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30年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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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开始被搬迁到高处，以躲避修造阿斯旺大坝所带来的洪水。
摄影/OttoLang/C
逝者如斯夫
文明的进程如同滔滔而去的江水，人类历史的足迹随着时间的逝去，被自然无情地淘洗。
当时间的潮水退去，惟有星星点点美丽的贝壳留了下来，向今天的人类传达着历史的信息，它们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们承载着创造了它们的时代精神、人类的智慧与永恒的生命，它们就是先人留下来的遗产。
在不断认识、理解、改造自然环境，同时也不断认识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先人的创造对后人而言，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或许当人类处于同一文明时期之中的时候，并不容易真正珍视这一文明的成果。
或许，这时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一文明所创造的实用价值。
然而当一种文明成为过去，当它的成果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去，当人们开始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它们的时候，它们的一些原本不为人知和关注的价值就会显露出来，启迪着人们新的思想和灵魂。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英国的时候，英国人才会开始把旧日农业时代的农庄、民居甚至田园风光登记造册，变成保护的对象。
威廉.莫里斯们也才会把保存中世纪的手工生产方式，当作保持英国中产阶级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
或许也正因为同样的原因，当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艺术家拉菲尔被教皇委托管理罗马周围的历史建筑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所有刻有文字的建筑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正在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已经逝去的历史。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文明的成就受到了重创，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建立一个平等和平世界的愿望。
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构造中，由于传统的地理边界已经被现代技术打破，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人类沟通与交流的不断发展而到来。
联合国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生，协调主权之间的利益冲突，谋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样的理念为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这一概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和机会。
随着二战后各国开始的大规模重建工作，如何看待人类文明的成果，如何看待这些成果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全世界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建立一种国际的保护与研究机制，并使得各国共同分享文明成果和技术进步成为一种新的需求。
分散在各个地方的遗产已经不仅仅属于它所在地的人民，而变成了大家共同的财富，需要负起共同的责任来保护它们，并传之于世世代代。
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跨国界世界遗产）
WatertonGlacierInternationalPeacePark
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美国冰川国家公园1995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1932年加拿大的沃特顿湖国家公园与美国的冰川国家公园合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和平公园。
跨越两国的交界处，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除了向大家展现了美妙绝伦的风景，还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植被和生物多样性。
邦贾加拉悬崖
CliffofBandiagara（LandofDogons）
马里1989年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位于马里中部横贯东西的邦贾加拉山地在靠近尼日尔河一侧是海拔500米的断崖，在悬崖峭壁间布满了犹如蜂窝般的多戈族的住宅。
多戈居民逃过了非洲的猎奴活动,他们严守着土著的信仰,继承了祖先传下来的以天地创造神话为中心的宏大的宇宙观,在村落修建上也完全根据神话来进行设计，使之逐渐形成了一幅独特的景观。
时势建壮举
古代的尼罗河用它的泥土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文明，而它每年河水的泛滥也给子孙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1959年阿斯旺大坝的建造规划给解决河水泛滥的问题带来了希望，但是却要以淹没这里重要的历史遗迹包括阿布辛贝勒的神庙为代价。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罗马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和埃及政府的组织下，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共同为这座神庙以及法老妻子的一座小神庙进行抢救搬迁。
整个工程从1962年开始，持续了18年，耗资4000万美元，把神庙切割成了1050块重达10—30吨的块体，运到山崖的高处重新组装。
搬迁后的神庙依然保持了“天堂的火焰”，拉美西斯二世法老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他又一次成为人类一个新的事业的见证。
或许这里真正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抢救了这个奇观，而是全世界的人们第一次携起手来，为保护共同的遗迹而奋斗。
这次成功合作，使人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为了人类共同事业放弃暂时纷争的契机和合作模式。
而把各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看作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这一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开始逐步形成。
