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教案 第二章新的文学范式的建立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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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文化遗产和外来影响的问题上，尽管也有一些变化调整，但总的趋向，却是逐渐走向文化上的自我封闭。
到了“文革”前夕，一种与过去的“旧文化”、“彻底决裂”的思潮，已经弥漫开来，激进派在空白的地基上创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乌托邦冲动开始付之实践。
作家的整体性更迭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文学也不例外。
作家、作家群的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
这种情形，在文学史上，常发生在政治社会变动（如政权更迭）、文学方向出现重大转折（如本世纪初的“文学革命”）的时期。
4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而继续延安文学传统的作家，进入本时期文学的“中心”位置。
50年代作家位置的变动、转移，是左翼文学力量在4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结果。
一批“40年代作家”的“边缘化”，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
1、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这种情形，更多地发生在40年代末被称为“反动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身上。
2、还有一部分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
在50年代前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存在着广泛的自我反省的行为。
即使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与“文艺新方向”所规定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难以融合、协调的状态。
既不能继续原来的创作路线，又难以写出充分体现“新方向”的作品，从整体而言，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其艺术生命，在进入50年代之后已经结束。
3、“五四”以来的作家在当代的“流失”，还有别一种的情形，即在50年代的政治、文学批判运动中受到攻击而落难，而被排斥于文学界之外。
如胡风、艾青等。
三、“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
进入50年代之后，另一批更切合并体现文学主潮的作家，成为创作的主要力量，并居于中心位置。
如小说界的柳青、赵树理、杨沫等，诗歌界的郭小川、贺敬之等，散文界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等，话剧界的老舍、曹禺等。
总体上看，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包括进入解放区和在解放区成长的两部分）和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是这一时期作家的主要构成。
上述的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性格”出现新的特征。
首先，从作家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区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
“地理”上的这一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关。
它表现了文学观念的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表现的变化。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来说，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
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必然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
后者中的许多人，经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许多人曾留学欧美日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学，有着较多的了解。
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则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
于是，“高潮”便是“终点”的“一本书作家”，在当代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节：
50—70年代诗歌创作的历史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同样也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在大陆，由于中共领导革命的胜利，使解放区文艺的经验得以推广于全国，在其基础上，在革命胜利、理想主义高扬的新历史条件下，很快形成了共和国文学的新范式。
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散文，都有了自“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却又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共和国文学新范式。
共和国文学范式的特征，最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取得伟大胜利的现实情状，决定了这时期诗歌的基本范式：
颂歌与战歌。
这种范式要求诗歌一方面在内容上要以思想正确为先决，另一方面在形式上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学现象，这一类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诗学特征仍有值得重视之处：
首先，抒情主人公的退隐。
“人民”、“阶级”、“工人”、“农民”、“士兵”等集体概念代替了“我”。
个人成为某类群体的代言人，个人的隐秘情绪被集体的共同本质所取代。
个人的隐退造成了叙事因素的加强。
这时期是新诗史上叙事诗最发达的时期，即使在一般的抒情诗中，叙事性也明显占有重要位置。
其次，隐喻的退隐。
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不仅受到忽略，而且被当作消极的乃至反动的精神状态受到遏制。
明喻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它使语言变得纯洁、透明，但也使语言的诗性逐渐丧失。
第三，形式的整饬。
这时期对新诗的形式问题特别重视，有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要么偏重于从民歌中学习，要么偏重于发展“现代格律诗”，但对于“整饬”的强调则是一致的。
事实上，实际的创作也表现出对于“整饬”的注重。
上述三个诗学特征决定了这时期的革命诗歌是一种“准集体创作”，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区别标帜往往不是他们的创作个性，而是他们诗歌中的空间色彩。
