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文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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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
5、历史沿革
武夷山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
早在新石器时期，古越人就在此繁衍生息。
汉武帝曾派遣使者在大王峰南麓设坛，用乾鱼祭祀武夷君。
唐天宝年间，朝廷封武夷山为天下名山。
同时被列为天下三十六洞天的“第十六洞升真元化之天”。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聚徒讲学。
5、自然景观旖旎
武夷山自然景观奇秀。
曲折萦回、清澈碧绿的九曲溪，让您流连忘返；
狭长、奇特、罕见的一线天让人感叹；
还有那亭亭玉立的玉女峰、奇伟秀拔的大王峰、高耸入云的隐屏峰、高大雄伟的天游峰无不让您为之动容。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东南现存面积最大、保留最为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区内峰峦林立，原始森林茂密，景色融雄浑、古朴、俊秀于一体。
生物资源极为丰富，被喻为“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世界”、“动物乐园”、“世界生物之窗”和“天然植物园”。
6、人文景观荟萃
武夷山人文资源丰富。
这里道教文化世所罕见；
儒教文化仙凡混合；
佛教文化精妙绝伦；
三教文化壁立万韧；
理学文化在此驻足；
岩茶文化源远流长；
悬棺文化神秘奇特；
民俗文化与众不同。
武夷宫让您感受道教文化的玄妙；
妙莲寺让您体验佛教文化的精深；
名人馆让您体会理学文化的神奇；
大红袍让您感觉岩茶文化的韵味；
下梅村让您领略民俗文化的魅力。
7、荣耀桂冠众多
山不在高，有景则名。
武夷山峰普遍不高，但却有高山之气；
水普遍不深却集水景之大成。
这里是三教文化汇集之所，这里是理学文化驻足之地；
1979年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５个重点自然保护区之一；
1982年武夷山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1987年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
1992年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被联合国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1999年1月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1999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名录》，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的世界遗产地，是继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之后，我国第四个列入世界双重遗产的单位。
武夷山遗产根据区内资源的不同特征，将全区划分为西部生物多样性、中部九曲溪生态、东部自然与文化景观以及城村闽越王城遗址等4个保护区。
核心面积63575公顷，核心次面积36400公顷，同时，划定了外围保护地带--缓冲区，面积27888公顷。
武夷山西部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分布着世界同纬度带现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东部山与水完美结合，人文与自然有机相融，以秀水、奇峰、幽谷、险壑等诸多美景、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众多的文物古迹而享有盛誉；
中部是联系东西部并涵养九曲溪水源，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区域。
可以说武夷山是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结合的典范，
一、自然景观堪称一绝
1.九曲溪自然风光独树一帜
2.武夷山玉女峰体态苗条“情色动人”
二、生物资源异常丰富
1．武夷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
2.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
（1）武夷山是植物种质资源的聚集地
（2）武夷山是珍稀特有野生动物的欢乐谷
（3）世界著名的模式标本产地
三、武夷山人文景观群英荟萃
1．“闽越族”文化遗存是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
2．武夷山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
一、集山美水美物美于一体
◆与我国同类遗产地的相比，黄山雄奇，峨眉峻秀，泰山古老，但这些遗产地都是山岳风景，或有山无水，或有水不能舟游，或有文少景，或有景缺文。
武夷山则集山岳、河川风景于一身，不仅“奇、秀、美、古”兼而有之，而且在山与水的紧密结合、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上达到绝妙的境界。
清澈碧绿的九曲绕山而行，曲折萦回。
发育典型的丹霞单面山、块状山，柱状山临水而立，千姿百态。
又有3000余年的古文化遗存洒落在溪畔峰麓，岩壁洞穴。
自然山水之中溶注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游人乘坐古朴轻巧的竹筏顺溪而下，急速飞跃险滩，缓缓漂过深潭，饱览武夷溪光山色，瞻仰两岸文化古迹，既可享受桂林的诗情画意，又可领略百胜滩的惊险刺激，令人叹为观止。
这一独特的资源是其他遗产地所难以比拟的。
二、历史遗存异常丰富年代久远
◆在我国长江流域及东南亚地区的十几处悬棺葬中，武夷山架壑船棺是年代最早、形制最古朴的。
武夷山西汉闽越王城遗址出土的文物，更有许多位居全国同类文物的前列，有全国最大的花纹空心砖，全国最长的铁矛头，有全国最重的铁犁，有全国最重的铁门臼、户枢，有全国最早的铁鱼叉、顺形陶水管道、宫中豪华浴池；
还有同时期仅见的铁五齿耙。
这些文物分别代表当时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
三、历史文化地位崇高影响巨大
◆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武夷山与泰山各有千秋。
泰山孕育孔子，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骨干。
武夷山造就了朱熹，朱熹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构建了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朱子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700余年间的正统思想。
因而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传统史、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
纵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2、仙凡混合的儒教文化
第一个问题：
儒学、儒家、儒教的关系
◆
儒学是义理，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一种大道。
◆儒家是身份，是对儒学理念身体力行的学派、团体和个人的称谓。
◆儒教是事业，是儒家对儒学义理的践行落实。
◆儒家文化本是战国百家中的一种思想体系,反应了为学/修身/齐家/治国等一系列的思想和人文精神,还不完全为体系,这个时候儒家文化只是千只中的一只,法家,道家等才是比较主流的思想.
