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之祸根Word文档格式.docx
《中国教育之祸根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教育之祸根Word文档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1995年，他從大學校長改當小學校長：
應邀主政一家民辦公司投資創辦的武漢新世紀外國語學校，繼續實踐自己的辦學理念，雖然教育改革試驗很成功，但因爲學校投資人出了經濟問題，這項改革被迫半途而廢。
2004年，他把原來以路石命名的基金會正式更名爲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提出“爲教育改革鋪路，爲創造性人才的成長鋪路，爲振興中國的教育事業鋪路”。
他表示，將《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的五萬元人民幣稿費全部捐給這個基金會。
盡管劉道玉被迫離開他教育改革實踐的沙場已經多年，海內外卻一直沒有忘記這位教育改革家。
1989年，他被英國劍橋名人中心收入世界名人錄，聘爲名譽顧問，後又獲該中心頒發的20世紀銀質功勳章。
在他被免職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青年報社回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0年改革道路，在選擇教育界的改革風雲人物時，一致公認是劉道玉，派記者專程采訪做長篇報道，作爲紀念專題之一；
這一年11月，中央電視台名牌欄目《東方時空》也“英雄所見略同”，將劉道玉作爲教改代表人物拍攝，彙集在專題片中播放；
2006年１月，頭頂上時刻懸著達摩克利斯劍的媒體《南方周末》，又毅然刊出了祖慰的訪問記《教育改革家劉道玉棒喝教育》。
●教育改革的著眼點：
培養創造力
多維：
當年你走馬上任當武漢大學校長時，認爲當務之急要開刀改革的是哪些問題？
劉道玉：
我被任命爲校長，完全出乎意料。
本來我辭去教育部的官職回到珞珈山（武漢大學坐落在珞珈山麓——多維記者注），是要從事我的化學教學和科研業務，沒有想到回來不僅沒有擺脫行政管理事務，反而還把我推到了校長的位置。
不過自古華山一條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卻。
既然報紙上說我是“年輕校長”，就得有年輕校長的樣子——朝氣蓬勃，立足改革，提出“臥薪嘗膽，十年雪恥”的口號，要改變武大“老牛拉破車”的落後狀態。
我當時最想做的，首先就是營造一個民主、自由、寬松的教育環境和學術氛圍。
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馬寅初：
蔡元培提出的大學獨立、學術民主、自由的辦學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學辦學之通則，他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寫道：
“政治家是以謀現世幸福爲其目的，而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爲其追求了。
故而前者常常顧及現實，而後者往往慮及久遠。
”馬寅初因《新人口論》而挨批，他寫了一份《附帶聲明——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說：
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衆，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爲止。
他們的辦學理念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校長，應該有這種瞻望民族前景的長遠目光，應該有這種堅持追求真理的獨立精神，在校內創造適合科研和教學的自由空間。
第二個，是著力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當時我推行一系列教學制度的改革，允許冒尖，允許跳級，就是爲了在制度上適應學生的個性與興趣，尊重學生的選擇權，爲富有創造力的人才的脫穎而出，從制度上給予保證。
當時我在武漢大學實行轉學制時，沒有請示任何人，認定我作爲校長就有權這麽做。
這個制度實行後，學生在校內可以轉系轉專業，文理科可以互轉，校外的也可以轉來——北大、上海同濟大學、中國科技大、武漢醫學院等校都有學生轉到武漢大學來。
平心而論，我們的學術水平和師資力量不一定趕得上他們，但爲什麽這些學生向往武漢大學呢？
就是因爲我們的比較自由民主的學術環境、尊重學生志趣的氣氛。
第三，辦學要確立“學生是主體”的觀念，學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辦學的參與者；
既是改革成效的檢驗者，也是教學改革的依靠者。
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參加學生的活動，接待學生，與學生通信——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對，你當時對校長辦公室有三條要求：
凡是學生寫給你的信不能扣押；
凡有學生要見你不得擋駕（但可以約時間）；
凡學生舉行的活動應當通知你。
●被免職最遺憾的是壯志未酬
你得知被免職時是如何想的？
自從我選擇改革那一天起，就沒有凖備後退。
我預料到我的下場可能不妙。
果然，我的任期還沒有滿，突然地，以電傳的方式免除我校長職務。
我本來不想當官，對這個校長職務本身我並不留戀，如果說有遺憾的話，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訂武漢大學改革的第二個十年規劃，還沒有出台，更沒有來得及實踐——至今我那些設想還沒有人提出來呢。
