最高值降低了54%。

情况在一年比一年好转。

对此2002年秋季，来自8个国家的10名独立的大学和政府科学家组成的WHO调查组对丹麦的这种做法进行了评估。

结果表明，逐步停用抗生素后，丹麦养猪农民的净年度亏损仅为1%，而逐步少用抗生素后，家禽业养殖者的亏损还不到1%。

原因在于，当消费者对动物食品恢复信心后，对肉类的需求慢慢增加了，农民因减少使用添加剂的损失也就逐步得到弥补。

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因为人类社会完全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停止和最终终结牲畜的添加剂，做到既不损害养殖者和动物的利益，又可以减少对公众健康和生命的危害。

所以，WHO在2003年8月发表了一个报告，建议世界各国按照丹麦的模式逐步终止对牲畜使用添加剂，这是我们走向绿色和健康的一条行之有效、代价较小的双赢道路。

另外，在2003年6月19日，麦当劳公司宣布，将要求公司的肉类供应商停止对所饲养动物使用抗生素，以免这些肉类被加工成快餐食品后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麦当劳作为全球最大的餐饮连锁企业以及最大的肉类采购商之一，它的这项决定将使其它一些餐饮连锁企业和食品企业步其后尘，要求他们的肉类供应商停止使用抗生素。

另据麦当劳提供的数据，其在中国市场的食品货源已有90％以上在中国本地生产供应。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内的养殖企业必将迎来国内、国外的竞争对手。

养殖企业在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筹划自己的未来时，谁拿到“无抗食品”这把利器，谁就能从巨额的畜禽出口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前提是敢为天下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在这方面，国内的一些养殖企业已开始与国际接轨。

如全国首家无抗猪肉专卖店于2003年7月28日在上海开张营业，前来购买“无抗猪肉”的市民络绎不绝，这是中国首例全程无抗饲养的猪肉上市。

再如，草原兴发集团生产的绿鸟鸡已经获得安全食品的“无抗认证”，而且草原兴发绿鸟鸡还被国家质检总局注册为地理标志产品，这必将大大提高绿鸟鸡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两家无抗畜禽产品的上市，举标志着中国的禽畜养殖行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目前，我国的养殖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所面临的形势是：

在国内市场上，伴随小康社会的建设，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将日益改善，特别是在肉、蛋、奶等动物源性食品的消费上越来越注重安全和质量，限制或完全消除农产品的药物残留，将不再是外国人的专利；

在国际市场，我国的养殖业同样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挑战，进口国的技术性壁垒和严格的限制性条款制约着我国畜禽产品的出口。

因此，面对不可逆转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我们与其亡羊补牢，莫如未雨绸缪，积极引导企业要尽快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与国际接轨，改善目前的饲养方式，逐步放弃对饲料药物添加剂的依赖，生产出无抗产品，来提升我国动物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当前在我国养殖业中必须给予关注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畜禽养殖要遵循自然规律。

近年来，一些国家被疯牛病、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所困扰，食品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因此，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在发展现代畜牧业时，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为人类提供大量优质安全的动物食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发达西方国家经历了一场农业革命，农业采取集约化工业化生产方式，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

顾名思义，集约化、工业化农业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

然而这种生产方式也为农业健康、持续生产埋下了隐患。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其违背了自然规律，将土地当工厂，将畜牧业当作机器，盲目追求最大利润的做法已经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早在出现疯牛病等大规模食品安全危机之前，有的专家认为集约化农业存在着种种弊病，诸如严重污染、对水和草原的过度开发及单一化经营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等等。

首先，人们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地或过分地用改善饲养配方的方法来提高生产率，打乱动物自然生长规律，不能不说是导致禽畜疫情大规模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牛原本以食草为生，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工业化生产过程用于饲养动物直接导致了家养牲畜种类单一化和出现变异。

如疯牛病就是因采用病死羊的尸体加工制作肉骨粉，作为蛋白质添加剂来饲喂牛这种原本只吃草不吃肉的反刍动物而引发的。

由于痒病的病原—朊病毒对高温的抵抗特别强，肉骨粉加工温度不能将其杀灭，朊病毒就通过这种浓缩饲料进入了食物链，牛长期、持续地接触朊病毒，导致这种病原在牛体内适应后越过了羊牛“种间屏障”，并感染了牛，从而导致疯牛病的发生。

同样，人类大量食用感染疯牛病的牛肉，疯牛病的病原也越过了牛人“种间屏障”，导致疯牛病的病原传染给了人，产生人的新型克-雅氏病，成为21世纪人类最可怕的瘟疫。

其次，人们为了节省宝贵的土地，缩短畜禽的饲养周期，采用了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

目前，养殖场里动物密度太高，养鸡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而且大量使用抗生素及其他预防药物。

