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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完善了惩治贪污，防止工作人员腐化的规章、条例，并由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亲手办理和制定。
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
（1）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
（2）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
（3）盗窃侵吞公用财物者；
（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
（5）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
（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
（7）违法收募税捐者；
（8）伪造或虚报收支帐目者；
（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
（10）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之规定惩治之：
（1）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2）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3）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4）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上述罪犯还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一部，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件”中规定：
（1）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
（2）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死刑；
（3）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4）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并号召人民控告揭发。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和颁布了税务人员奖惩规则中规定：
发现同事中之贪污情事者，能及时向上级报告，并经查出确有实据者，酌予奖励。
并对税警人员要求“倘有违犯政府法令、徇情从私及滥用职权者，一经发觉，定行严厉处分”。
并号召人民控告揭发。
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要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这年6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为这一条专门作了三点解释：
第一，我们主张抗日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廉洁才行，如果有贪污腐化，借公报私，就一定要受到处罚。
讲面子要私情的也一定要禁止。
第二，如果共产党员犯了法，就要加重处罚，过去我们有些党员犯了法，有些地方政府不处罚他，说这样会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因为共产党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应该做遵守法令的模范，如果他犯了法，就应该加重处罚，这不但不会损害共产党的威信，相反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认识共产党是讲道理的，这就更能提高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对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要保障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上学的机会，使他们能好好的快快乐乐的过光景。
上述这一系列惩治贪污分子的法规、条例、制度的逐步完善，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建立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永远保持清政廉洁、艰苦奋斗、永不变质的铜墙铁壁和摧不垮的钢铁长城。
二、执法必严，严惩腐败罪犯
对于那些触犯刑律法纪，确实已腐败了的分子来说，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他们“赦罪”、开脱的借口。
1937年10月5日，延安发生了抗大六分队长黄克功杀害陕北公学女青年刘茜案件。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董必武院长的主持下，严加办案，认为黄克功为了个人恋爱，抛弃了过去艰苦奋斗光荣历史，不顾抗日救国的严重任务，以最残酷的手段杀害革命同志，严重破坏了红军的纪委为维护边区纪纲，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呈报党中央批准，黄得悉后于10月9日上书法庭，并致毛泽东信要求念他十年艰苦奋斗，留一条性命。
毛泽东接到判决意见及黄的信后，即召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细致审查了边区政府报告，同意将黄克功处以死刑，公审后处决。
毛泽东在当时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
“共产党与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所以，不能不从严惩处”。
对这些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享乐思想的影响，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走向犯罪道路的。
对于这些无视政纪国法，侵吞人民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受贿枉法者，一经发现，均必须照“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又如，1933年参加革命担任甘泉张家畔税务局分局局长的肖玉壁，在任内贪污公款3650元，1942年1月，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所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的一次报告中说：
“对于一切假公济私、耍私情和仗势欺人，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以更加发扬我们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民工主作风。