例如，我要改變“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
現在我們實行的分科招生，其實是爲了提高升學率。
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學生學理科學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興趣，如錢锺書、吳晗這些人爲何選擇文科？
因爲他們熱愛。
但1961年之後，分文理科主要是爲了升學率，部分考生認爲自己數理化基礎不強，進大學把握不大，於是就轉向文科。
這就造成了某些學生的素質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學模式。
文科到現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學模式上，基本上沒有形成形象化、實踐性的教學手段。
我當時凖備在文科建立五大實驗室：
以哲學系爲基礎建立心理學和思維科學實驗室；
在經濟學院建立經濟模型實驗室；
在法學院建立模擬法庭，擁有民事審判的正式權限，有法官、庭長、書記員一整套編制——美國就是這樣，他們的一流法學院就有民事審判權；
在圖書情報學院建立信息工程實驗室；
在新聞學院建大衆傳媒實驗室，可以製作影視作品。
這樣就把理工和技術手段引進文科，徹底改造文科教學。
第三，如果說我八十年代中期重點是放在教學制度的改革上，那麽第二個十年想推出來的，是教學體系、課程設置上的改革。
多年以來我們的課程設置體系，都是重視知識的傳授，而不重視科學思維方式的傳授，我們90％的課程都是知識型的——像你們這一輩學生都是“灌”出來的，中文系弄那麽多小說選讀課，老師一篇一篇去講主題、結構！
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課程，將大部分、至少一半學時，來培養科學的思維方法。
這些想法不能付諸實踐，才是我最大的遺憾。
到現在我沒看到哪個學校想到這些問題，更沒推出改革措施。
●爲何得罪國家教委和省委負責人？
你被免職究竟是什麽原因？
在你的書中寫了，你被免職後，當時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在北戴河召見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領導國務院屬下一個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的機構，或者選擇任何大學再出山當校長。
有人由此推測，你被免職，可能是一個在中國司空見慣的人事算計之謎。
你自己如何分析？
是當權者認爲你“離經叛道”，還是因爲他們的利益受到了觸犯，還是有某些恩恩怨怨？
——專訪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續一）
原因是多重的：
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蓋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爲對某些領導人的權威提出的挑戰……但我認爲核心的問題，是利益的衝突。
例如國家教育部門那位主管，就認爲我威脅到他的地位。
1982年，教育部長蔣南翔任職到期，誰來接任？
中共中央組織部到教育部來，對處長以上幹部進行一次“部長候選人”的民意測驗，我的得票是第一位，當時的這位副部長得票比較低，據說他爲此還氣病了。
當然，我是堅決不想當的，當時我就到中組部去陳述說，我已經在1979年當了一回教育部的“逃兵”，任命了我也不會來的，千萬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動，你們中組部也被動。
這是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脅到他的位置：
論年齡我比他年輕十歲，論在群衆中的威信我比他高，論教育論著我也比他多。
1985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級的國家教委，據說人事方案之一是由萬里副總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擔任第一副主任，這消息傳得非常廣，我得知後，再一次到中組部去陳述我不能擔任這個職務的理由。
我非常高興後來中央決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脅。
關於改革理念，我與他們也說不到一起去，發生過三次衝突。
一次是關於“學分制”的。
這位主管在會議上公然說，搞什麽學分制啊，美國搞學分制失敗了，蘇聯不搞學分制，衛星上了天！
有次我與他辯論說：
“×
×
同志，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無知。
你從哪裏得知‘美國學分制失敗了’？
據我所知美國現在各大學依然還是學分制，而且更有發展。
至於蘇聯不搞學分制，我們也沒有說學分制是大學培養人才唯一的制度，可以試驗嘛。
”
第二次是關於培養“創造型人才”的問題。
他批評我們武大說：
提出“創造型人才”，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遠，大學四年怎麽可能培養出“創造型人才”？
我說：
培養“創造型人才”，是我們提出的辦學指導思想，培養創造性人才也有一個漸進過程。
我們這麽提，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開發學生的創造性素質，爲他們今後從事創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礎；
也不排除少數出色學生在學習期間就能出創造性成果，現在不是就有學生出版了文學作品、學術論文嗎？
你認爲大學四年培養不出“創造型人才”就不能提這個目標，我倒要反問你：
