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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特朗普来讲，为了获得更多支持，激化同中国矛盾是他的唯一选择。
属于困兽犹斗。
美国大选也是加剧中美矛盾复杂的因素之一。
由于特朗普近期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为了取得大选的成功，特朗普会通过各种手段来打压中国，以赢得舆论上的得分和一些新的支持率。
综合来看，在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下，中美矛盾的复杂性尤为突出。
但是，这些因素都是中美矛盾的表面现象，而非中美矛盾的核心。
第二，白宫鹰派内部虽有矛盾但反华态度高度一致。
这一届白宫的团队成员各有特点，贸易代表纳瓦罗是坚定的反华派，有一套经济歪理，特朗普很认可。
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是典型的技术派，律师出身的他在处理贸易摩擦和反倾销案例上有丰富的经验，如301条款调查，他就是直接的推动者。
商务部长罗斯，在一副“笑面虎”的外表下，骨子里对华也是强硬派，几次实体清单的调整，制裁都和他有关。
新上任的安全助理奥布莱恩，虽然年轻，但是强硬的态度不比其他人弱，而且愿意充当特朗普的马前卒。
经济顾问库得勒也是反华的“得力干将”，曾公开提议美国企业要加快回流，加速中美脱钩。
蓬佩奥更是特朗普的急先锋，经常冲在前面放狠话，以获得特朗普的重用。
这些人虽然性格迥异，但时代背景相同，都迷恋美国第一，在对华态度上是一致的，简单概括说就是一丘之貉。
这个团队有分工有合作有时也有矛盾，主要分歧是在对华制裁的力度上有所不同，在反华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
第三，中国的快速崛起撼动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遏制战略的形成并不完全是建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上中国的崛起，经济快速发展也使得美国政府感到日益紧张。
中国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但至少中国在三方面的变化让美国感到了压力。
一是中国贸易的快速发展，世界对于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之深，中国产品的种类和市场占有率都以达到相当的规模。
所以，美国与中国爆发摩擦以来，最先爆发的领域也是贸易方面，这就是要限制中国贸易的竞争力。
二是中国的技术进步也使得美国感到压力。
近些年来，中国在高新技术和创新方面都取得了飞跃式发展。
中国企业、公司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进行技术合作、开发，取得双赢的效果。
可是，美国政客们却认为他们吃了亏，强调存在不公平竞争，等等。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却也能体现其压力。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感到不安。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深度发展的阶段，只在同部分国家做了使用人民币货币作为贸易结算等安排，但是，这就使得美国感到不安。
因为，在国际货币当中，货币种类处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人民币使用的增多，就意味着就会波及到美元的使用份额。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体现出美国对于中国的不信任。
我们一再声称：
中国的发展永远不会称霸，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他们则会用冷战思维思考这个问题，认为这会使美国受到了威胁。
美对华遏制战略已经形成，中美关系难以回到合作局面。
在中美关系变化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2017年底美国国内的几份报告，涉及到军事的、安全的以及贸易的，先后对中美关系做出判断，其结论是目前中国崛起挑战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对美国形成了一种威胁，把中国定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或者战略竞争对手。
在疫情爆发之后，面对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又发生了很多新的事件，都体现了美国单方面的加码，如通过《外国企业问责法》、进一步增加实体企业名单等。
总的来讲，我们既要看到中美矛盾的表象，又要看到实质。
其核心则是美对华的遏制战略已经形成，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打压中国，限制中国的发展，通过打压中国以保持和延续美国的霸主地位和美国优先的理念。
二、充分认识中美矛盾的复杂性
中美矛盾不能简单理解为贸易摩擦，它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的。
第一，在双边矛盾的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复杂性，简单地概括，它既存在于双边不同领域，同时在多边上也体现了矛盾的交织发展。
举例来说，中美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这是客观事实，而美国坚持以重商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占了便宜。
实际上，贸易是互通有无的过程，是互利共赢的结果。
这符合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也可以拿出很多的例子进行证明。
在科技合作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经常用“偷”来形容中美之间的技术合作，实际上他根本拿不出证据，口说无凭。
在经济发展理念上，美国与中国也存在差异。
在认识上美国始终认为中美贸易存在不公平竞争，所以美国就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进行干预或者制裁，如启动“301调查”给中国扣上不公平竞争的帽子，加征关税，打压中国的出口优势；
以实体清单限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发展；
引用《国防生产法》对一些企业进行“长臂管辖”，等等。
对于美国鼓吹的脱钩论，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分工日益精细，其中欧美跨国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特朗普政府一味鼓动美资撤离中国，企业外迁，现实上看对我外向型经济发展还是有影响的，此外美方一再要求中国加速开放金融市场，其中也存在潜在的风险。
种种矛盾手段的背后，凸显了美国的恐慌。