”根据这个精神边区司法部门严格判处180起贪污腐化案件，其中以各级政府人员中贪污粮食的现象为景多，在志丹、延川、固临、延长、安定、华池等17县、17个区的统计，贪污亏空的粮食有204.205元。
其贪污方式：
或用大斗收入，小斗支出，把公粮掠为已有，如志丹县四区仓库主任高明顺用这种办法贪污30多石，延川禹居区仓库主任杨某和区长冯学德贪污30多石等；
或共同舞弊伙分贪污粮款的。
如志丹五区仓库主任和区干部偷卖二石五斗，得108元，共同私分。
固临县保安队管理员等三人前后偷卖机关生产粮21石等。
或空收帐簿，虚报损失，如志丹县四区仓库本来粮十石，到二科长调换后，以为大家不知，反报告说，少了二十六、七石；
或用买粮款做私人生意，在习粮时乘机渔利或少给群众粮价。
如延川县仓库主任刘竟成拿自己保管的粮款做生意；
志丹六区仓库主任袁正春，把应给群众的几分或几角扣下，总计20余元之多。
至于因贪污了数目不对的，可以用许多方法支吾，如华池县水汽台区短粮14石7斗，向上级报说老鼠吃了12石7斗，另外坏3.4石等说法。
上述情形，虽给了必要的处分与纠正，也说明制度上还欠完备与周密，给这些人钻了空隙。
又如1940年7月华池县白马区书记崔凤鸣，贪污了100元被逮捕，悦东三乡支部书记贪污公粮已处理，白区三乡乡长王崇洁贪污了70余元受处理。
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惩处了8名贪污腐化的干部，当时虽然对一些案件的处理存在偏重与左的倾向，但从总的方面看是正确的，对加强边区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起了保证的作用。
由于执法严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政清廉、廉洁奉公蔚然成风。
三、俸以养廉，官兵薪给差不远
毛泽东说：
“禹王做官也耕田，手上起了泡，叫做胼胝。
他为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继承与发扬了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的光荣传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对公务人员推行供给制，其标准不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并保证他们的家属必须的物质生活和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家属得到群众的代耕、慰劳和救济的优待，子女由政府免费上学受教育。
从边府主席到乡长，除了津贴差别以外，其他衣食住行，几乎完全平等。
谢觉哉说：
“升官”与“发财”相连是中国政权机关腐化的根源。
列宁说：
政府人员的最高薪给，不能超过一个工人：
理由是政府人员并不需要比工人还多的长期训练。
中国有句古话“禄足以代其耕”、“休官的叫归田”。
做官的和耕田的，只是一时事业的变换。
苏区的代耕队替士兵、工作人员的家里种地，就是这个意思。
将武装部队仍保存这个办法，其他人员如给薪时，薪给只能“以代其耕”为限，即最高不得超过边区里一个熟练工人。
这办法好处是：
一能够保持朴素耐劳的传统作风；
二给工作人员生活以确定保障。
各级干部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边区政府每人每月2元9角；
分区、县、乡干部每人每月1元5角的津贴旨。
每人每天都是一斤四两的粮食，4分钱的菜金；
穿的都是自产棉布。
边区政府每月办公费30元，分区每月15元，县政府12元，乡政府只有1元，但财政簿上各级政府办公费却从无“赤”字，整个政府内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然并无薪金，每月收入就是上述的所得津贴费。
然而，同时期内，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西安委的县长每月280元的薪俸，延安老百姓举的县长每月一元钱，相差208倍”、四川一个乡（称联的保），每月办公费70元，乡长（称联保主任）月薪至少20元，脱产者至少5人；
曾有1个联保主任，在职不到两年，即盖新房一幢，置良田70亩！
彼一乡，此一乡，相比何止千里？
在边区除乡长外，其他委员、行政村主任，村长，都是吃自己的，用自己的，穿自己的，没有公粮，也没有津贴。
然而，乡中的一切事务，他们——特别是乡长都负责处理，从这个村子跑那个村子，往返十几里路程，终年为老百姓操劳，和人民群众过着差不多的生活标准，保持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
1940年6月初，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了延安以后把重庆和延安作了一番比较说：
“余到重庆所见，男则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
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
……各处办事员多者百八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
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真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交际处应酬互相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
“迨至延安，……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
“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
公务人员薪水每月5元，虽毛主席无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5元零用”。
“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四、“勤能补拙，俭以育廉，”反对奢侈浪费
唐代诗人李商隐诗曰：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这都说明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党是把这一美德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业精于勤”，延安和边区工作人员勤奋工作，办事雷厉风行，惜时如金成为风尚。
林伯渠每次合署办公和政府各种会议他都到早，文件阅得快，在他看过的文件上批有“速缮”即“快传、快印、快办”。
并在“速”字旁划有两上圈圈。
边府文书科的缮写人员，过去每人每天平均写539个字。
整风后，3个人就作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
边区通讯站收发信件由每天平均16件多，增加到每天平均30多件，做到不积压，无差错，及时准确。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军事与经济封锁，延安一些商贩卖日本肥皂。
边府由起草文稿、审阅到制印，直至林伯渠签名发出“关于禁止仇货入境”的边府训令，前后不到10天传遍延安与边区。
在当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俭以育廉”。
