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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讨论了“直接满足”和“间接满足”,却回避了“具体满足”和“一般满足”,具体满足可以由胃或者由幻想产生,但由胃或者由幻想产生的“具体满足”都是“满足”,即抽象的“一般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
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
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
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
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
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
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
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
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有一定的量为前提,如几打表,几码布,几吨铁等等。
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
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这一段非常重要,关键语包括: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
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
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马克思这里已经在事实上讨论了“抽象使用价值”或“抽象效用”,可他下文没有延续这里的正确逻辑。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
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这里引入“交换价值”的讨论本身没问题,但问题马上来了。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
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
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末,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
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
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
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
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吨铁。
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吨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
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
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关键的地方到了:
交换价值背后的共同物。
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
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
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
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
(这里出大问题了。
由于马克思回避了“具体满足”和“一般满足”的区分,所以他同样漏掉了“具体使用价值”和“抽象使用价值”的区别。
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确实在于抽去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但却完全不可能抽去商品的“抽象
使用价值”。
忽略“抽象使用价值”是整个《资本论》体系的最大逻辑破绽。
一个被广泛认为伟大的思想家就在这里“阴沟翻船”,令人诧异。
)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或者象老巴尔本说的: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
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
”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
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从这里开始,马克思的整本《资本论》就一直为他这个“最大逻辑破绽”进行持续不断地掩盖:
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确实不包含任何一个“具体使用价值”的原子,但却不可能不包含了“抽象使用价值”的原子。
不理解这一点的学生或学者,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或学者。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
(严重错误来了。
如果把商品体的“具体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只剩下的根本不是“劳动产品”这个属性;
只有当商品体碰巧是人类的劳动品时,劳动产品这个属性才进入视野。
按照马克思“商品堆积”的观念,商品体的属性还可以是“有形物”。
“有形物”当然是次要的属性,考虑了“劳务”之后就更是这样。
但劳动也是次要的属性,因为“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比劳动产品更有一般代表性。
效用使物品具有一般价值,“稀缺效用”使物品具有经济价值。
)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
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
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
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
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
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
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马克思知道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却居然“故意不知道”使用价值也有“具体使用价值”与“抽象使用价值”之分。
他还能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马克思吗?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
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
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
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抛开了“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马克思就要开始为“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操心了,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就是为掩盖“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而编造的。
这就是《资本论》从第一卷过渡到第三卷的苦恼,也可能是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资本论》第三卷的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
(这里应该说:
“同它们的'
具体'
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
)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
(这里应该说:
“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
抽象'
使用价值”。
)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
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
(这里引入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区别问题,整个《资本论》就要开始为“活劳动创造价值”还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进行“逻辑造假”和“逻辑欺骗”了。
)那末,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
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
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错了,效用量才是关键,劳动结果不一定能实现效用,有效用的--如土地--则不必包含劳动。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
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
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
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
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
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
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社会必要劳动”在逻辑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只有在劳动结果市场化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劳动制造出来的效用能否被市场承认;
显然,没有效用的商品就不可能有市场价格,包含劳动的商品有可能效用无法被承认而未必有市场价格。
事后性质的
“社会必要劳动”概念说明不了“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
“事后分析法”是《资本论》最隐蔽的“逻辑欺骗”手法。
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
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
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
