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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放慢私有化速度,把证券私有化转变成现金私有化,从无偿转让过渡到有偿出售;

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加强对居民的社会保障,解决个人存款贬值和拖欠工资问题,提高退休金和工资,重视社会承受能力;

改革经贸体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与独联体的经济合作。

1997年7月,俄罗斯颁布了《国有资产私有化和市场资产私有化基本法》,从此,俄罗斯的私有化开始向纵深发展。

政府继续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商业投标等方式公开出售已改造成股份公司的国有企业的股票。

同时俄罗斯的各级立法机关相继制定了具体规定市场准则的各种法律条件,确保了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建立。

1997年俄经济首次出现0.4%的增幅。

俄罗斯经济已经基本上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基本消除了经济的国有化,确立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各种经济制度也相应建立。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经济下滑的局面,而且,出现了物价飞涨、经济恶化、工人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灾难性后果,俄罗斯1992年至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41.5%,工业生产下降52.5%,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

五年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卫国战争5年的损失。

按联合国制定的购买力评价方法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1996年为5853亿美元,是美国的8.6%。

同1990年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差距扩大了将近一倍(1990年占美国的16.4%)。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达40%的财富掌握在7%的俄罗斯富人手中,近40%的居民沦为最贫困阶层。

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已从转轨前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三位,降到目前世界第十位和欧洲第六位,竞争力排在世界第46位,国内生产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有些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十多年来,俄罗斯的经济一直在衰退和危机中徘徊。

虽然1997年俄罗斯的经济停止了负增长,但远未稳定。

199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至今仍然遭受各种经济发展问题的困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照搬西方经济模式,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

1996年俄美两国著名经济学家共同研讨了俄罗斯经济问题,终于认识到,经济改革失误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方案不符合俄罗斯国情。

第二,“休克疗法”的具体措施违反经济转轨规律。

它在商品短缺的条件下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在生产下降的条件下实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在缺乏原始资本的条件下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在外汇枯竭的条件下放开汇率,这一切在经济学上犯忌。

否认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的长期性,把经济转轨的成败建立在依赖大量外援的基础上,而西方却口惠而实不至。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必然陷入失败的境地。

第三,苏联解体带来了原有经济关系的断裂。

俄罗斯是在统一国家急速解体的情况下进行体制转型的,俄罗斯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布局有很强的互补性。

而苏联的解体,使统一的经济联合体破裂,造成俄罗斯一些经济领域的空缺,使得经济转型变得非常艰难。

第四,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斗争干扰了经济发展。

俄罗斯国内党派林立,各派政治力量围绕权利分配问题明争暗斗,各种利益集团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频频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国家动荡、政治混乱、人心离散。

议会和总统之间的权力之争,导致了1993年10月的流血事件。

因此,国家的经济政策很难实行下去,经济长期处于危机之中。

2001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开始着手解决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在国内,明确了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改革税制、降低税率、力主铲除金融寡头,支持市场经济改革;

在保障经济自由的同时,主张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强调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应发挥更大的影响;

发展高效的多种形式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即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和国家宏观调控与俄罗斯具体条件相结合的模式。

在国际上,积极吸引外国投资,推动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经济上力争融入欧洲,争取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目前,经济政策的调整已取得明显成效,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增长的势头,宏观经济也趋于稳定。

1999年到2002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3.2%、8.7%、5%和4.1%。

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分别为36.5%、20.2%、18.6%和15%。

国家财政摆脱了连年的赤字,出现节余,外汇储备从1999年初的不足百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底的480亿美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88年危机爆发后的不足60美元,提高到2002年底的160美元,2002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了9%,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7.4%,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投资及贸易都保持了稳定增长。

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经济体制也还未尽完善,但俄罗斯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农业用土地,达2.3亿公顷,森林覆盖面积占其领土的2/5以上,水利资源充沛,淡水资源属世界之冠。

地下矿产50余种,煤炭、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石储量分别是世界总储量的23.3%、40%、45%和50%。

俄罗斯经济基础雄厚,原苏联工业的一半以上,机械工业、精密仪器、电工器材、化学工业、有色冶金工业、造船工业、森林工业、采煤业等都集中在俄罗斯境内。

原苏联的航天技术类的科技及工业也几乎全在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还有完善的教育体制,高素质的劳动力。

