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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国家忙于战事而减少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且战争影响了洲际运输线，拉美国家难以用充足的硬通货进口工业制成品。
这一状况使得拉美国家发展本国工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得更为突出。
因此，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拉美国家认识到了采纳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必要性，那么二战的爆发则强化了拉美国家追求这一模式的决心。
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拉美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
（1）对“幼稚工业”加以高度保护。
（2）向“幼稚工业”提供刺激性优惠。
（3）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利用国家资本，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并在一些“战略性”部门和私人投资者无力进入的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部门中直接兴建国有企业，或在对自然资源领域中的外资企业实施国有化后，将其改造为国有企业。
（4）大力吸引外资。
（5）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
（6）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
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货和先进技术。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拉美国家只能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货和技术。
3.后进口替代（新自由）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拉美广泛传播，东亚选择市场经济之路并成功起飞的示范效应使拉美开始实施“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其实质就是自由化市场经济。
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有：
贸易自由化；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私有化；
税制改革；
金融改革；
劳工制度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拉美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突出的一个就是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的控制不断加强。
而且，在进口替代时期拉美引进技术尚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有利干预和对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但实施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后，这些干预和保护不复存在，拉美的科技发展对外依赖越发严重。
自由化市场经济以及对外资的严重依赖的一个结果就是与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不同。
在拉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在1980年以后的20年间一直都在下降，而农业以及矿业、能源等资源密集型工业的产值则明显增加。
二、拉美“技术依赖”的特征与成因
尽管经历了上述三个发展阶段，拉美国家始终没有改变其“技术依赖”的局面。
19世纪初，拉美国家依靠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的初级产品部门。
20世纪30至50年代后，伴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实施，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先进技术进入拉美制造业，拉美几乎所有部门的先进技术均依赖进口。
90年代实施的新自由改革开放使该地区成为FDI青睐的投资场所，但东道国并没有获得跨国公司的关键技术。
这意味着拉美国家期望的“以资源换技术”和“以市场换技术”都没有成为现实。
20世纪90年代，主要拉美国家曾经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两次摸底调查。
结果显示，拉美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有限。
整个90年代，拉美的专利自足率都呈下降趋势，专利授权量上升主要靠非居民专利授权数量的增长拉动的。
同期，从发明系数指标来看，除墨西哥该指标有所上升外，其他拉美国家基本上没有变化。
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自主创新处于毫无活力的停滞状态。
拉美“技术依赖”形成的原因在于：
1.本土研发努力不足。
第一，研发投入总量不足。
2019年，拉美的研发投入是115亿美元，占全球投入的1.6%，仅多于大洋洲。
北美的总支出是拉美地区的20倍；
欧洲和亚洲是拉美地区的18倍。
同年，拉美国家的研发支出约占GDP的0.61%，其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2.2%）、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2.5%）、欧共体（1.9%）。
第二，研发结构不合理。
拉美的R&
D集中在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部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的研发总支出的55%用于自然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33%用于服务业部门，只有12%用于制造业部门。
80年代末，阿根廷用于制造业部门的研发开支仅占4%，而用于自然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支出占64%，用于服务业部门的支出占33%。
这一特征无疑与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有关。
第三，拉美研发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公共部门。
拉美国家的公共部门是研发的主要投资者和承担者，私人部门在研发中的投资占总支出的比重较小。
拉美研发总开支的约70-80%来自政府，其中大多数资金流入大学，私人的研发支出在25-30%左右。
拉美国家追求的创新模式基本上遵循“自上而下”模式，即：
创新是由政府各部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进行，不是由企业自发进行。
企业并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四，导致拉美国家研发不足的原因还有拉美国家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状态难以使其将大量资源投入周期长、见效慢的研发活动。
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长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以及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拉美国家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和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忽视了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此外，受伊比利亚天主教传统文化的影响，拉美国家普遍重文轻理，重消费轻投资。
2.FDI（跨国公司）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大量涌入拉美，到90年代末，FDI净流入量达到创纪录的800多亿美元。
跨国公司成为FDI的主角。
跨国公司在拉美的战略目标主要有四类：
（1）开采自然资源。
（2）占领东道国市场。
（3）寻求高效益。
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培训当地的劳动力，增加东道国的制成品出口，并向民族企业转移一定量的简单技术。
然而，由于寻求效益的跨国公司主要分布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因此其产品的附加值很低，而且还容易使东道国严重依赖进口，因为许多产品的原料和中间产品必须由跨国公司从国外进口。
（4）获取技术资产。
为利用拉美在某些领域所具有的技术领先优势，跨国公司常与拉美民族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由跨国公司提供资金和部分技术，东道国企业则提供关键技术或辅助技术。
应该说，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跨国公司的利润汇出加剧了拉美国家的资金短缺，一些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并不显著。
跨国公司进入拉美后有时也会转让一些技术，在与此相关的基础设施中进行一些投资，并能协助东道国将一些技术实现“商业化”或“产业化”。
但总的说来，以获取技术资产为目标的跨国公司并不多，因此对提升拉美科技水平的积极影响较为有限。
三、拉美发展模式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若干启示
1.必须处理好引进技术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
任何一个开放型经济都能从各种不同的途径获得创新。
这些途径包括进口机械设备和投入、购买许可证或专利、以及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
在国内，企业和公共部门开展的研发活动也能带来创新。
但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创新不能相互取代。
换言之，仅仅依靠进口技术是不够的。
为了有效地使用国外技术，必须在国内企业的层面上增强消化能力。
只有使国外技术与国内创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商直接投资会继续大量进入中国，同时，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因此，必须在扩大引进外资的基础上，努力开发本国市场，实现创新。