传统的天然放牧被工厂式的集中圈养所代替。

在空间有限的饲养棚内，人们用电气化、电脑化手段控制禽畜生长环境温度、湿度等。

然而，传染性疾病在高度集约化生产的饲养棚中传染性极大。

成百上千头牲畜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旦出现瘟疫，通过空气、粪便、水传染的可能性比传统天然放牧的几率高出几十倍。

在这种饲养管理条件下，动物失去了自然状态下的活动天地，降低了抗病能力。

另外，如果为了预防，无限制地用药，动物对疾病的抵抗力则会越来越差，所需的药量越来越大，病毒突变加快。

一旦在某个饲养环节出现问题或发生如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等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时，受害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禽畜，同时引发食品安全危机，进而威胁到人类生命健康安全。

针对目前有关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诸多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农业和食品的生产只关注效率和效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生产对资源、环境和消费安全的影响。

因此，在世界日益重视可持续畜牧业发展和食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要吸取发达国家暴发严重动物疫病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刻教训，学会尊重自然规律，更进一步在质量和安全上做文章。

要大力发展有机畜牧业，以保持我国畜牧业沿着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

要不断提高我国动物源性食品的质量，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增强我国动物性食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二问题，我们还必须关注动物福利问题。

动物福利（animalwelfare）是指为了使动物能够康乐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和给动物提供的相应的外部条件。

动物福利是强调保证动物康乐的外部条件，而提倡动物福利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改善动物福利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动物的作用，即有利于更好地让动物为人类服务。

例如，处于不良环境中的宠物就会表现出忧郁和不满的情绪，显然不可能很好地陪伴主人。

又如，动物处在紧张和恐怖状况下，其体内激素分泌不正常，甚至会产生有毒物质，这样不利于畜禽产品质量的提高；

二是从人道主义出发，重视动物福利，改善动物的康乐程度，使动物尽可能免除不必要的痛苦。

由此可见，动物福利的目的就是人类在兼顾利用动物的同时，改善动物的生存状况。

截至目前，包括一些非洲国家在内的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出台了反虐待动物法案。

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等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都在上个世纪完成了动物福利立法，而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却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

动物福利的基本原则有五条:

①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

保证提供充足的清洁水、保持良好健康和精力所需要的食物，主要满足动物的生命需要；

②享有生活舒适的自由。

提供适当的房舍或栖息场所，动物能够舒适地休息和睡眠；

③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

保证动物不受额外的疼痛，并预防疾病和对患病动物及时治疗；

④享有生活无恐惧和悲伤感的自由。

保证避免动物遭受精神痛苦的各种条件和处置；

⑤享有表达天性的自由。

提供足够的空间、适当的设施以及与同类动物伙伴在一起。

近年来，一些动物保护组织都在呼吁善待动物，从喂养的方式，运输到加工，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要求供货方必须能提供畜禽或水产品在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没有受到虐待的证明才准许进口。

在动物保护和人道主义温情的背后，动物福利的贸易壁垒作用已经显现。

“动物福利”对国际畜禽产品贸易产生影响有几种情况：

一是发达国家提高国际兽医局（OIE）标准，目前OIE标准已有关于动物福利的基本要求，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达到这些要求，就无法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也无法向WTO提出贸易纠纷仲裁；

二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动物产品已达到OIE标准，但仍然远低于进口国的标准，进口国消费者可能选择价格较贵、动物福利较好的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动物产品在进口国市场没有销路；

三是发达国家限制进口已达到OIE标准的动物产品，由于进口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主动权，即使进口国违反了WTO规则，但这种贸易官司会耗费出口国许多人力、经费，实际上造成对出口国的伤害。

动物福利对我国畜禽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不可小视。

我国是一个畜牧生产大国，一方面，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畜禽产品已经出现过剩；

另一方面，要完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战略转移任务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因此，加快畜禽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促进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主要意义，也是全面实现我国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

在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畜禽产品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虽然质量安全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畜禽产品的出口，但将来当我国提高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克服了发达国家设置的技术壁垒时，有可能会面对新的贸易壁垒———道德壁垒，即动物福利。

某些西方国家可能会主要以这种方式限制我国畜禽产品出口，所以我们不能低估动物福利对我国畜禽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及时更新观念，跟上国际社会的潮流。

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的畜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必然选择，即必须按照国际规则办事，重视动物福利问题。

这就要我国现有的畜禽生产方式和动物保健观念都必须向国际标准看齐。

不断改善畜禽的饲养方式和生存环境，善待畜禽，保证畜禽基本的生存福利，使“动物福利”和“动物卫生”观念贯穿在整个养殖过程中，来提高动物自身的免疫力和抗病力，这样就能够减少动物发病，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动物，动物产品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打破国外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