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玉韵内蒙古出土的辽代玉器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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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8件玉銙上的胡人皆为半盘坐，分别做饮酒、吹笙、打拍板、吹长笛、弹琵琶、击毛员鼓、击鸡娄鼓、吹觱篥状。

所刻人物纹皆为大眼、大鼻、大口，身着紧身短衣和尖靴的胡人形象。

人物的脚和腰以上都有飘带缭绕，盘坐者座下铺有地毯，衣褶多用弯曲的细长的浅阴刻线条表现。

其雕琢技法以线刻与剔地隐起浮雕技法为主，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胡人纹玉带如出一辙。

这组玉带饰较好地体现了辽代玉带饰制作的工艺成就和唐、辽两朝玉器的传承关系，可谓辽代早期玉器中的精品。

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1992年7月，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朝克图山一座大型辽墓被盗，同年8月末至10月初，内蒙考古所会同赤峰博物馆、当地文管所，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经确认墓主人为辽东丹国左相，名耶律羽之，辽太祖阿保机之堂兄，身份显赫，是为望族。

其墓规模宏大，结构精细考究，随葬品非常精美，在工艺和造型上都极具特色，虽已经盗掘，仍有大量金银器、丝织品出土；

但所见玉器甚少，且皆为带饰与璎珞之散件，仅有两件白玉带銙以及玛瑙、水晶质地的管珠饰若干（图11）。

这种少见陪葬玉器且玉器类型简单的现象应为辽代早期遗存之共同特点。

图111954年10月，前热河省博物馆处对位于当时赤峰县大营子村的辽穆宗九年驸马赠卫国王墓进行了发掘。

该墓早年被盗，但仍残存较多珍贵文物。

出土玉器亦较少，有两套用玛瑙装饰的马具、两件玉饼以及若干玛瑙质地的璎珞散件，反映了辽代早期玉器之特色。

二、辽代中期玉器解放营子乡，地处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之东南，1970年夏，考古工作者对此地一座中等形制契丹贵族合葬墓进行了发掘。

该墓相对年代当在辽中期以后至道宗初年，墓葬未经盗扰，木椁的八个壁面和券顶布满彩绘，内容丰富，出土时颜色鲜艳夺目。

同出的玉器有一套完整的白玉蹀躞带以及一件迄今所知出土年代最早的玉飞天。

这件玉飞天为青玉质，单面片雕、透雕而成。

器身略呈三角形。

头顶平帽，脸形男相，身着短袖衣、长腿裤，袒上身，彩帛飘飞，双手胸前捧物。

飘然之态优美，制作精致，小巧玲珑。

长5.2厘米。

（图12）图121985年7月，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修建大苹果基地水库时，发现了一处辽代墓地，当地文化部门及时派员进行了调查和保护。

1986年6月至8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会同哲里木盟博物馆和奈曼旗王府博物馆对此墓进行了发掘。

其中3号墓是一座辽代中期典型的契丹贵族合葬墓，墓女主人是辽景宗第二子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之女，正妃萧氏所生，曾初封太平公主，进封为越国公主，后被追封为陈国公主；

墓男主人为陈国公主驸马萧绍矩，是辽圣宗仁德皇后之兄。

二者生前位极尊荣，死后又特加厚葬，陪葬文物颇丰，大多为金银、玉石、琥珀等贵重材料制作，其中软玉、玛瑙、琥珀、水晶器共25件（组），总个体数达300余件之多。

该墓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其中出土玉器种类丰富、制作精美，可代表辽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由于出自纪年墓，有确切年代可考，陈国公主墓出土玉器成为鉴定辽代玉器的标准器。

（图13—22）图13图14图15图16图17图18图19图20图21图22辽庆州白塔名释迦佛舍利塔，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布日噶苏木。

塔建于辽兴宗重熙十六至十八年，清代曾有过改修。

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严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88年至1992年对庆州白塔进行了保护、抢救性维修。

施工期间，于塔刹内发现一批辽代重要佛教文物。

其中玉石器有琥珀舍利瓶、水晶杯各一件。

前者为色泽棕红略透亮的琥珀制成。

口沿与卵圆底呈对称五瓣莲纹刻饰，表壁亦分五瓣，器盖上有蒂钮。

高9、腹径4厘米。

（图23）后者为水晶质。

小圈足，杯口呈四瓣椭圆海棠花形，内底呈卵圆坑状。

横向一侧雕饰一龟首，自器腹下向上伸颈仰出；

另一侧雕饰一外宽内窄、尾端漫圆的鹤尾状手柄。

总长5.5、宽3.7、高1.9厘米。

（图24）图23图24三、辽代晚期玉器1959年，赤峰市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出土了16件白玉带饰，两件竹节形玉握和若干白玉三角形饰片。