2.充分发挥国家战略和技术政策的作用，有效利用技术杠杆（OEM/ODM）和学习，大力提高中国产业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完成，尤其是重要的基础性、长期性和前瞻性战略领域，需要充分发挥国家战略和政策的作用。
在宏观层面，政府应当具有长期规划和稳定的发展战略与思路，设计有效、协调的制度安排和运作框架，并进行持续投入，引导本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在微观层面，政府通过政策运用鼓励企业成为研发投入、创新活动以及科技成果应用的主体。
从而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促进本国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形成产业竞争力。
3.可以总结的一国或地区的发展模式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并在长期可以转变。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技术依赖”可能是在某一发展阶段形成的局面。
拉美的经验则表明，“技术依赖”可能成为长期困扰一国经济增长的困境。
这意味导致社会文化、政治体制、金融市场等许多因素将共同影响一国科技发展的轨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稳定开放资本市场、实施汇率控制对于中国当前和未来科技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比较优秀的文章,还有不少名家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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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模式的启示：
关注社会发展中的分配公平与公正
死记硬背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死记硬背被作为一种僵化的、阻碍学生能力发展的教学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摒弃;
而另一方面,老师们又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煞费苦心。
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死记硬背”与提高学生素质并不矛盾。
相反,它恰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经过10多年的经济改革，拉美国家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由债务危机造成的“失去的10年”的困境。
但是，在刚刚跨入新世纪之后，拉美国家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低增长和高失业率带来的严峻挑战，并为经济改革的巨大社会成本付出沉重的代价。
2019年阿根廷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紧随其后乌拉圭也危机缠身，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形势的动荡。
唐宋或更早之前，针对“经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各科目，其相应传授者称为“博士”，这与当今“博士”含义已经相去甚远。
而对那些特别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者，又称“讲师”。
“教授”和“助教”均原为学官称谓。
前者始于宋，乃“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目的讲授者；
而后者则于西晋武帝时代即已设立了，主要协助国子、博士培养生徒。
“助教”在古代不仅要作入流的学问，其教书育人的职责也十分明晰。
唐代国子学、太学等所设之“助教”一席，也是当朝打眼的学官。
至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子学）一科的“助教”，其身价不谓显赫，也称得上朝廷要员。
至此，无论是“博士”“讲师”，还是“教授”“助教”，其今日教师应具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了。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第二届国际问题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就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历程、特点及对发展中国家有何启示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期视点请来与会学者苏振兴、江时学和吴国平共同透视拉美经济改革，以飨网友。
※透视一:
拉美经济改革的七大举措
开放市场，实施贸易自由化。
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平均关税从改革前的4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10％左右。
此外，拉美国家还降低了非关税壁垒，基本上取消了用行政手段控制进口的做法。
开放经济，放宽对外资的限制。
将原先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生产领域向国内外资本开放，使外资的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申报和东道国政府审批过程中的行政程序也更加简化。
此外，拉美国家还通过提高跨国企业利润汇出的额度和允许外资参与收购国有企业等方式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拍卖国有企业，强化市场经济。
私有化的方式主要有:
直接拍卖，即采用竞争性的招标程序，把企业直接出卖给私人投资者；
出售控股权，即将政府原先控制的企业股份拍卖给私人资本，通过控股权的转移实行企业的私有化管理；
转让或租赁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即私人公司通过竞标，出资购买或租赁国有企业（一般是国有铁路、港口、公路）的经营权，经营权通常为15-30年。
改进税制，加强征管。
拉美税制改革的方向是在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使税制简化和统一，同时又能加强税务监管，提高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
促进金融体制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改革的重点是:
降低政府在配置银行信贷方面的作用；
最大限度地放开存款和贷款利率；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调整劳工制度，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改革的重点是促进劳工自主谈判工资、减少企业解雇员工的成本和简化招聘临时工的程序，使雇员和雇主的关系更加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
智利率先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了一个以“个人资本化帐户”为基础的私人养老金基金，并发挥私人部门在养老金管理中的作用，从而为提高储蓄率和维系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创造了条件。
※透视二:
拉美经济改革的五大特点
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既不同于中欧国家和非洲地区，也不同于东南亚国家，具有鲜明的特点:
改革进程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首先，限制了拉美经济改革的自主性。
其次，在改革与发展关系上误导拉美。
新自由主义者对于经济改革、对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都避而不谈。
这样就形成一种舆论误导，似乎只要进行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就会自动出现；
改革的步伐越快，经济繁荣就来得越早。
再次，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上误导拉美。
最典型的就是，有些国家曾一度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进行得快速、彻底而出名，受到西方舆论的赞誉，而这些国家后来都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改革进程充满了“不协调综合症”。
经济改革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与实现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根本目标的一致性并不能排除改革与发展在阶段性目标上的不协调性，或者改革举措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协调性。
如果这种不协调性大量发生，就会出现所谓“不协调综合症”。
改革的“社会成本”很大。
虽然拉美国家的民众是支持改革开放的，然而，由于一些改革措施的力度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力，因此游行和示威此伏彼起，有时甚至发生流血事件。
政府在推进改革时，必须牢记“以人为本”，考虑到社会承受力的大小，并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来改善收入分配，否则就会使“看不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拳头”，加剧改革措施的副作用，进而影响改革的全局战略。
改革进程伴随着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缺陷以及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这些重要的“外因”与拉美国家的失误结合在一起，使该地区经常面临各种危机的打击。
改革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拉美的改革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是，毋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仅为2.4%。
无怪乎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对增长的影响是“令人惊奇的小”，“经济增长速度和期望值相比令人失望”。
※透视三:
拉美经济改革的八大启示
·
