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市形态与水系的演进概要1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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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城市发展，不仅因为其坐拥珠江出海口的有利区位，并孕育出水运交通优势，还因为有白云山上甘溪流过解决城市给水问题;

又因城址位于番山上，地势略高，长期没有大的水灾洪患。

依托于城市水系的密集分布，广州城内还建设城市排水、排泄洪蓄洪的城市水利体系。

1.2水系发展与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城市内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表现，反映在城市和居民点分布的组合形式、城市本身的平面形式和内部组织、城市建筑和建筑群布局特征上等。

城市形态发展变化有其客观规律。

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由于城市水系起到交通、供水、防洪、军事防御等作用，因此成为影响

和制约城市形态的重要因素。

在城市起源时期，河流水系是城市内外交通的主要方式。

其交通功能促成了城市的产生。

在城市发育阶段，对城市水系的供水、防洪、排水、排污和军事防御功能要求较高，促使人们从多方面促进城市功能的稳定、完善。

在城市稳定阶段，生态环境、景观文化的需求促使人们对城市水系不断完善、改造，并推动城市形态不断优化。

城市的形成、发展与水系关系密切。

水运是古代交通运输的最便利形式，城市的维持离不开水，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城市尤其离不开水，所以我国历史上的名城古都，如南京、绍兴、苏州、西安、长沙、成都等，多临水而建，滨临江河湖泊。

古代城市选址对城市水系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二、广州古代城市发展与水系演进

2.1秦汉时期

先秦时期，在黄河流域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之时，地处岭南的广州仍然是原始氏族社会。

直到秦王统一中原后，率军进军岭南，设南海郡，在今广州城内设郡治番禺。

可见，广州建城是军事争夺胜利的结果。

而后首任郡尉任嚣在此选址建城郭番禺城，后人称之为“任嚣城”。

秦末人民起义，赵佗自立于岭南，建南越国，定都番禺，在“任嚣城”的基础上扩大到周围十里，将原先分散无组织的居民点聚拢成一个城市复合体，史称“赵佗城”。

先秦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咸苦的海水和沼泽密布，而广州是难得的宝地，它是古代“三江总汇”之地，处在三角洲平原向丘陵地区过渡的地段。

广州立城之初即位于山海之间的广大丘陵、台地与平原相杂之地，宫城位于番山禺山的台地之上，正好印证了《管子》中所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城市选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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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南越国都城城址及水系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2.2魏晋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是广州城市对自然山水进行改造利用，营建山水城市的开端。

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引山泉水入城:

晋朝交州刺史陆胤，凿甘溪，引水入北城并建水塘蓄水;

另于白云山脚开菖蒲涧，供郡人每年往涧中沐浴，提供一个可举行类似“修禊”活动的场所。

这一举措，既缓解了城市居民的用水问题，同时也美化了城市环境，丰富了城市生活;

另外，开凿的渠水与城市里的天然水道的组合发展了城市的水上交通，与道路网的结合使水陆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另一方面是开发利用越秀山和白云山，在越秀山上建三元宫和北庙，形成了城北的城市公共园林，带动城市北部的发展。

2.3隋唐时期

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南北水运交通，经济中心和人口重心南移，使唐代南方城市飞跃发展。

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南方河海港广州经济繁荣，商业兴盛，成为当时全国的三大商业城市之一。

唐代广州城是在后汉步骘所建番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至南汉年间，随着来往船舶的大量增加，商业主导的水运网络逐渐成形，广州的

港口建设有了内港码头和外港码头之分。

这时广州的内港主要有坡山码头和兰湖码头。

坡山码头在惠福西路坡山下，由怀圣寺光塔引航。

兰湖码头是个避风良港，从佛山、北江、西江来的内河航运船只多在此停泊靠岸，建有余慕亭一座。

而文溪下游此时称为“东澳”，也是船只停泊地点。

外港码头则主要有屯门码头和扶胥码头。

屯门码头在今香港新界，扼守珠江口对外的交通要冲，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

扶胥码头在今广州黄埔庙头村，村中建有南海神庙。

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官方在此祭南海神。

扶胥码头位于东江与珠江汇流入海处，江面宽阔。

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出发的航船或来广州的外国商船，都须经过南海神庙古码头，中外商人出海前都到南海神庙祈求航路平安、生意顺利。

