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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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言:
“养民以惠”(《论语·
公孙长》),主张执政者博施济众,执政者与民众是鱼水关系,“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鱼也。
”(《君臣鉴戒》)。
孟子也曾提出执政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
尽心下》),即“仁政”,所以,他指出: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孟子·
尽心下》)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首先都需要安定民众。
《贞观政要》开篇记载了唐太宗对国君与百姓关系的看法,唐太宗说: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他认为老百姓是君主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用损害老百姓的方法满足君王的一己之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正因为如此,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可不畏惧!
”(《教戒太子诸王》)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众,把君与民关系理解为舟水关系。
唐代的统治者们是从“乱世”中夺得政权,他们亲眼目睹了民众的巨大历史推动力,为了汲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多次召集臣僚,探讨和反思隋朝灭亡原因。
唐太宗说: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
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火,此皆朕所目见。
”(《政体》)他自省道:
“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
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灾祥》)魏征在其上疏中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分析,“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
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
”(《君道》)所以,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注重民心之所附,把民众视为国家的根基。
他们认为只有民众衣食无忧,君主和国家才能稳固其统治。
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其核心是“以仁义为治”贞观初年,唐太宗说:
“朕看占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
任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之亦促。
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
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浅薄也。
”(《论仁义》)唐太宗认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实施严刑峻法的结果,因此唐王朝的统治需要以仁义为治。
而且,《贞观政要》一书还发腱和深化了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
如何使水载舟?
唐太宗君臣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一是“养民以惠”以“使百姓安乐”。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王畦说: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
是时仓库盈盈,豪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
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年。
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论奢纵》)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
“今闻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
”唐太宗则认为,“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
隋炀帝岂无甲仗?
适足以致灭亡,正是由于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
”(《论仁义》)二是要任用贤才。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崇儒学》)唐太宗君臣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
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
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
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择官》)他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
同时,他还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
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
三是明德慎法。
针对前朝的严刑峻法而激起民变的教训,唐太宗认为实行仁政,强调明德慎罚。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
”又道:
“大辟罪,皆今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如此,庶免冤滥。
”(《论刑法》)到了贞观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仅29人。
百姓安居乐业、贤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终出现了国富民强的贞观之治。
2求谏兼听的君道观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亚细亚的古代方式”,一种是“古典的古代方式”。
中国就属于“亚细亚的方式”,氏族贵族直接转变为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还保留着古代氏族首领的遗风,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吸收下属的建议。
《贞观之治》中的求谏纳听的君道观丰富并发展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
君主要兼听纳下,广开言路。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
“何谓明君暗君?
”魏征道: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君道》)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
他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
“隋炀帝暴虐,臣下缄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
”(《求谏》)因此,他认为:
“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求谏》)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灾祥》)。
他不仅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求谏。
他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
”(《政体》)“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
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行幸》)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
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
“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忽。
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
”(《求谏》)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以师友待之”(《政体》)。
他曾询问魏征,为何臣僚常常不愿进谏,魏征说:
“人之才器,各有不同。
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
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
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
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
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
”(《求谏》)所以,他对谏者持宽容大度的态度,“以师友待之”。
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
”(《求谏》)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
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
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
”(《求谏》)因此,在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着名的耿直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
由于唐太宗君臣在进谏、纳谏方面都持有积极态度,唐王朝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宽松进取的氛围,君臣在为政治国的重大问题上,各抒己见,相互切磋,集中众人智慧,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
3防贪鄙的廉政观
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来败由奢。
”唐代君臣以史为鉴,特别重视防贪鄙的廉政观。
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
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
“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致灭亡。
”(《俭约》)同时,他指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值。
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
“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
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
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
视小得而大失者也。
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鱼,其鱼长存。
且为主贪必伤其国;
为臣贪,必亡其身。
”(《贪鄙》)
为了防止官员贪聚钱财,见利忘义,首先,唐太宗强调自律自制在防贪鄙中的重要性。
《贞观政要·
贪鄙》记载: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日:
“古人云:
‘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
鱼藏于泉,犹恐其不深,穴于窟下。
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
’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覆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
古人云:
‘祸福无门,惟人所召’。
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
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
”唐太宗认为高栖树林的鸟与深藏泉窟的鱼为人所获,“皆由贪饵故也”。
由“鱼、鸟”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贿对于领导者的腐蚀作用,所以他格外强调领导者的自律自制。
居高位,食厚禄”的“人臣”只有“忠正”、“公清”,才能“无灾害”,“长守富贵”。
因为“置饵者”无论如何总归为外因,而“贪饵者”终归为内因,因此,防贪鄙的关键终究在于“人臣”自身的自律自制。
其次,唐太宗崇尚俭约。
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道:
“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远想奉皇之事,遂不复作也。
”还言道:
“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
”他做出规定:
“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
”(《俭约》)因此,20年问,风俗简朴,衣着朴素,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同时,唐太宗对于各级官吏的贪婪,即使不足诉诸刑法,也要严厉斥责。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富,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站麸数石。
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耻之。
(《贪鄙)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修楼建阁,令当地父老服黄纱单衣相迎,又暗饲羊百余、鱼数千,将馈贵戚。
太宗批评他:
“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
”(《贪鄙》)所以,贞观年间出现了魏征、岑文本、温彦博等清正廉政的官员。
4居安思危的自省观
“居安思危”是唐太宗君臣的一种德治心理,是其推行民本观、君道观的心理基础。
目睹统一环宇、甲兵强盛的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为了确保来之不易的唐王朝,唐太宗君臣持有一种居安思危的心理情愫。
贞观十年,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讨论创业与守成的关系。
他谓侍臣道:
“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
”房玄龄认为,天下大乱之时,群雄并起,攻城乃降,战胜乃克。
由此观之,草创为难。
魏征则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群雄相互较量,到四海归命,天授人与,这并不难。
难在既得之后,帝王志趣骄逸。
国家日益衰弊,祸由此起。
以此而言,守天下则难。
太宗评价道:
“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比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
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文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
”(《君道》)经过讨论,唐太宗君臣得出了“战胜易,守胜难”(《慎终》)的共识。
从“守胜难”很自然地引出居安思危的自省观。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
”(《谦让》),并指出“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政体》)。
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日益骄傲自满。
贞观八年,他对侍臣说:
“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
白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
”(《政体》)同时,他陶醉于自己的功业之中。
他说:
“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义安。
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灾祥》)针对这种情况,贞观十一年,魏征上了《谏太宗十思疏》,认为唐太宗“夫在殷忧,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魏征认为,唐取代隋后,“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
奇珍异物,尽收之矣;
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
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
”个人享受应该知足。
在上疏中,魏征还从理论上对居安思危的原则进行了,论证,指出必须重视民众的力量。
严刑酷法只能暂时压服姓,一旦民众的怨气积压就蕴涵可怕的危险。
“怨不在大,可畏惟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因此,魏征建议唐太宗要在十个方面时刻提醒自己: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而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虑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论君道》)十思就是强调君臣在守天下时居安思危,时刻反省,防微杜渐。
总之,《贞观政要》蕴含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除了本文所提出的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求谏兼听的君道观、防贪鄙的廉政观、居安思危的自省观之外,还有诚信、公平、务农、孝友、慎终等思想,都是值得深入探究,挖掘其研究价值,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