現在提“要培養學生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是否能保證大學四年樹立這樣的世界觀？
如果說學生做不到，是不是我們也不能這樣提？
第三次，是關於政治輔導員問題。
一百個大學生配一個政治輔導員的制度，是1962年由清華首創，推廣到全國，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反修防變的産物。
我調查研究發現，這個制度並不受學生歡迎，政治輔導員隊伍也極不穩定——選業務好的教師來幹，他不安心；
選業務不強的教師來幹，他沒有威信。
1985年，我將這個制度取消了。
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教委主管指責我說：
你取消政治輔導員，就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
我說，加強思想工作不在於形式而重在實效，我們將英國牛津、劍橋的導師制引進來，規定每個講師以上教師都要帶十個學生，將教書育人制度化，這就是加強思想工作。
這幾次爭論，他雖然輸了理，但他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對我耿耿於懷。
武漢大學歸國家教委和湖北省委雙重領導，湖北省委的態度如何？
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負責人也發生過衝突。
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漢大學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爲建房，爭占楊家灣80畝水塘，民工打起架來，雙方都有人受傷。
我當時在上海開會，回來得知後批評了我們學校有關部門。
省委書記的秘書是水院畢業的，不知他怎麽彙報的，這位書記就召集武大和水院兩邊領導和基建負責人開會。
那是一個星期天，開會是臨時通知的，我事先並不知道。
一大早我去漢口同濟醫院看望著名歷史學家唐長孺教授，參加醫院關於他病情的會診。
回家後，家裏人說你趕快到省委去開會。
我趕去了先檢討說因沒接到通知，來晚了。
省委書記大發雷霆說：
你們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電力學院師生員工沒路走了！
我說，你這話可不符合實際，難道水電學院五六千人現在每天不能走路？
他又說，這塊地你們兩家誰也不給，省裏要收回！
我說，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爲大學發展拓寬用地，你要將屬於學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馳。
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訴的權利。
他說，這塊地也不是你的呀！
我說，我們查過了，是1934年武漢大學從農民手上買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
他說，國民黨的地契，共産黨不承認！
我說，此話差矣。
香港是滿清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給英國的，我們1949年以後也沒有“解放香港”啊？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嘛！
他氣得說不出話來，說：
“你是個名人，說話要注意影響！
”我說：
“我不是什麽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書記主持的會議上，我是黨員，是武大黨委副書記，是省委委員，我不過是行使權利發表意見而已。
會後，我就到東湖賓館去找胡德平。
他是胡耀邦的兒子，當時是中央派到湖北來的整黨聯絡組長。
我說，如果兩個農民發生了矛盾，生産隊長會先聽甲方的道理，再聽乙方的說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調解。
省委書記可倒好，將兩所大學的領導弄到一起，當衆支持水電學院來壓我們——這連生産隊長的水平都不如嘛！
這個話我在學校裏也說過，有人向省裏打了小報告，書記、副書記大動肝火，說這個劉道玉狂妄到了頂點，竟然說省委書記不如生産隊長的水平！
後來國家教委副主任彭珮雲問我是否說過，我說：
我是說了，但我是特指他處理這件爭地糾紛的水平。
●教育失敗的總禍根是當局決策失誤
在你被免職十七年後的今天看中國教育，我承認，我對中國教育當局的思路十分困惑。
從表面上看，主管更叠了好幾屆，都並未“因人廢言”，沒有由於你個人的悲劇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實踐、你的教育觀念，甚至也沒有阻撓你率先創立的那些現代教育制度，在各大學推廣、施行。
但是，他們對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養創造性人才，都避而不談；
他們與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轅北轍，漸行漸遠。
你對教育現狀怎麽看？
你認爲中國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專訪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續二）
中國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時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還是關心教育的廣大知識分子，教育成了大家議論的熱點，這既體現了民衆對教育的關注，也反映出了民衆對教育的不滿。
大學合併，鬧得天翻地覆；
大學擴招，弄得天怨人怒；
研究生、本科生質量下降，學術腐敗日益蔓延，學者剽竊抄襲時有報道；
