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调研报告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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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问卷
摘要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上海人口结构中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城市发展新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共青团组织履行基本职能新的重要工作对象。
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
如何使这个群体更好的融入上海？
如何提高这个群体在都市进程中的生存质量？
如何拓展这个群体在进城以后的发展空间？
这些都是上海社会建设和城市管理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
从这些立意出发，课题组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职业转换、日常生活和城市融合三个大维度十多个小维度，对950名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研。
调研结论如下：
1、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文化水平、婚育状况等人力资本拥有量比老一代农民工有了显著提高，但务农经验显著减少。
2、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六成以上青年为合同就业，其中男性以合同工身份就业的比例高于女性，女性待业的比例高于男性；
文化水平越高，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合同就业的可能性越大。
3、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
4、从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岗位来看，担任技工的最多，其次是服务员，再次是辅工，而做建筑工人、保姆、科技人员的比例较少。
5、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不仅看重工资，更看重福利待遇、工厂环境、管理规范乃至自身发展机会等，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中不少人有体面劳动、尊严劳动的诉求。
6、月平均收入越高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租房或买房，而月平均收入较低的住在集体宿舍的比例较高，但自己租房的比例也不少；
外出务工时间越长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租房或买房的比例越大。
7、自己租房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一般租在平房或公寓中，人均建筑面积多在10平方米以内；
自己购房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买的是公寓、且人均建筑面积多在30平方米以上；
集体宿舍、老板提供的住所，一般是公寓，人均建筑面积不大，多在10平方米以内或11-20平方米之间。
8、对于目前居住状况，表示满意和不满意的人数各占一半。
9、存钱金额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基本相应，年龄越小的务工者不存钱的可能性越大。
10、老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开支、寄回家里和学习培训，而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在分配收入时将钱寄回家中比例比老一代下降了40个百分点。
11、在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开支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住房支出，其次是食品支出，第三是家用补贴；
将其与上海城市青年的消费结构作对比，大部分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时是以上海市民作为消费的参照群体。
12、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幸福感处于中等以上的层次，他们认为在生活中最大的三个困难依次是上海物价太高、收入太少，生活艰苦，离家乡太远、感情孤独等。
13、职业满意度越低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越容易产生在生活上的不适应，希望换个活法；
居住满意度越低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越会觉得活的很辛苦，不认同自己目前的生活处境。
14、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的隔离化、村落化现象并不突出，反而呈现出异质性、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随着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提高，业缘关系逐渐成为其发展友情的首选网络。
15、就感知的社会排斥压力而言，感到上海人看不起自己的超过七成。
16、接近半数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外地农村人”，19.7%的将自己定位为“半个上海人”，而17%提出自己是“新上海人”，另有15.7%的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感到模糊。
总的来说，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均陷入到了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
17、人力资本较高、对城市工作/生活中的实际感受较好、较少遭遇社会排斥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将自己认同为市民、本地人；
而那些人力资本较弱、对城市工作/生活中的实际感受较差、常常遭遇社会排斥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仍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农民、外地人。
18、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体系深刻影响着他们在上海的永久性迁移意愿。
认同自己是外地人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赚到钱后回家乡发展，认同自己是上海人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会一直呆在上海发展，而认同自己是半个上海人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一直在上海发展的相对较多，但有回家乡发展打算的也不在少数。
调研发现，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拥有更强的人力资本，对进城务工的诉求更高，然而用工单位及城市本身似乎尚未准备好；
