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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叶女士有关中国近代人口史解读延续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观。
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尤其是对中国近代人口变迁的解释，何炳棣先生（1953）认为，看待中国近现代人口，要将所有重大的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对人口变迁有重要作用，且在各个阶段都不相同。
因此，在各个阶段独特的事实和因素得到考证之前，不能随意运用人口原理。
李中清、王丰（2000）也系统全面地批驳了马尔萨斯的观点。
李、王二人认为：
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生育无节制、饥荒频繁、死亡严重，如马氏所说：
“以现实性抑制为主导”的社会。
固然不同学者的学术立场会对相同的历史做出不同的结论，但对于历史人口变迁，至少有两点是清楚的。
其一，由于不存在现代统计制度，所以，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全局性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数据。
正因为只拥有局部的或有限的数据，所以才有了不同社会侧面的观察和不同观点的争论;
其二，由于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其人口变化还是处在高出生高死亡阶段，也因此，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可能出现人口转变意义下的“人口激增”过程。
对于新中国以后的人口变迁，不少人都有着严重误读，广为流传的看法是这样：
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爆炸”是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结果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以及学习苏联英雄母亲鼓励生育的结果，并由此带来了人口负担。
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人口也随之进入了转变时期。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全民医疗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全民人口健康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我国人口较之一般发展中国，除三年困难期之外其死亡率下降的更迅速、更稳定（见表1），中国人口像所有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一样在其初期出现了“人口爆炸”，显然，这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水平迅速下降的结果，而不是鼓励生育的结果。
对于同样数据，叶女士却有着不同的解读。
固然我们并不否认前30年我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着重大失误，但是，人口学上死亡率从高水平迅速下降的社会意义必须得到正确的解读。
事实上，当高死亡水平迅速下降时，如22‰下降至7‰，最受益的人群是婴幼儿。
同期，我国婴儿死亡率由200‰迅速下降到了50‰以下，这是新中国社会发展最惠民的统计事实。
与旧时代相比，生育水平并没有变化，所不同的是，新时代婴幼儿存活几率大大提高。
庞大的50、60后受益于那个死亡水平速降的时代，因此，“人口爆炸”是那个时代健康医疗等公共政策惠及到千家万户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标志。
同样，纵向评价人口变化，不难发现前30年的人口能量积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彻底释放出来了，创造了后30年举世无双的伟大成就，也就是说，后30年的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恰恰是由那个被视为“包袱”的“人口爆炸”50、60、70后作为主力军所创造的。
三、“污名化”的流动人口超生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把流动人口与超生群体划等号。
自上世纪90年代小品“超生游击队”上演之后，超生游击队就成了流动人口的代名词，这顶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而且还有学者和官方时不时地举出例证强化这一“刻板”印象。
这种刻板印象认为，由于对流动人口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城市不仅没有成为限制流动人口生育的现代生活天地，反而成为他们“超生”的隐蔽所，流动人口被认为是逃避计划生育责任的群体，是超生现象的主体。
为了说明流动人口的超生事实，叶女士文中使用了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做了一项关于流动人口生育的调查数据。
这项调查结果被官方和媒体广泛传播使用。
调查结果的内容是这样显示的：
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5亿，超过全国人口的1/10，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龄人群，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60%。
或许，因为调查由权威机构实施，我们不必对数据的来源与质量产生怀疑。
但是，从计生部门公布数据的技术上看，却有不少统计数据指标的选择和“猫腻”。
在这组公布的数据中，只有“吓人”的高百分比，没有关键的分母总量绝对数，即违法生育总量。
因为没有这个关键的分母总量，仅仅依靠相对数指标我们不可能推论出“超生”问题的严重程度。
很显然，有关部门心虚才会在关键的总量绝对数上“含糊其辞”，在统计指标误导视听。
叶女士一不留神也落入了计生委的数字“陷阱”，包括她使用计生委2006年调查总和生育率1.87数字。
实际上，人口学家专家已经证明这是一个抽样设计有偏的不可信的数据。
此外，叶女士关于A人口B人口的假设及推论，可以看成是叶女士眼中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生育状况的写照。
但其实这种假设和推论让叶女士自己也底气不足，因为这是一个不现实且静态封闭的推论。
且不说目前我国没有A人口这么高生育水平的人群，就是有，A人口生育水平也伴随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不断降低。
更重要的现实是，我国正处在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之中，这是一个A人口转向B人口的过程。
所以，叶女士担忧不可能出现。
人们在论证中，时常会陷入逻辑推论的陷阱。
这种逻辑推论的荒谬之处在于：
在一个违背事实的假设条件下，演绎推出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结果，而这个不可能的“真实”结果又成为支持他们观点的“有力”论据。
在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这样貌似合理却很荒谬的逻辑推理，著名的“人均分母效应”推论就是一例。
其实，人口学家利用全国数据分析已经证明，当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非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再是如同20世纪80年代为超生而流动。
