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剥夺感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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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研究中，也主要集中在不同参照群体之间的比较，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群体。

二不同群体的相对剥夺感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两类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的现状：

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群体，这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重视的群体。

1、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李强的研究表明，随着农民工的客观剥夺和多阶剥夺状况得到改善，相对剥夺问题会渐渐显露出来。

当绝对剥夺弱化后，相对剥夺感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农民在农村的时候，并没有亲身体验到城乡差距，但是一旦进入到城市，这种差距就立即显现在他们面前。

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差距，以及他们低微的地位和微薄的收入，使得他们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马静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相对剥夺感的研究发现，其原因主要在于文化、经济和自我认知偏差。

城乡文化、经济的差距，导致了农民工自我认知上的偏差，产生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相对剥夺感。

此外，农民工在城市中享有的社会福利待遇和发展机会也因为户籍等原因，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得到的更少，因而普遍的产生相对剥夺感。

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生活经历与城市体验的巨大差距，而各种制度上的限制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

2、城市居民的相对剥夺感

城市居民处于社会的中层群体，是一个广大的群体，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先受到影响的群体。

星华教授进行的关于城市居民心态的问卷调查表明，城市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很强烈，尽管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人们心理认为自己的相对地位和经济水平下降了，认为与过去比起来满意度降低了，主观认知上出现了差距。

许多相似的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的心态符合郭星华教授的研究结果，人们在价值期待上与现实产生了冲突，再加上城市居民一般选择富翁、名流等社会高层次的参照群体，于是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三相对剥夺感的后果分析

1、相对剥夺感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

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群体心理，它是一个群体中的个体相对于另一个群体而产生的主观感受，长时间的较强的相对剥夺感会导致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和失落感严重，导致个体的人格异化、主体价值迷失以及非道德化的产生，生活幸福感普遍降低，从而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

2、相对剥夺感可能引起一些列社会问题

社会是由不同群体构成，而群体又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中存在着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会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平衡，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

社会的构成决定了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如何使得相对剥夺感降低，提升底层人们主观满意度，是社会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3、相对剥夺感影响组织团结和工作效率

李汉林等通过对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的分析，，其研究表明，单位成员在资源获取和支配、收入差距及地位等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其行为。

在资源获取和支配、收入差距及地位等方面处于弱势的人，其相对剥夺感比较强，采取依赖性行为和非制度化途径的倾向或可能性也比较大，进而影响组织团结[4]。

因此，对于一个群体而言，相对剥夺感会影响其团结和群体的效率。

四、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

社会心理学认为，个体或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达到一定的强度时，则会产生不利于个体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后果，因此我们对影响相对剥夺感的因素要做深入的探讨。

目前，国内相对剥夺感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探讨了孤独感的影响因素：

个体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

（一）个体自身因素

1.认知偏差

普遍认为，个体的认知偏差会影响相对剥夺感的增强。

在对待社会现象中，存在认知偏差的个体往往只看到不好的方面，对于其它群体采取敌视或诋毁的态度，从而进一步的加强了他的相对剥夺感。

有研究指出，存在认知偏差的人，不仅在相对剥夺感上表现出很高，而且在其它心理状态上也往往与他人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的为他们疏导，改变他们不正确的认知观念。

2.价值冲突

在社会中，由于不同的群体的社会价值不同，其个体的价值观也不同，从而影响个体的行对剥夺感的强度。

在对城市居民的研究中，大多学者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城市居民之所以有较高的相对剥夺感，往往与价值冲突有关。

城市居民多选择那些富翁、老板为参照对象，选择高层次社会群体来比较也是他们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

（二）社会因素

在综述相关的研究资料中，可看出处于社会中不公平的一方的剥夺感较为强烈。

社会正在发展当中，难免会出现对某些群体不公平的现象，从而使该群体感觉到了相对剥夺。

在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往往在某些特殊的因素的影响。

在城乡之间，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差别，容易是居住在农村的居民产生相对剥夺感，其体验不同，从而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度增强。

我们应该注意强调城乡发展的协调，重视人们在对待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的心态。

五、对策分析

国内相对剥夺感的研究是近十年内的事，往往只注重分析某些群体的现状，在疏导和调适方面还没有更好的办法，而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却又有其不好的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对相对剥夺感较强的群体进行防范和化解，因而需要一些既有利于个体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的疏导对策，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相对剥夺感的疏导和调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方面，一个是自我调适。

1、推进社会的和谐、公平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强调社会的和谐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对于他们体验到社会的公平和温暖是很重要的，这有利于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发挥更大的才能。

