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现代化道路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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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采取大举借债的方式，而是直接引进外资发展经济。
（4）企业规模结构：
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先是政府力推大企业的发展；
韩国搞了新农村建设运动，但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实际上没有减缓，而是加快，为了解决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就业，降低失业率，韩国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举措是实施了十年振兴中小企业计划，大力发展了小企业；
结果，中等收入的人口增加，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减少，韩国居民在60～80年代的20年中，因小企业的发展，迅速富裕了起来；
XX也是中小企业立岛，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是发挥了劳动密集优势，二是提高了劳动在GDP中的分配率，三是因中等收入者增多和失业贫困人口减少。
小企业的大量发展，使韩国和XX具有共同的特征，在整个工业化时期，城乡差距较小，虽然没有象拉美一样在社会福利上讨好居民，但是基尼系数较低，社会收入分配较为公平。
（5）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组合：
在工业化过程中，韩国和XX都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如韩国的李承晚和朴正熙，XX的蒋家父子，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国家治理体制；
而韩国和XX高速增长时期，实际上都是在政治高度集中阶段完成的；
但是，韩国和XX在经济体制上，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审批较少；
韩国在工业化时期，由政府来推动经济成长；
由于政治上的集中控制，经济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中，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和环境。
（6）结果评价：
经济健康快速增长，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
失业率较低，人民生活较快实现了富裕，收入分配较为公平；
经济发展史上称之为发展的“东亚奇迹”。
在比较的四种现代化模式中为最优。
2.拉美模式
人口转移没有户籍限制，城市化水平较高；
工业化初中期时，由于农业集中度高，大量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在有些国家中逐步地进行了改造，但是，还是有大量的贫民窟；
优点是，人口进入的居住成本较低，家庭团圆，人口在城乡区域间不剧烈流动。
在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过程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上重化工业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迅速，服务业发展层次不高，劳动力资源过剩，但不得其用；
拉美农业，土地的集中度比美国还要高，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很好，如果美国政府对农业没有支持，美国农业的竞争力不如拉美。
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后，拉美进入了主要为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一段时间中不直接引进外资，而主要以借债发展本国工业。
拉美在工业化过程中重点发展的是大型企业，产权制度上，一些国家在国有和私有之间摇摆不定；
不重视小企业的发展，农业向特大规模集中。
政治体制上，威权集中的政治与XX民粹政治交替，在威权主义政治主导时，经济发展较快；
而在XX民粹主义政治主导时，政治家选举中不顾财力讨好选民，导致福利早熟，并且发生债务和财政危机；
拉美政府对经济事项的审批也较多，政府办事效率较低。
在20世纪80年代前经济增长较快，80和90年代，XX化加快和民粹主义政治较强时，选举讨好选民，福利负担沉重，发生财政和债务与金融危机，使拉美陷入负增长和低增长的20年；
失业率较高，贫富差距较大。
总体上是不成功的。
3.印度模式
户籍放开，人口转移的速度非常缓慢，至今城市化水平在30%多一些；
30%—40%的城市人口在贫民窟之中居住，居住成本较低，家庭团圆，人口城乡、代际间流动不如中国剧烈。
农业的增加值在下降，但是农业就业比率下降速度较慢，较多的农业人口分配越来越少的农业增加值，实际是印度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次原因；
除了软件业发展较快外，基础和体系性的加工工业发展较慢，服务业比例较高，但是层次较低；
农业中就业的比例较高；
农业生产条件比中国优越，但是，与拉美和美国等相比，经营的规模还是要小得多，农业在国际市场上，也没有竞争优势。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实行出口导向和对外开放的战略，而且进口替代战略又受到外汇短缺和政府集中资源能力太弱的限制，借债和引进外资都规模不大。
企业集中度不够，特大型企业发展不足，骨干性的大企业数量不多；
从其失业率高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来看，小企业也发展不足。
西方XX式的政治与政府管理较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
XX政治使得重大决策效率较低，而计划经济使政府对经济的审批事项太多；
形成既没有活力，也没有集中资源优势的体制组合，加上其传统种姓制度和部族XX冲突，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在独立后的40年，经济增长特别缓慢，特别上世纪80年代初，虽然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中国高，但是，今天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
农村和农业中剩余劳动力数量太大，实际失业率较高，贫富差距较大。
其独立后40年的现代化，在四种模式中，是最不成功的。
4.中国模式
户籍管制，人口迁移受到户籍限制，但是，实行了临时居住制度；
对推进城市化方面有犹豫，甚至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还算较快；
由于政府太强和城管制度，贫民窟较难存在，低价小产权房不容许存在，大产权房价格很高，城市中居住成本太高，农村向城市的大部分转移人口不能留在城市中；
人口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剧烈流动，家庭不能团圆，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市，未来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较大。
农业增加值下降较快，但是，农业中就业比率下降速度较慢，实际是中国城乡差距较大的一个深层次和最基础的原因；
出口加工型和国内消费型工业发展，吸收了农业中转移的劳动力，形成比较优势；
国内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率都较低，导致就业困难，GDP能耗较高，污染物和炭排放量较大；
由于1978年后，土地承包经营，人多地少，家庭经营平均规模比印度还要小，由于种种原因，土地集中速度较慢，加上农村居民生活成本提高，中国农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弱。
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采取了引进外资和建立对外开放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大措施；
出口拉动对经济的成长贡献很大，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重视大企业、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企业的集中度逐步提高；
