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精选浅谈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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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精选浅谈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1948年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结束美国的流亡生活，回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以下简称东德），次年，他受聘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时年64岁。
在就职演说《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①中，布洛赫强调经济学、哲学、辩证法的重要地位，认为大学的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和创新传统文化。
特别是，根据当时东德的政治状况，他要求重新奠定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创造性地解释和发展黑格尔辩证法。
鉴于新康德主义曾经把黑格尔哲学当作一条“死狗”来轻视，布洛赫重申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及其辩证法所作的高度评价，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创造性地接受黑格尔哲学遗产。
虽然在他的早期著作《乌托邦的精神》（1918/1923）中，黑格尔其人其说尚未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他的哲学思维的日渐成熟，他的著述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越发明显。
1951年，他的黑格尔研究专著《主体—客体：
对黑格尔的解释》②由东德建设出版社出版，之后，他的代表作《希望的原理》第一卷（1954）、第二卷（1955）也相继由这家出版社出版。
当时，布洛赫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声名远扬，闻名遐迩。
由于这个缘故，在东德学术思想界，他关于遗产问题的观点以及对黑格尔的解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也招致一些非议和谴责。
特别是，他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立场与当时主张全面否定黑格尔哲学遗产的东德官方哲学家鲁加德·奥托·格罗普（RugardOttoGropp，1907-1976）的立场发生正面冲突，因而在东德学界引发一场围绕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激烈论争。
由于从一开始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问题就牵涉到当时东德政治思想背景，所以在这场论证中布洛赫虽然赢得了哲学上的胜利，但政治上却节节败退，以致他的《主体—客体》一书遂成为他离开东德移居西德的间接或直接的契机。
③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本文的主旨在于聚焦布洛赫对黑格尔的理解，澄清黑格尔哲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为此，本文将追本溯源，重点考察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格罗普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批判;第二，《德国哲学杂志》关于黑格尔哲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争;第三，布洛赫的黑格尔理解与开放性问题;第四，简要勾勒一下布洛赫希望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创新。
一、格罗普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批判
在《主体—客体》中，布洛赫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联系及其批判继承关系。
但是，令布洛赫始料不及，犹如当头一棒的是，他的这一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旋即受到了当时莱比锡大学辩证唯物论教授格罗普的集中批判。
格罗普自称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④的庇护下，他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清除所谓黑格尔哲学的“残渣余孽”。
1954年在巴贝尔斯堡（Babelsberg）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哲学会议上，格罗普公开批判了布洛赫唯心论的辩证法理解。
这一批判掀开了他的黑格尔、布洛赫批判的序曲。
随后，格罗普在《德国哲学杂志》（DeutscheZeitschriftFürPhilosophie）撰写《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及其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对立》⑤一文，全面批判科尔纽（AugusteCornu，1888-1981）、贝伦斯（FritzBehrens，1948-）、卢卡奇（GeorgLukács，1885-1971）、布洛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格罗普的“批判意图”很明确，他完全根除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的地位。
他首先声称，马克思主义之内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严重毒化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使其腐化变质。
然而，他所界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与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以外的阶级社会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⑥。
据此，他断言，康德、黑格尔哲学是源自反动市民哲学思潮的敌对理念。