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
“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这里,马克思把“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当成了仿佛事前
可以知道和确定的东西,偷偷地在事前使用了“事后分析法”,因为“社会必要劳动量”是一个必须由市场过程确认的事后概念。
问题在于,有劳动未必有效用,无效用则必不能被市场承认。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
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
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
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
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
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
杰科布曾经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
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
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八十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
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而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
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变成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
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
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
就越大。
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劳动生产力”问题的引入,又使马克思自己陷入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价值兑换困境,这又是一个需要掩盖的错误。
要害在于,马克思的“事后分析法”掩盖了这个简单的事实:
价值问题根本无法离开市场或市场参照来事先确定。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
(其实应该说:
“一个物可
以有使用价值而不包含劳动”。
马克思这里已经把“劳动就是价值”当成理所当然的了。
)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
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
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
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
{而且不只是单纯为别人。
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交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纳什一税的粮食。
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粮食,还是纳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
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
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
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马克思已经能非常驾轻就熟地用“事后分析法”把“无用劳动”排
除,仿佛不经过市场交换,他就知道了什么是“有用劳动”。
导读到此结束。
我一直把《资本论》第一节当成考察学生或学者基本逻辑能力的保留题目,如果读不出《资本论》第一节的问题,任何人都很难说有资格成为相关专业的合格学生或学者,更难有资格参加相关的讨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百多年来,全世界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读出“抽象使用价值”的破绽,读出破绽并明确提出来的(如奥国学派的庞巴维克)也没人当回事,确实可以把这看成是人类理论史上最大的“智力耻辱”。
东西方那么多大理论家的大理论(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耻辱的基础上的。
道貌岸然的现代教育体制其实很失败。
许多人以为,“抽象使用价值”的漏洞使马克思的体系彻底崩溃,我则认为恰恰相反,马克思的体系根本没有因为任何逻辑问题而崩溃,因为,马克思的体系不是一般的理论,它是根本不需要逻辑的意识形态,它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哲学。
任何政治哲学都不需要逻辑,只需要规范冲动。
马克思的《资本论》逻辑一蹋糊涂,但他的政治哲学却极其成功,因为人根本就不是逻辑主导的动物,人本质上是愿望主导的动物。
政治就是愿望和意志的结果,“智力的耻辱”完全可以是“利益的荣耀”。
休谟说人的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人类的理性能力确实给高估了。
尽管如此,以一种错误的“政治哲学”为基础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不可能是正确的。
“唯物史观”不是本文的论题,但本文归纳的《资本论》的下列“八大逻辑陷阱”,将有助于认识“唯物史观”的实质。
1.“劳务价值”:
《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这个表面上合乎逻辑的起点,却由于“庞大的商品堆积”而把注意力引向了偏狭的“有形商品体”,这是“劳动价值论”忽视“劳务价值”的逻辑源头。
2.“具体使用价值”和“抽象使用价值”的区别:
由于马克思回避了“具体满足”和“一般满足”的区分,所以他同样漏掉了“具体使用价值”和“抽象使用价值”的区别。
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确实在于抽去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但却完全不可能抽去商品的“抽象使用价值”。
忽略“抽象使用价值”是整个《资本论》体系的最大逻辑破绽。
3.“具体使用价值”背后的“共同物”:
如果把商品体的“具体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只剩下的根本不是“劳动产品”这个属性;
只有当商品体碰巧是人类的劳动品时,劳动产品这个属性才进入视野。
按照马克思“商品堆积”的观念,商品体的属性还可以是“有形物”。
“有形物”当然是次要的属性,考虑了“劳务”之后就更是这样。
但劳动也是次要的属性,因为“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比劳动产品更有一般代表性。
“效用”使物品具有一般价值,“稀缺效用”使
物品具有经济价值。
“具体使用价值”背后的的“共同物”是一个简单和不需太高智商的逻辑问题,只认“劳动”和“有形物”,不认“效用”和“稀缺效用”,表明马克思的逻辑能力确实有大问题。
4.“劳动二重性”与“使用价值二重性”:
马克思知道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却居然“故意不知道”使用价值也有“具体使用价值”与“抽象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5.“社会必要劳动”与“事后分析法”:
抛开了“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马克思就要开始为“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操心了,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就是为掩盖“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而编造的。
“社会必要劳动”在逻辑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只有在劳动结果市场化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劳动制造出来的效用能否被市场承认;
没有效用的商品就不可能有市场价格,包含劳动的商品有可能效用无法被承认而未必有市场价格。
马克思把“没有效用或不能实现效用的劳动”,当成了仿佛事前可以知道和确定的东西,偷偷地在事前使用了“事后分析法”。
“事后分析法”是《资本论》最隐蔽的“逻辑欺骗”手法。
6.“活劳动”、“物化劳动”与剥削:
马克思引入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区别问题,整个《资本论》就必须为“活劳动创造价值”还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而进行“逻辑造假”和“逻辑欺骗”。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的资本或“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所以存在“剥削”。
可马克思“故意”不回答:
如果劳动真的创造价值(这本来已经是错的),为什么“物化劳动”不能同“活劳动”一样创造价值(这当然是更错的)?
如果物化劳动统治活劳动,不正说明物化劳动或资本更重要吗?
为什么在“谁统治谁”上物化劳动重要,在“价值创造”上反而不重要了?
如果劳动者勤劳致富有了“财产性收入”,他们马上就成了马克思所定义的“坏蛋”了?
是不是所有的道理都在强词夺理的人那里?
“唯物史观”的困境是:
如果共产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它就不可能是反剥削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结果;
如果反剥削斗争和暴力革命有结果,这个结果就不可能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
7.“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劳动生产力”问题的引入又使马克思陷入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价值兑换困境,这又是一个需要掩盖的错误。
要害在于,马克思的“事后分析法”掩盖了这个简单的事实:
价值问题根本无法离开市场或市场参照来事先确定。
8.一个未必是反效用的价值观:
《资本论》所定义的价值,是一种“非劳务”的、“社会必要”或“事前可知”的、“非物化”的“活劳动”。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当他论证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时,他知道理论的“使用价值”与理论的“价值”大大地有关。
当然,“理论生产”未必就是商品生产,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理论的价值不可能逃离市场规律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说:
“智力的耻辱”完全可以是“利益的荣耀”。
人为利益而活,不
为智力而存。
人讲逻辑,只是逻辑碰巧成为一种利益。
只有能够控制
各种冲动的学者,才有可能守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