相对剥夺感的化解，需要全社会的力量来构建一种关注剥夺感较强的群体的舆论和政策范围。

社会是个体的集合，社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个体的健康发展，从某种角度而言，个体的非正常成长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社会管理主体的政府要置顶社会激励政策，进而引导和孤立个体的健康发展，此外还应该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达到平衡，在充分发挥政府帮扶作用的基础上，还更应该加强群众组织、社区组织和文化建设上的工作，给予提供心理上的疏导，营造公平、和谐、温馨的社会氛围。

2、个体心理的自我调适

在自我调适方面，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正确的认知取向，对于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来接受，选取合适的参照群体，这有利于个体的更好的发展。

个体在心理上的自我调适过程中，应该培养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以符合社会利益为前提下来考虑自身的利益。

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群体心理，意味着潜在的行为可能性，就像火山一样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对相对剥夺感的疏导和调适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利于个体心理健康，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六、评价与展望

直到80年代，国内才有少数几个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相对剥夺感，而其真正的发展是九十年代后期，可以说国内相对剥夺感的研究历史只有十多年，相对于西方来说，国内研究面窄，研究深度不够，而且不少研究未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不少的进展，但是还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缺陷和不足，如涉及跨文化的研究比较少，本土化的相对剥夺感测量工具的编制与应用还比较少，特殊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研究较少，这些都是未来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

（一）相对剥夺感的跨文化和跨区域研究

从现在来看，以前绝大多数国内相对孤独感的研究往往是在某一种文化背景或某些特定地区下进行的，甚至是集中在一个民族（绝大部分研究对象是汉族），而相对剥夺感感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地区下的比较研究则较少。

不同地区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这就决定里要全面的研究相对剥夺感的难度较大，这往往也是很多学者不想深入研究的原因。

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大相对剥夺感跨文化研究的比较范围，这样可以得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孤独感的差异，为相对剥夺感的咨询与辅导提供理论基础。

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深入研究：

通过量化方式研究不同文化模式与相对剥夺感感之间的作用机制，比较不同地区的相同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的差异，探究群体与个人相对剥夺感的关系，探究不同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共同性等。

（二）特殊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研究

相对剥夺感达到一定的强度，将会引起有害的后果。

当今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当前有新的群体出现，这是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没有注意到的。

现今国内对留守儿童、某些特殊职位的工人的相对剥夺感研究甚少，给予关注比较多的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研究，这些新兴的弱势群体，更需要我们心理学者提供更多的关注。

（三）相对剥夺感研究的量化

国内相对剥夺感的研究发展晚，很多理论都是沿用西方的研究结果，并且其研究工具往往是自编的问卷，其在量化方面及推广方面存在着不足。

由于目前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测量工具，这也就决定了研究结果没法进行比较，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者们提出适当的理论，编制高信度好高效度的测量工具，以利于相对剥夺感研究的量化和概括化。

国内相对剥夺感的研究有不少进展，当然也存在许多的不足，期望更多的学着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研究，对我国相对剥夺感做更深入系统的研究，了解不同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为促进个体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

一部分人享有权利，另一部分人却没权利，这是一种特权制度。

－（法）皮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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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鲁

　　近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使我们不得不关注这种事件产生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过多的把群体性事件定性为“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多数不明真相群众”的话，“相对剥夺理论”则可以为此种事件提供很好的原因注解。

　　社会学研究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满情绪主要根源于“相对剥夺”（relativedeprivation）感。

作为一种负面的心理性体验，“相对剥夺感”一旦产生，就往往决定着行为人以后的行动，如果这种负面心理感觉无法得以有效消除，而被逐渐积累，很容易外化为违法行为，甚至发展为群体性事件。

“相对剥夺”最早由美国学者S．A．斯托弗（S．A．Stouffer）提出，其后经R．K．默顿（R．K．Merton）的发展，成为了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

其具体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

默顿认为，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

这种剥夺因人们不是与某一绝对的或永恒的标准相比，而是与某一变量相比，因此这种剥夺是相对的，这个变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体，也可以是自己的过去。

有时，既使某一群体本身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也会产生。

相对丧失感会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后果，其中包括压抑、自卑，引起集体的暴力行动，甚至革命。