以当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上海为例，2010年普查，上海常住人口2302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898万，占总人口近4成。
调查显示这些外来人口中的80%是来追求城市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的。
四、夸大的人口增长潜力
国家计生委一直在对我国人口的增长潜力做夸大宣传，但许多事实被遮蔽了。
在2006年底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依据计生委测算曾有这样的中断言：
“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
”但事实上2003年开始我国净增人口就低于800万，而按照联合国2011版的中、低方案推计，2010-2020年，我国净增人口在150万-470万间。
和政府担心一样，叶女士也十分担心“如果放松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
叶女士担心“人口自然增长率报复性反弹”实际上是担心生育水平的报复性反弹。
对于一个人口来说，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人群人口学定义为15-49岁的育龄妇女，考虑到现实社会生育是在婚姻条件下完成的，这个人群可为20-49岁。
这样一来，我国的现实是，50、60后或许都愿再生但基本都过了生育期，70后具备想生也能生的条件，80、90后呢?
这个群体虽然已经或将是生育主体，但她们绝大多数是不想多生的。
再加上年轻人群中，不育人群比例上升，单身族、同性恋、丁克族也在渐次增加，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哪里能来“报复性”生育。
当然，更不会出现叶女士生误用生育率指标而计算出来的所谓16亿，甚至20亿的可能。
实际上，今天的现实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次人们的生育文化观念也相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也就是说，近三十年的社会大变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经济的、社会的、文化观念的、制度的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总体上大致都是一个方向，即促使生育率水平下降。
那些导致生育率水平反弹的不利影响因素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在不断减弱。
维持一个高于更替水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生育文化基础已不复存在。
2010年普查数据的公布再次证明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
我国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以来，每两年更新数据的联合国人口预测就不断地调整中国未来人口峰值数据，从16亿下调15亿，再调至2011年版的不到14亿。
如今中国人口增长是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的惯性增长，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一个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时代，继续实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只会带来更大范围更长久的危害。
对于人口自身变化来说，结构是本质，数量是表象，人口数量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通过结构问题的解决来实现。
因此，今日主张放开计生既是从还权于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也是从追求人口内部结构长期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最终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何清涟《人口：
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意）卡洛.M.奇波拉《世界人口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
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图1Salk的超长期人口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
JonasSalkTheNextEvolutionaryStepintheAscentofManintheCosmos,Leonardo,Vol.18,No.4,SpecialIssue:
JacobBronowski:
ARetrospective（1985）,p.238
表1欠发达地区、中国和印度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变化（单位：
‰，%）
UN,WorldPopulationProspects,NewYork,2011
共同富裕是五千年中华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来源：
大学网作者：
马乾宁时间：
2012年8月31日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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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备受西方国家欺凌。
由那时起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振兴中华而奋发图强。
当代中国的历史从六十多年前一群有革命理想的人开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人民的共同国家。
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六十年前的共产党人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人民共同富裕。
看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毛泽东主席就是把国家当成一个大家庭来建设的。
当时宣传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大家庭。
大家共同利益一致。
把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建设好。
比如教育问题，国家教育目的是培养自己国家的建设者，所以教育不收费。
上大学还给工资。
共产党领导要领导人民搞国家建设。
搞国营企业等等。
目的就是体高人民生活水平。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毛泽东始终没有背弃对人民的共同富裕承诺。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歪人说歪理，人歪理也歪。
在茅于轼们眼里只有私有占有的概念，而没有忠信的概念。
封建皇帝私有天下的时代还要依靠忠信思想来管理官僚队伍。
如果仅是私有逻辑起作用的话，封建皇帝怎样管理国家?