扶胥码头和南海神庙的兴旺，是广州海上贸易繁荣的历史见证。

在当时的广州，光孝寺、光塔南边以及五仙观至大南路、文明路一带是珠江的北岸，江面开阔，古代西北两江到广州的航线均从官密、佛山经此进入广州。

发源于越秀山西侧的驷马涌，在古代是一条良好的水道，水深广阔，是汉唐时期入广州城的主要通道，是官员的迎接点，而其中段则是广州的主要避风港兰湖。

文溪流经今大石街一带低地的段落，在吴时已被利用来蓄水，唐代节度使卢钧在此基础上凿以通舟，到南汉时则又扩展成宽阔的菊湖。

南汉的水利园林工程除兰湖和菊湖的疏浚和建设工程外，就是结合离宫别苑建造的西湖、药洲和南宫了。

西湖是唐末、南汉时期将文溪一支引入，利用文溪水源和西湖湖底涌泉开凿而成，湖岸500多丈，经多年才完成。

南汉时经济发展，则利用这段濠池扩建成南宫，沿湖建亭台馆舍。

药洲则在西湖中，四面环水，南汉皇帝聚方士炼丹求仙药之所。

从广州建城到唐代，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珠江广州河段发生着较大的变化。

晋以前，坡山（今惠福路）直接临江，据研究，今惠福西路坡山五仙观内保存的“仙人拇迹”为河流冲蚀形成的壶蚀地貌遗迹，据此推断当时的珠江宽度约1500米。

晋以后，广州珠江河道的岸线每年以0.6米的速度向珠江推移。

唐代珠江岸线已推进到大南路一线，西南面则移至畔塘地，江阔约1400米。

虽然江岸不断南移，但与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还非常匹配的。

外国的商船、南下的大型船舶可以从南海直接驶入珠江，停靠在珠江码头或者利用当吋宽阔的城内河道进入城市内部。

这为广州的对外贸易和南岭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图2唐代广州城郭及水系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2.4宋元时期

在广州古代城市建设史中，宋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

宋代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外贸易的兴旺以及珠三角的进一步开发，使得广州的城市建设和都市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北宋时期奠定的城市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城濠水系的格局也初具规模。

得益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两宋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

珠三角的水利工程建设开始兴盛，堤围的建设使平原地区出现越来越多的村落，农业生产大幅发展，农产品交易开始兴旺。

宋代的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手工业、商业中心和对外通商口岸，元代的广州是全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

内外贸易的繁盛需要广州城更完善的水运网络相适应。

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开始，广州在南汉的水网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清理、修整和归并，最终形成了六条南北走向的大水渠，即所谓的六脉渠。

六脉渠汇集城市北部的水流，并将它们汇流到东西两濠和玉带河，最后流入珠江，由此形成了由六脉渠一内濠一江海组成的三级水系。

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水道与商业街市的结合是广州宋代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显著

特点。

宋三城之间的陆路联系比较薄弱，三城之间以及三城与外界之间的交通运输主要依靠水路。

对于以商业为主的西城，更重要的是与城外交通网的连接。

宋六脉渠中五脉集中在西城，其中四脉集中分布在西城西南侧，利用古西澳的低地开凿而成，以南濠为出水总渠。

西城密集的陆路与渠道网络划分出较小的商业街区，提供便捷的陆路交通和更多的临水面，是适应商业发展的理想格局。

总体来说，宋代的广州，主要依托南濠、玉带濠、东濠和文溪形成了商业街市的骨架。

来自各地满载货物或待装货物的大船停泊在各濠口等水面开阔处，货物则由小船分装沿着大小水道穿梭于城市内部，这是当年广州城内主要的商品交易场景。

图3宋代广州城郭及水系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2.5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封建统治从恢复、发展、停滞到崩馈的阶段。

明清两朝的更迭，广州的政治、经济地位提升、驻军增加。

明中叶至鸦片战争期间，广州除明嘉

靖及清顺治、康熙年间两次厉行海禁的时期外，一直保持着对外贸易，并在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另外，明清时期是珠三角地区市镇形成和发展的高峰期，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兴盛，内河航运和水陆联运交通的便利性使广州成为岭南地区城乡商业网络中心、区域商品集散中心。

在这个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城市的水系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明清时期由于西江、北江来水减少，海潮顶托，珠江北岸泥沙淤积，沙洲并岸速度增加，珠江广州河段北岸迅速南移，南岸相对稳定，珠江河道日益缩窄。