由此出发，格罗普进一步回溯国际共运史，不仅批判了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1825-1864）黑格尔主义哲学取向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us），也批判了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1850-1932）、阿德勒（MaxAdler，1873-1937）等新康德主义取向的“伦理社会主义”。
按照格罗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部“斗争史”，它是在反对和消除唯心论哲学的斗争中独立地形成发展的。
他举例说，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立自主的哲学传统，最初通过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全面而系统地反击了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而后以第二国际为基地独创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论，最终在第三国际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得到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式确认。
但是，他警告说，这之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重新归于模糊淡化，以至于旨在从黑格尔视角解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反动倾向死灰复燃、日益抬头。
⑦他一口断定，苏维埃哲学比德国古典哲学更具正当性、合理性，进而要求东德哲学家要为确立东德亲苏政治体制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支撑。
格罗普的一个基本论点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而是“重起炉灶另开张”的产物。
为了论证这一点，他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相关性，马克思、黑格尔与辩证法的关系等。
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可追溯至“理论与方法”（TheorieundMethode）的关系问题：
“唯物论是普遍世界观的基础，辩证方法则是普遍的、最高的方法。
根据唯物论的理解，在理论与方法中，理论是作出规定的东西，而方法是从属于理论的东西。
理论形成方法的基础。
唯物论是科学的辩证方法的基础。
”⑧在对哲学史上所谓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论与唯心论（理论）之间的两军对垒进行一番比较分析之后，他重申了“唯物论是对的，唯心论是错的”这一教条主义的见解。
据此，他进一步推论说，在一切自然现象中，辩证法都发挥主导功能。
但是，当唯物论和唯心论实际反映这一辩证法时，前者客观地反映辩证法，而唯心论却主观地颠倒辩证法。
⑨
回眸哲学史，格罗普推断说，马克思以前的辩证法绝大部分都是唯心辩证法，只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发现，辩证法才发展成科学辩证法。
在此，格罗普再次尝试他的所谓“形而上学批判”：
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背道而驰、格格不入，因为它缺乏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概念，总是孤立地、片面地把握事物现象。
⑩但是，显而易见，他的形而上学批判未免以偏概全，以点论面，并未超出过分单纯、狭隘的阶段。
例如，亚里士多德就从运动概念中把握其形而上学的全体世界，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形而上学并未片面地、孤立地、精致地观察事物，而是以运动、发展、变化的视角动态地把握事物。
事实上，布洛赫正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可能性”概念本身的动态性（dynamis）中捕捉到了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例如，“向前的物质”、“地平线物质”、“过程物质”等。
11.由此可见，格罗普进行所谓“形而上学与唯心论批判”，并非实事求是、坦诚相见，以促进真正的学术讨论和思想交流，而是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以迎合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
然而，从格罗普的教条主义立场上看，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仅颠倒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而且二者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
换言之，唯心论必定带有形而上学的烙印，反之，形而上学必定带有唯心论的烙印。
因此，唯心辩证法势必头足倒置，其范例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这样，对于格罗普来说，布洛赫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创造性地解释和发展黑格尔辩证法注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修正”，是不言而喻的批判对象。
在此，格罗普的教条主义立场植根于两个错误观点：
其一，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绝对对立起来，否定二者之间相互转化、彼此过渡的可能性;其二，他武断地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反命题。
”（12）但是，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格罗普试图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中寻找他的所谓批判前提。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时指出：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13）据此，格罗普主观臆断历史，妄称马克思的辩证法起源于非黑格尔哲学的其他唯物论传统。
为了证明黑格尔唯心辩证方法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方法之间的“非此即彼”，问题，格罗普进一步接近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问题。
据他说来，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是形成他的体系和方法的根本动因，而这种理念恰恰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唯心世界观：