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带来了文化遗产无法逆转的损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54年就通过了《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确定“对任何民族文化财产的损害即是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需要有“共同的责任”。
然而如何使整个人类能够共同保护这样一份珍贵的遗产，则需要建立一种管理、合作的机制，同时也需要确定一些能够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
1964年针对历史建筑和遗址保护的著名的《威尼斯宪章》得到国际专家的认可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一个新的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技术标准平台得到建立。
值得注意的是，《威尼斯宪章》特别强调了对历史建筑和遗址的历史价值的保护，因为依附于这些历史建筑和遗址的信息构成了人类历史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印记，它们记录了人类社会成长的历程，是今天与过去之间的桥梁，是人类解读自身历史的钥匙。
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华盛顿的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世界遗产信托基金”的建议。
1966年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城市威尼斯遭受洪水灾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拯救威尼斯的国际行动，又一次把对属于特定国家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变成了一项人类共同的事业。
1968年世界保护联盟（IUCN）向“世界遗产信托基金”提出建议，表达了加入信托基金的愿望，这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进行保护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上正式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名录的设置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建立为全球治理的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而之后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更为保证保护工作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了必要的机制，这标志着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保护文化成就和自然财富的时代的来临。
可以说，制定《世界遗产公约》的时代正是一个人类重新认识自身发展，重新评价人类传统文化，评价、认识现代主义、工业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时代，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城市问题、零增长问题，甚至于道德评价标准问题被不断提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认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价值，认识保护它们的意义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需要。
马丘比丘历史古迹区
HistoricSanctuaryofMachuPicchu
秘鲁1983年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被称为“空中城市”的马丘比丘位于秘鲁南部安第斯山脉的尾部，海拔2430米，是南美最大的印加帝国遗址。
这座石头结构的城市巧妙地利用山麓和地面凹凸不平的地势，达到了自然与建筑的完善协调。
遗址中完善的水道和排水技术以及层层的梯田，展示了西班牙入侵者染指前印加帝国高度的文明程度。
拉利贝拉岩石教堂
Rock-hewnChurches,Lalibela
埃塞俄比亚1978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传说12世纪埃塞俄比亚第七代国王拉利贝拉梦中得神谕：
在埃塞俄比亚造一座新的耶路撒冷城，并要求用一整块岩石建造教堂。
于是拉利贝拉按照神谕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海拔2600米的高原上，动用2万人工，花了24年的时间凿出了11座岩石教堂。
从此，这里成为埃塞俄比亚人的圣地。
耶路撒冷旧城及其城墙
OldCityofJerusalemanditsWalls
由约旦申请1981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城市：
是化石还是人类现代的理想家园
1978年第二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12项世界遗产项目的名单。
其中包括了厄瓜多尔的奎多古城（CityofQuito）、德国的亚森主教堂（AachenCathe-dral）等历史古迹，以及美国黄石公园等自然遗产。
当时公约缔约国以及相关遗产项目的保护管理状况决定了这一名录的局限性。
1979年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录随着申报国家的增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埃及的吉萨金字塔群、古底比斯、包括阿布辛贝勒到菲莱岛的努比亚遗迹以及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河谷等人类文明的重要遗迹被列入名录。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对历史城市和历史中心区的关注。
作为人类文明的足迹，城市负载了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许多城市还保留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此城市比“文物”和“建筑群”有更重要的价值。
针对这种状况，在1978年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提出了对重要的城市规划范例的保护问题。
这反映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正逐步从传统的对单一文物建筑和建筑群的保护向历史地段和城市这样的内容更为丰富、保护的难度也更大的对象发展。
事实上，从这一时期起国际上已经开始了一个历史城市保护的热潮。
对历史城市的保护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于自身历史认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在进入20世纪后期之后对现代社会形成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反思。