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后期，珠江与广州的城市建设有了密切的联系。

江沙淤积，江北岸的城市用地增加;

江岸缩窄，南北两岸的交通联系增多，带动了南岸地区的发展，也使得大量的码头开始修建。

清代以后，东西水道的淤积和众多码头的建设，使得沿江街道转向垂直珠江发展，延伸到城市内部，则逐渐形成纵横交错的棋盘格状街道网络。

城市建设和珠江水系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内城水系发生明显的变迁。

从现存的广州明代古城图中可以看到，内城中的“明六脉渠”与“宋六脉渠”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环绕内城的则是东濠、西濠以及东西方向的玉带濠，城外西关平原上则主要是大观河、驷马涌、兰湖、龙津涌、西关涌和荔枝湾涌等。

城内六脉渠的变化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城合一，原城内的商业功能被挤出城外，明朝为加强防御所加的石闸、石柱，进一步降低了城内河渠是水运功能。

包入城中的濠池不但通航、避风的功能丧失，沦为排水渠，而且影响了新的陆路交通建设。

趋势明显。

因此，内城中的河道淤窄，甚至填埋

在扩展北城的过程中，为解决山洪危害以及风水原因，将文溪向东斜引与城外东濠相连，不入城中。

文溪改道没有充分考虑水势和地势的影响，使下游水源断绝，水患增加，给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后患。

明初扩建的北城区，是溪流、湖池密集的丘陵坡地，文溪西支在此汇成菊湖，下连西湖洼地和西濠;

东支则连通上、下塘文溪谷地。

扩展北城时以城墙隔断文溪汇流，水源不足导致南下的河道逐渐干涸淤塞。

西支上游的宋代羊城八景之一的“菊湖云影”消失了，填埋成了城市用地;

两支下游也因旱季干涸成塘，变成明六脉渠的“正南一脉”，“药洲春晓”消失了;

东支原宋代的清水濠变成大塘、长塘两街，河床成为“小南一脉”。

综合上述分析，水源减少乃至断绝，水运功能减弱致使河渠论为排污渠，居民侵占河渠，大量废水废弃物排入渠中，出水口种植经济作物，水口外围海造田，内城渠道从源头到中间渠道到出水口的种种问题使其屡疏屡堙，水患增加，加快了六脉渠堙没的进程。

图4清光绪年间广州城市与水系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三、广州近代城市发展与水系演进

近代，珠江广州段的岸线由于筑堤防洪进一步南移，岸线的走向也裁弯取直。

清光绪十二年，鉴于当时江边潮沙淤积，居民毫无限制地占地建房，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修筑长堤。

但由于任期太短只建了从今海珠桥至天字码头的120丈。

这是市区最早的江堤。

光绪二十九年（1903），总督岑春煊特设堤工局主持筑堤工程，规划将堤岸填宽5丈，改作马路，原有涌口保留以利排水。

至宣统二年（1910），全长3600多米的堤岸全部建成，从今广州海关到东濠口包括今西堤、长堤、南堤、东堤，堤岸中间凹成弓背形，其凹入最深之处在迎珠街口附近，有近百米。

民国12年（1922），广州市行政委员会决定把凹入的堤岸拉直填平，原来在江中的海珠石也包在堤内，民国24年（1934）底建成，新堤线共长1158米。

珠江南岸的河南，清末民初时已发展成为商业区及居民中心，马路也随之开辟。

海珠桥建成通车后，河南堤岸的修筑更显紧迫。

民国22年（1932），堤岸工程动工，计划先兴筑西边一段，由内港堤岸东端向东至海珠桥南端桥脚，至民国24年底，完成打钢

桩610米。

民国时期广州市大规模展开的修筑新式马路和内街改造，使陆上交通网络逐渐成形，原先依赖河涌的水运交通逐渐被更便捷、安全的陆路交通所代替，河涌的航运功能进步减弱甚至消火。

具有留学背景的国民党现代主义精英与具有中国传统山水情怀的文人士大夫对这些河涌的认识、处理方式、管理方法自然不同。

在他们眼中，这些河涌被看作是市政设施的一部分，不卫生不科学的状况是城市建设的重点改造对象。

在工程技术方面，采用全面测量、统计列表、全面统筹分段施工、新式渠道断面、在筑新式马路的过程中将原有渠道并入马路渠中等方法。

在管理方面，公开透明鼓励公众参与，使河涌治理成为一项由政府牵头并负责、有关团体为代表共同商讨对策、民众在有知情权和话语权的情况下广泛参与的市政工程;