某个诗人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他提供了独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因为他抒写了某类别人尚未抒写过的生活空间。
艾青、冯至、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在这时期的创作，反映了新诗如何从“五四”传统转向“革命话语”的痕迹。
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且成就最大的诗人应推郭小川。
他以诗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对于人生的思索，对于理想的追求。
他的诗之所以今天仍有相当魅力，在于他作为革命战士之外，还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气质。
因而，他的诗虽然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有许多政治潮流的烙印，但是，字里行间包含着真诚。
作为一个诚实的革命诗人，郭小川成功地将“革命”提炼成一种“诗学”。
在艺术上，郭小川十分重视诗的音乐美与形式美。
贺敬之是这时期另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诗人。
他主要有两类作品，一类是篇幅较短小，形式上与民歌、古典诗歌有一脉相承之处的诗作；
另一类是篇幅宏大，主题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的政治抒情诗。
后一类作品最能代表贺敬之的创作风格，也最能体现这时期诗歌的政治性特点。
闻捷的诗充满新疆少数民族的奇丽风情。
其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将爱情与劳动、政治结合起来，抒写了一种以政治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爱情。
另外，其作品流畅、简洁的语言，轻快、单纯的旋律，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公刘的诗歌有丰富的想象，晶莹剔透的意象和对于生活的敏锐发现。
他早期的诗写西南边疆；
后期的诗写北方，写城市。
无论写北方还是南方，主角往往是“战士”与“人民”。
蔡其矫、流沙河、李瑛等也是这时期有相当影响的诗人。
第三节、新成长的短篇小说家
一、创作概述
在小说领域，依文体特征而形成的共和国文学的小说范式，大致可概括为鲜明的政治主题，对往日胜利的歌颂，对现实政策的宣传，以此作“生活本质真实”的反映；
二元对立的人物编组，故事中的矛盾都表现为阵线分明的正反面人物方面的斗争，努力塑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暴露和批判反面人物；
“大团圆”或“准团圆”的结局，故事进程可以有曲折，但发展方向总是朝向胜利，因而充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和乐观的声调。
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家，尽管题材各异，风格不一，但其作品大体上不出上述的规范。
这甚至也是此时的戏剧和叙事性散文的范式。
这是一些引起争议或者受到批判的作品，往往因为在某一程度上超出了公认的范式。
王蒙1955年完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这部作品再现了50年代初期丰富多采的学校生活和青年们纯真、善良、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洋溢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和献身的精神。
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苏联“干预生活”的思潮影响下，王蒙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从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文本的叙述看，小说主要表现年轻共产党员和社会消极现象的冲突，但作品的主题仍然是王蒙早期创作“革命与青春”主旋律的变奏。
不同的是，基调由赞颂转向批判，热烈中融合着冷峻，纯真中多几分复杂。
刘世吾是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
这部作品因其在题材、主题和人物描写上的开拓性、开放性、丰富性与深刻性，成为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短篇小说。
李准前期的短篇小说创作，自觉地同当时的政治运动紧密配合，迅速地宣传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变革和出现的新人新事。
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是李准的成名作。
1960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是同类型的代表作。
小说失在写运动，得在写人物。
李双双的形象融合了民族传统美德和革命的时代精神，凸现出豪爽泼辣、天真乐观的个性，这是一个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争得了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农村青年妇女形象，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解放。
在她身上既有现实性成分，又有理想化色彩。
茹志鹃以写短篇小说为主。
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按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过去战争年代生活的，如《百合花》等，一类是写当时城乡现实生活的，如《静静的产院》等。
最能代表茹志鹃前期风格的是其成名之作《百合花》。
这篇作品以小见大，构思精巧，组织严密，善于提炼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细腻地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而细节的反复出现、前后呼应，又使文气一贯到底。
茹志鹃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文革”前曾引起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和讨论。
她自己的思想也经历过反复，“文革”后才恢复自信，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
二、文本细读：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一）1956年：
王蒙的文化心态
王蒙出生在1934年，1948年入党（青年党员心理）。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创作于1956年，当时他22岁。
在五十年代，22岁的青年有政治热情，但却没有政治上的成熟。
从发表的时间看，这应该算是他的处女作。
但我估计王蒙写作的经历在这之前已经开始，这只是他在此处女作阶段的一个比较成熟因而得以问世的作品。
1956年的时代对于我来讲也有些陌生，对你们更不用说了。
新中国1949年建立，1956年离它只有七年时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生气的新生时期。
当时的年轻人，像年轻的王蒙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就处在这个特别向上，特别热情的时期，他们和共和国保持同步的状态，他们是从内心里面拥护、热爱祖国，热爱共产主义的理想。