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要注意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又要避免急于求成。
拉美经济改革是在债务危机造成的困难背景下进行的，在政策取舍上难免受制于国际金融组织和债权国，同时，拉美国家又急于借助外部支持，通过经济改革来摆脱困境，因此，选择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就变得极为重要，任何急于求成的激进的做法都有可能酿成严重后果，最终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
作为发展中国家，拉美各国普遍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因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对保持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金融市场，金融安全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金融部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外资的监管职能，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的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对于规避风险、减少国际游资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必要的。
改革要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善。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经济改革主要集中在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对农业的改革重视不够，农业生产日渐被“边缘化”。
其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经济改革应与社会发展协调共进。
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拉美国家在加强市场化、私有化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被削弱。
结果城市失业不断上升、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贫困人口增加造成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改革过程中，既要注意经济增长的速度，又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需要有社会指标来检验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中，要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和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
重大改革措施要经过反复论证，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有利于改革的推进。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所谓“东亚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上个世纪90年代前四小龙：
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
四小虎：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题为《东亚及太平洋周边国家经济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把韩国从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中除名，并且对新的“亚洲四小龙”重新排名，依次为：
台湾、香港、新加坡、文莱。
韩国首都首尔，新加坡，香港，台北均举办过亚洲杯，世界杯，亚运会，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事。
四小龙经济发展特点 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属于幅员不大、工矿资源很少,但地理位置优越且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特殊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并均为东亚或东南亚强国，政治中心也都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它们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①增长速度快。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
②出口扩张迅速。
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
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
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
③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韩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61年的47.4％降为1985年的15％，工矿业从16.5％上升为33.4％；
中国台湾农业比重从1952年的35.7％降为1978年12.1％，工业比重从17.9％上升为40.3％。
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也从转口港变为工业城市。
④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
⑤失业人数减少，收入分配相对平均。
8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业率都降到4％以下，收入分配与美、日等国相比较为平均。
对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的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有以下因素：
①外部世界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
上世纪50～7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科学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生产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亚洲四小龙拥有质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正好发展劳动密集工业。
东亚地区的稳定也使它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
②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
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采用货币贬值以利出口，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并刺激居民储蓄以开投资来源等政策。
韩国也仿效中国台湾货币贬值提高利率等方法。
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则抓住有利时机，将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
③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亚洲四小龙的政府都为经济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并积极参予投资，适当进行经济管理。
④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
亚洲四小龙同属中华文化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注意发扬了注重教育、甘于吃苦、勤俭节约等传统。
⑤西方价值观影响：
香港地区与新加坡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在法律、教育、经济各方面都深受影响；
而台湾地区和韩国则是在1950年代以后深受美国影响，能够和西方价值体系及经济体系接轨。
世界影响：
这些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1960年代到1980年代经济飞速成长，但在这之前他们只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地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迅速走上发达国家或地区道路，成为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
此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被亚洲许多国家如亚洲四小虎等借鉴，这些国家在10余年后经济得到大幅度发展。
但这种发展模式留下许多弊端，过于依赖国际资本成为经济面的隐忧，被认为是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
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
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对“东亚模式”提出了质疑，引起广泛的争论。
虽然危机已经过去，但如何看待“东亚模式”仍是当前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编辑本段一、“东亚模式”的含义
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
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
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
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
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
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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