后来到汉代武帝采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才正式奠定了儒文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于是才开始尊孔,修孔庙等等,把儒文化推到了极高的地位,因而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尊孔礼仪和仪式,这时有了宗教的形式,就有了儒教的感觉.
第二个问题：
朱子理学思想探微
一、理学源流追濂洛
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立。
朱熹被称作南宋大儒、理学家，当然是属于儒家无疑了。
但是朱熹早期并不纯粹信奉儒教，那么，又称朱熹为理学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理学。
理学就是对儒学的发展，是相对先秦儒学而言的新儒学。
中国儒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以程朱等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和以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
广义的理学，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
我们这里所说的理学，指狭义的理学，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也称道学。
讲宋明理学会频频出现“道学”两个字，指的就是传承儒家道统的理学；
不是指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也不是指创立于东汉的宗教——道教，需要加以区别。
程朱理学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多方吸收了道家、释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汉儒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
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
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
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
二是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
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
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
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
三是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程朱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建立了“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
◆理学的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各有建树，经过程颢、程颐的传扬，至朱熹始集大成，建立了一个较完备的理学体系。
周敦颐生于1017年，逝世于1073年。
是我国理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周敦颐是湖南人，先后在南安、南昌、广东为官，后退居江西。
建书堂于庐山脚下，因堂前有一溪，就用家乡的名字濂溪命名，又将其书堂取名为濂溪书院，并自号“濂溪先生”，设堂讲学，收徒育人。
因他一生酷爱莲花，便在书院内建造了一座爱莲堂，堂前凿一池，名“莲池”，以莲之高洁，寄托自己毕生的心志。
先生讲学研读之余，常漫步赏莲于堂前。
后造就一篇《爱莲说》，其佳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千古绝唱，至今仍脍炙人口。
今天，许多人还是通过《爱莲说》这不朽的名篇认识了周敦颐。
说到中国理学，接下来的两位关键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史称“二程”的程颢、程颐两兄弟。
二程早年受业于周敦颐，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创立的学派后世习惯称为“洛学”。
程颢出生于1032年，比弟弟程颐大一岁，他只活到53岁就去世了。
程颢，世称明道先生，以他为主开创的学派，由陆九渊发扬，明代王守仁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陆王心学。
王守仁就是王阳明，浙江人，蒋介石对其十分崇敬，台湾还有一座山被命名为阳明山。
程颐的命比他哥哥长得多了，活到了74岁，他对兄弟俩共同创立的学派再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又有了很大的突破。
程颐，世称伊川先生，他与哥哥程颢共同创立的理学，由杨时带入福建，朱熹完成，即闽学，史称程朱学派，或程朱理学。
后来“闽学四贤”或“闽北四贤”之一的（将乐的杨时、沙县的罗从彦和南平的李侗）。