如果只有私有制是最有效的，那么国家权力机关更应该私有化才更有效。
因为他们的逻辑里只有私有的才最有效，人只有给自己干才有劲。
而依照这样的逻辑，除了个体户外，私企也该搞不好。
没有忠信甭说企业，国家机关的政府.公检法都会出问题。
因为这些行业的人都不是给自己干。
一群自私自立的小人，无道无德不仁不义之徒，依照他们这样的逻辑就是国将不国，家将不家。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社会主义的生产本来就是符合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分工协作关系，所以不是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养懒人，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没能防止出奸人。
因为所谓的懒人都是偷奸耍滑之人。
而助长小人之道的改革就是请来一个同样自私自利思想的方丈来主持，改革的结果就是砸锅，和尚们都自己挑水吃。
在这里回顾历史，中华文化由仓颉造字，伏羲画卦到今天可以说共同富裕是五千年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神农尝百草，教人们学会稼穑播种五谷。
伏羲训六兽为人类所用。
他们都没有私心向现代西方人发明专利权一样利己。
《易经》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又如《易经》同人卦里讲到破除一家﹑一族的私见，重视大同，不计较小异，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以道义为基础，于异中求同，积极的广泛与人和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所以历史就是在一个大人与小人之间的矛盾中发展。
大人与小人的区别不在年龄个头大小，而在是否能君子利己而利人。
如茅于轼活到七老八十未必不是一个小人。
这个世界上虽然人与人同，但也是人与人不同的世界。
有的人愿意与人为善，而有的人就是想着与人为恶。
与人为善的人不想树敌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敌人。
而与人为恶的人就是想因为其自私自利，所以就象贼一样。
贼人眼里别人都可能贼人眼里别人都可能是贼，可能和他一样偷东西。
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正常人的思维不可能因为邻居有一支打猎的猎枪而寝食难安。
而美国的少数政治家就不同了。
他们到今天为止还脱离不了强盗后代遗传下来的基因。
在国际政治舞台还是一副强盗嘴脸。
自己穷兵黩武的威胁世界和平不说，还总惦记着别人威胁自己。
其实正是这种弱肉强食的政治思维现代西方如美国就像狼一样全世界掠夺资源然后叼回自己的家。
他们缺少天下政治的君子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的精神。
然而世界上没有长盛不衰的道理，美国的没落也是必然的。
而中国天下政治的思想可以祖溯尧舜。
人生必架于物。
为了生存资源的争夺而起的战争在人类社会初期就是不同地域的部族之间的冲突。
尧舜就是王天下而不私天下的圣人。
他们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权，也不把这个权力看成自己私有与私有继承的。
现代西方流行地缘政治思想，而中国人政治思想境界远高于西方政治思想叫天下政治思想。
中国古代对个人的发展有个挺著名的说法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中华文化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
虽然中国古代的国是邦国，中国古代的天下观限于交通制约也不是现在全球的世界。
但在而今，人类发展已经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破坏。
如果仅在依靠一国一域的狭隘政治观不能解决。
中国的天下政治思想是人类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希望。
如今人们习惯用矛盾分析法认识问题。
而从不同角度认识矛盾就得出不同的矛盾的结论。
如人们习惯用阶级分析法就得出阶级矛盾的结论。
从生活物资分析得出生产力的落后于人民需求的矛盾。
这些认识都偏重唯物论的成分，把人和生活的物联系起来。
如以物的占有分成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
矛盾如阴阳都是借指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
人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
同样认识矛盾从人的思想分析法入手就可得出今天中国的矛盾是正人君子与奸佞小人的矛盾的结论。
因为在中华文化里认为君子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
自私自立的是小人。
为什么会出自私自立的小人们?
还是因为世界观不同。
不能否认左派中有流氓无产者这一现象。
一个人富有但他可以有仁义之心，一个人贫穷但他也可能自私自利。
所以我不从唯物论的角度去看一个人。
有人认为人的天性自私论。
但是自然界没有意识，也没有私念。
何来人性的自私与无私之天性呢?
从自我感知而感知世界的角度讲，人之天性叫自我，自我意识。
而认为人之天性的自私论很显然违背天之天性，自然没有意识的无私。
正所谓：
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人类有了智慧但同时也有了错误认识。
人性自私论就是这的智慧出的大伪。
自私自立的小人仅有私有占有占有之心而缺少和他人共和之心。
今天的私改就是对人民共和制度的破坏。
有些人讲产权明晰，为什么只讲私有产权明晰?
而不讲公有产权明晰?
因为今天的中国多私天下之心，而少公天下之心。
把人民共有财产说成无主的“冰棍”。
没有公天下之心，自然就想不出，自然就找不到明晰人民共有产权的方法。
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就必然需要有人民的公有.共有财产，所以就需要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人民共有财产共有公用，为人民所用。
只有以共有（公有）产权理论才能实现人民共和。
什么叫人民共和?