明确责任，为侵占、污染河渠立法;

设立专项资金、善用民间资金、工赊及食物工资法等多种资金筹集和工资支付方式;

重点清理与长期维护相结合、分区推行、循环整理等管理制度。

图5广州市六脉渠图（图片来自《广州市地方志》1995）

四、广州现代城市发展与水系演进

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已经成为市政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河渠也在清理改造作之列。

建国初期对老城内的六脉渠进行的清疏，因渠道破损严重，且多在骑占房屋下，

虽调动大量人力进行，仍事倍功半。

1952年起，结合城市建设，逐步对六脉渠进行改造。

有些以新建马路渠替代，如连新路马路渠代替了右一脉渠中段;

应元路马路渠代替了左二脉渠北段及右一脉渠北段;

有些则结合内街下水道进行改造，如长塘街下水道代替了左二脉渠南段。

至1959年底，老城六脉渠的改造全部完成。

对于城内其他河涌的改造也按照重要程度分期进行。

1951-1952年，在全市下水道规划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首先改建了横贯市区中心的玉带濠。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改建一些严重排水不良的濠涌，如橙基涌、百子涌的改建。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整治人口密集地区的臭水涌，如将西关涌全面改建为暗渠。

对保留为明涌的，如东、濠涌上游、荔枝湾湾涌、新河浦涌等，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治理。

对于珠江水系空间的建设，早期主要是堤岸、码头和跨江大桥的建设。

到1960年代初期，广州市主要的码头黄沙、人沙头、如意坊已经全部建成，珠江南岸河南的堤岸到1968年也已经全部完成。

跨江大桥方面，至1990年底，珠江广州河段（主航道）上已架设座大桥:

海珠桥、珠江大桥、人大桥、广州大桥、洛溪大桥和海印大桥，大大改善了南北交通。

珠江水系空间建设的转折点在1993年。

这一年，广州市《珠江两岸总体规划》编制完成。

该规划明确了岸线功能安排、划定岸线用地，将广州珠江两岸划分为四部分，并明确了各部分的功能定位、景观特色和重点发展的方向。

及后，广州市把整治珠江列为重点整治项目之一，并于1995年7月召开整治珠江动员大会。

在《珠江两岸总体规划》的指引下，广州市开始了对珠江水质治理和沿岸景观、建筑的改造工程。

1997年，以“大坦沙污水处理系统二期”和“猎德污水处理系统一期”的启动为序幕，广州开展了大规模的污水治理工程。

1998年，广州围绕综合整治珠江提出了珠江整治“到2003年初见成效、2005年不黑不臭、2010年江水变清”三个阶段性目标。

2003年，广州又开始了“青山绿地，蓝天碧水”的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工程，城市水环境的综合整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2008年底，珠江广州河段的干流水质已经扭转了水质的持续恶化同时开始好转。

借着2010年亚运会召开的契机，广州市决定投入486.15亿元巨额资金治水，2008年12月23日通过的《广州市污水治理与河涌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明确了广州河涌水域治理目标、任务和责任。

五、结论

回顾广州市两千多年来城市发展与水系空间演进的过程，两者的形态演进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构。

自然环境因素是整个发展过程的大背景，在宋代以前的影响尤其重点，至1960年代珠江两岸城市用地定型以后影响较少。

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总体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封建社会时期，特别是水运交通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商业主导一直是广州水系建设的主要驱动力和主要特征;

在近现代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策

略和方向是制定城市规划、形成城市形态的最根本原因。

进入2000年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社会经济、规划思想和人文因素将是影响广州城市水系与城发展的主要原因。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城市结构的重大调整，都会伴随着城市水系的重新梳理，在城市扩展的过程中，城市水系空间的建设往往也是开启新的发展阶段的启动项目。

这种现象在内外也案例众多。

在当前国内大中城面临着相似的社会发展要求下，抓住城市水系这种结构性的要素，集中进行投资和建设，从而带动城市更新和空间拓展，往往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另外，广州的城市水系建设体现了对水安全、水生态、水景观、水经济等综合功能的追求，这四方面的功能是城市水系在城市建设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在现代水系建设中也仍是评判优劣的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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