杨时投在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
杨时与游酢、谢良佐鼎足而三，成为程门高第。
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颢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
“吾道南矣！
”四年后，程颢去世。
杨时40多岁时，对理学已有相当的造诣，他仍然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又拜在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
一天，杨时与游酢一同去向程颐请教学问，不巧赶上程颐午后休息，为了不惊扰老师，他俩静立门外等候。
程颐醒来，才发现门外大雪纷飞，杨时与游酢已成了雪人，脚下积雪尺余。
“程门立雪”由此成为尊师重道的佳话。
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
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得二程的真谛。
杨时学成后回到福建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
从此，有了闽学之称，揭开了理学南传、进入福建的序幕。
二、出入佛老终归儒
二程理学经历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代师承，终于建立了程朱理学庞大架构，康熙称赞朱熹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
朱熹的祖先是徽州婺源人。
北宋末年，他的父亲朱松因做官到福建政和，后又来尤溪担任县尉。
当时金兵入侵，朝廷被迫南迁，贼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安，朱松任满后归程也因此受阻，就寄居在郑安道的城南别墅，即后来宋理宗赐名的南溪书院，开馆授徒，做了私塾先生。
朱熹就诞生在南溪书院。
朱熹七岁时随父亲迁居建瓯。
十四岁那年，朱熹父亲朱松病故。
朱松临终前把家小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刘子羽便将五夫府第旁的别院让给朱熹和其母亲祝夫人居住。
朱松在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人诀别时，对朱熹说：
“这三人是我的好朋友，学有渊源，一直被我敬重，我死后，你要把他们当作父亲一样尊重，听从他们的教诲。
”朱熹遵照遗训，拜在三位先生的门下。
这三人就是史称的武夷三先生。
后来，刘勉之还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
刘勉之，学者称白水先生，刘子翚，学者称屏山先生。
没几年二刘相继亡故，所以朱熹的学业主要得益于胡宪，也就是胡籍溪先生。
武夷三先生都喜欢佛学。
朱熹的家庭氛围也充满着佛道气，这对于喜欢思考的少年朱熹，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朱熹在泉南佛国沉迷佛老的同时，又面对南宋社会现实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这段时间的反思充满着他在朦胧觉醒之前儒家自我与佛老自我两个灵魂的最后搏斗，结果是他怀疑佛老的一面与日俱增。
朱熹在二十四岁时，徒步百余里，第一次往南平拜见他父亲的同学李侗。
年轻的朱熹对佛学侃侃而谈，李侗未置可否，只是让朱熹去圣人经典中求义理。
朱熹从同安回归闽北之后，把书斋“牧斋”改名为“困学”，标志着他在逃禅归儒历程上的一再彷徨动摇得到了初步克服。
第三个问题：
理学文化在武夷山的主要体现
武夷山晚对峰上有一处引人注目的摩崖石刻：
“道南理窟”（易斋马负书题）。
这四个擘窠大字每字两米见方，苍郁古雅，内涵深奥，既有艺术价值，又是概括武夷山系“理学渊薮”的历史徽志。
摩崖石刻“道南理窟”的涵义是什么呢？
“理窟”意即武夷山乃理学荟萃之宝地。
“道南”源于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
当时，程颢在家乡河南颖川送别他的得意门徒杨时、游酢学成南归福建时说：
”意即：
“我的理学造诣和成果从此可以向南方传播了！
”杨时、游酢后来讲学著述于武夷，终老于斯。
他们的理学一派在武夷一带植根繁衍，历南宋、元、明、清数代，经久不衰。
初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全面复建于2001年，位于九曲溪五曲溪东，隐屏峰南麓。
据董天工的《武夷山志》记载：
武夷精舍是当时武夷山一大建筑，人称“武夷之巨观”。
武夷精舍一创办，便吸引了各处学者纷至沓来。
曾经名噪一时的理学家，武夷精舍是朱熹完成《四书集注》和以它为教材实行完好的教育实践的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它的作用在于：
通过创立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传统的主体意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
他始创"
四书学"
，即把儒教创始人孔子、孟子和他的学生曾参、子思的经典论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成一个系列，加以权威性的阐述、诠释，名之为《四书集注》。