第二，在国际多边场合的冲突和矛盾。
在国际多边的场合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很多冲突和矛盾。
在全球化问题上，分歧就很突出。
实际上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主要是来自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影响。
目前，疫情使得逆全球化有所上升，各国更加强调主权安全，事实上在封闭隔离的情况下对全球化本身就是不利的。
在自由贸易的问题上，中国一再坚定表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以WTO为主的多边贸易规则。
美国对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多有抱怨，这也体现了其保护主义色彩。
所以美国对WTO上述机构进行干扰，长期不遵守WTO的基本原则，包括发展中国家差别优惠待遇的基本原则都极力反对，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的认识是完全不一致的，这些也形成一些理念上的冲突。
在产业链合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强调脱钩论，推动加快产业链脱钩。
其实，主要是想把中国排斥在国际产业链之外，以实现以北美为主的高端产业链条的长期垄断优势。
而中国强调的是合作，坚持互利合作，互通有无。
这就产生了新的分歧，美国不能容忍中国在发展中逐步形成对全球的产业链的主导，所以要采取对华限制手段，鼓励尽早同中国脱钩。
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也存在不协调和对抗性的一面，如朝鲜问题、伊朗问题等方面。
近期发生的世界卫生组织断供的事件，也体现出美国在全球抗疫方面的不配合及不协调。
第三，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研判。
从中美双边和多边的摩擦来看，很多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需要我们做出研判。
对于现在的中美关系来讲，已经处在冰点。
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规模非常巨大，脱钩是肯定不现实的，但贸易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在减弱。
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
对于美方强调的脱钩论，我认为一方面取决于美方的推进力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的应对之策，如果我们能够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保持外商在华投资的平稳运转，并可获得可观的利润，那么脱钩论将不可能奏效。
这是因为，政治决断无法替代商业企业、公司的行为。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美之间是保持竞争合作的关系还是对抗竞争的关系，或者说不断走向脱钩，甚至走向新冷战？
显然，美国选择的是对抗竞争。
而中国对此有着更清晰客观的认识，即认为中美之间应该是有竞争，也有合作。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合作为主。
竞争合作是一种状态平衡，避免双方走向对抗，更不会走向新冷战，这也是中国公开对美国的态度。
那么，中美之间能否保持竞争合作的状态？
对于此，需要正视现实，通过不断的沟通稳定现状。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美方挑起的新矛盾。
当触碰底线时，也不能容忍，一切以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为优先。
第四，认清中美矛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态势，我们要认清其中的复杂性，既有双边之间的一些矛盾，又有国际多边场合理念上的冲突；
既有经济贸易，还有科技、投资交织在一起的问题。
短期来看，这些矛盾如处理不好，肯定会对我国发展和科技进步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长期来看，我认为矛盾的转化将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即中美力量对比的转化。
如中国能够保持政策定力，实现经济的稳中有进，保持我经济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出问题的肯定在美国方面，所以说现在比的是耐力。
现阶段对我们来说更需要的是提高对美保持接触和沟通的能力、不断提高我们的周旋水平和能力以及驾驭复杂环境的能力，在矛盾中加强沟通和理解，在对抗中寻求转危为安的可能，实际上说透了仍是要坚持斗而不破的原则，体现周旋的艺术和水平，这是最关键的，也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
三、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分析
第一，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分析。
从中美贸易影响看，所有的影响都是理论上的一种判断和分析，最终影响有多大，会取决于你对冲的手段和措施，关键是应对的是否得体，如果应对得体，可以化解一部分影响，甚至可以完全化解这种冲击，这是要靠内功的，我们自己的调整能力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中美贸易投资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了中美之间正常的贸易和投资，现在已经受到了一定冲击和影响。
近两年内，中美贸易规模一直呈下降和负增长的状态。
贸易的影响更会延伸到其他经济领域。
在应对方面，我们应加大扩展其他市场的力度。
当然，对于高达6000亿的中美贸易规模，对冲的难度也较大。
对于中国产业升级产生了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使得我国在技术突破速度上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应对措施，仍应保持积极的开放态度。
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已经不适合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潮流。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技术层面，美国并非垄断所有技术，依旧在很多方面存在技术的短板。
因此，无论欧洲，还是日韩，中国都应开拓更广泛的领域，挖掘更大的合作空间。
中美贸易摩擦对于我国金融市场也将产生了影响。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扩大开放，像QFII、RQFII、股市、债市、投资基金基本全都放开了。