　　一般而言，相对丧失感的产生需要有以下条件：

当某个人或者群体

（1）意识到自己不具有某种资源X,

（2）意识到他人/群体具有X,（3）期望拥有X,（4）同时这种期望是合理的。

在这种状况下，个人或者群体就会有“相对剥夺感”。

这种相对剥夺感往往产生于相对剥夺地位，后者指的是某一个人或社会群体与同一社会的其他成员或者群体相比较，所处的对有价资源占有较少或不占有的状态。

相对剥夺感则可能是介于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之间的一个中间变量。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是否正在“沦入相对剥夺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揭示:

一是人们是否丧失了传统社会条件下的既得利益;

二是人们是否得到了期望得到的改革收益。

　　遗憾的是，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造成这种“相对剥夺感”的社会现实却是大量存在的。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城乡之间的差距。

　　建国后，为了工业的优先发展，我国选择了依靠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进行工业化积累的发展政策。

同时，国家通过用工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和粮油统一配给制度以及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确立了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结构。

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之下，城市和农村之间无论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等社会待遇上，还是在就业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呈现了严重不平衡的局面。

农民基本被排斥在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范围之外，沦落成了“二等公民”。

这种“相对剥夺地位”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而得到根本改变，相反，随着改革后我国的建设重点向城市的转移、分配重点再次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农民无法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利益。

比如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比为2.4:

1,到了1997年这一比例为2.5:

1，2000年扩大到2.79:

1，2004年则扩大到了3.2:

1，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达到了历史上的新水平；

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到了77％，而占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却仅仅获得了23％的教育投资；

在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性社会保障支出就有977亿元，占88.6%，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则为126亿元，占11.4%，城市人均413元，而广大农民却只有人均14元等等。

同时，广大农民还要承担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的义务教育费用以及庞大的基层政权运转的大部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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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平等的现象绝非仅存在于城乡之间，只是城乡之间的差异过分明显、农民的地位过于弱势而已。

城市中同样无法享受改革带来的现代化利益的还所有庞大的下岗工人群体，他们曾经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现在又以被甩掉的“包袱”的形式为国企的再次腾飞作出了牺牲。

是国家发展政策的取舍，造就了这些群体的“相对剥夺地位”。

基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由于此种相对剥夺地位和权利演化为特权的现状，农民等群体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成为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的中坚力量。

如美国学者亨延顿所指出的，“农民最终不仅会意识到自己在受苦，而且会意识到他们能够设法消除这种苦难。

这种意识比任何东西都具有革命性。

农民产生不满是由于他们已意识到，自己的物质贫困和痛苦比其他各社会集团更严重，而且这一切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

　　因此，政府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方式，是要通过根本上的改变这些群体相对剥夺地位的方式，消解此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土壤，并通过上述努力，重新塑造自身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年轻人更累”背后是相对剥夺感

重庆公交车上两女子不给老人让座，被用手机拍下发到网上曝光。

网上形成观点分明的两派，有网友大骂两女子“缺德”，也有网友称年轻人不让座有自己的理由，比如加班后劳累、生病等原因。

尊老爱幼这个道德中的常识，正在“年轻人更累”的抱怨中被附加了条件。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年轻人的确容易更累。

一方面，他们在外面辛苦了一天，或者即将辛苦一天，身体在长期的疲劳工作中，未必健康。

另一方面，在生活与工作等多重压力下，年轻人除了身体疲劳，还有无法回避的心累。

于是，当他们在奔波忙碌中得以在公交车上休息片刻，是否主动让座也就成为一个需要考虑成本的行为。

在社会转型时期，年轻人更累的自我感受，会因为“向上看”的比较，而产生相对剥夺感。

所谓“相对剥夺感”，就是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群体或类别的人的地位做对比后，得出的满意与不满意。

如果对比的对象在生活上比自己更富足，在权利上比自己更优越，就容易产生自己被社会冷落，被他人剥夺的感觉。

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由于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再加上年轻人必须面对的就业和生活压力，难免在身心疲惫中产生相对剥夺感。

　　在相对剥夺感中，一个人的委屈是会被放大的。

以在公交车上让座为例，在一个充满和谐氛围的环境中，年轻人会通过主动让座体现自己的道德水准。

但是，在相对剥夺感产生后，年轻人的怜悯之心就会逐渐冷漠，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比老人还累，自己的际遇比老人还差，为何自己要关心老人，而社会不来关心自己呢？

　　正是这种埋藏在心中的相对剥夺感，让本无需争论的在公交车上让座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简单地谴责他们缺乏道德只会加剧年轻人的反感。

任何讨论都需要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不分析事实与真相，就挥舞起道德的大棒去喊打，其结果往往是加深双方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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