忽视小企业发展，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
导致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转移到城市，城镇中就业困难，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保持了30年经济增长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既通过改革调动了经济的活力，又有政府推动和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越性；
重大事项决策的效率较高；
但是，政府各部门对经济的审批管理仍然很多，经济发展的民间活力还是受到影响；
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分配财力的权力太乱和太强，机构和编制没有从经费预算制度上得到控制，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越来越重。
经济高速增长，总量规模较大；
工业体系形成，工业、城市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完善；
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人民富裕的速度不如东亚模式快，国强民不富；
实际的失业率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控制，还在继续拉大。
如果打分，四种模式中国排名第二，基本成功，但与东亚模式相比，有重大的不足。
二、现代化道路比较对中国未来如何走的启示
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四种现代化类型的比较，有助于我们从这样三个方面认识和思考问题：
在比较反映出来的中国的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调整，未来的隐患在哪里？
根据各种不同类型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如何清晰地调整一些思路，确定一些战略，改革体制和制定对策？
清楚地看到现代化成功国家的背后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组合条件，避免被可能不正确的主X所误导。
现代化道路上，会遇到许多问题。
如生态环境、人口老化、性别比例、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竞争力不强、资源消耗过大等等。
但是，中国在未来30年时间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最重大的，特别是现代化道路可能中断，或者政治上翻车的问题，我觉得应当重点和集中地进行讨论。
如产品竞争力不强，我们可以想办法，但是，社会动荡，政治上没有控制住，政治上翻车，现代化进程中断，这种格局大部分是不可挽救和不可逆的。
1.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组合上，是XX化，还是集权制？
是转向国有加计划经济，还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
（1）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中的政治体制
一些学者认为，只有政治上的XX化，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世界上几种现代化模式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在今后完成工业化，估计在30年左右，中国还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还是需要一个威权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以保证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保证在一些关键的方面党和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一些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项，XX参与、科学决策，但是在党的领导下，看准了的，正确的，就要拍板干，要有决策的效率。
在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现代的城市社会和非农业经济转型时，通过四种类型现代化道路的比较，证明印度、菲律宾，包括目前泰国的XX制度，导致政权频繁更换，政局不稳，政令朝定夕改，办事效率很低，社会动荡，产权和财产得不到保护，创业、投资和经营，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创业、投资和经营的人心不定；
而由于XX化各方的制肘，一些重大的事项，在议会中久拖不决，一些投资建设也因弱政府受到强社会的抵制而延期甚至取消，政府不能有效地集中社会资源办一些大事。
这就是现代化进程中印度模式发展缓慢政治体制方面的重要原因。
从东亚的模式来看，政治体制的XX化，一定是在第一次现代化完成之后开始。
而且，在政治体制转型的时候，将迎来一个混乱和低速增长时期，XX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再后来，随着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和成熟，可能会步入一个稳定的增长期，但是，由于基数已经较大，增长不可能再有较高的速度。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推进XX化进程。
我们在去年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就发展党内XX、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地区间XX协商、立法科学和XX化、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推进财政公开和XX化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司法以法独立办案、发展民间组织和发挥XX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都要在政治上相对集中和经济上更自由为原则，以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为重点，坚持可控和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稳步而坚定推进。
30年后的未来，XX化到底怎样走，我认为，那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后代人研究的事情，是保持和改善现行的体制，还是要进行改革和转型，他们会想出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从现在起的也可能是30年时间中，为了我们现代化的顺利进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的富裕，我们仍然，并且必须要坚持共产党集中领导下的政治体制与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发展人民XX，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
（2）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千万不能动摇
一些学者认为，从中国城乡间和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看，改革开放30年，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错误的，特别是从美欧漫延的金融危机说明，中国应当向公有制经济为主和计划经济转向。
实际上，从现代化道路的四种模式比较看，印度在独立后的40年中，搞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即计划经济和一部分国有制，这种政治上的XX化和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制，可以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最糟糕的体制组合，政治上的无集中力和经济上的无活力和低效率，使印度经济超低速缓慢增长，独立后的40年，可以说是印度现代化失去的40年。