教授數量扒堆但素質卻嚴重下滑，有些人不務正業，在外兼職撈外快成風。
學術成果不能說沒有，但是真正原創性的、能夠跟國外的重大發明創造相提並論的成果，幾乎沒有……當前的危機，我覺得可以概括爲一句話：
大學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確方向，失去了嚴謹學風。
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麽？
有政治體制上缺乏民主制衡和監督機制的問題；
有市場經濟導致消費急劇增長，人們一切向錢看；
從學術上講，沒有自由民主，影響到學術的健康發展。
現在的中國，不僅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簡直就是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國家。
我們年輕的時候還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爲人民服務，信仰奉獻精神，現在什麽信仰都沒有了，就是信錢。
金錢成了人們最想要、唯一想要、永遠沒有滿足的東西。
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中也經過了早期斂財致富的過程，爲什麽沒有中國這麽亂？
他們的基督教對人們的道德起到了規範和制衡功能。
中國沒有這個東西，什麽制衡都沒有了。
根子追到哪裏？
我想去想來，可能還得歸結爲最高教育當局決策管理上的失誤。
“教育産業化”的口號究竟最先是誰提出的？
教育部後來否認說沒有這麽提。
我覺得問題不在於口號，而在於實際上怎麽做。
大學合併盡管遭到許多人反對，但還是要強行合併，從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艦’，牌子是誰批的？
教育界掀起持續的‘升格熱’，中專升格爲學院，學院升格爲大學，大學的系升格成院……是誰點頭的？
建設“211”工程（即“要在21世紀建設100所重點大學”），是誰訂的？
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是誰提的？
還有，各個學校急劇擴大招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産”，在拉動教育消費的思想指導下，超過學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擴招指標，又是誰下達的？
現在不少重點大學積極參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會”，簽訂那麽多毫無約束力的“意向合同”，這不是“産業化”又是什麽？
美國雖然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但他們也沒有要求學校自給自足，中國是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怎麽反要求搞創收呢？
現在大學都在搞“圈地運動”，校園越來越大，樓房越來越高，辦公室越來越豪華，勤儉辦學的宗旨早就忘得一幹二淨了。
據說某重點大學創辦了三個“科技園”，還在全國各地建了五個研究院，大力發展所謂“成人教育學院”，實際上是降格以求的變相本科教育……這不是搞以創收爲目的的“産業化”又是什麽呢？
國家安全靠國防，國家興旺靠教育，這是民族生存發展的兩個命根子，保證國家安全的國防，誰都知道不能當成買賣；
保證國家興旺的教育，怎麽可以當買賣呢？
這是最危險最可怕的買賣！
國家在這個買賣中巧取豪奪，教師在這個買賣中弄虛作假，百姓在這個買賣中不堪重負。
創建“一流大學”也是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喊出的口號，接著出現“千軍萬馬爭‘一流’”。
“一流大學”是靠提口號建起的嗎？
哈佛大學有名，是在三百多年的歷史中逐漸自然形成的。
世界一流大學都不是一朝一夕豎一個竿子就能見到影子的，它是長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積累。
教育決策失誤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
大致上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是個分水嶺。
譬如“211”工程、“校長學者化”、“振興教育行動工程”……都是在那時候；
“一流大學”、大學合併、“985工程”、大學擴招、研究生大發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末的事。
八十年代，中國大學還有一批職業教育家，他們都有比較強的決策能力，全心全意辦學，按照教育規律辦事。
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後的大學校長都是“雙肩挑”的學者，多數人沒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沒有獨立辦學權，只能上傳下達，照章辦事。
中國歷來有刮風的習慣，上面一刮風下面就跟風，教育領域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了。
想到教育問題，我就想用“醉漢”來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認；
教育明明出了問題，教育當局也是不承認，反而自我感覺良好，沾沾自喜。
這是非常危險的，諱疾忌醫，到頭來只能釀成大病，現在中國教育就是一個患了浮腫病的“病人”。
●出路在於改革教育部領導體制
用什麽辦法能夠對教育界起到強刺激作用呢？
教育如何走出危機？
還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要從源頭改起——從教育部領導體制改起。