由于城市的刚性结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依然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谋职，而社会保障度高、更优质的工作对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仍然较难进入。
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动机是多元而复杂的，但更主要的是为了求发展。
然而，他们也陷入到了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这深刻影响着他们在上海的永久性迁移意愿，成为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针对调研结果，课题组认为，如何解决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特别是发展方面的问题，从而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更快乐地生活在上海、更有价值地度过青年阶段，应引起上海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
为此，首先要进一步树立积极理念，要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永久性”居民来看待，要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为上海的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要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发展诉求，要站在青年民生的角度看待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要相信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力量，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同时，要进一步构建工作体系，构建责任体系和目标体系，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并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积极作用。
最后，要进一步创新工作项目，努力为来沪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有效服务。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
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的青年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以上。
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占到将近一半。
就上海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人口结构中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作用，是城市发展新的重要参与主体；
另一方面也说明，“进城务工”已然成为广大农村青年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分析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的独特性，从而回答针对这样一群青年——社区应该如何管理？
共青团可以有何作为？
是当前急需关注和探讨的重大课题。
为此，课题组通过实证调研，以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了解其在职业转换、生活构建、社会融入等方面的情况，试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本报告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这一新概念，社会和学界有多种界定方法。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使用此概念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的：
首先，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对象是青少年，年龄范围介于14—35周岁之间；
其次，社区青少年事务的工作对象传统上通常是指本市户籍、16—25周岁之间无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但考虑到外来青年的特殊性，社区青少年事务工作对这一群体的工作覆盖应该适当超越上述年龄范围；
第三，这里的“来沪”是指由外省市流出地流出、来到上海居住半年及以上、但户籍登记地并未随之发生改变、并且并未办理上海居住证的青少年，并不包括从境外来沪的青少年，也不包括大学毕业后来上海工作且已经办理上海居住证或符合办理居住证条件的青少年。
根据上述三个维度，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中国大陆其他省市流出，来到上海工作，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未取得上海户籍或居住证的青少年，其年龄范围在16周岁至35周岁之间。
1、问卷法
问卷调研是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我们根据研究的问题意识编制了问卷，并于2010年3月—5月进行了实地调研。
表1给出了样本的结构。
在调研的实施方式上，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由所在企业团组织协调进行，其余类型全部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上海青年研究中心青年调查协会的60名大学本科生一对一调查完成。
应该说，本研究的样本结构基本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布特点，调研实施过程较为规范，采集到的数据可信度较高。
表1本次调研的取样结构
企业
工作
制造业
两个上海大型企业中抽取
商业
徐家汇商圈中抽取
事业单位工作
抽取在上海某大学食堂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
社区
社区服务
保洁、保安、绿化、快递等主要由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或园林绿化部门等招聘的新生代农民工
个体经营
卖早点、卖菜、修配、小中介、卖水果或开其它小店等的新生代农民工
其他
泥瓦工、垃圾回收等一些灵活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
此外，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较忙，为使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中等阅读速度者能在15分钟左右完成，在问卷题量上进行了一定控制。
为弥补某些问题没有调研到，本研究同时使用了《2009年上海青年发展报告》中的数据。
另外，我们同期还在宝山区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状况调研。
这些都在后文的分析中有所体现。
2、文献法