有所有制和资源配置方式方面，中华人民XX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朝鲜60多年的历史，拉美一些国家在国有和私有之间摇摆的历史，都证明计划经济是低效率的，形成短缺，票证供应，没有动力和活力，浪费较大；
都证明，国有经济产权不清，资本集中导致所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发生内部人控制和投资经营低效率，债务高企。
对于拉美，这是财政赤字债务过多而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曾经使金融体系几乎濒临崩溃。
有的学者认为，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实现公平。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论断。
数据和实践也证明，凡是搞国有经济的国家，要么是贫困的低水平的平均，要么如印度和拉美等国家一样，基尼系数特别高；
而东亚搞市场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国家，却失业率较低，因贫困而失业的人口较少，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收入分配较为公平。
中国建国后30年，搞了贫困的平均。
改革开放后，凡是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和计划经济影响遗留较重的地区，从数据上看，都是城乡差距、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和基尼系数较高的地区；
而那些个体私营经济比重较大和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较充分的XX和XX等地，却是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较低的地方。
2007年底美国房屋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各国所有制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方面要向国有和计划经济转向。
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由于其复杂性，发售者与购买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金融产品需要政府来监管。
由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忽视、失误，甚至可能是纵容，是其形成经济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目前，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向类似的金融机构注资，是为了挽救它们，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并不是所谓要向国有经济转变。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种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了投资和购买者的利益，人民委托政府要加强监管，如要严格监督和管理产品的设计、规则、风险，还包括金融高官的薪酬水平。
政府要管理市场失灵的部分，如垄断、交易欺诈、准公共产品等等。
对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监管，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付市场失灵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而不是因此而要转向国有制和计划经济。
未来的3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在经济体制上，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同志设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迈进，以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市场经济为主要配置资源方式，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要正视中国现代化模式中的重大缺陷，注意中国未来30年，特别是近10年可能发生的大的问题和风险。
（1）失业与其引发的社会动荡。
从四类现代化模式的比较看，只有东亚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韩国和XX在它们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坚持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由于高度重视和放开能大量容纳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得到了快速的转移和充分的利用，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失业率最低，在2%左右。
而印度、拉美和中国三类现代化道路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劳动力就业问题方面，都存在重大的缺陷和不足，实际失业率都在10%左右，甚至以上：
A、印度独立后的40年中，不成功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使劳动力不得其用，而计划和国有经济，又使能容纳劳动力的企业在数量上得不到发育和发展，结果失业率很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和过多，农村中有剩余劳动力3.5亿左右，毕业大学生的失业率在17%左右，失业率在10%左右。
B、拉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使劳动力过剩的劣势变不成比较优势，而重视大企业的发展和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又使劳动力不得其用，失业率很高，很多时候在10%左右，甚至更高。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20世纪90年代提出大企业和大集团战略，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单位资本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
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工作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14000万人，下降到目前的3500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1亿多工作岗位；
GDP中资本、资源、道路、办公楼、广场等形成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小企业和服务业形成的比例越来越低。
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带动，上规模、上档次、搞龙头企业，是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思路和战略。
而过去的30年，对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对服务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忽视，在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促进，使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
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3亿劳动力。
实际的城镇失业率，我认为保守在10%左右。
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农村中还至少有2.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600万左右；
城镇建设占地，每年还有200～300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
还有每年城镇新增5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