简单说就是国家天下不再是帝王私有的，而是人民共有的，如此才叫人民共和。
而且只有以共有（公有）产权理论才能实现人民共和。
而仅以私有产权理论结果就是对人民共有财产的瓜分，所以说讲产权理论，必须讲人民共有产权理论结合个人所有的产权理论。
私有占有之心有悖于人民共和之路。
国家的人民的公有共有财产都瓜分成私人占有拿什么来实现人民共和?
所以说今天中国的矛盾是正人君子与奸佞小人的矛盾。
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人在生活。
对个人来讲，与其说是独立的，不如说是自立的更恰当。
怎样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提出仁义思想。
即孔子总结的立人之道曰仁义。
中国古人借物而喻理，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称为天道。
把地球上的自然规律称为地道。
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自然之道在于诚，诚则有实。
自然生长规律是如此，诚才有结果。
一个人要取信于人就要诚而且实。
但有人不懂取信之道在于诚。
心口不一，花言巧语。
这样的人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呢?
言说自己具有不被别人理解的独立人格。
有的成语叫南辕北辙。
事有本末，物有始终。
自己把车开到逆行道上来，不想走事物发展的顺道，而走事物发展的逆道。
比如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要走公平正义的道路，逆公平正义的道路是不能得到公平正义的。
逆公平正义的方法是为悖理悖德的方法。
对于民资现在要的不是发展赚钱而是行善积德.现在一些无道无德，不仁不义理论家们都在想什么呢?
他们在想的是让民资发展赚钱，不然何以大力开放民资的投资领域呢?
但持这种想法的人，大都不懂辨证之道。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现在贫富差距已经拉大了，再继续执行损不足而奉有余的政策对民资就必然不是好事。
因为“反者道之动"
事物的发展就是必然向其对里面转化，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规律。
所以现在一相情愿的提倡大力发展民资对民资未必是个好事。
中国有句古语叫“天道酬勤，厚德载物”。
所以我认为对于民资现在要的不是发展赚钱而是行善积德。
我这样说有人未必能理解，但是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与人己愈多。
如自古以来修桥补路都是行善积德的慈善事业，没有人想通过修桥补路赚钱。
修桥补路指修建桥梁，补好道路。
旧喻热心公益，解囊行善。
一个人民共和制的国家，国家是大家的，是全体人民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等等之所以设立，其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而设立的。
所以在这些国家机关内工作的任何人都是受人民之托而为国家工作。
所以就要求为国家工作的人要有一颗公心。
为国谋而忠，为民谋而义。
如果为国谋而不忠，为民谋而不义就叫不懂政治。
政治的目的就应该是为人民服务。
而受人民之托而不忠人民之事，光想着谋私利，个人利益最大化，能叫懂政治吗?
不能。
所以说什么是不懂政治?
为国谋而不忠，为民谋而不义就叫不懂政治。
懂政治就是要实现让人民满意，而不是让资本满意。
而现在呢?
我还真看不懂了。
我们的政策究竟要实现让人民满意，还是要实现让民资满意?
人民共和制国家的政府受人民之托，管理人民共有共有财产。
比如国资委管理的国家财产属于人民共有财产。
依照共有产权理论和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原则，每个国人一出生就天然的拥有这些共有财产的一份，而每个人死去就自然的放弃一份。
为什么人民共有财产不可能一股份的形式具体到个人名下?
一是这些共有财产包括山川河流、矿藏森林、道路绿地等等，有些是已经开发利用的，更有很多是没有开发利用而留给后人的。
二是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如果以股份形式对今天的人确权，变成私有与私有继承的就是对后人的不公平。
三是有些共有财产就有不可分割性如公园绿地道路等，只能是共有公用。
如国资委管理的人民共有财产的厂矿企业是为人民创造财富的。
每个人都占有这些共有财产均等的一份。
人民怎样利用这些共有财产?
就是通过国家财政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公共社会福利.文教卫生事业。
为国谋而忠就是要管理好这些企业造福于民。
为民谋而义就是要把企业创造的利润公平的分配，是人民都能享受公共事业福利。
而不是把企业利润大都用于行政消费。
更不是让所谓的民资.少数人的资金进入国有企业，少数人通过所谓的“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方式出资。
民间投资主体可以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少数人通过入资国企必然分去国企的利润，这样就不然侵犯每个人本应该公平分配而得到的公共福利。
有些人口里总喊要实现公平正义。
好像总也找不到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
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为全体人民谋惠及全民的福利。
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正途、正道。
南方农村报：
李昌平致信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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