16件白玉带饰，皆作厚0.5、长5.5厘米的扁片状，上有小孔，孔内残存铁丝，其中七件为长方形，上刻花瓣纹，边缘随花瓣而呈波浪状；

五件长方形一端钝圆；

三件为椭圆形。

这套菊花纹玉带为辽玉带饰创新之造型，是研究辽代服饰的珍贵资料。

两件竹节形玉握，长5.5、厚2.4厘米，作两根半面竹筒并排状，每竹各有三节，出土时分别握于墓主人之双手之中。

此类手中握玉的葬俗，本期已较为罕见。

1978年8月，赤峰市巴林右旗白音汉公社友爱大队发现了一处辽代窖藏，旗文化馆立即对之进行了清理，窖藏内的文物以银器为主，铜器、瓷器和玉器的数量亦较为可观，是已知唯一出土玉器的辽代窖藏。

所出玉器有白玉熊、白玛瑙杯、菊花玛瑙杯等。

其中白玉熊，长6.8、高3.8厘米，白玉质。

扁片形卧熊状，细工浮雕，凹圆点状眼，小耳尖嘴，短尾长鬃，腿部弯曲，头部枕在右前腿上，鬃毛、尾毛皆为褐色石皮表现，造型栩栩如生，为辽代玉器巧雕之精品。

（图25）图25吉旺营子辽墓，地处赤峰市喀喇沁旗宫家营子乡境内，该墓相关资料尚未发表，但据上海博物馆出版的《草原文明》书中表述，出有水晶鱼、（图26）水晶鼠（图27）各一，二者造型简约、生动，晶莹剔透，质地上乘，为辽代水晶圆雕作品之代表作。

图26图27

（二）辽代玉器的相关问题根据已发表的发掘结果和调查材料，辽代玉器除集中于内蒙古东南部外，在辽宁西部以及河北、天津的北部地区也有较多出土，这与辽王朝统治范围基本吻合。

辽代玉器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还有：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义县清河门辽墓、阜新塔营子辽塔、法库叶茂台辽墓，以及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佛塔等。

下文结合上述地点出土的辽代玉器，对此期玉器诸方面特征进行初步的总结和归纳。

一、辽代玉器的主要器类以及肖生造型之来源辽代玉器的种类比较丰富，现分类述之：

玉佩饰，大致可分为组玉佩、肖生形玉佩、玉盒佩三类；

组玉佩多由一件片状玉牌以金属链与若干件玉坠饰连接而组成，肖生形玉佩多作圆雕状，玉盒佩常以一件盒形玉、一件玉饰和若干件珠饰共同构成，如阜新塔营子辽塔地宫出土的金链白玉竹节盒。

（图28）图28玉带饰，根据带銙“古眼”之有无，复可分为两类：

即无“古眼”玉带和有“古眼”的蹀躞带，前者以素面居多，少量表面琢有山纹、胡人乐伎纹和菊瓣纹；

后者迄今所见皆作光素无纹。

玉器皿，有碗、花式口沿碗、杯、耳杯、龟首鹤尾杯、瓶等。

文房用玉，有水盂、砚台。

辽代还有一些反映契丹本民族生活习俗的器类，诸如玉柄刺鹅锥、银刀和架鹰所用的玉臂鞲等物俱是善狩猎游牧的契丹人所特有。

马是契丹族日常生活和游猎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契丹族对马具的制作特别重视,马具上的玉饰件、玉节约较为常见，形状有马形、狻猊形、花叶形、圆形、圭形、十字形、多边形等。

另外自战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所流行的玛瑙、琥珀、水晶、琉璃、绿松石等质地的环、管、珠形饰品在此期亦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辽代佛教盛行，信众甚多，上及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佛教文化对辽代社会影响颇深。

同样作为独特文化标志的玉器也受到了宗教的影响，用于佛教活动的玉器主要有佛像、佛塔、飞天、（图29）摩羯、舍利罐、斧锤形器、金刚杵、璎珞等。

图29辽代玉器中肖生造型的来源辽代玉器中，肖生造型者有很大比重。

肖生造型中所涉及的写实动物有鸿雁、鸳鸯、狮、鱼、蛇、马、狗、（图30）猴、蟾蜍、蝎、蜥蜴、蝴蝶等；

神话动物有龙、（图31、32）凤、（图33）摩羯、狻猊、迦楼罗神鸟等。

鸿雁、天鹅、熊、鱼等玉器，应与契丹族的渔猎生活和四时捺钵习俗密不可分。

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被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

冬春之际，辽朝皇帝与群臣常在便于放鹰捕天鹅、大雁和凿冰钩鱼的鸭子河泺（今吉林省大安月亮泡），进行捺钵活动。

宋人王易《重编燕北录》中就有对捺钵的记载：

“春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泺甸住坐。

正月上旬皇帝的车帐自辽上京出发，到达鸭子河泺以后先在冰上搭起帐篷，凿冰钩鱼…钩得头鱼，即于大帐置酒设宴，皇帝命前来祝贺的女真各部酋长依次歌舞，上寿助兴。

待冰雪消融，天鹅飞回，乃纵鹰捕鹅猎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

”图30图31图32图33鱼是肖生造型中最为常见者，仅陈国公主墓就出土八件，究其原因，除上述捺钵习俗之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