2002年3月,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提出把经济增长作为各项经济工作的核心,明确了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即实现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现实的有机结合;

提升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作用;

循序渐进的实现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推动农用土地制度创新和农业经济发展。

因此,俄罗斯经济一旦度过调整期,其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二、俄罗斯的政治转型

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治转型。

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采取激进式的“休克疗法”导致了国家的动荡,所以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也出现了不稳定。

西方式民主体制的确立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目前,俄罗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转变,确立了一种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西方民主政治模式。

政治体制。

俄罗斯独立后,政治上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转变。

但各派政治力量围绕权力分配问题明争暗斗,使国家政治一直处在动荡之中。

1993年12月12日举行了联邦新议会选举和就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草案被通过,确立了国家政权的新体制——总统共和制。

宪法赋予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总统任期5年,作为国家元首,集内政、外交、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对国家实行垂直统治。

宪法还确立了总统集权下的三权分立体制,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总统还拥有解散议会的权力。

从此,俄罗斯政坛局面趋于平静。

政党制度。

俄罗斯实行的资本主义多党制制度始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中后期,在民主和政治狂热气氛中,社会上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政党和组织。

1993年12月俄国按照新宪法进行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杜马的选举。

从此,俄国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以及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各种运动开始真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杜马讲坛成为各政党的主要活动场所。

由于俄国总统的权力极大,各政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竞选胜利上台执政,其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这就决定了俄国政党活动的特点,它们的活动场所只能是议会。

1999年俄国议会进行选举,国家杜马中形成了亲总统的多数派,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对立缓解,俄罗斯国内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基本平稳的局面,政党结构日趋稳定。

寡头政治。

这是俄罗斯政治的特有现象。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原来的特权阶层利用既有的特权迅速地进行社会资本的集中。

某些企业领导者和政府经济部门的官员通过大量占有企业股份的形式占有国有资产,以极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购买优良企业的股票。

他们串通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私有化企业压低估价,然后进行购买控制,通过这种独特的资本积累方式,最终形成了操纵俄罗斯国民经济的金融寡头。

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而且能够用他们的经济力量操纵政治。

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政府总理频繁更换,就是经济寡头与政治寡头相结合与相互利用的结果。

普京总统上台后,开始对寡头政治开刀,大力整顿俄罗斯政治这一怪胎,传媒大亨古辛斯基被迫出走它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目前寡头政治在俄罗斯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联邦制。

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

全国有89个联邦主体,这89个联邦主体分为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2个直辖市,1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专区。

根据俄罗斯宪法,在保证国家领土、国家政权体制统一的基础上,联邦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各自的职权,各联邦主体有权依据宪法和联邦法律独立地确定自己的国家权力机关体系。

宪法给了各共和国和地方较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某些共和国的独立倾向,同时也为民族分离主义开辟了发展道路,使联邦的完整性受到威胁。

它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政治问题。

普京总统时期,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在加强中央权力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目前除了车臣——印古什和北奥塞梯等少数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仍在活动外,俄罗斯政局已基本趋于稳定。

三、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1.叶利钦时期的外交。

俄罗斯独立之初,曾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把西方发达国家视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所需大量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来源,是实现其安全保障的主要伙伴。

后来在国内舆论压力和倒向西方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的情况下,逐渐调整了对外政策,即实行“以西为主,东西兼顾”的全方位对外政策,也叫“双头鹰战略”。

第一,加强同西方国家的联系。

俄总统叶利钦把建立同西方国家稳定的伙伴关系以及“进入北半球文明大家庭”视为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和外交目标。

在俄罗斯与欧盟、美国的关系上,俄罗斯同法国、德国等国家出于牵制美国的共同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但在扩大同西方联系的同时,俄罗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采取了一些抵制措施,甚至进行某种形式的斗争,如出于俄罗斯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反对美国为首的北约东扩,并在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上自主行事。

第二,积极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

这样做政治上有利于平衡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

经济上有利于利用亚洲经济发展的优势促进国内建设。

俄罗斯特别重视同中国的关系。

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俄领导人宣布建立两国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6年4月,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中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使5国漫长的边界成为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地区。

俄罗斯还加强了同印度及亚洲四小龙的关系。

1993年1月,俄印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解决了卢比与卢布的汇率问题和俄罗斯向印度提供火箭发动机及武器零配件问题。