当时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折射出那时年轻人的心态：
让我们荡起双浆，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
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同时，王蒙整个文化观念受到了苏联文学很大的影响。
无论苏联今天发生了什么，今天对他们的文学我们怎样批评，苏联的文学以及他们所承继的俄罗斯文化里面那种崇高的观念却无法忽视，这种观念是非常强大的。
、苏联怀旧歌曲：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青年团员之歌》
（另外，还有《小路》、《海港之夜》等，苏联歌曲崇高、有理想，但也充满了温情和柔美，这是它能够长期打动听众的重要原因）。
王蒙这批年轻人，在他们的理想、情感方面，受苏联文化的影响极深，崇高、有理想、追求真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可他们一心地要真理。
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后来则戏剧性的，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右派作家。
（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青春情怀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名叫林震的年轻小伙子，是个教师，年轻共产党员，新调到一个区委组织部工作。
组织部主要是管理党的建设，包括入党、整风等问题。
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就从一个小学校，一个很单纯的环境被派到了区委的组织部工作。
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共产党对他而言是非常神圣的，而他现在要做党的工作了。
他觉得神圣得不得了，他去时随身带了一本书，一本苏联小说，名叫《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这是那个时代非常走红的书。
它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即总农艺师，她参加了集体农庄之后，和拖拉机站长进行了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女孩子非常勇敢，独身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付出了代价。
这个女孩子叫娜斯佳，那位叫林震的小伙子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了“我要做娜斯佳那样的人，像娜斯佳那样生活”这样的话。
他一心想投入到一场壮丽的事业中去，可他所面临的组织部，充斥着非常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当他下到基层去调查，去发展党组织时，他发觉下面的情况非常不如人意。
最使他失望的是，他们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是一个很聪明、智慧、透彻的人，他把什么事情，党、党的组织都看得非常透彻。
他是一个真正的老革命，一点不掺假的。
当林震和这个副部长接触时，便非常奇怪一个搞党的工作的革命者会那么没有热情，面对那样一个令人不满意的局面，他却泰然处之。
林震的疑惑非常强烈，更困难的还在于他所面对的官僚主义并不像小说里那么明确和清晰，他仅是感觉到一股非常平庸的空气，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好和不好都不那么区别明确。
部里有一个女同志，年龄比他大，在组织部已经工作过一段时间了，她向林震描绘那些老资格的工作者：
“他们的缺点散布在他们工作的成绩里面，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这样子，他无法去过滤它，把好坏清楚地过滤出来。
这时他发现有两个世界，都是他无法解释的，一个是小说的世界，那么清清楚楚的，好是好，坏是坏，前进是前进，退步是退步，而另一个生活的世界，却是那么含糊，他觉得这个世界实在不对劲，但他指不出来。
他有时候站在局外，站在院子里，听见打字机哒哒响，开会的报告声和发言声，电话叮铃铃响，人们跑进跑出，不禁感受到组织部的沸腾的气氛，使他挺感动，但当他走进去，又抓不住了，到处是琐碎事物，平庸气息，每个人都抱着公事公办的态度在履行义务，仅此而已。
就是这么一个很平庸的组织部，居然是在为党工作，并且产生成果，尽管成果不能使他满意。
比如说他们解除了一个有问题的厂长的职务，对他进行了处理，且发展了党员，写出了很多报告，工作还在前进，速度虽不尽如人意吧，但毕竟没有退步，还是在进步。
但整个气氛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
其中有一个场面写得非常好。
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之后，组织部开会，终于决定处分这个有问题的基层厂长。
这天晚上，开完会后，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老党员，和林震一起去吃了夜宵。
这段写得非常感性，一种又亲切又疏离的感伤气氛，又复杂又单纯，触手可及，如同手能摸到一样，我们可以用“贴肤”二字来描绘这种感觉。
他们俩在一个小铺子里，要了馄饨，老党员还要了白酒，他喝了口酒之后，说话了，说他这是第六次参加处理犯错误负责干部的问题了，头几次我的心很沉重，党的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并不轻松。
他开始叹苦经，说自己的经历，然后他问小伙子今天是几号，是5月20号，老党员说噢5月20号，9年前的今天，青年军208师打坏了他的腿。
这时候林震忽然发现，他眼中的一个平庸世故的老党员，实际上有着壮丽的过去，流过鲜血。
林震他还没有见过鲜血呢。
当革命在局部进行时，那么烦琐，平常，可是壮丽的事业也就此发生。
那天晚上的谈心，刘世吾很动感情，他说了些心里话：
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我们是党的工作者，我们创造了
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
这时候的林震，他所有的判断力都失去了，他陷入了真正的怀疑之中，他没有判断力了，他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他所激烈批评过的前辈说的这些话使他看到他的也是非常热情的过去，单纯的过去。
那么他怎么解释今天呢？
又如何判断今天的好坏？
今天，你说他不对，他又明明在创造成绩。
正好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与爱情有关的事。
那个叫赵惠茹的女同志，比他年长，对他非常亲切，使他到了新单位感到温暖。
他到她家去，就身心感到休息和安慰。
这时候却有了传言。
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这个副部长告诉他：
你要注意些，她对你的感情有些不对劲了。
这对他又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这时候他还不懂得爱情，他非常年轻，从来没有经历过男女之爱，他一下子面临了一个新问题。
他回到宿舍里，坐到床上，衣服已经被雨淋湿了，他陷入一种忧伤的心境，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整个人都陷入一个迷宫似的情景中去了。
这时候王蒙在文中表现出的一种少年人的心境是非常动人的。
他不是成年人，辨别不了是非，可这些麻烦都围绕着他，使他无法脱身，他根本不懂得爱，可他碰到的第一件感情的事是这样的，他无法判断那女同志是对他好，还是别的什么，他自己对她怎么样，他也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处女作里表现的感情，根本不是我们后来所能表达的，后来爱情这个词已经被说滑了，随便就能出来，而且对爱情有很多解释，很多定义，写爱情可以写整整几本书，可以成篇成篇地去表达爱情，可是全都没有像处女作里面那种小心翼翼的心情，他简直不敢去触动那话题，他不敢碰它，一碰就难过，这种忧伤是不可名状的，因为理性还没有来临。