本研究还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中国期刊网”上的相关论文、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的调查报告，特别是参阅了2006年以来上海团市委、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的大量研究报告、专报、工作总结等文献资料。
从本次调研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出地分布特征与传统相同，来自五湖四海，同时又相对集中，江苏（20.3%）、安徽（12.2%）、河南（9.7%）分别排在前三位。
而从户籍状况来看，持异地农村户口的占75.3%，持异地城镇户口的占24.7%。
为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本次调查中，我们专门设计和选取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外出务工时长、婚育状况、务农经验、月平均收入等七大维度进行研究和分析。
1、从本次调研结果来看，来沪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比例（占总体的61%）高于女性（占总体的39%）。
2、样本中年龄最低的为16岁，最大的为35岁，平均年龄在25.45岁，其中，“70”占总体的16.8%，“80后”占总体的67.6%，“90后”相对较少，比例为15.6%，说明上海与全国情况相同，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到30岁之间的青年农民工已经走上前台，成为进城务工者中的主要力量，而年龄这又一重要的人力资本因子在来沪青年的职业流动、生活建构、社会融入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将在下文逐一展开分析。
3、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初中（33.2%），中专、技校、职校（25.9%）以及高中（24.9%）为主，大专及以上的有13.9%，而小学或以下的仅2%。
在我们将年龄与文化程度两项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况与总体一致，但以“80后”为例，他们的文化程度为高中的比例就比“70后”高了4个百分点，“三校生”比例高了13个百分点，而大专及以上比例高了9个百分点，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职业技能还有待提高，相对前一代农民工，他们的整体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4、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时长多在3-5年左右（比例为27.8%），5-10年的占了总体的24.4%，1-2年的有24.1%，不到一年的为13.7%，而10年以上的有9.9%。
根据务工青年的年龄来推算，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相对老一代大大降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这一方面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首次职业社会化多是在城市的用工单位中完成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多是在城市日常生活情景中构建起来的。
5、新生代农民工中已婚者占了39.4%，未婚者有59.4%，其中，未婚、单身的有40.1%，曾婚的比例不大（1.2%）。
其中，将孩子带在身边的有15.7%，19.1%的将孩子放在了老家，5.6%的将孩子部分放在家里、部分放在老家。
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那么，本次调研数据与之相比，已婚人数降低了近40个百分点，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6、新生代农民工中接近一半的人干过农活、有丰富的务农经验（比例为49.5%），32.8%的人干过一些农活，有一定的务农经验，17.7%的人完全没做过农活。
其中，“70后”务工青年大部分都有过较为丰富的务农经验，且相对比例高于“80后”和“90后”务工青年。
说明，越年轻的务工者务农经验越少，务农时间越短。
英科尔斯曾指出，务农经验的丰富程度和务农时间的长短与农民的现代性呈负相关，务农体验越少的年轻人，对城市和未来职业选择有着更为美好的憧憬，并能更快地认同城市生活方式，实现较好的城市融入。
7、目前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半数在1121-2000元之间，比例为50.1%，2001-3000元的有24.5%，3001元以上为12.1%，而1120元以下的为13.3%。
其中，正式就业的青年务工者，绝大部分月平均收入都在1121元以上，其中2000元以上比例相对最高；
而非正式就业，如作兼职或临时工的青年务工者，月平均收入多在1121元以下，说明，正式就业的收入高，而非正式就业的收入一般较低。
这里，我们无意重复调查已经成为常识的农民工工作状况、权益保护状况等，因为这虽然受到制度背景和人力资本条件的双重制约，但显然在二元结构下，制度层面的作用力似乎更加具有刚性。
因此，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作为主体性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转换方向、职业流动目标和职业流动渠道等方面的策略和行动，我们希望以此来考察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与老一代农民工基本相似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时，他们是怎么想的？
他们是怎么做的？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制度需要改变的方向。
1、务工类型
从调研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4.5%的青年为合同就业，24.8%的为无合同就业，7.4%的做兼职或临时工，而3.3%的完全不工作。
表2不同人力资本拥有量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
合同就业
无合同就业
待业，但有兼职或临时工
待业，完全不工作
性别
男
68.6
22.2
6.4
2.8
女
58.5
29.2
8.6
3.6
合计
64.6
24.9
7.3
3.1
文
化
程
度
小学或以下
5.3
63.2
21.1
10.5
初中
54.5
34.2
7.1
4.2
高职
66.8
23.7
6.9
2.6
中专、技校、职校
74.0
17.4
5.8
2.9
大专
71.8
15.5
11.3
1.4
大学本科及以上
78.3
11.7
6.7
3.3
64.5
外出务工时长
不到1年
52.8
26.0
12.6
8.7
1—2年
62.1
25.0
10.3
2.7
3—5年
67.4
24.1
1.5
5—10年
67.8
25.2
3.5
10年以上
69.9
24.7
4.3
1.1
7.4
3.2
其中，如表2所示：
男性以合同工身份就业的比例高于女性，女性待业的比例高于男性；
文化水平越高，合同就业的比例越高，文化水平越低，则无合同就业、待业比例越大；
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合同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外出务工时间越短，待业的可能性越高；
这一数据交叉结果表明：
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正在趋于正常化。