为得到更多的投资,俄罗斯已把韩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当作经济合作的伙伴。

俄罗斯与日本关系有所松动,但由于北方四岛领土问题,俄日关系没有重大进展。

第三,重视与独联体内各国的关系。

俄罗斯为了保持在独联体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十分注意协调和发展与独联体内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失去与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密切联系,意味着俄罗斯将失去缓冲地带而易于受到潜在敌人的威胁。

虽然独联体中的小国对俄罗斯的依赖有利于加强其领导地位,但是,一些独联体国家的独立自主倾向,以及外国势力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则向俄罗斯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

2.普京时期的外交。

普京当选总统后,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继续推行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大国地位,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对外政策;

另一方面对俄罗斯外交做出明显的调整。

普京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俄对外政策,突出外交为国家经济服务的目的;

在策略上,采取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善于妥协,注重实际效果。

俄罗斯外交的重要原则是:

突出外交中的经济色彩。

创造条件解决国内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使外交更具有实用性。

在一些不直接影响国家现实利益的国际问题上降低介入程度,把获取经济实惠作为评估外交活动成果的重要指标;

坚持实行东西方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最大限度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外交为国家复兴服务;

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立场,但不寻求单边对抗。

一般采取灵活、迂回的外交策略。

在总统任期的半年时间里,普京先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军事学说》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构想》三个纲领性文件,全面阐述了俄罗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确定了全面均衡的大国外交方针。

在坚持上述外交战略的前提下,“9.11”事件为俄罗斯“西进”提供了契机,俄美关系迅速升温,并为改善与北约和欧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2002年5月底,俄罗斯刮起了一股“西方外交”的旋风,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分别与美国、北约和欧盟举行了首脑会晤,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宣言和声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利于提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促使其早日实现回归欧洲的夙愿;

为了保持对美国的制衡,加快与上海合作组织、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同北约建立了“20国际机制”。

在国际社会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

这些均有利于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提升。

同时,俄罗斯已吸取以往向西方“一边倒”的经验教训,不再把发展经济、振兴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都押在西方国家身上。

普京在同布什会晤前曾指出,莫斯科不仅在西方,也在东方建立新的多边合作机制。

他特别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对俄发展经济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和发展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第二节冷战后东欧国家与独联体成员国的经济与政治

一、冷战后东欧国家经济政治的转型与现状

1.经济制度的转型与现状。

东欧国家从1989年剧变后开始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变,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化,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放开物价,依靠市场调节商品的供求;

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稳定经济;

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防止债务危机;

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实行货币自由兑换。

以达到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干预,尽快实现经济自由化的目的。

从经济转型采取的方式来看,匈牙利由于宏观经济相对稳定,通货膨胀不很严重,处于可控水平,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很高,并没有出现债务危机,因此,匈牙利没有采用无偿分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方式,而是直接向国内外投资者出售国有企业的渐进式的方式。

而其他东欧国家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如波兰198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经济形势严峻等原因,都采取了一步到位式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在整个转型过程中,由于新旧经济体制的转变所造成的经济生活的混乱,东欧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大的动荡,都经历了由混乱、调整到上升的痛苦历程,并且其转型方式也都进行了调整。

经济转型初期,东欧国家的当政者由于受政治利益的驱动,盲目地推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以为实行了资本主义就能根除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解决计划经济的弊端,从而尽快地融入到欧洲,实现经济社会的繁荣。

但是在转型的最初几年中,即1989—1993年间,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经历了物价飞涨、经济衰退、工人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灾难性后果。

各国经济的下降幅度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

当然,经济的转型过程会有不同程度的阵痛,会付出大小不一的代价。

有的国家转轨较为顺利,经济与社会形势比较好,诸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有些国家转轨不顺利,处境困难,诸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黑、南斯拉夫、马其顿等。

经过几年的经济滑坡与发展失衡,东欧各国的宏观经济开始在新的市场经济机制基础上走向稳定,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开始明显回升(见表1)。

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年比值(%)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波兰

-11.6

-7.6

1.5

3.8

5

6.5

匈牙利

-3.9

-11.9

-5.0

-1.0

2.9

2.0

捷克

-1.2

-14.2

-7.1

2.6

5.2

斯洛伐克

-2.5

-14.5

-7.0

6.0

保加利亚

-9.1

-11.7

-7.7

-4.0

-15.4

2.5

罗马尼亚

-8.2

-3.7

1.0

-4.5

斯洛文尼亚

-4.7

-9.3

-6.0

1.3

5.0

资料来源:

