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Word文件下载.docx

1、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言：“养民以惠”（论语公孙长），主张执政者博施济众，执政者与民众是鱼水关系，“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鱼也。”（君臣鉴戒）。孟子也曾提出执政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尽心下），即“仁政”，所以，他指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首先都需要安定民众。贞观政要开篇记载了唐太宗对国君与百姓关系的看法，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认为老百姓是君主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用损害老百姓的方法满足君王的一己之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2、。正因为如此，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教戒太子诸王）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众，把君与民关系理解为舟水关系。唐代的统治者们是从“乱世”中夺得政权，他们亲眼目睹了民众的巨大历史推动力，为了汲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多次召集臣僚，探讨和反思隋朝灭亡原因。唐太宗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火，此皆朕所目见。”（政体）他自省道：“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灾祥）魏征在其上疏中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分析，“昔在有隋，统一

3、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君道）所以，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注重民心之所附，把民众视为国家的根基。他们认为只有民众衣食无忧，君主和国家才能稳固其统治。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其核心是“以仁义为治”贞观初年，唐太宗说：“朕看占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之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浅薄也。”（论仁义）唐太宗认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实施严刑峻法的结果，因此唐王朝的统治需要

4、以仁义为治。而且，贞观政要一书还发腱和深化了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如何使水载舟?唐太宗君臣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养民以惠”以“使百姓安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王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盈，豪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论奢纵）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闻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唐太宗则认为，“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无甲仗?适足以致灭亡，正是由于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论仁义）二是要任用贤才。贞观二年，唐太宗对

5、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唐太宗君臣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择官）他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他还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三是明德慎法。针对前朝的严刑峻法而激起民变的教训，唐太宗认为实行仁政，强调明德慎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

6、”又道：“大辟罪，皆今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论刑法）到了贞观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仅29人。百姓安居乐业、贤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终出现了国富民强的贞观之治。2求谏兼听的君道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亚细亚的古代方式”，一种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国就属于“亚细亚的方式”，氏族贵族直接转变为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还保留着古代氏族首领的遗风，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吸收下属的建议。贞观之治中的求谏纳听的君道观丰富并发展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君主要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道

7、：“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他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隋炀帝暴虐，臣下缄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求谏）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求谏）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灾祥）。他不仅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求谏。他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政体）“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

8、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行幸）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求谏）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以师友待之”（政体）。他曾询问魏征，为何臣僚常常不愿进谏，魏征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由此，唐

9、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求谏）所以，他对谏者持宽容大度的态度，“以师友待之”。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求谏）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求谏）因此，在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着名的耿直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由于唐太宗君臣在进谏、纳谏方面都持有积极态度，唐王朝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宽松进取的氛围，君臣在为政治国的重大问题上，

10、各抒己见，相互切磋，集中众人智慧，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3防贪鄙的廉政观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来败由奢。”唐代君臣以史为鉴，特别重视防贪鄙的廉政观。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致灭亡。”（俭约）同时，他指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值。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

11、性嗜鱼，而不受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贪鄙）为了防止官员贪聚钱财，见利忘义，首先，唐太宗强调自律自制在防贪鄙中的重要性。贞观政要贪鄙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日：“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鱼藏于泉，犹恐其不深，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覆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唐太宗认为高栖树林的鸟与深藏泉窟的鱼为人所获，“皆由贪饵故也”。由“鱼、鸟”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贿对于领导者的腐蚀作用，所以他格外

12、强调领导者的自律自制。居高位，食厚禄”的“人臣”只有“忠正”、“公清”，才能“无灾害”，“长守富贵”。因为“置饵者”无论如何总归为外因，而“贪饵者”终归为内因，因此，防贪鄙的关键终究在于“人臣”自身的自律自制。其次，唐太宗崇尚俭约。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道：“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远想奉皇之事，遂不复作也。”还言道：“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做出规定：“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俭约）因此，20年问，风俗简朴，衣着朴素，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同时，唐太宗对于各级官吏的贪婪，即使不足诉诸刑法，也要严厉斥责。贞观六年，右

13、卫将军陈万富，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站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耻之。（贪鄙）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修楼建阁，令当地父老服黄纱单衣相迎，又暗饲羊百余、鱼数千，将馈贵戚。太宗批评他：“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贪鄙）所以，贞观年间出现了魏征、岑文本、温彦博等清正廉政的官员。4居安思危的自省观“居安思危”是唐太宗君臣的一种德治心理，是其推行民本观、君道观的心理基础。目睹统一环宇、甲兵强盛的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为了确保来之不易的唐王朝，唐太宗君臣持有一种居安思危的心理情愫。贞观十年，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讨论创业与守成的关系。他谓侍臣道：“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认为，天

14、下大乱之时，群雄并起，攻城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观之，草创为难。魏征则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群雄相互较量，到四海归命，天授人与，这并不难。难在既得之后，帝王志趣骄逸。国家日益衰弊，祸由此起。以此而言，守天下则难。太宗评价道：“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比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文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君道）经过讨论，唐太宗君臣得出了“战胜易，守胜难”（慎终）的共识。从“守胜难”很自然地引出居安思危的自省观。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

15、。”（谦让），并指出“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政体）。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日益骄傲自满。贞观八年，他对侍臣说：“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白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政体）同时，他陶醉于自己的功业之中。他说：“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义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灾祥）针对这种情况，贞观十一年，魏征上了谏太宗十思疏，认为唐太宗“夫在殷忧，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魏征认为，唐取代隋后，“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

16、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个人享受应该知足。在上疏中，魏征还从理论上对居安思危的原则进行了，论证，指出必须重视民众的力量。严刑酷法只能暂时压服姓，一旦民众的怨气积压就蕴涵可怕的危险。“怨不在大，可畏惟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因此，魏征建议唐太宗要在十个方面时刻提醒自己：“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而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虑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论君道）十思就是强调君臣在守天下时居安思危，时刻反省，防微杜渐。总之，贞观政要蕴含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除了本文所提出的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求谏兼听的君道观、防贪鄙的廉政观、居安思危的自省观之外，还有诚信、公平、务农、孝友、慎终等思想，都是值得深入探究，挖掘其研究价值，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