例如，物质世界是自然之中作为自身的他者而对立的“精神的自我分裂”的产物，一旦精神在自身的他者中意识到自身时，精神就在历史之中回归自身，遂成为旨在把握自身的精神或理念。
这样，他把黑格尔哲学概括为“精神的自我运动”。
进言之，“在黑格尔那里，体系是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是体系的构成图式。
在世界内容的范畴排列中，黑格尔的体系自我运动。
对于他来说，辩证法不是说明物质的普遍运动形式，而是启示世界的批判、世界的内在联系”（14）。
由此出发，格罗普强调，黑格尔自我复归的辩证法是一种缺乏未来的哲学，是绝对无法想象为社会—实践活动方法的一种封闭的循环体系。
（15）
不仅如此，黑格尔的这一封闭循环体系因其唯心辩证方法的叙述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非真理与内在矛盾。
因为按照格罗普的观点，唯心辩证法本身就已经是非真理。
因此，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人为地分割辩证法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客观辩证法是万万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发展或改造为唯物辩证法是绝对行不通的。
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缺陷和根本颠倒必将导致与唯物辩证法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在黑格尔哲学中，一元体系与辩证法的统一恰恰意味着这一哲学的没落。
（16）总之，在格罗普看来，黑格尔的体系与它的辩证方法犹如一对仇家，水火不容、不共戴天。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决定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相关性，而且，从黑格尔辩证法到马克思哲学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过渡和发展。
二、《德国哲学杂志》论争：
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当初格罗普在《德国哲学杂志》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及其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对立》一文，旨在配合当时东德政治意识形态氛围，降低或排除黑格尔哲学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
当时，格罗普名不见经传，充其量是一个略显稚气的半吊子哲学家。
不过，他凭借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竟把批判矛头直指世界一流思想家们，所以，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顿时激起了轩然大波。
1954年5月，鉴于格罗普话题的敏感性和现实性，《德国哲学杂志》随即通过一则编辑广告，鼓励哲学界就以下问题继续展开争鸣：
（1）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关系;
（2）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与反动方面;（3）通过阅读格罗普所批判的哲学家们的著述，继续讨论他对这些哲学家们的评价。
于是，这场讨论活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一下子吸引了东德哲学界众多重要人物的目光。
参加这场报刊讨论的哲学家人数众多，分布甚广，有来自柏林的科尔纽、舒巴尔特（WolfgangSchubardt）、蒙克（WolfgangMnke）;来自莱比锡的贝伦斯、施莱弗斯泰因（Josefschleifstein）;来自格赖夫斯瓦尔德的阿尔布雷希特（ErhardAlbrecht），等等。
1.格罗普与科尔纽的论争
格罗普最先发难的是科尔纽的《卡尔·马克思与近代思想的发展》（17）一书。
格罗普首先对这部作品的叙述方式提出了异议，他指责这本书一味强调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主义的依存性，不仅大书特书黑格尔和黑格尔左派，还对卢梭、康德、歌德、费希特、谢林等人的昔日哲学津津乐道，然而，相比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分量却少得可怜，而对法国唯物论更是三缄其口、只字未提。
他认为，科尔纽热衷于从自然社会环境中叙述近代思想的全体精神史发展，旨在证明马克思主义渊源于黑格尔主义，进而从“唯心论”视角渲染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相互关系。
的确，正是在这个地方，科尔纽的观点与格罗普的观点明显相左：
科尔纽认为，“在马克思的立场形成期间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例如，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框架中，马克思吸收了其他许多思想要素”（18），而格罗普则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黑格尔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而是后者对前者的断然拒绝，例如，他们进行了反对黑格尔主义的激烈斗争”（19）。
对此，科尔纽反唇相讥，斥责格罗普否定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肯定因素，一味强调马克思提出了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反命题，而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割断历史，对其唯心论的黑格尔时期三缄其口，刻意保持沉默。
（20）据此，科尔纽指责格罗普恣意地、教条主义地解释黑格尔辩证法的价值，肆意打棍子、贴标签，给黑格尔本人贴上“反动的唯心论者”的标签。
科尔纽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始终存在某种批判继承关系，实际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的片段式思想最终是在黑格尔辩证法中臻于体系化的。
对此，格罗普抨击说，是科尔纽自己偷梁换柱，把唯心辩证法强行纳入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好像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心论中，分离其辩证法并借助于此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论以及机械唯物论。