關鍵是教育部要放權，大力精簡機構，轉變職能，不能再維持大一統的教育領導體制了，不能再以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通過控制、分配資源來領導全國教育了。
大一統的領導體制，一旦上面決策失誤，就是從上到下全局性的、長遠性的，上面決策錯了，下面跟著執行就要跟著錯麽。
如果是大學獨立辦學，你上面錯了，下面可以不執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過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文件，我參加了那次會議，那個文件就是強調要放權，但現在基本上沒有實行。
美國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國，但是美國就沒有像中國這種教育部。
美國於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只有兩項職能：
一是教育信息統計，爲全國提供信息；
二是監督制衡教育公平問題，其它都不管。
中國呢，教育部的權太大了，基本上控制了中國教育的一切資源，這和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計委控制一切經濟資源是一回事。
因此，教育部必須放權，從招生、科研計劃、教學計劃、教材、人事任免、基本建設、評獎……統統要放權，有的是放到重點大學——你看哈佛、耶魯，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嘛，它歸教育部官員管嗎？
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國的公立大學，主要就是州裏管。
放權之後，國家教育部就是制訂法規，制定宏觀政策，負責監督制衡。
當局或許擔心這會危及對青年學子的全面控制，不是光教育部門改得了的。
是的。
有個記者就對我說：
“教育現在成了中國最保守的一個領域，甚至比科技體制、比文化體制還要保守。
”科技、文化體制也都放開了，可教育體制迄今一直還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在運轉。
說起來這真算荒唐的笑話了，連大學生在校可以結婚，教育部也發個文。
有憲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該管大學生結不結婚嗎？
你憑什麽管？
還發了個“幼兒園管理”的文件，國家教育部管幼兒園！
由於它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來管教育，所以一舉手一投足就錯！
再比如招生，只給大學5％的招生權，自己控制95％！
北大、清華招生，自己不能做主嗎？
規定他們對5％的學生，“分數線可以下滑30分”。
這要你教育部管嗎？
哈佛大學招生招什麽人，要誰不要誰，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國家管不著。
還要規定“下滑30分”——31分都不行？
太可笑了。
說到底，教育部要放權，照老子講的“無爲而治”。
否則，中國的教育沒有希望。
——專訪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續三）
其次，要實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學術威望的高低來選拔校長，一定要選拔那些懂教育、熱愛教育、願意獻身教育的職業教育家來做校長。
現在大學辦得不好，校長要負一部分責任，雖然他們很辛苦。
我就公開提出來，教授治學，校長治校，要由治學的人來選拔治校的人，要將選拔校長的權力由黨的組織部門轉交給大學的教授們，他們才懂得選什麽樣的校長。
學術聲譽並不是與領導能力劃等號的，專門學問家與教育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行當。
同時，不能把校長當成一個官員，不能給他規定任期，規定行政級別。
只要他幹得好，教授們接受他，他就可以長期幹下去。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招收的學生四年才能畢業，時間短了，怎麽能檢驗他培養的學生好不好？
我統計了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幹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長艾略特幹了40年。
耶魯大學的校長列文——耶魯本來與我們武大結成姊妹學校，他幹了13年，是幹得最好的。
列文13年來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沒有教過一節課，他就專心致志地當校長。
要做一個職業校長，當完全的、整個的校長，而不能當陶行知先生所說的“命分式的校長”，所謂“命分式的校長”就是一個人有了妻子，還想著情人。
現在我們絕大部分校長，又要當校長，又要參加人大、政協，又要出國開會……還要帶研究生——這就造成了不公平競爭：
你校長帶研究生，申請基金、申請成果，別的教授當然搶不過你！
當了校長，就不得再從事具體的教學科研工作。
我個人認爲，校長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熱愛、值得獻身的事業，小者影響千萬人的學業，大者影響國家民族的命運。
傑出的大學校長常常是歷史轉型期時的民族精神的導師。
中華民族正處在一個歷史轉型期，當前正應該湧現出民族精神導師式的大學校長！
第三點，我認爲應該大力整肅學風。
雖然不能搞運動，但是要廣泛宣傳和檢查，要花大力氣。
這已經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亂世必用重典，不矯枉過正是糾正不了的。
●“魚”“漁”和“漁場”
你在武漢大學校長被免職之後，去搞民辦學校，是怎麽考慮的？
升级会员 