朱熹在以《四书》为教材进行的教学实践中，努力促使它成为官方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
果然，由于朱熹及其门人在教育实践中的不懈努力，当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朱子学自南向北传播，被朝廷定为一尊，成了国家的正宗思想，武夷理学文化也就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文化；
这一切，都是朱熹在武夷精舍著书立说、兴教传学打下的基础
3、精妙绝伦的佛教文化
一、佛教文化在武夷山的发展
公元前七—六世纪，迦毗罗卫国王子乔答摩.悉达多得道成佛，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佛教创立。
中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公元67年印度二僧人携经至洛阳，建白马寺浮图，大量翻译佛经，自此广为传播，魏晋南北朝极盛一时。
武夷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尤其是可与中原文明相媲美的古越悠久文化，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积淀了丰厚的底蕴。
但因地处偏隅，交通艰阻，加上汉武帝尽涉闽越人至江淮，域内人烟稀少，百业凋零，因而在汉代失去佛教传入的机缘。
一、佛教文化在武夷山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为避中原战乱,士大夫三次“衣冠南渡”纷纷迁入闽北，佛教也随之传入武夷山。
唐朝开国之际的武德元年，有僧人在武夷山茶洞的接笋峰下，创建“石堂寺”是为武夷山最早的寺院。
自此佛教开始流行，寺庙渐多，仅唐天宝至后晋天福年间兴建的寺庙就达二十多座，包括奉自救建的。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在铜钹山修行的本土人士哀寿禅师，他常为当地乡民诊疾，传其佛道高超，力大无穷，涉险如飞，能预知人之休咎。
唐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派遣登仕郎颜行之至武夷山封名山大川，并立碑“禁樵采”，客观上影响了寺庙在武夷山风景区内的建设规模。
与此相对应，武夷山周边区域的寺院大兴。
唐初统治者扬道抑佛，中原佛教多受冲击，寺院凋零，僧侣廖落。
而武夷山“山高皇帝远”的区位优势，为佛法弘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可能空间。
使佛教在武夷山乃至整个闽北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特出贡献者，当首推马祖道一禅师（709—788年），马祖在南岳怀让处得道后，自赣入闽，传衣钵经武夷山洋庄佛岭，遍行闽北腹地，其建寺处称佛迹岭,有遗迹多处。
自此禅化大行，“七闽禅学实师为之肇”。
继马祖禅师开化七闽之后,至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武夷山佛教进入大发展阶段。
唐末著名诗僧贯休屡有诗文寄赠武夷山僧人。
浓郁的佛学氛围，还孕育了以扣冰古佛为代表的一批高僧，对佛法向纵深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扣冰古佛法号藻光出生在武夷山吴屯乡一个官宦之家，少年出家，苦修佛法，颇得真谛，僧徒众多，“声誉大卓，道场与天台、曹溪并峙。
”后唐天成二年（928年）被闽王王延钧礼为王师。
在闽、浙、赣一带影响极大，直至今代。
后世尊之为“辟支古佛”，福州鼓山、峨眉山等佛教圣地均有供奉。
入宋以后，朝廷政治软弱，特别是后来的南渡偏安，促成中原文化的重心南移。
对政治的失望和自我价值的失落感，使“邦无道则隐”的深刻观念遍植文人雅士的心怀。
武夷山水以其灵异隽秀的环境特质。
成了无可替代的南宋文化中心。
一时间名儒荟萃、高僧云集、羽士毕至，儒释道三教互融共存、相得益彰，三教名山自此确立，成为当时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也为武夷山佛教在宋代保持长时期的全面繁荣提供了最淳厚的人文背景。
其间高僧名师迭出，仅被记载在佛教名籍《五灯会元》中就有近十名。
儒林入佛、羽流入佛更使佛学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
朱熹年轻时曾参禅事佛，深悟其理，尔后集儒释道之大成，蔚成大观，世居武夷山的二代名儒胡安国、胡寅、刘逸之、刘子翬等均精研禅理，与大慧、圆悟、道谦等高僧过从甚密、均属宋代著名居士。
以道法盛名的羽士转而成为省悟真谛的名僧也不乏其人，如道人吴十三，最终归入佛籍，成为其杰出代表。
蒙古铁骑踏破中原后，采取一元化的文化高压政策。
加上元朝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使北传佛教（汉族地区佛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武夷山的佛教活动自此进入低糜阶段。
仅有纯民间性的一般佛事，影响甚微。
元朝政权正是被在福建秘密发展起来的明教组织发动的农民起义所灭亡。
所以明朝建立后，朱元漳深知民间宗教组织的厉害，对宗教活动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对福建地区尤甚，一时间深受影响。