无论是奎多古城、加德满都河谷还是后来被列入遗产名录的包括我国丽江、平遥和皖南古村落在内的这类遗产项目，在保护方面最为困难的是由于大量的现代生活与之融合在一起，如何在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护好它们作为世界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这是当时世界各国都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各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的国际宪章》，反映了历史城市的保护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然而1987年另一个新的城市类项目巴西利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巴西利亚是巴西为了发展广大的内陆地区而在1956年规划建造的一座全新的城市和首都。
这座城市由巴西著名的规划师卢西奥.科斯塔和建筑师奥斯卡.尼迈雅共同设计，反映了20世纪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的理论成果，反映了现代主义建筑观念的成就，反映了20世纪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展示了20世纪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把巴西利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进一步促使人们去思考对20世纪的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教的圣地，被称为"
世界最神圣的城市"
。
公元前1000年以色列最早在此建都，公元7世纪时被罗马侵略军摧毁。
亡国后的犹太人被禁止进人耶路撒冷，公元4世纪后才允许每年一次到幸存的残墙哭泣哀祷，称为"
哭墙"
三千年来耶路撒冷在战火动乱中不断重复着破坏和修复，是世界上少有的纷争之地，这对于"
耶路撒冷"
这个词的本意"
和平之城"
来说简直是种莫大的讽刺。
铁桥峡谷
IronbridgeGorge
英国1986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铁桥峡谷以代表工业革命而闻名于世。
从矿井到铁路线，这里包含促进18世纪整个地区工业快速发展的所有相关因素。
这架第一座由铁铸造的大桥，成为铁桥峡谷的象征，给科技和建筑的发展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巨大影响。
摄影/RobertEstall/C
奥斯维辛集中营
AuschwitzeConcentrationCamp
波兰1979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围栏、电线、毒气室和焚尸炉向人们展现了纳粹大屠杀的残酷场面，也成为20世纪人类惨无人道地对待人类自身的集中代表。
摄影/MichaelSt.Maursheil/C
遗产：
是古是今，是物非物？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由于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人类的生活也随之有了巨大的改变。
20世纪在历史上应当有什么样的地位已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新问题。
1996年德国位于魏玛和德绍的包豪斯校舍及其环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堪称真正反映和代表20世纪观念变化的代表性作品。
包豪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9年建在德国魏玛的一所技术学校，1926年迁到德绍，1933年解散。
这样一个仅存在了短短14年的一座技术学校，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值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份人类的共同遗产永久保护起来？
包豪斯曾经汇集了当时德国前卫艺术的先锋人物，成为当时德国现代艺术的大本营，更重要的是以校长葛罗皮乌斯为代表的包豪斯的现代艺术家们，他们不仅实践他们的艺术理想，而且还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建筑和现代设计的教学体系，从此改变了传统的古典建筑教育方式，使包豪斯成为20世纪现代艺术的里程碑。
随着世界遗产名录的不断扩大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原来世界遗产内容难以涵盖的项目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文化景观和工业遗迹。
例如亚洲农业国家，欧洲或非洲的种植园，特别是东南亚稻米区的水稻梯田景观、欧洲的葡萄园景观等等，它们并不属于原来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建筑、城市或者传统村落的遗产类型，但它们却具有明显的、突出的文化价值，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
于是在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的遗产类型——文化景观。
1995年菲律宾水稻梯田项目被认为符合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标准的第三、第四、第五条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重大时期。
先进的技术工艺造就了人们新的理念，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却不得不淹没在人类浩如烟海的生活中。
工业革命的大潮退去，存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屈指可数的废弃的厂房或标志性建筑。
这些遗迹与人们脑海中传统的遗产概念毫无相同之处，它们大多破败陈旧，没有任何艺术或建筑的美感或宗教历史的沧桑感。
然而它们却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为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代表工业革命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工业遗迹也就成了世界遗产名录上无法替代的人类共同的遗产。
到2003年世界遗产名录上已经有了754个项目。
从25年前的12个项目，发展到今天的分布在129个国家的754项世界遗产，从开始时不到40个缔约国到现在的177个缔约国，世界遗产保护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
随着对历史建筑、遗址、城市保护的发展和成熟，人们越来越感到仅仅保护这些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是不够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量传统技艺、艺术形式、生活方式以极快的速度不可逆转地迅速消亡。
甚至当我们着力于保护一个古代村落或者城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发现尽管我们保护了这个村落或城镇的物质形态，但那种曾经令人感动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保护工作的开展同时而消失。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我国的昆曲和古琴就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
可以说，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与时代的脚步紧密相连。