转引自张康琴:

《前苏东地区经济转轨现状及新动向》载《世界经济》1996.12

同时,一种具有东欧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正在形成中。

第一,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

自经济转轨以来,这些国家对原有私有制关系进行改造,除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如铁路、航空、邮电、军工、矿业等),其他部门都实行私有化。

其中,零售商业、餐饮服务业实行了小私有化,大中型国有或市政府所有企业的私有化。

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小私有化基本顺利实现。

大私有化进展情况各国参差不齐,并各有特色。

私有化的结果是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扩大。

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东欧国家的私有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最高的捷克为69%,最低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为37%。

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约在30%—50%之间,私有企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约在60%—80%之间。

由于社会分配上的不平等,导致社会财富严重贫富悬殊,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两极分化日益扩大。

第二、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形成。

转轨初期,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点极其盛行,各国都力图使国家“退出”经济生活,实行价格自由化,减少国家对价格的补贴,让市场来定价,政府放弃对价格和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有关国家经济职能和国家在转轨时期的作用问题重新被重视。

目前,各国由于国情和改革步骤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力度不一样,它们干预经济的手段和方法也不同于过去,并且普遍加快了规范各种经济关系、调节市场行为的法制建设步伐,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形成。

第三、在社会分配上兼顾效率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

转轨初期,这些国家大肆鼓吹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化,断然取消各种补贴和国家对价格、就业等的调控。

事实证明,这种走极端的观念和政策对国家、社会和相当多居民带来严重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一方面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其自发性不受约束将危害社会和国家。

因此,必须通过国家和社会的自觉行动,才能够兼顾到效率和公正原则。

东欧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各种福利制度,逐步完善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配制度,扭转了转轨初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东欧国家的经济开始形成了稳定发展的趋势,经济发展较好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已恢复到剧变前的最高水平,但是与西欧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巨大的,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估计,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东欧国家大约要用35年的时间才能赶上欧盟的平均水平。

东欧国家经济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市场机制不健全,导致经济运转不畅;

产业结构调查尚未完成,经济发展缺乏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强力支持而后劲不足;

私有化过程中造成大中型工业企业所有制的混乱没有彻底解决,企业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

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下降而出现的经济混乱,是东欧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对东欧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2.政治制度的转型与现状。

东欧剧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原来的一党制转变为多党议会民主制。

十多年来,各国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政府相继出现左翼、右翼力量不断更换的局面。

东欧各国一再举行的大选表明,多党政治正在走向制度化、法律化;

议会已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

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的议会民主能够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行运转。

随着东欧各国对宪法、政党法、选举法等法律的重新制定或进一步修改与完善,东欧各国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已基本确立,政治体制的转轨已基本完成。

从东欧国家政治制度的现状来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开始走上正常的议会民主制道路,基本上达到了西方式的民主标准。

保加利亚、马其顿、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也向西方式民主的道路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而阿尔巴尼亚、波黑、塞尔维亚和黑山等国,政党林立、政治混乱、政局不稳、民族矛盾尖锐。

多党议会民主体制的确立尚需时日。

从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特点看,大多数国家是在和平方式下进行的,政治制度的转型快于经济转变,普遍经历了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这些国家的政府经常更换色彩,由右翼到左翼或由左翼到右翼,说明以左右两翼为主体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

主张民族独立、自决的民族主义倾向普遍加深,并强烈主张回归欧洲,融入欧洲。

东欧各国的原共产党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面目出现,成为左翼政党,而原来的反对派组织,剧变后产生的各种右翼组织、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派人士、基督教和天主教民主人士,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右翼党派成为右翼政党。

东欧各国的政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长期实行的一党制演变为多党制。

剧变初期各国政党制度尚未建立,政党活动混乱无序,导致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又骤然消失的现象发生,政党本身的不稳定,使选民的忠诚度大打折扣,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政党真空”,这是各国政坛变化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像捷克、波兰、匈牙利,几乎每一届选举产生的政府都不可能执政到任期届满。

例如,波兰在10年中更换了9届政府10位总理;

匈牙利也几乎是一年换一个总理;

1992年选出的捷克领导人很快被撵下台,与哈韦尔总统合作得很好的政党在后来的大选中没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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