当前影响不明显是由于外资规模总量不大，产生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但是，随着总量的上升，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不断提高我们对开放市场的监管能力是稳定市场的关键，只要我们有稳定的市场环境，才能稳住外资。
第二，对国际的影响分析。
中美贸易冲突对全球经济贸易形成巨大的冲击。
去年全球贸易从3%降到1.2%。
在疫情下，世贸组织预测今年最理想的规模是负增长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测已经公布，保守估计是-3%。
这都与美国挑起的贸易冲突有直接的关系、“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理念正在对国际市场的有序竞争形成破坏性作用。
当然这次还有一个疫情的冲击。
同时，中美脱钩论对价值链产生破坏作用不可小觑。
虽然，肯定地说美国的目的不会如愿以偿，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形成一个潜在的压力，所以还是需要我们积极应对的。
我们及时提出要保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是有针对性的。
此外，美国单边主义的做法对国际贸易体制形成了一个新的威胁，这个主要是指的对WTO规则的挑战。
四、对策措施建议
对于中美矛盾，短期来看，需要从以下三点进行布局。
第一，要综合研判好中美冲突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在价值链重构方面的影响，以及对高技术产业的一些影响。
总的来说，坚持斗而不破仍是主基调，避免冲突升级，强调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美国可能要摆开架式要脱钩，甚至要进入新冷战，这是一种舆论战，但是我们应该坚持原则，要继续强调对话合作，寻求在一些领域的合作。
这是属于对美周旋的一种应对，更关键的是把自己的事办好。
第二，坚持自主开放加快打造良好营商环境，采取措施防止外资企业的流出。
这就包括坚持自主开放，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走不走，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法治的营商环境，通过减税降费焕发我国制造业的活力，外资在其中是受益的，跨国公司是受利益驱动的，它不会完全按政治动员调整自己。
第三，从发展的角度看，要坚持扩大进口。
我们要继续采取主动降低中方贸易顺差的做法，寻求平衡贸易，不刻意追求过度顺差，以减缓我们的外部压力。
如今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很大，国内市场需求正在发育，还有产业升级、消费升级。
所以，适当通过扩大开放来满足更多的进口，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也体现了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姿态。
同时，这也是实现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成果配套的行为。
因为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更多的会体现在扩大进口方面。
从中长期来看，仍然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
第一，加快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择机启动第二阶段协议谈判。
我们一定要加快国内的市场化改革。
最近中央国务院下达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文件，是市场化改革非常关键的突破口。
在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市场化改革中，落实好新的外资法，落实好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内容，解决好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问题。
同时，要正确理解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的含义，应强调政府在公共领域、社会治理、社会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完成补短板的任务.
第二，主动深化国际合作，突破自贸谈判和中欧BIT谈判，全面缓和中日关系。
除了与美国合作，在国际上，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国际合作空间可以挖掘。
目前，比较艰巨的是能不能突破中欧的BIT谈判。
加强中欧合作的潜力巨大，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也在期盼着中国加大同欧洲的合作。
默克尔、马克龙先后多次访问中国，本身也是想寻求商业上的一些合作机会。
同时，要加强中日合作关系。
中日关系的加强不仅对于稳定亚洲的整个产业链合作，对于打破美国很多的限制都是能够起到基础性作用。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路”，促进国际合作新模式，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的“一带一路”，肩负着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的作用。
例如这次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和“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起到了积极弥补作用。
当然，从国际大环境看，“一带一路”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但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的稳妥的把“一带一路”向前推进，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总体看，我们从以上四个方面理解和认清中美矛盾的复杂性及我们的对策，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布局未来的发展。
我们要认识到，虽然现在双方存在对抗，但也不排除有合作的可能。
矛盾的双方都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我们关键要捕捉住一些合作的可能机会，通过沟通合作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要避免中美关系不断的走向一种新的对抗。
这对我们致力于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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