无论是从保护文物古迹或城市，到工业遗迹，还是从保护物质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事业所代表的保存全人类共同的财富的信念却生生不息，发展得如火如荼。
跨越国际边界的自然或文化遗产、同一种类型的分散在各地的捆绑式遗产、大规模的综合性文化项目成为新的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热点。
例如将在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讨论的以色列的“内盖夫的香料之路及沙漠之都”、日本的“京都周围的圣地与朝圣路线”，以及覆盖拉美六国的“印加文化路线项目”就是这样的代表。
而早在1999年就已经提出到近两年才正式建立起来的世界地质公园概念也是追随了这样的理念去记载和保护整个地球的发展演变。
加德满都谷地
KathmanduValley
尼泊尔1979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加德满都谷地是中世纪喜玛拉雅文化和美术的宝库，是印度教与佛教两大宗教共存的十字路口和万花筒。
然而现代技术和旅游的发展导致了城市内部大量古迹受到严重的破坏。
这里曾经被世界遗产大会警告从世界遗产名录上除名，直到尼泊尔政府承诺消除加德满都古迹受到的严重威胁。
魏玛和德绍的包豪斯遗址
BauhausanditssitesinWeimarandDessau
德国1996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包豪斯曾经汇集了德国前卫艺术的先锋人物，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建筑和设计的教学体系，成为20世纪现代建筑和艺术的里程碑。
包豪斯的现代艺术学校和魏玛时期包豪斯的一位青年大师郝伯特·
拜尔设计的报亭。
（蛋彩画，1924年）
摄影/DaveG.Houser/C
（蛋彩画，1924年）摄影/DaveG.Houser/C
全球战略：
全球性与珍稀性，孰重孰轻
随着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壮大，它原本隐藏的矛盾也开始逐步暴露出来，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世界遗产保护的不平衡性上。
这种不平衡包括了自然和文化遗产在数量上的不平衡、在地区分布上和内容上的不平衡、保护能力的不平衡等几个重要的方面。
欧洲的纪念碑式和宗教类建筑以及他们的殖民建筑占据了世界遗产名录上的很大比例。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大缔约国参与世界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因此也影响了整个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在现有的754项世界遗产中有582项是文化遗产，149项是自然遗产，23项是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754项遗产中有382项分布在欧洲和北美地区，149项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107项分布在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及阿拉伯地区有116项，这种分布显然没有能够真正反映人类文明进程的总体面貌。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177个《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中有48个还没有一个项目被列入名录，另外有65个缔约国拥有的世界遗产在3个或者3个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方向。
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观和古迹见证了从1世纪到13世纪这个地区艺术和宗教的发展，存留了众多佛教寺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然而真正使这里闻名世界的，还是因为2001年两座被炸毁的巨型佛像。
在国际和平的大背景下，如何在解决地区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同时，保护好各自具有重大价值的遗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
图为巴米扬山谷中被炸的一尊佛像。
摄影/KateBrooks/C
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观和古迹
CulturalLandscapeandArchaeologicalRe-mainsoftheBamiyanValley
阿富汗2003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针对世界遗产保护出现的这些问题，世界遗产委员会1994年提出了一个世界遗产保护的全球战略，建立一个包括世界遗产名录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世界遗产保护机制。
2000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又在澳大利亚的凯恩斯做出了一项对世界遗产的申报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对每年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总量进行限制，对缺少申报、保护、管理能力的缔约国给予必要的国际援助，鼓励跨境联合申报。
这一全球战略事实上反映了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重新思考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是否能够充分反映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
谋求保存的世界遗产已经明显地从对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最重要人类文明遗迹向文化多样性的方向倾斜，一些反映了地方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项目开始被列入名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改善世界遗产分布的不平衡，但同时也动摇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基础，即对世界遗产的价值判断，并有可能随着世界遗产名录的不断扩大，使世界遗产失去其原本应当具有的珍稀性。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在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即将召开之际，部分缔约国对世界遗产的质量、价值水平和管理状况表达了强烈的关注。
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公约》到今天，世界遗产的保护已经走过了32年的历程，成长为一项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对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业。
同时它也面临着来自与各个方面，甚至包括其自身的无法回避的挑战。
也许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到底希望这一人类的伟大事业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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