1937年8月，西北办事处会议作出决定，政府办公费实行最节俭的原则。
“县政府办公费每月规定为30元，如系行政专员驻在地，其办公费得酌量增加，但每月最多不得超过50元，特别开支，经呈准后照支。
区政府办公费每月3至4元。
乡政府经费，每月由边区政府津贴6元，办公费在内，乡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
县政府着用什么人员3人，行政专员驻在县，增设公务人员一人。
区政府公务人员一人，乡政府不设公务人员。
各级政府传递信件、通知的办法，有邮局的地方，利用邮局，不通邮政的地方，应组织群众迅速代为传递。
关于各级政府马匹问题，县政府得养马一匹，原来无马者，不得增加。
行政专员所在地得增加马一匹。
”边区政府成立后，多年来就是按照这个规定执行的，这样做既保持了政府的清贫，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1937年9月21日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边区、分区、县、乡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衣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
通知中规定：
W以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
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帐”，禁止“办高价酒席”。
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要不追加瞀，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反对铺张浪费。
边区各级政府对于人民建设经费的开支，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多为人民办事的原则。
1942年12月，边区政府发布了五项规定。
“
（1）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用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
（2）除保证供给外，其他消费概需厉行节约。
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
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
（3）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其管理与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4）爱惜民力，节约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民畜。
（5）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
由于采取这五项措施，收效极为显著。
各机关干部，从衣食住行做起，克服杜绝一切浪费现象。
如边区被服厂利用边角碎布，节约新布11万多尺。
办公厅等单位，以粗粮代细粮，以瓜菜代主食，节省了大批粮食。
1942年边区政府在“财政统筹统支办法”中强调：
除招待外宾外，一切大会、节庆、纪念、结婚等，不论公家与私人，不得铺张宴请，这一年的客饭招待粮就节省6000余石。
对于人力的节省更为警人。
边区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边区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
税务局、所由95个减至65个。
脱产人员裁减8000余人，专署及县府内部机构从8、9个减至4、5个。
1943年延安县减少了3万1千个民工，绥德县由1942年的七万五千个民工减到九百个。
在这个过程中，掏冶了广大干部的革命情操，培养了他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大地促进了廉政建设。
为了加速廉政精神，1943年边区政府公布了《政务人员公约》。
其中第五条规定：
“公正廉洁、奉公守法。
”对这条边区政府有注释，“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
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
不腐化，不堕落。
五、监保廉，考核制，上下监督最有力。
上级监督即边区各级参议会，常驻会以及上级政府对下级或同级行政人员公务人员的监督。
下级监督，是人民群众对甩有行政人员公务人员的监督。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向前来延安访问的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说：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时，黄炎培向毛泽东回答他来延安的感想时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一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
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强调只要人民群众能够监督政府，我们才能有效地打破这个周期率。
并规定了下列具体的监督考核教育制度。
如：
选举罢免制度。
边区、县、乡的参议员，都由人民直接选举。
各级政府主席、县长、乡长及其委员，由各级参议会选举。
各能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人提名，经各级参议会批准。
上述各种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职有违法失职腐败行为，参议会可以代表人民将其罢免，这种做法，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不仅对于调动人民革命积极性大有益处，而且对于实行廉政也有很大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它把干部的任免权始终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就会防止钻营禄位之徒，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奖励惩罚制度。
1943年4月25日，边区政府颁布了奖惩条例。
各级政府干部凡实现边区施政纲领及政府其他政策法令成绩优异者，特别强调在工作作风上能够对同级及有关部门和衷共济，对下级及广大群众密切关心，克已奉公，实事求是、积极负责、埋头苦干，足资表帅者，尊行政纪总则，政务人员规约，堪称模范者，为民族与人民奋斗时而致病负伤及殉职者等应予奖励；
相反，违犯边区施政纲领及政府其他政策法令，损坏抗战与团结之利益及边区军民之权益者，特别对那些贪脏枉法，腐化堕落、假公济私、包庇蒙蔽者等应予惩戒。
据此，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嘉奖了22名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干部。
毛泽东亲笔为22位先进个人题了词。
如对贺晋年（警备一团团长）题词是：