据此，格罗普断定，马克思恩格斯从非黑格尔的其他根据中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他们连同黑格尔的唯心论一道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21）与此针锋相对，科尔纽追溯了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黑格尔哲学遗产，其范例就是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对此，马克思曾经予以高度评价：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22）这充分表明，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遗产。
在科尔纽看来，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人异化劳动的不同扬弃途径上：
黑格尔试图通过人与自然的观念化来扬弃异化劳动，即把人还原为自我意识，把自然还原为自我意识的外化，把事物还原为事物性的抽象而回归一种通向知性的人的劳动。
与此相对照，马克思则力主从人和自然的具体属性中把握人和自然，由此揭示了一种非精神的人的活动，即把劳动视为人与自然的中介。
此外，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合理化，试图从唯心论视角扬弃被异化的劳动现象。
与此不同，在马克思那里，所谓被异化的劳动就是市民社会的症候，它的消除不能借助于唯心论的神秘化，而只能借助于共产主义革命。
（23）
因此，科尔纽嘲笑格罗普的下述见解，即“马克思主义并非黑格尔主义的发展”与事实相悖，不足为信。
为此，他引证了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段话：
“他（马克思——科尔纽）是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
”（24）他进一步援引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段话回击格罗普的上述见解：
马克思的唯物论“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25）。
2.格罗普与贝伦斯的论争
在《青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26）、《黑格尔经济学的理解和直观》（27）二文中，贝伦斯高度评价了作为经济学家的黑格尔的理论成就，并且暗示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黑格尔的视角相当独特、进步，对马克思哲学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但是，在格罗普看来，贝伦斯的这种抬高黑格尔，贬抑马克思的论调对当时东德的政治氛围极具危险性和破坏性。
他首先批判贝伦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卢卡奇的见解，蓄意抬高黑格尔不仅是马克思的先驱者，而且拥有超然于马克思之上的经济学眼光。
（28）不仅如此，格罗普还指责贝伦斯把唯物辩证法视为唯心辩证法的产物，把黑格尔视为“马克思主义之父”。
对此，贝伦斯反驳格罗普夸大其词，歪曲了自己文章的主旨：
“我的文章聚焦于青年马克思怎样对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他为什么追问这个问题，并且他什么时候开始了对市民经济学科的批判议论。
”（29）通过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贝伦斯阐明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兴趣始于黑格尔，而当时在经济学上黑格尔是站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一边的。
正是受到黑格尔经济学观点的影响，马克思才开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思考市民社会，着手撰写了他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
此外，贝伦斯还痛斥格罗普偷梁换柱，张冠李戴，把他关于“黑格尔对其时代经济学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这一表述歪曲为“在一切方面都主张唯心论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黑格尔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贝伦斯还严厉斥责格罗普教条主义的浅薄无知，他引经据典，援引1858年1月1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有力地证明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30）
3.格罗普对卢卡奇、布洛赫的批判
格罗普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31）以及布洛赫《主体—客体》二书中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这一论点上。
他断言，一方面，卢卡奇淡化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尽可能把马克思主义拉向黑格尔主义;另一方面，布洛赫淡化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的对立，尽可能把黑格尔哲学的遗产纳入马克思主义。
（32）
应当承认，卢卡奇和布洛赫的黑格尔解释中，流露出某种唯心论倾向，两人都致力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统一性。
特别是，在他们那里，同样折射出东德、匈牙利社会内部反苏维埃国家官僚主义的政治意识倾向。
因此，当时两人都按兵不动，并未马上回应来自格罗普的批判。
相反，卢卡奇给《德国哲学杂志》撰稿《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发展（1840-1844）》一文，再次明确强调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相互关系。
（33）同样，直到1956年布洛赫才正式回应来自格罗普的批判。
这意味着，苏共二十大（34）以后，他开始正面挑战东德当局将东德政治秩序全盘苏维埃化的企图。
在此，我们将延后讨论布洛赫的黑格尔理解，首先考察一下格罗普是如何批判卢卡奇和布洛赫的。
按照格罗普的理解，卢卡奇不仅把黑格尔视为马克思的先驱者，把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视为等同，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洞察中，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视为对人的劳动重要性的洞察。
（35）换言之，在卢卡奇那里，黑格尔已被认可为“历史唯物论者”，从而使黑格尔与马克思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卢卡奇把黑格尔的唯心论视为德国政治、经济、历史状况的理念反映，认为正是这种社会条件赋予了黑格尔哲学一种唯心论特征。