但士人祟佛仍多，明成祖为拢络之，对佛教敬仰有加，特别是因大红袍的因缘，敕建了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传为佳话，使武夷山佛教复盛，成一支独秀，领十方丛林。
清代，地方经济的发展和道教的衰败，武夷山佛教进入了大复兴时期，在景区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先后在碧石岩、虎啸岩、慧苑、竹窠、弥陀岩、天心岩扩建了佛寺，聚集了一批颇有造诣的高僧。
康熙初年；
著名画僧原济（石涛）入武夷山作《武夷山水全图》。
清初大儒黄道周的门人卢寿宗在武夷山出家，法号超位，皈依者众，与其师兄明觉禅师（曾为顺治帝讲佛）俱负盛名。
康熙46年（1706年）“尝主浙江天童法席”的泉声超煌禅师寻居虎啸岩天成禅院，引得名流竞相造访。
康熙50年（1711年）超位法师的弟子居武夷山50余年的铁华上人杖锡京师，传播佛法，声振朝野，确立了武夷山做为佛教“华胄八名山”之一的重要地位。
其间著名的禅师还有至流球“图其山川以归”的海靖大和尚和衍操、超全、兴觉等法。
光绪8年（1882年）扩建天心永乐禅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鼓山涌泉寺德容大和尚来武夷山主持兴建；
广增庙宇,永乐禅寺由此鼎盛，僧众近200人，佛法大兴，至民国末年前后开设七场大戒，法席广被，禅律并盛，成为僧俗朝拜受戒的道场。
帝师陈宝琛题“福德因缘”匾赠予禅寺，由此香火大盛。
二、佛教文化在武夷山的体现
◆华胄名山千年古刹
天心永乐禅寺始建于唐代贞元（公元790年）年间，是武夷山最大的佛教寺院，佛教“华胄八名山”之一。
武夷山方圆百里，群峰林立，如成千的莲叶簇拥着一朵莲花，而禅寺正处于莲心之位置，因而古称“山心庵”。
禅寺周边古木深崖，移步见奇，涉目成趣。
站在禅寺前面的小山上回望，五只大象正拖着长长的鼻子匍匐而来，如同前来朝圣这座千年古刹。
天心永乐禅寺不但坐拥“千叶莲心”、“五象朝圣”之美景，而且高僧倍出，名流荟萃，屡被朝封，佛教文化积淀悠远绵长，还精制出国宝级的名茶“大红袍”。
名山、名寺、名僧、名流、名茶交相辉映，共同成就了这座千年古刹、华胄名山。
游览天心永乐禅寺不但可以领略“举步登山，山浮云际”的惬意，可以享受“到此般般放下，从此步步高升”的快慰，可以放牧“天心月圆，花枝春满”的心情，可以体味“禅茶一味”的悠然禅趣，更可以徜徉在历史的时空，与先贤对话、向古圣交心而启迪人生的智慧，与青山对坐，用白云洗心而荡涤心灵的尘土。
◆天心明月——扣冰古佛的天心开悟
扣冰和尚，又称“辟支扣冰古佛”，俗姓翁，法号藻光，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生于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
一心向佛，十三岁即出家为僧，苦修不懈。
874年（唐乾符元年）藻光和尚受辟支古佛显化指点到山心庵挂单修行，这年中秋之夜，月圆天心，藻光望月而豁然启悟，感叹道：
“欲会千江明月，只在天心一轮光处，何用捕形捉影于千岩万壑？
以踏破芒履为耶？
”
这就是“天心明月”典故的由来。
后人为纪念扣冰古佛便把山心庵改名为天心寺。
◆天心问禅——朱熹和大慧禅师的天心问禅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的父亲朱松病逝。
绍兴二十年（1120年）五月，朱熹去婺源扫墓归来，顺道拜访时居天心寺的道谦禅师，恰逢大慧宗杲禅师应道谦之请到天心寺说禅，适然省悟，并以诗《天心问禅》记之，盛赞大慧禅师的禅学境界和天心庵得天独厚的禅境。
诗曰：
“年来更惑青苔路，欲扣天心日不撑。
几度名山云做客，半墙禅院水为僧。
枕石漱流心无语，听月煮书影自横。
不待钟声驾鹤去，犹留夜籁传晓风。
”大慧禅师回径山后也致偈朱熹：
“天心一别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
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
“天心问禅”致使朱熹一朝启悟，为他日后创立融儒、释、道之大成的朱子学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他所耽迷的禅宗的禅悟、华严宗的思辩，后来都被他加以儒家思想的改造，融化在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哲学和思想，朱子理学具有丰富的佛学精髓。
武夷山佛教通过朱熹的理学，进而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永乐授封——明成祖敕封“大红袍”和“天心永乐禅寺”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派大将胡潆踏遍名山大川寻找建文帝的踪迹。
作为儒、释、道并举的名山武夷山自然也不被放过。
时张三丰正归隐武夷，胡潆于永乐17年抵达武夷山，遍访各寺院，无果而终。
因其耽迷于天心寺的禅茶，目睹了僧人精制“大红袍”的全过程，聆听了举子报恩“大红袍”的传说，被浓浓的茶香所陶醉，而在天心寺恋栈月余，后把天心禅茶带回进贡皇上。
品了天心贡茶后，明成祖龙颜大悦，遂赐封天心禅寺为“大红袍”，降旨天心庵“精耕勤灌，嫩摘细制，世代相传，岁贡入京。
”同时敕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扩充构体，极一方盛概。
两块圣旨碑和两尊石龙至今犹保留在禅寺旧楼内，见证了几百年来天心永乐禅寺的兴废荣辱。
而天心禅茶“大红袍”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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