“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给马文瑞（陇东特委书记）题词是：
“密切联系群众”。
对五维舟（三八五旅旅长）题词是：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给何维忠（三五九旅供给部长）题词是：
“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等，同时惩治处理8名贪污腐化分子。
由于奖惩分明，扬善抑邪，机关正气兴旺，败风不敢抬头。
双重教育制度。
一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二是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
这两种教育，既是抵挡升官发财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
是我党从事一切革命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
1944年9月，他树立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教育的深入开展，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的公仆意识。
林伯渠主席推荐边区妇联23岁的邵清华为安塞县县长，并要求刀做人民的公仆。
在欢送会上，他说：
“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更要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上，多为人民做好事”。
后来，她没有辜负林老的教诲，在安塞县成绩突出，大家称她为咱们的好县长。
艰苦奋斗的教育。
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特征。
美好的理想、目的实现，不仅要靠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而且奋斗要靠苦干实干，排除万难，努力奋斗才能实现，所以，劲头是从革命理想到革命成功的桥梁。
“延安北门外79个窑洞是抗大同学打的，没有这个艰苦奋斗，只能住在野外”。
同时，艰苦奋斗对于克服少数干部贪图安逸和享受，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保证干部的廉洁，起了防微杜渐的作用。
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时刻针对不同对象，进行这方面的教育，1942年，林伯渠主席，亲自把边区秘书处知识青年干部陈昌林安派到绥德分区农村后，专员袁任远想留他当秘书。
经请示后，林主席说：
“最好还是去乡政府当文书，基层艰苦，可以受到更多教育”。
并求他“多做具体工作，少讲大话空话。
”陈昌林至今感激林老对他的教育和培养。
所以，毛泽东在《复电》中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上述监督设施和考核教育制度，大大地强化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和抵制地主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自觉性，增强了这方面的免疫力。
筑起了一道道的廉政建设的精神防线。
六、时代的风范、群众的楷模，“公生明，廉生威”，上级奉行上级随
“功高不泯济民志，权重不移公仆心”。
要下级办的，上级首先办好，下无声的命令。
从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奉公和人民同甘共苦的感人事例，广为人们传颂。
毛泽东强调说：
“努力工作，清正廉洁，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
又说：
“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上说而在事实上做。
不在于两手举起来赞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上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这样说就这样作。
他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我党我军，在陕北窑洞的小油灯下，从事巨大的理论著述。
为写作经常废寝忘食，忘记休息。
饭端来了，他顾不得吃，一连要热几次。
手写酸了，捏捏铁条舒展一下；
太疲累了，在窑外头散散步。
一支铅笔往往用得捏不住了，还舍不得丢掉；
为了节省灯油，思考问题时就把灯芯拨小、转战陕北途中，常在锅台、树墩上坚持写作。
为了克服困难，毛泽东开荒、种地、修渠。
他一再向警卫班战士叮咛：
订生产计划，可不要忘了我啊！
我不能走远，在近处给我分一块地！
大家劝他不一定参加了。
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
在分到的那块地里，毛泽东及时播种、浇水、施肥、锄草。
他还托苏联机组的同志斯大林一小布袋亲手种的红辣椒，以表对斯大林给延安支援的谢意。
毛泽东参加生产劳动的消息传开后，边区群众纷纷要求给毛泽东代耕，然毛泽东坚持完成生产任务。
就这样，毛泽东用“他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中央领导人都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的能手。
朱德不但把自己骑垢马让出搞运输，还时常背上粪筐拾粪积肥。
真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林伯渠在边区政府机关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其内容是：
（1）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二石细粮的任务；
（2）收集废纸交建设厅；
（3）戒绝吸外来纸烟；
（4）今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
并赋诗道：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菜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林伯渠在给毛泽东汇报边区政府生产节约打算时，将自己的生产计划也附在后边。
毛泽东看后甚表赞同，立即回信说：
“来信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
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
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
林伯渠身为边府主席，床头上盖着“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的鲜红印章，他坚持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形势好了吃小灶。
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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