（36）据此，格罗普抨击卢卡奇赋予黑格尔唯心论一种客观历史性。
对此，卢卡奇援引黑格尔的话说，一个人永远不能超出自己的时代：
“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即在后期观点中，人们发现并批判黑格尔思维的界限，然而，困难的是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下，诸如黑格尔一样的一个总体的、宏伟的德国哲学不可能生成于一种激进的、民主状况中。
”（37）在格罗普看来，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这一历史性辩护，正是“为黑格尔保守反动的政治哲学鸣锣开道，招幡引魂，将其正当化”。
（38）
卢卡奇则把唯物辩证法称作“客观唯心论的辩证法的真理”（dieWahrheitderDialektikdesobjektivenIdealisnus），以此凸显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
不仅如此，在卢卡奇那里，唯物辩证法对唯心辩证法的克服并非通过不妥协的斗争，而是通过单纯的继承发展。
与此相反，格罗普则沿袭苏东教条主义的正统观点，强调黑格尔是自身时代的产儿，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反动哲学家。
难怪，格罗普非难卢卡奇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一味吹捧黑格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甚至拥护其反动人物这一面。
用他的话来说，卢卡奇“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置于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中”，从而导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所实行的革命变革付诸东流，前功尽弃”（39）。
格罗普对布洛赫的批判也未能超出上述“扣帽子、贴标签”等抹黑方式。
根据格罗普的说法，尽管布洛赫同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陈腐性和反动政治性以及黑格尔体系和辩证法中的艺术构成图式与不合理性，但是，尚未意识到哲学史上的两军对垒，未能始终如一地将唯物论与唯心论明确对峙起来。
其结果，在布洛赫那里，黑格尔的意义就以“超历史的”方式显现。
此外，布洛赫不遗余力地批判旨在废除黑格尔哲学的所有企图，力图在其创造性的继承中，弥补对黑格尔哲学界限性的批判。
在格罗普那里，由于“废除”黑格尔哲学乃是哲学的课题，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继承和发展德国哲学传统的布洛赫哲学乃是彻头彻尾的“帝国新黑格尔主义”（derimperialistischeNeuhegelianismus）。
（40）与此相反，在布洛赫那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哲学，这种哲学只有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中，从而在继续深入思考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方可指明未来的新东西;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尚未到达黑格尔深蕴内容的、根本上朝着黑格尔可扬弃的哲学。
虽然起初由格罗普触发的“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争来势汹汹，大有排山倒海之势。
但是，“哲学能够洞穿这种复杂性悖论性”。
（4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论争日渐退潮，大有强弩之末之态，以致在哲学层面上主动迎合者越来越少，甚至许多人持一种反感抵制态度。
这使格罗普变得很被动，最后落到孤家寡人，落落寡合之境地。
1955年政治形势有所缓和，布洛赫获得东德民族奖（Nationalpreis）这一殊荣，格罗普被迫偃旗息鼓、鸣锣收兵。
他假惺惺故作姿态，特别为《布洛赫70华诞纪念文集》（42）写了一篇充满敬意的序言。
至此，这场激烈的论争总算告一段落。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这一论争重新演变为一场政治理念之争，其结果是，布洛赫在政治上一败涂地，1957年被勒令退休，在莱比锡大学陷于完全孤立状态。
1961年，他不得不背朝东德，踏上西德土地，寻找新的希望、新的梦想。
三、布洛赫的黑格尔理解与开放性问题
1956年以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脱斯大林化”运动方兴未艾，引起东欧各国思想、政治和社会激烈动荡，最终促成波兰、匈牙利人民起义。
布洛赫的格罗普及其斯大林主义批判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欧圈内一连串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变革诉求。
因此，与其说布洛赫的批判是对格罗普个人的批判，不如说是对东德乌布利希体制的批判以及对当时试图掌控东欧各国的苏联霸权主义的抗拒。
然而，当时正面批判乌布利希体制的哈里希（43）以颠覆国家罪被捕，判以十年徒刑，而与他过往密切的布洛赫也遭到连累，先是被勒令提前退休，后被禁止授课，以致在政治上、学术上陷于完全被孤立、打击的境地。
在这种状况中，布洛赫对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双重意义：
哲学上，他坚定不移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遗产;政治上，他抗议“非人道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在《主体—客体：
对黑格尔的解释》中，布洛赫已经明确规定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黑格尔不仅是第一个关于“生成的哲学家”，也是第一个关于“劳动异化”的发现者。
在遗产方面，“黑格尔的真知灼见在于，在现实的全部广度和深度中，开启生成的东西、批评自我异化的东西、提升人性自我复归的东西”（44）。
因此，在继承黑格尔遗产方面，布洛赫致力于下述双重目标：
第一，系统阐明由黑格尔及其学派所界定的我们历史的从何（Woher）、向何（Wohin）和为何（Wozu）;第二，在关于一切（Ganz）或总体（Totum）的认识中，全面探索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的意义。
（45）为此，一方面，布洛赫深入批判黑格尔哲学中全面否定未来，一味指向过去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努力发掘在其时代制约性中，试图把握全体的黑格尔哲学的“开放”意义。
（46）
如果说，从柏拉图以来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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