而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300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是世界发展史上都不曾有过的。
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巨大的就业问题，我想，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导致我们政治上翻车的，导致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将是失业严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
（2）三大差距继续拉大，各阶层心理不平衡可能会加重，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激化。
中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对缩小城乡、居民间和地区间收入与发展差距做了大量的工作，拉大的幅度在缩小。
但是，差距还是在继续扩大和拉大。
解决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差距问题，最佳的是东亚发展模式。
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使得被规模太小的土地捆住的低收入人口相对越来越少，GDP中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与总人口中日益减少的农村人口相适应，保证了种粮农民的收入不至于过低；
而城市中的中小企业发展，则吸收了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过剩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因闲置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减少；
而政府鼓励创业，中小企业主和投资者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
这三个方面，使得韩国和XX地区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收入分配差距和基尼系数要比印度、拉美和中国都低和公平得多。
与东亚比较，中国的问题在于，城乡差距扩大最基本地源于GDP中农业增加值下降过快，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慢，较多的农村人口分配越来越少的农业增加值，城乡差距必然持续扩大；
每千人口平均拥有小企业数量比东亚低得多，使就业发生困难，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多，而创业和小企业不足，又使中等人口较少。
结果必然是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我想，中国社会动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将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阶层间心理的不平衡和行动上的仇视行为。
（3）在各种现代化道路中，还没有被学者们认识到的是，最危险的中国城市化方式，将给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成巨大社会动荡的隐患。
上面已经分析，东亚的韩国和XX，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虽然分别采取了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不同的模式来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但是，都在城市化水平已经较高，并且房地价格大涨之前基本提供了城镇居民的住宅。
如XX1980年的城市化水平为65%，而住宅自有率为85%。
韩国和XX地区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贫民窟，但是，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财力的增强，逐步地被改造了。
关键在于人民的收入支出能力与当时的房价成本相适应，特别也使得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在城市中能住得下来。
而拉美和印度则是相当比例，甚至主要是通过低成本的贫民窟办法，逐步转移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使他们在城市中进得来，住得下。
虽然条件较差，景观不美，但是，人口城乡间的剧烈流动减少，家庭团聚，农村老龄化问题要比中国的未来轻。
但是，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得下。
未来最危险的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要比城市快得多，城市化的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要比贫民窟存在的印度和拉美严重得多。
（4）如不想出一个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操作严厉控制住供养规模的膨胀，严厉控制住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机构的收费罚款，痛下决心精简其对创业、投资和经营的各种审批和干预，国民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负担会越来越重，社会发展的活力会越来越弱，政府在GDP中分配的会越来越多，形成尖锐的政民矛盾和冲突。
从东亚韩国和XX地区的发展来看，政府对中小企业都实行了较低的税收政策，而且，预算控制机构和人员，将政府的膨胀控制住了，使政府的收入规模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
而印度和拉美，由于XX制度，收税要通过议会，预算首先要议会批准，也将政府的收钱和化钱基本上管住了。
但是，在中国，与其他三种现代化道路相比，政府、政府各部门和一些行政事业性机构，其收税、收费、罚款，没有被控制住，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化钱，也没有较有效的制度设计控制住。
政府实际收入占GDP的比例过高，在33%左右，政府实际开支占全部实际收入的比例也要比东亚、拉美和印度高，在40%左右。
由于政府依靠权力分配GDP，而这种收费权和化钱权没有得到制衡，形成GDP中政府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
是导致国强民不富的一个重要原因。
（5）长期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与东亚模式比较，GDP的分配和使用偏重于政府，人民并没有相应地富裕起来，将会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大陆是除了东亚发展时期外，在长时间中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
但是，东亚经济增长速度快，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快，其城乡居民在二战后60年代到90年代，迅速富裕了起来。
而对中国大陆责备较多的是，改革开放快速增长的30年中，居民没有象东亚那样快速地富裕起来。
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国民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
一旦外需发生问题，国内很容易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
实际上，韩国和XX居民迅速富裕起来，从比较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决巧，就是大力发展了大量的小企业。
一个基本的经验来看，狭义的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市化创造需求；
大企业形成工业体系，增强国家的生产竞争能力，而小企业则解决民生，富裕百姓。
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少，是就业困难，劳动在GDP中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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