对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时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年龄、文化水平、劳动经验等人力资本要素基本上是没用的，因为相同劳动岗位如果用较低工资水平雇佣到的劳动力就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那么劳动能力强但市场标价高的劳动力被雇佣的可能性就小。
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行业和部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创新型转轨，教育、年龄等人力资本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大大提高。
因此，从本次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出，年龄、教育、务工经验等人力资本要素开始逐渐发挥筛选器的作用，决定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层级，同时也将决定其职业回报率。
2、所在行业及岗位
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行业来看，在加工制造业务工的青年比例最多（28.6%），其次是餐饮服务业（16.8%），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居第三（10.7%），第四为建筑装潢业，比例为9.2%，后面依次是物业管理业（5.9%）、运输物流业（4.9%）、零售批发（3.4%）和广告会展业（1.3%），选择其他的比例为17.3%。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
其中，如表3所示：
（1）从年龄分类与所在行业的交叉分析结果来看，“70后”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在三个代际类别中最高，“80后”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在三个代际类别中最高，而“90后”则是在服务业中的比例相对最高，这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倾向性，即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2）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有可能进入制造业，而文化程度越低的越可能进入门槛较低的服务业、建筑业；
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不倾向于脱离单位独自经营，文化程度越低的越可能从事个体经营。
表3不同人力资本拥有量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情况（%）
餐饮服务业
建筑装潢业
加工制造业
运输物流业
广告会展业
物业管理业
零售批发
失业人员
年龄
90后
2.1
16.0
4.9
.7
8.3
27.1
80后
16.3
8.8
34.0
5.7
9.5
2.5
1.6
70后
7.7
1.3
4.5
21.9
8.4
.6
13.5
16.7
9.2
28.4
5.9
10.8
3.4
1.9
17.3
文化程度
15.8
36.8
20.3
11.6
18.7
6.8
4.8
19.4
14.4
9.7
5.5
.8
14.0
19.5
41.5
6.6
3.7
13.3
40.3
5.6
11.1
8.5
15.3
22.0
1.7
13.6
28.8
16.9
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岗位来看，担任技工的最多（比例为21.3%），其次是服务员（比例为15.8%），再次是辅工（比例为11.9%）、领班（包括主管、班长、炉长、队长等，比例为6.9%）、业务管理员（比例为5%），而做建筑工人、保姆、科技人员的比例较少。
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岗位再次证明，这一代青年务工者更愿意在劳动条件较好、人力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岗位上工作，不过，由于城市的刚性结构，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谋职，而社会保障度高、更优质的工作对青年农民工而言仍然较难进入。
新生代农民工在求职时最看重什么？
可以直接反映他们的价值追求。
对于与工作相关的各项因素，如表4所示，新生代农民工最看重的就是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单位周边的配套设施、劳动强度、福利保障、管理规范程度等，逐渐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时考虑的因素；
而管理人员的态度、工资外补贴等，基本不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考虑范围内。
当问及对用工单位的哪项福利比较关注时，25.2%的人提出“技能培训”，17.2%的人提到包住，14.8%的提到包吃，13.8%的提到会关注用工单位是否给员工购买商业保险，另外11.9%的人提到“休假”，至于是否有“旅游”等福利，仅有3.8%的人纳入考虑之中，还有13.3%的选了“其他”。
表4来沪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的要求
最重视
未选择
平均值
标准差
工资待遇
1
3
1.51
0.851
工作环境
0.629
单位周边的配套设施
2.76
0.509
劳动强度
2.82
0.43
福利保障
2.87
0.432
管理规范
2.88
0.42
管理人员态度
2.92
0.324
各种补贴
2.95
.252
2.73
.513
注：
这是排序题，按照“‘1’代表最重视，‘2’代表比较重视，‘3’代表没有选择该项”计算得到平均值，平均值越小说明该项指标越是得到重视。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
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
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管理规范乃至自身发展机会等。
目前劳动密集型的用工单位多数都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常职业需要，因此，在我们调研中也显示，半数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况感到一般（占51.1%），而33.5%的感到“比较满意”，15.4%的感到“不太满意”。
进城务工者实现职业转换的途径，即通过什么渠道进入工作单位、获得职位，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有关这一现象的研究，目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个体的流动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
在这一研究框架中，强关系和弱关系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分析概念。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
S.格兰诺维特（M.S.Gr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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