佩鱼制度源自唐代，盛行于中唐至宋。

《新唐书·

车服志》有载：

“唐初，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以‘明贵贱，应召命’”。

辽国辖区是唐代河北藩镇割据的旧地，自中唐起就保留了较多的旧风和地方特色，故此期玉器受唐代影响甚大。

辽代盛行佩玉鱼就属沿用唐制，用以表明尊贵身份，也兼取鱼之吉祥寓意。

摩羯，又称摩伽罗，意为大体鱼、巨鳌、鲸鱼。

据称摩羯以肉济人达二十年之久。

佛教经典以其比喻菩萨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满成佛终不放弃。

摩羯作为佛教的圣物，表达了人们借以获得佛祖的恩惠和护祐的美好愿望。

辽代玉器造型使用摩羯形象十分常见，其中以陈国公主墓龙、凤、鱼形组玉佩和辽宁北票水泉玉摩羯（图34）为代表。

这与契丹政权大力倡导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图34三、辽代玉器的工艺特色由于相关出土资料和史书记载的不足，加之笔者水平有限，只能根据玉器本身的诸多因素对辽代玉器的制作工艺方面加以分析梳理，得到一些粗浅的认识。

圆雕器多因料赋形，善于运用玉料的自然形态，即根据原料形状的特点随形设计整体造型。

玉料多选用近三棱体形的籽料，以其较大的平面为底，然后以深重的粗线条将器物的头、颈、躯干、四肢隔离开，以体现出基本之轮廓；

再用线刻技法在平面上表现出动物的外形轮廓和细部特征。

这种圆雕制品大多表现动物的静止状态，以静寓动，栩栩如生。

如陈国公主墓的交颈鸳鸯形玉佩、交颈鸿雁形玉佩，辽宁朝阳北塔出土的玉鸿雁、玉孔雀，义县清河门辽墓出土的双鹅形玉盒佩（图35），皆以玉料之原形稍作加工来表现其交颈而卧、匍匐静止的状态，又用阳纹、阴刻两种线条表现其饱满的羽翅，静中有动，形神兼备，体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自然情趣。

图35线刻技法常与镂雕技法巧妙结合，从而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

辽代玉器的镂雕制作与前代不同，并非以桯钻打孔定位，线具拉搜而成；

而是多以桯钻带动解玉砂直接进行钻磨镂空。

因此镂空处边角圆钝，边缘上常有钻头留下的半圆柱体凹痕和不规则的螺旋纹。

由于只是为充分凸显图案的轮廓，此期玉器不刻意修整镂空部位，形状多不规则。

本期常镂雕作成双成对、均衡对称的一组两件形式，陈国公主墓出土组玉佩中的双凤、双鱼玉坠，朝阳北塔发现的蝴蝶形玉佩（图36）、玉逍遥同属此类。

在琢纹布局上讲求因器饰纹，线纹则多作整齐细密的平行线和网格纹。

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龙、凤、鱼形组玉佩中的五件小尺寸玉坠上，皆琢有整齐细密的阴刻网格纹，又以精细的锯齿表现鱼鳍、鱼尾，增加了图案的精美感和细致感。

又如同墓所出的一件龙凤纹盒形玉佩，表面上团状的行龙、飞凤与盒形玉佩固有之圆形浑然一体，形成一种浑然天成、自然和谐的艺术效果，体现了高超的构图能力。

图36四、辽代玉料的特征及来源辽代玉器的质地种类较为丰富。

主要为软玉（和田玉）、玛瑙和水晶等。

和田玉，主要产于今新疆和田地区。

辽代玉器所用的和田玉料大多通过当时西域诸小国遣史进贡和双方通商贸易而大量流入辽地。

《契丹国志·

诸小国进贡物件》载：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史，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

由此可见辽代和田玉料之来源。

据香港中文大学苏芳淑教授在大作《契丹玉和琥珀雕饰初论》中所述，白色在契丹人宗教和政治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故辽代贵族墓中出土的玉佩饰以及礼仪、宗教用玉多为质地纯洁、通透的白色、青白色软玉所制，普通玉器则质地较差，略泛灰色，内有杂质。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凡玛瑙，中国产处颇多…今京师货者，多是大同、蔚州九宫山、宣府四角山；

凡中国产水晶视玛瑙少杀，…北方用者多宣化府黄尖山产…”宋应星所指虽是明代玛瑙、水晶产地，但从辽代遗存出土玛瑙、水晶制品数量上看，不排除辽代开采北方玛瑙、水晶的可能性。

辽代玛瑙器多为透明质优的红褐色、无色玛瑙，主要用于带饰、器皿和马具的制作。

水晶器则用无色透明的优质原料琢制，以佩饰、器皿、佛教用玉居多。

岫岩玉的主要产地辽宁岫岩，在当时属辽国东京辽阳府所辖。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两件玉砚，呈青绿色，夹杂有白色斑点，硬度差，具有岫岩玉的特性。

原报告中将之定为岫岩玉质，如果报告无误的话，辽代开采岫岩玉矿当属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