一切事情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就这么混在一起，像灰尘里面的优点一样，这里面充斥的是一种温柔的怀疑。
怀疑的尖锐性是掩埋在温柔底下的。
这怀疑对他的折磨非常强大，因这怀疑是真实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结论。
每个少男少女初次面对社会时，都会有这类惶惑的心情。
谁都没有错，可他就是受挫。
就是在这种怀疑之中，产生了一个世界，这世界不那么完整，但却是真实可信的，具有原初的质感。
第四节、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在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产生了一些至今仍不失某种经典意义，代表了那一段文学史艺术水准的文本。
这类作品对战歌与颂歌文学范式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三红”（《红旗谱》、《红日》、《红岩》）的几部长篇小说和《青春之歌》、《三家巷》等。
《红旗谱》是梁斌表现二三十年代冀中地区农民革命斗争的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的总名和第一部的书名（另外两部是《播火记》和《烽烟图》）。
三部作品从清朝末年写到抗战初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在描写的内容、规模和气派上堪称一部新型农民革命的史诗。
《红旗谱》（专指第一部）之所以被推崇为五六十年代新的文学范式的经典，不仅因为它的主题完全符合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意识形态，还因为它创造了内容和形式比较和谐的民族风格——其塑造的众多人物也都是植根于民族的土壤、土生土长的艺术形象，都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这是小说最杰出的艺术成就。
但小说在艺术上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青春之歌》是五六十年代中国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又一经典文本，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本素材创作而成的。
主人公林道静是30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围绕林道静的成长，作品反映了从“九一八”到“一二·
九”时期中共领导的日益高涨的爱国学生运动；
同时描绘了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小说出版后，主要在知识分子形象塑造问题上，曾发生争论。
关于林道静的爱情描写，是《青春之歌》中比较精彩和深刻，富有魅力，也最有争议的部分。
它的特殊价值，不在一般地展示知识分子道路，而在独辟蹊径地探索和表现了中国一类知识女性充满矛盾的追求解放之路。
但是，作品在艺术上是有不少缺点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物描写、结构、文学语言。
战争题材是革命历史题材里最大的一个门类，其中，长篇小说《红日》可以算是优秀的精品。
作者把写作战史和艺术创作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反映战役全貌的同时，把那些表面上看来大同小异的战斗场面描绘得各有特色。
作品中塑造了解放军高级指挥官、中下级指挥员、战士、妇女和国民党将领等几个人物形象系列，而且塑造出一些富有个性的典型形象。
《红日》是一部全景式的战争小说，除了写战场上的厮杀，还写了日常生活，写后方，写妇女，写爱情，把这些方面和战斗联系起来，以全面反映战争生活。
作品在艺术表现中的缺点是缺乏含蓄，情感倾向过于外露，以至叙述上留下较大疑点。
作者常常混淆客观叙述与主观叙述的界限，有损于叙述方式的和谐统一。
革命历史题材的一个特殊类型是描写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其中，描写重庆解放前夕“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中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红岩》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
它是一部用烈士的血写成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和革命传统的教科书，是一部具有独特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悲壮的史诗。
作品以昂扬的气势，浓重的色彩，豪迈的感情，刚劲的笔力，塑造了一个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战斗集体，一座巨型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群雕。
其中，许云峰和江姐是作者用墨最多、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两个革命者的典型。
在《红岩》中，符合人物性格和处境的心理描写，是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
为了充分地揭示各种各样人物的灵魂，作者是适应着特定的斗争生活内容、情节发展、环境需要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其中进行高度艺术提炼的个性化的行动和对话，是最有力的手法之一。
《三家巷》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别具一格。
小说以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对于大革命前后南中国革命形势的来龙去脉，阶级力量的消长和矛盾斗争，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作了比较准确的描写，成功地勾勒出一幅广阔而丰富多采的时代生活的画卷。
前半部三家巷日常生活的描绘，对广东风土人情的描写，是一幅幅优美的南方风俗画，标志作者在民族化和个人风格道路上的长足进展。
第五节、农村变革题材长篇小说
一、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
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
不过，与以前的包括被称为“乡土小说”在内的农村小说相比，这个时期的农村小说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
茅盾在谈到40年代“国统区”作家的创作时说：
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只从静态中去考察，回忆中去想象，而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民。
——茅盾《在反对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这一“检讨”性的概括，实际上指出了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
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
这种转变在“解放区”的小说中已经开始，当代农村小说承续了这一取材趋向。
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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